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

从故宫午门迁至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摄于1959年9月）

在文坛时疏离和孤独的感觉并没有因为“转业”而减少几分。上世纪90年代，作家陈徒手开启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系列文章的写作。他在1997年，集中走访了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几位老同事，以了解他当年的处境。这些老同事第一次就相关问题接受采访，现如今基本都已故去，口述也就成为难能可贵的史料。一位叫史树青的同事向陈徒手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郭沫若），业务上靠近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有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有怎么安排。”另外一位叫杨文和的同事告诉陈徒手：“馆里有一段时间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

陈徒手给文章起名叫《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他告诉本刊，这是因为在了解沈从文的工作地点之后，对午门的整体感觉刹那间被放大。“一方面是高大建筑对人的压迫和威慑，另一方面，又是沈从文孤寂落寞的身影。”沈从文在1951年写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件中，一段话让陈徒手最为触动：“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的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1962年，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里的两件展品。沈从文曾利用给陈列文物编写说明的机会学习知识

文物讲解其实也是沈从文排遣内心积郁的一个出口。在同样一封信件中，沈从文表示无法融入和同事们的相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不相*笑语中，越说越远。”相反地，沈从文细数了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观众，有村里来的小教员、美术学校的学生、老大娘、解放军、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等等。他的讲解给他们带来了惊喜和快乐。“……我也和他们谈谈，居然有人听得下去，说完时还向我谢谢，我也谢谢他们，情形很好！因为这种无心机的相处，对我是有意义的！”

有不少年轻人受惠于沈从文当年的文物讲解。比如王?，1953年7月第一次遇见沈从文时，是一名从朝鲜战场休假回国的志愿军战士，对文物一窍不通。沈从文相约给他作讲解，花了一星期时间才陪他看完展览。1958年，王?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建议下，调入了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日后也成为沈从文文物研究的重要助手。另外像是孙机，在1951年的敦煌壁画摹本展上认识了沈从文，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一名干事。那段时间他借调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室是天安门进去后两边的“朝房”，和沈从文是隔壁，因此有了经常聊天的机会。后来孙机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又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大家。追根溯源，他的职业选择是受到了沈从文的启发。

孙机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的后记中讲起这段往事，表示读到了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后，才知道沈从文那一段情绪不高，而当时他对此浑然不觉。“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里想。”孙机还记得和沈从文一同在中山公园外的窄板凳上喝老豆腐的细节：“先生指着如今膺美名曰豆花的或聚或散之白点子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50年过去了，每当提到绞缬我脑子里首先浮出的还是那半碗老豆腐。”

沈从文昔日的文坛好友并不太理解他的选择。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中写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沈从文自告奋勇，每天都去讲解。“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得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这样热情的解说，也许只有一次例外。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曾谈道：“大约在50年代中，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同志要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沈从文解释，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

在外行人眼里，和积满灰尘的文物打交道，了无生趣，沈从文却保持着高涨的热情。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在午门的两角楼上。沈从文的研究者李扬在《沈从文的家国》中描写：“一面的旧木架上摆放着一些陶罐，在墙角上存放着几具据说从埃及带回来的木乃伊，而另一侧的木架上放置的则是明代以来凌迟罪犯的刑具：鬼头勾、锥、刀、凿，东西虽然都生了锈，却依然十分锋利。”50年代的冬天要比现在的冬天冷。冬天的库房按照防火规定，不准生火和通电，库内气温经常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沈从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甚至被工作人员锁在仓库里，到下午上班时才被人发现，他也并不计较。

沈从文曾和历史博物馆的另外一位晚辈同事丁大华讲起这段时间的积累：“我写标签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对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都看得细致入微，而且边看边写边想……这些年，我对照古代服饰，翻阅了成百上千本文献书籍，光卡片就记了几十个抽屉，终于把历朝历代服饰的材料、式样、纹饰搞清楚了，而且触类旁通，对青铜、玉器、竹简、漆器、陶器、纸张、绘画也渐渐驾轻就熟。比如说铜镜吧，我摸过几千面铜镜，对照书籍资料，对历代铜镜纹饰如数家珍，什么海马葡萄镜、十二辰镜、尚方御镜、四山镜……你可以在背后递给我，我不用看，只用手摸，便可以把型制、朝代说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已经烂熟于心了。”

