韩非曰“明主治吏不治民”，此虽专制思想自然之结论，亦为政治演进必然之趋势。在封建诸侯之中，贵族与君主共治其民，君民直接相通，而政教所施，人民实惟一之对象。此不徒受宗法制度之赐，列国地狭人少之事实亦有以致之。及小国并而为万乘之大邦，公族既尽，世卿同灭。君主势不能复为亲民之长。臣属浸失其共治之地位而沦为君民间承上驭下之佐治阶级。其本身亦遂成受治之对象。秦汉以后二千年间之政治关系大较如此，其端开自周末，而韩非此语则其理论上反响也。
法所以治民，亦所以治吏。《韩子》论官人治吏之法，大意不出苟子之范围。 其言曰：“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又曰：“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又曰：“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又曰：“为人臣者陈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也。”凡此殆皆上承师说而亦与商子之学相通。
儒家谓徒法不能以自行。《韩子》亦有得于此旨，故论公孙鞅之任法曰：“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于是采申不害之“术”以救法治之所不及，使君位巩固，臣不得侵，国本既定，则法治乃可成立。故术者“人主所执”以“潜御群臣”而保持其自身之权势者也。其异于法者有三。法治之对象为民，术则专为臣设，此其一。法者君臣所共守，术则君主所独用，此其二。法者公布众知之律文，术则中心暗运之机智，此其三。
术治发生之历史原因本章第一节之末已述及之。韩非殆承申子之余绪而加以补正。韩子假定君臣之间绝无仁爱信义之相与。君之权位，臣所觊觎。臣处心积虑以侵夺此权位，君处心积虑以保持其权位。故曰：“上下一日百战。”又曰：“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为君者当知臣下侵夺之所由而执术以潜取之。若徒恃法令制度，则恐奸邪之臣缘法为奸，并与斗斛权衡而窃之也。
《韩子》所论用术之方颇为详细，吾人不必一一缕述。其最要之点为明察臣下之奸，削灭私门之势。前者根本防止侵夺，后者则予权臣以直接之打击。韩非曰：“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故为君位之安全计，君主当“数披其木，毋使枝叶扶疏”。然而披木之直接手段，仅可用之于臣势未大之时。否则不免如鲁哀公之谋伐三桓，晋出公之图去三家，事有未成反为所制。故披木之术，当及早行之。而最妥善安全之办法为预防权臣之产生。《韩子》于是分析权臣坐大之主要原因而发为“五雍之说。其言日：“人主有五雍。臣背其主曰雍，臣制财利曰雍，臣擅行令日雍，臣得行谊曰雍，臣得树人曰雍。”去雍之术无他，明察下奸，固持上柄而已。
天下未有甘受篡夺之君主，而卒不免于篡夺者，其最大之原因为明有所蔽，私宠专听，而臣下乘之以养其势也。二者之中私宠为害尤烈，且往往又为专听之原因。故韩非于此不惮反复详言。如论人臣成奸“八术”，所举“同床”、“在旁”、“父兄”、“养殃”，皆壁佞逢君因以乱政侵权之事。又如论“擅主之臣”谓“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此于佞臣邀宠之惯技，尤能揭发无遗。且当邀宠之初，奸臣一以顺承为能事，其害尚不易见。及得宠既专，则君明日蔽而威日替，虽欲复求振作，而事已无及。一人擅君则耳目尽废，“国狗”、“社鼠”并为障害。故日：“毋专信一人而失其都国焉。
欲毋专信，则消极之术为无所信任，而不与臣下以逢迎窥伺之机，积极之术为君心独断，而不令臣下有弄权窃势之机。《韩子》曰：“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规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弑主也。”臣既不可信，则当以“七术”驭之。七术者，“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二三两端属于法治之范围，可置不论。其余则一、五、六、七均术治之要旨。“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二人争之，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惠子曰：“凡谋者疑也。疑也者诚疑，以为可者半，以为不可者半。今一国尽以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半者也。”此众端参观之说也。“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于汝。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此疑诏诡使之说也。“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此挟知而问之说也。“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无使得通辞，倒其言以告而知之。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与关吏，乃舍之。嗣公谓关更曰：某时有客过尔所，与汝金，而汝因遣之。关市乃大恐，而以嗣公为明察。”此倒言反事之说也。
虽然，仅用七术犹不足以驭臣也。君主固以权术窥臣，臣亦操心虑以伺君。故为君者又须避免为臣下所窥伺。《韩子》曰：“明主务在周密。”《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智见，人饰之。其不智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伺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人君致蔽之由既去，则所当慎行者独断专制一事而已。《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本尊君之旨而释之曰：“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此理虽显而易见，人所共喻。然君主治国不得不任吏以治民。偶一不慎则大权渐侵，旁落于奸邪之手。韩非举例以明之曰：“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人主既知“权借在下”之危，则惟有行绝对之专制，大权独揽，予夺由躬。“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则群臣者人君之仆役。驱之去，招之来，生*贵贱一听君意，又何篡夺之能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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