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乃万民之本，而随着人类文明的深刻演变，先饱后安，又决定了“住所”这一个重要的人类社会稳定的根源。从最早的风餐露宿，到后来经济生长，人类中心的密集出现，房屋的覆盖率也同样多了起来，且不论现代密布的钢铁丛林，早在唐代的长安、洛阳，也已经存在着完善的“住所”选择供给唐朝人往来的定居或停留，从租到售，从自由交易到中介联通，都有着健全的服务让唐朝人民安居乐业，而这一因素，也是构成“盛唐气象”最主要的”一部分。
天子脚下，购地造房（一）唐朝长安城自贞观年间慢慢成为亚洲大陆最繁华的中心城市，随着李世民的扩张，加之宽松的邦国、邻国往来贸易制度，长安城也是唐代世界的人口中心。因此，也形成了长安极高的“居住成本”，但这也并不能阻挡万千唐朝人，向往长安，来长安“买地”、“筑房”的决心，唐朝人在长安有一处私有的宅居，更比现代社会的我们，在北上广深有一套“蜗居”的意义重要得多。
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土地贸易都十分发达，初至长安，买地并不是大问题。但也因为长安的土地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政府规定禁止交易”的性质，所以在长安买地，物价波动极大，在从贞观年到开元年，不断在升值。但也因为“买卖双方”特定的因素，价格又有一定的自由性，可能略低于市场价，也可能略高于市场价。买好了地，就到了备案阶段，唐代的“首都”巡逻比较密集，所以备案时不必反复往来，在相应的“工部”下属部门进行报备，就可以开始动工造房了。据《新唐书》的描述，外郭城东西南北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组成唐朝人民集“居住、商业”一体的基本城市，而九成九的长安人，都落住于这个范围。
厘清了位置，最后聘“工人”筑房。筑房所用到的劳动力主体，一般都是在当时长安“西市”等活儿的工人，这可以自由寻找，也可以在“坊市”找到相应的“建材销售”档口，完成购买和建造的一条龙服务，折腾几番下来，一所在长安城的“私有房屋”就已经建好了。
适用群体：“士农工商”里的富有者
唐代长安城“自建房”的一些“雷区”①、买地前，需弄清土地的“贸易权限”
唐朝早期的土地贸易是严格的，自唐高祖到唐玄宗，百余年的时间里，才缓慢地开放。但购买土地时，却不能钻漏洞。如武德年间的规定，《唐律疏议》有讲：卖“永业田”以“家贫供葬”，在这种尊重“孝”的前提下，才可以出售土地，不然则属于非法贸易，都要受到严重的处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位置，土地因为是“世袭”的属性过重，更是不得随意贸易，即便到了经济最开放的“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都仍强调非法土地买卖“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取处分”，虽然实际上，非法贸易已经十分泛滥了。
②、弄清自身地位所能购买的土地额度
唐朝的“四民”分化十分严格。唐的经济十分发达，但仍然不能改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以商人为职业的唐朝人又被称为“贱民”。除了贱民之外，不为官吏，则为平民，但包括官吏在内，大部分又都是以“平民”总称。唐玄宗时期有所规定，贸易土地，“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这就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地位，所拥有的人均土地面积也有所不同，若违反了规定，必然会受到“决仗”的刑罚。
③、在长安城“自建房”的高度限制
长安城的基层管理十分严厉，因为唐代律法中有明确规定，“坊市”里的任何建筑，都不得眺望南北的“宫城”与“皇城”，因此，就对自建房的高度有着很严格的限制。如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长安复古建筑”，很明显的趋势都是由内向外，建筑楼层都不会高于一层和二层。所以受到限制的唐朝人民，在这片炙手可热的“长安城”安居乐业之时，也有着一定的压抑性，房屋的高低并不在于财富。
寻找中介，买房租房（二）中介这个行业，任何年代都不曾缺席，特别是自由经济较为开放的“唐代”，因为贸易地位的形成，唐代的“牙人”更是达到以前从未有之多。“牙人”即中介，他们手上掌握着十分之多的“需求资源”，其中房屋的租售便是一大项。
“牙人”更是有自由职业或供职于“牙行”之分，但这并不影响贸易的正常进行，他们是“资源与手续”服务业的主体，初到长安，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都可以通过询问的渠道找到这些中介，通过他们手上的资源进行租购。这为进京的官吏或讨生活的唐朝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因为“举目无亲”的情况总是多数的。