就在初到历史博物馆的10年中，沈从文接触了大量的文物实物，他自己形容，“过手经眼十万八万件”。这成为他之后极力倡导的“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研究方法的基础。

抗战前的沈从文

沈从文后半生向文物研究转变，不是突然产生的兴趣，而是在前半生的岁月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从文自传》里就蕴含着破解他后来道路命运的密码。这部自传写于1932年，当时沈从文只有30岁，还没有到达写出《边城》和《湘行散记》这样作品的巅峰。在沈从文的研究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看来，这部“过早”写成的自传，回溯的是一个“得其自”的过程，叙述自己生命的来路，目的是找到和确立自我。“这不是回顾，而是面向将来，为了应付将来各种局面而准备好的一个自我。”

“沈从文的‘自我’又是非常特别的。‘五四’一代的新青年受到现代思想的启蒙而觉醒，觉醒之后，就有了一个新的自我。但对于沈从文来说，‘自我’是从生命的开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不需要否定，而是要肯定过去的自己。这样的‘自我’就有很强韧的连接力量，当面临1949年这样一个巨大的断裂时，会去以往的生命经验里寻找支持。”张新颖对本刊说。

于是在《从文自传》里就可以发现一个年轻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兴趣。曾经是湘西巡访军里的一名要四处迁徙的小兵，沈从文的随身包袱里就有一份厚厚的家当：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值5块钱的《圣教序》、值2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等到在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陈渠珍的收藏爱好便给了他便利：“房中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无事可作时，我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

“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沈从文很感谢那份为期半年的工作对他认知的拓展。

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落脚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这里往西走200多米，就是古董店密布的琉璃厂，沈从文常在那里消磨时光。“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12年，从17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像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在《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的演讲中，沈从文说道。他接着感慨：“后来的年轻人，已不可能有这种好机会见到这么多各种难得的珍贵物品。”

等到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之后，沈从文便开始主动收集文物。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说，父亲的收藏起点在1933年，在北平结婚定居后。最开始是瓷盘，因为便宜，而且是那些品相不算好，不是有裂纹，就是崩掉点小瓷片的盘子。就是这样，战时逃难时沈从文还惦记着，写信让人给带到后方：“我那瓷盘子别给碎了，让某某带过来。”1938年后，沈从文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时，注意力在搜罗漆器。因为他在一个本地人家中，发现一个殷红朱素漆奁，形制竟完全如《女史箴图》镜前地上的那个东西。联系到他之前见过的北方漆器、川广两湖两江漆器、闽中漆器，他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中做出推测：“具边远区域性的工艺制作，因种种限制，或有个传统形式图案，不易改变，由今亦可以会古。”逐渐地，沈从文“收集也日益丰富，几乎可说是凡能用较少的钱，能买的全买到了”。昆明三年来共得到大小百十件漆器，后来漆器比较的文章便有了依据。

张充和在缅怀沈从文的文章《三姐夫沈二哥》中记述，1947年她和沈从文、张兆和夫妇相见于北平的时候，他们在中老胡同的住处堆满了书箱漆盒、青花瓷器还有大量宋明旧纸。沈从文自家放不下了，就动员张充和买这个、买那个。院子里还住着朱光潜，他是沈从文逛古董铺的好伙伴。“我自己壮年时代搜集破铜烂铁、残碑断碣的癖好也是由从文传给我的。”朱光潜这样回忆。沈从文收集文物时并无占有之心，最后基本都赠与朋友，或者捐给博物馆。1948年，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捐出了云南购得的全部漆器，许多瓷器、民间工艺品、贝叶经等古文物，还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一批藏书。张充和评价这种文物聚散：“真正的财富是在他的脑子里。”

