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代，因了乾嘉学派这一重要的学术史命名，而光耀整个中华学术思想史。职是之故，但凡涉及乾嘉二字或者此一时代者，皆具话题性。
文言小说亦是中华文学之一创作传统，自魏晋大兴至建国之前，昌厄迭代，而蔚兴不绝。
乾嘉两朝之文言小说，在此二种学术史与文学传统之交汇氤氲下，亦开出具有别格之奇葩。乾嘉之文言小说大多成书于乾隆中期及以后，当是时也，乾嘉汉学已稳居学林主流，尚考据学风亦对文言小说创作产生了既定之影响。在此情形下，文言小说较之前代作品生出独特的时代特色，又与后世之作品相比呈现出鲜明的“当（dàng）代”性，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要之，乾嘉文言小说创作之新景观，有学问化、史格化与文体新变三途。
一、学问化——以议论、考据入小说
乾嘉学风以博学精研为好尚，此一时期的文言小说亦具此一突出表现。
南宋诗论家严羽曾称，宋人好以才学为诗，而乾嘉文言小说家则好以才学（或曰学问）为小说。以学问入小说，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借助文言小说之创作，浇自己学问之块垒。文人们常常在小说中虚构故事，表达他们对于学术问题的看法，看起来是不经意的笔意，实则常常有意为之。就笔者经眼来看，小说中涉及较多的学术问题，大多与汉学、宋学优劣之争相关。扬汉学者谓理学家空谈性理不切实际，而崇宋学者谓汉学家皓首穷经、失却经世致用与悟道之义。大到篇章义理，小至章句音训，莫不远是。不过乾嘉盛时，汉学强势而宋学式微，小说中涉及这一争论也高下渐次分明，而且越到最后“争”的意味越弱。至于嘉道以后，经世观念复兴，汉强宋弱情形有所改观，则与乾嘉文言小说关系不大了。
学问之小说，当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其中涉及儒释道之争、汉宋之争、诗学流派之争的篇目可谓颇多，而且故事之人、事、时、地，通常交代得很清楚，显示出作者严肃不苟的态度。纪昀之后，方元鹍之《凉棚夜话》，乃至嘉道以后的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李慈铭《越缦堂读*》也为此类小说之代表。此处限于篇幅，仅点明要例。
二是有意地在小说中炫耀学问，或在小说文笔中呈现辞章之博美，或将考据之风带入小说创作，或在小说中呈现“杂学”“杂著”之风。辞章之学，表现在乾嘉文言小说中，主要是指骈体文小说，此类作品以陈球《燕山外史》为代表。考据之风入小说，指的是在小说的叙述中时时出现某一名物、字词的考证辨析，有意无意的“掉书袋”，以宋永岳《志异续编》、《无稽谰语》等为代表。杂学小说，是指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风格，于小说中呈现文学、历史、哲学、算学、声律、棋艺、书画等方面的知识。以许桂林《七嬉》、李汝珍《镜花缘》等为代表。
乾嘉小说以学问入小说的创作风格，虽然总体提升了小说这一问题的知识品位与学术含量，但也存在堆垛学问和叠床架屋的毛病，一定程度影响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二、史撰化：以史学模式编创小说
某种程度上，所谓史学亦是乾嘉考据方法适用范围之一种，与上节所论有所交叉。但本节所述者，不是总体的概述，而侧重于一种具体的编创方式。是一体之数面。
乾嘉学人以治史之法编创小说，案例并不算多，代表者为吴骞的《扶风传信录》。
在乾嘉学者治史观念里，史籍与史实必须经过精细的考订辨析，辨伪存真，方可示人与传世。作为一名崇尚考据的金石学家，吴骞将其治史之法贯彻到了小说《扶风传信录》的编撰中。具体说来，他试图令自己写的每一桩故事充满历史真实感，重视传闻故事的“第一手材料”，达到“证真”的效果。其书命名为“传信录”，即此之谓也。如本书之《青青传》里，为使“传信”，在记载许生遇狐仙的故事末尾，将大量与此相关的“本事”材料尽皆收录，使读者可以从相互的比较中辨别真伪，已说明作者非是“妄言”。虽是小说创作，但吴骞并未因此而有所松弛，而是采用历史考据的方法，表现出严谨的学者形象。
实事求是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而到小说中还能以此标准要求自己，是不多见的。古往今来的文言小说，标榜“实录”与‘可信’者如过江之鲫，而能将传信力度做到吴骞这样子的，恐怕也没有几个人。当然，在此问题上，小说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已不是第一义，求真求实的态度才是。
三、文体新变：稗曲互拟共渗与长篇文言章回小说的出现
乾嘉文言小说中的一些作品是戏曲和传奇的“戏拟”或曰“反其意而用之”之作。比如《阅微草堂笔记》《志异续编》等小说，对民间个别曲目故事作了改写，也对《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某些传奇小说作了戏剧性模拟，充满了反讽与揶揄意味。
究其原因，乾嘉学风影响之下的文言小说家充满了科学与求实精神，以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过往的传奇故事与戏曲关目，得出了不一样的观点。比如面对流行的狐女与书生艳遇故事，以往的文人大多示以歆羡之情，而在乾嘉文言小说中，学者身份的小说家对此表示：不过是虚幻荒诞的想象罢了——借此也对“才子之笔”而非“著书者之笔”的创作现象加以挞伐，指出传统的小说创作还应以实录性为旨归。
乾嘉文言小说文体新变的另一个表现，是长篇文言章回小说的出现。这方面的代表是屠绅的《蟫史》。
在屠绅以前，长篇章回体小说始终是白话语体的专利，文言小说多是短篇合集，其巨制不过是《娇红记》一类的中篇传奇。而《蟫史》以文言语体加长篇章回体的形制出现，无疑是一种“怪异的新变”。因此其问世后，毁誉各半。赞誉它的人，如谭献说它“近代说部之瑰异”，黄人称其“不可谓非奇作”，推崇备至；而鲁迅等人则认为它只是辞藻华艳，文意尚奇，却别无深意与天趣。但不论如何，说二十回、单回目、长达二十万字的《蟫史》是一部在文体上“石破天惊”“空前绝后”的作品，我想多数人不会反对。其文本价值虽见仁见智，但其文学史、文体史意义当不容抹*，所以笔者称其为“怪异的新变”。
参考文献：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陈祖武《乾嘉学派研究》
詹颂《乾嘉文言小说研究》
王颖《乾隆文治与纪晓岚的志怪创作》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