适用群体：官吏、比较懒的唐朝人、长安无亲属者
①、牙人的作用
唐朝在一段时间内，曾掀起长安城的“租房潮流”，这其中，牙人的功劳是不可取代的，他们加快了资源的流动效率，也同样令长安的房价进行了快速的“增值”，因此，白居易、韩愈当年所面对的“高房价”，与他们的存在是离不开关系。可是牙人的存在又是“盛唐”不可缺少的一环，他们在各个领域，合法非法，层面巨细都有涉略，与其说是中介，只要有足够的财支撑，牙人又相当于完整的生活管家，指引初来乍到长安的唐朝人快速地适应长安城的生活。
②、购买规定
但在买卖的过程中，牙人却又不能替代一切。买卖双方除了在正式金钱交割前需拿着“地契”、“房契”到相应部门报备之外，也还需要完成一些特定时期的严格规定。如在唐朝的中后期，长安城的土地房屋贸易出现了极大力度的紧缩政策，卖方在出售房屋前，需要一定数量的邻居“签字画押”才可生效，这就造成了房屋贸易的一定阻塞程度。不过这项严格规定却是不能违反，不然也同样会受到相应的刑罚。
睡遍长安，旅业客栈（三）唐朝的“羇旅”文化达到极致。羇旅的根源不是单纯的风餐露宿，而是走遍天下。从唐朝的任何一个地方出发，前往长安，中途的食住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朝天下的驿站最高峰曾达到1700之数，按照人口密集地区的划分，就代表着十五公里左右，就有一处完备的驿站供以居住，这为赶路到长安的唐朝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到了长安城，若不是长时间居住，或者打算在长安工作、谋生。那么客栈这种类型的“旅业”则是最为合衬。长安的自由经济极为发达，这是国内外贸易、人潮来往所造就的一种结果，而客栈作为适应消费者的一种“居住销售”，也同样有着高低档次之分。无论是进京赶考的学生，还是游玩到长安的旅者，亦或是走遍天下的贸易商，都有着很大的消费空间。客栈文化也同样不凡，往往客栈都是“食住”绑定，这等于在人的生活中，解决了最为基本的两个问题，这种更加贴切，提高消费者工作效率的模式，最是受人欢喜。
适用群体：旅者、考生、商人
盛唐的亮点在于繁华，但繁华的根源在于人口集中的“渠道”，总而言之，便是发达的交通。唐朝的陆路上有驿站，这是服务交通的巨大社会功能场所，而除了陆路之外，自李世民时代开始大兴的水路交通，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唐朝中前期的官员，崔融所描述的天下航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此番盛景，则是水路交通达到鼎盛的第一个小高潮。到了唐玄宗年间，因为开元十八年首次举行“春假”活动，与此匹配的是，唐玄宗也随之大兴河道，令盛唐的水路交通出现第二次高潮。唐朝以驿站为辅，水陆路交通为主的流动模式，促进了天下万民进入长安的速度，因此，造成长安城的繁华景致。
在盛世之下，客栈文化所代表的不再是“窘迫”或无奈，反而是各种人开放思想，游戏人间的载体。因为交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文人的流动性和相交概率提升，在唐朝的诸多风情岁月里，也曾有不朽的篇章。如唐朝许浑的描述：“窗下覆棋残局在，橘边沽酒半坛空”，这就体现了客栈里文人交融，闲暇的一种文化。
当然，文化旅者无论再多，终究也是少数。客栈文化除了有阅遍人间风情的温暖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发达的商业所造就的城市景象。先是国内商人的流动，因为长安是对外贸易的一个中心口，地位类似于现世的纽约及上海，国外的人来，国内的人也来，就这样，打造了“短居”的巨大市场，当时唐长安的诸多坊市中，最不缺的便是客栈，而最热闹的也永远是客栈。
李唐所构建的社会，是数千年时光中，最让人向往的一种形态。在如今看来稀疏平常的“住”，在古代凌乱、生产力低下的环境来说，是奢侈的。李唐惊艳了一个世纪，也称霸了数个世纪，从唐朝人，到四方国，长安，都是美好归宿的代名词。他们可以在长安，享受从未享受过的服务和商品，可以找到专属的方式，住在长安，度过北方的春夏秋冬。
所以来到长安，唐朝人第一反应大约应该是，热泪盈眶大于震撼。唐朝经济的开放，得益于李世民宽松的促进制度，这让唐朝人走出了诸多束缚的阴霾，也造就如今回首，那些令人好奇的光年色彩。所谓梦回大唐，大约就是，在某个睁开眼的早晨，看着窗外，恰好是西市最喧闹，也最朴实的人潮来往。
参考史料：《新唐书》《唐律疏议》《唐会要》《长安志》《太平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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