可以看到，沈从文主要关注的文物并不是传统文人雅士所喜爱收藏的金石字画，而是一些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之物。在《沈从文全集》32卷中，最后5卷汇总了他一生文物研究的论述，涉及的门类包括玉工艺、陶瓷、漆器和螺钿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等。沈从文称自己的研究为“杂文物”研究，或者是物质文化史研究。

为什么“杂文物”会是让沈从文倾心的研究对象？张新颖告诉本刊，如果从沈从文的文学书写对象来看，就会发现这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情感的关注。同样在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文章中，沈从文写了透过工艺美术而获得的情感触动：“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爱好的不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汪曾祺因而将沈从文从事的研究叫“抒情考古学”——在《沈从文的寂寞》中，汪曾祺写道：“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背后，共通的还有他的历史观。1934年，沈从文从北平启程回家乡凤凰，探望病危的母亲。这次返乡，路上走了25天，其中很多时间是在湘西沅水的小船上度过的。沈从文在路途上给张兆和写信，记录沿途见闻感受，后来整理成《湘行书简》。让张新颖颇为感慨的是沈从文在一面行船在河上，一面由此产生的对于“什么是历史”的思考：“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

“沈从文这种文学化的表述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界对传统史学的反思相呼应的。比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他责备中国过去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历史只为朝廷君臣而写，‘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张新颖说，“引用汪曾祺的形容，沈从文是‘水边的抒情诗人’，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那么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在对家乡河流的印象和怀念之外，又在现实境遇中找到了另一条长河，是每一件文物各自保存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和融会，最终汇合而成的历史文化的长河。”

1949年以后，大量文物经考古发掘出土，给了沈从文见识文物的机会。图为1953年洛阳发掘的一处墓葬

在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对杂文物的研究和收集一直得不到重视。在写于1983年一篇未能完成的文章《无从驯服的斑马》里，沈从文提到50年代时，单位举行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就包括他买来的“废品”。筹备时都没有让沈从文参加，却有意让他陪着外省同事参观。这些“废品”里，有沈从文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的著作，内部画的是些奇奇怪怪的云彩；还有一整匹花4元买来的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沈从文说，购买明代兵事抄本，是因为不久前看过敦煌唐代写本《望云气说》，联想到《史记》中有望云气以判断战事的记载，这个明代的著作正好能用作校勘；至于绫子，恰好能够说明河北曾是一个著名的丝绸产区。唐代在那里设有织绫局，唐宋元明清都未停止过生产。“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结果究竟丢谁的脸？……本意在使我感到羞愤而离开。完全出于他们意外，就是我竟毫不觉得难受。”

“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我却完全像个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看的十分认真，学下去。”多年后，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的篇章就以《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名字出版，成为对轻视他研究的人最好的驳斥。

“沈从文转入文物研究的时候，赶上我国文物大量出土的时期。这就如同打开了巨大宝藏，人们面对成千上万的奇珍异宝却不知道珍惜和利用。沈从文是新中国较早投入文物研究的专家，在杂文物的研究和利用上有着突出贡献。”对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方法有过系统梳理的学者、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毕德广告诉本刊。然而今天学术界对于沈从文文学成就的论述蔚为大观，对后半生物质文化史的探讨仍然寂寥，除了回忆性的散文，学术文章不过十几篇。“文学研究的人认为沈从文后半生从事文物事业和他们没关系了，而文物界又觉得沈从文半路出家，不够专业，是个‘票友’，这就造成了沈从文地位的尴尬。另一方面，历史和考古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了两个一级学科，一边偏重文献，一边重视实物，这也造成了沈从文两者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正是因为能够打破学科设置的藩篱，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才有了独特的成就。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可以看作是对此方法的修正、补充和发展。毕德广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考证古史方面显示出强大效用，但也有它的局限：“首先，它仍旧视实物为文献的辅助材料，实物的史料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实质上是史家没有根本摆脱以文献证文献的传统史学方法的桎梏；其次，王国维所指的地下材料，局限于实物上的文字史料。他列举了甲骨文和金文，而占大多数的各种器皿、雕塑、人俑、石刻、字画、服饰、生活用具则难登大雅之堂，也就没有这些不同实物和文献之间的交叉比对。”

毕德广用沈从文在《试释“长檐车、高齿屐、斑丝隐囊、棋子方褥”》一文中用到的“图文互证”表述来概括沈从文治学方法的新颖之处。“‘文’是指一切文字材料，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内；‘图’是一切摹绘的图像，既有出土的，也有传世的。”沈从文使用的“图文互证”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以实物为史料，或补充史籍不足，或纠正文献谬误，或与文献互证阐发。比如，传世文献均记载琉璃是外来之物。《史记》中黄支国传写汉武帝刘彻曾派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后来学者皆因循旧说，认为人造珠玉都是外来之物。但根据出土实物分析，情况截然不同。江陵楚墓发现越王勾践自用锦纹剑，剑珥部分就镶嵌二小粒透明碧蓝色料珠；另外陕西沣西岐山，在西周墓葬中均发现水碧色琉璃珠子。因此，沈从文认为‘烧造琉璃的技术，最晚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成熟’。另外一个方法是以文证物，考证文物的名称、产地、形制、用途和发展演变。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一件绣绢锦衣，穿在死者外衣之内，衣面彩绣龙凤花纹。关于名称，沈从文认为应依照《释名》‘中衣言在外，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的记载，称为‘中衣’。”

沈从文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的观点应用于文物研究中的重要。他有一个专门的表达，叫作“上下前后四方求索”，是在“图文互证”之外，钻研事物之间更广阔的联系。毕德广说，这种联系表现有横向的、文物与文物之间，以及文物与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例如唐代铜镜常用花鸟蝴蝶做装饰图案。沈从文认为，‘花鸟图案中如鸾衔绶带、雁衔威仪、鹊衔瑞草、俊鹘衔花各式样’，又和唐代丝绸花纹关系密切；另外，部分铜镜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的某种社会现象，如一种西王母车马神像镜，它‘上面的文字和花纹，又和当时的诗歌和宗教信仰发生过密切联系’。这种铜镜多产于东汉末年，出土仅限于长江下游和山东南部，因此可用它来研究汉代西王母传说流行年代与楚巫的关系的问题，还能校正几本相传是汉代小说的年代。”

而沈从文整理的反映文物演变的纵向联系，在毕德广看来，又暗合了考古类型学的基本原理。“考古类型学借助符号和数字来实现对器物的分类和排序，从而明了器物的形制变迁，并且与地层学的结论相互检验。沈从文则是用文字进行描述，将年代清晰的器物特点来串联描述，这样就知道某个门类的器物在历朝历代的特点，再遇到年代不明的器物就可以依此断代，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器物类型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沈从文在195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文物来谈谈古代人的胡子问题》，其中列举了胡子的变化：战国人的胡子像倒过来的菱角，向上翘一点；西汉人的胡子，是长长的左右两撇；到了隋代，不同身份的人要把胡子梳成辫子……当时有批评者认为沈从文在崭新的年代里不应该研究胡子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学术带入歧途。结果后来新疆乌鲁木齐附近的盐湖元墓得以准确断代，就是根据沈从文研究的历代胡子式样。这“小题大做”的胡子研究，终于体现了价值。

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干校回北京后拍摄

文学家出身的沈从文另外一项特别的成果就是利用实物和图像资料研究古典文学，从而解决了不少文学史上的悬疑问题。从事名物研究的学者扬之水向本刊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拜师于孙机门下问学，孙机让她将沈从文所写的《“瓟斝”和“点犀”》反复阅读，说此文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结合故宫所藏文物，考证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中，妙玉招待宝钗和黛玉时所用两只茶具“瓟斝”和“点犀”的名称和内涵，解释了文字的机锋和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当孙机拟出两个有待研究的题目“诗经名物新证”和“楚辞名物新证”时，扬之水根据兴趣，选择了前者，成为“名物新证”这一概念提出三十多年之后，第一位响应者和实践者。扬之水介绍：“‘名物新证’的‘新’体现在，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沈从文先生开启了文学与文物相互结合以至于融合的一条新路，虽然他的本意是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这种‘转身’始终未曾脱离原有的知识背景和自家的一贯兴趣。其实在古人那里也从没有所谓‘文物’与‘文学’之分，今呼之为‘文物’者，不过是当日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用器。文物与文学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无法分割的，那么二者的结合，就意味着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文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关于‘文物’之‘文’，它是文明，也是文化，此中自然包括文学。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扬之水这样说。

1957年，沈从文“五一”期间在上海画的四幅速写中的两幅，是热闹与沉静的对比

从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兴趣之多，涉猎之广。倘若时间充裕，他一定能够发展若干专题。然而环境和条件的极端苛刻和限制，他最终得以系统完成的只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本巨著。从1964年沈从文正式承担这一工作，到1979年书稿整理完成，再到经历出版曲折，1981年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行，中间隔着17年的蹉跎岁月。

历史博物馆的同事李之檀回忆，沈从文决定写作这一专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对于服饰文化材料的需求——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组织画家来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画画。了解到沈从文在这方面有特长，馆里就安排他给大家提供资料和讲课。后来陆续有排话剧的、跳舞的、拍电影的找过来，沈从文感到应接不暇，就想编书来方便各行各业的人来使用。另外*总理在接待外宾的演出上，发现不同年代的朝服都混在一起了，觉得比较混乱。再加上周总理了解到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服饰博物馆和专门的出版物，而中国在此还是空白，便有意布置下去了任务。沈从文便是主持这一项目的最好人选。

李之檀当时在博物馆的美工部，他帮助沈从文来画图和做图版编辑。当年参与画图的还有陈大章、范增等人。由于博物馆重视，参与人数也多，1964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8个月的时间，样稿就已基本完成送交给出版社。包括主图200幅，附图约百种，还有说明文字20余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本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曾经赞同过这本书编写的部、局、馆中的负责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李之檀等人的画被出版社贴在大字报上作为批判材料。幸亏出版社宣布解散之际，副社长通知了李之檀把稿子和玻璃印版拉了回来，否则就要被装在麻袋里当垃圾处理掉。

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的“五七干校”。沈从文后来在《曲折十七年》一文中记述，首先一份工作是带个小板凳去后山看菜园，专职负责驱赶前村偷菜来吃的大小猪。晚上则和同住的三位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的光影下轮流读报。到了1970年2月，沈从文又被通知迁往50里外的双溪区，和在5里地外大湖边劳动的张兆和只有10分钟时间告别。半个月后，沈从文被转移到一个小学校空教室去，这是他在湖北前后两年迁移六次的过程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乐观地看待生活：住处不远是一个分配棺材的机关，“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的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实际上，那段时间沈从文的书信表明，他多次提及身体因肾和心脏的问题随时可能“报废”，请求去医院而得不到批复。最危险的情况是肾结石和高血压心脏病发作，终于送咸宁医院治疗，住院40天。

下放两年，沈从文手边没有任何书籍资料可用，要继续文物研究，只能凭借记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从1971年3月写出《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到7月写出《谈辇舆》，短短几个月就写出了20篇小文章的初稿；从6月到8月，还为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写了60个展柜的“改陈”建议。至于最为重要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图稿，沈从文“只能就记忆所及，把服饰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修改”。

沈从文1972年获准回北京治病，此后不断以续假方式留在北京，在东堂子胡同还剩下一间的小屋子里进行对书稿的修改增删。“文革”期间仍有大量文物出土，最为轰动的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这些新的文物，都要求沈从文能够结合文献，来做出解读，将内容补充进原有书稿。

王亚蓉就是在这个时期经过一名老教授的引荐，和沈从文相识，继而和王?一起，成为沈从文在“文革”之后继续服饰研究的助手。王亚蓉向本刊回忆，她是从中央工艺美院装潢系毕业的，有着不错的绘画功底。1975年来到沈从文身边时，她主要做绘图工作，后来调进了中国社科院的考古所，从事考古发掘中丝织品服饰文物保护修复与研究。沈从文到晚年行动不便，真正去到考古现场的只有1982年湖北江陵发掘的马山楚墓，沈从文惊喜地形容为“打开战国丝织品的宝库”。另外的文物资料则要靠王?和王亚蓉带回图像和报告。

王亚蓉说，第一次和沈从文见面就是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那时沈从文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张兆和从“五七干校“回来则住在小羊宜宾胡同另外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东房里。沈家两间小屋相距一公里多，沈从文的规律是在东堂子的书堆里工作，中午12点回小羊宜宾吃饭，饭后再挎个竹篮子把晚饭带回东堂子。“沈先生的屋子里，架子上、桌子上、地上都是书。一张双人床有一大半都放满了书，只留下一个人睡觉的空间。四壁凡是手能够到的地方都贴满图片和字条，‘这个某某有用’‘这个给某某参考’‘这个新材料有待补充’……”

最让王亚蓉佩服的就是沈从文超乎于常人的记忆力：“有一回沈先生带着我和王?去历史博物馆观看一幅社会生活画《大驾卤簿图》，这个残卷有2000多个人物。回来以后沈先生问：‘你们还记得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佩戴的物件是什么吗？’我们谁也说不出来。于是他把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以及身上佩件是什么一连串说了很多。王?一一做了笔记核实，发现都完全无误。”

沈从文晚年另外一位得力助手王亚蓉，她现在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古代服饰保护与修复研究的专家

王亚蓉说，在书稿未成之前，有一次宴会，沈从文和郭沫若邻座。谈到这本书，郭沫若主动说：“我来给你写个序言吧！”所以序言成于书稿全部完成之前，郭沫若并没有看过书稿。许多人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就是这个道理。“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它的每一篇章都是某个朝代一些具体的文物，然后连缀成整部古代服饰的历史。正如黄裳在本书的书评中所说：“它不是先有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沈从文自己评价这部学术著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张新颖则感到它像是《湘行散记》的风格，“坐在船上，看到一个景物，一个人物，继而触发感慨”。这些都是由于这本书从文物出发，再和文献来对照检验的考据方式。

“就是这种一个一个具体的研究，却能质疑你的成见。不见得让你这个成见一下子就站不住，但是会让你对这个成见产生怀疑。”以书写女史见长的作家孟晖这样告诉本刊。她还记得80年代在中央美院读书时，就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存在。图书馆只有一本，全校老师轮流借都排不过来。两年后她去巴黎留学，在吉美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才有机会仔细通读。“比如我们都知道中国女性留长发，然后盘成高髻，发明出各种奇特的发髻造型，像是灵蛇髻、坠马髻等等。沈先生的著作里就指出来，宋代有身份的女性不是梳奇特的发髻，而是在发髻上戴各种造型夸张的冠子。这就让大家意识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发现自己对中国历史里有太多想当然的成分。”

这本名为“服饰研究”的书绝不仅仅局限于对于服饰的记录，而是一部更为广阔浩瀚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孟晖说，沈先生对步障的解析就对她有很大启发。“步障”是宽长约四五尺的整幅丝绸。应用方法是随车同行，在路旁阻挡行人窥视，或者避风日沙尘。《世说新语》里说西晋富豪石崇和王恺斗富，一用紫丝步障，一用锦步障，数目到三四十里。沈从文就根据南北朝宁懋石棺线刻人物中的描摹，推导出“里”应当是“重”或“连”的误写。在孟晖创作小说《盂兰变》的时候，就将步障设计到情节当中，“男主人公宜王为他的王妃做了一重贴金步障，在障子外面贴上了王妃和仕女们金色的形象，王妃出行时便可骑马在障中走”。孟晖的这部作品也因为从工艺器物入手，铺陈了唐代贵族日常生活的细节，在历史小说里具有一种独到的风格。

“沈先生写作这本书的年代，整个社会都是蔑视物质的，他是个逆行的身影。”孟晖说，“以前我读《二十五史》，里面尽是连续不断的宫廷阴谋、政治迫害、战争、饥荒，看一会儿就让人头皮发麻。沈先生在‘服饰’这个题目下，探索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在他的笔下，中国人的过去，终于变成了一部流动、活跃、驳杂而丰富、充满人性气息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一卷采用散点透视法的绘画长卷。我们由此才得以知道，自己的祖先除了有争斗的经验，更有生活的经验，并且，这经验发达细腻，充满情致。”

1981年，沈从文和张兆和夫妇在寓所中

1978年，沈从文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逐渐地，无论研究环境还是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沈从文早年的文学作品陆续翻译成他国语言在国外出版。海外学者无论对于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是他后半生的际遇都有浓厚的兴趣。于是，1980年初，傅汉思、张充和夫妇写信邀请沈从文和张兆和去美国交流。沈从文夫妇的美国之行为期3个半月，一共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美国读者和学者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沈从文的演讲，按照场次来说，要一半来讲文学，一半来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按照张充和所写的《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中记录，沈从文更喜欢去讲文物。傅汉思是沈从文演讲的翻译。他一开始还要先看讲稿，后来发现沈从文根本不按照稿子来说，就索性不再看。有一次，张充和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听到傅汉思在小声提醒他“你现在讲的是文学”。原来，沈从文已经热烈地聊起了古代服饰。

许多美国观众希望了解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的曲折经历。沈从文仿佛知道这种想要聆听受难证词的心理，在圣若望大学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中他说道：“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

怎样理解沈从文的这番话？是他出于谨慎才这么说的吗？张新颖认为，这是沈从文非常真诚的回答。“当一个糟糕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一个人拼命地要说我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那等于是承认了时代强加于人的力量。这也许是一般的人的想法。但是沈从文，他创造了另外一个身份，他为此感到骄傲——在这样的时代我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

张新颖说，沈从文一直就有一种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能力。1949年沈从文曾经试图自*，“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在“干校”下放的时候，一度沈从文认为可能没有机会恢复文物研究工作，他甚至写信给张兆和考虑再次“转业”，去写旧体诗。在70年代后期，沈从文恢复了服饰研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即以吃饭而言，就不大知道饿，也不知饱。一天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日夜作事，不知道什么叫疲倦”。在张新颖看来，正是一直以来这种“忘我”工作的状态激活了沈从文生命的内在能量。这不是消耗式的、受虐式的行为，是工作和生命相互支持着前行，互相激发着沈从文走过了最困顿的岁月。

在张新颖所著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里，他选用了沈从文在1957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在上海出差时画的一张速写：外滩的外白渡桥上是热闹的游行队伍，相对的，在画面右下角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有一只小船，一个人正在拿网兜捞着虾子。“在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而成的游行队伍之外，沈从文依然能够将目光偏离出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中充满温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把这幅画当作是沈从文后半生的一个隐喻：他就是那个捞虾子的人。就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他找到了一个很小的、特别不起眼的、别人都会忽略的角落，来做自己的事情。沈从文的‘小虾子’，就是他投入了生命热情的历史文物研究。”

（感谢赵连赏、李扬两位学者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实习生华夏、郑院鸳对本文亦有贡献。主要参考书目：《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著；《沈从文九讲》，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家国》，李扬著；《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张晓眉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