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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若有十分美丽，九分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好似这个世界的缩影，所有纷争，所有混乱，所有的恶和善，一切都起始于这里。
如果把耶路撒冷比作一块饼干，掰开揉碎，随便用手指肚粘起一点点碎屑，就足够让一群顶尖的历史学家研究一辈子。
谁也不敢一撇嘴张口就谈耶路撒冷。要是想认真说耶路撒冷，岂是一篇文章说得清楚的？古埃及、亚伯拉罕一神诸教、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土耳其、犹太人复国、巴勒斯坦人建国……
我这么说，就是想跳过前文，之所以会有此文，有赖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兰普阁下突然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并启动美国大使馆迁馆程序，大家不禁感叹特君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敢作敢为，无知无畏。
特朗普签署公告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我们将要用这篇文章，简单地向大家介绍近代以来耶路撒冷的治乱兴衰——土耳其人的妥善治理，英国人谋求支配权的插足搅局，基督教内部因为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世界大混战，还有最最重要的——犹太人是如何参与到现代耶路撒冷的乱局中的——虽然犹太人自古理论上属于这里，但这里是不是属于犹太人却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
我们现在说起耶路撒冷，总是和另一个词捆绑出现的——中东。中东是一个非常欧洲中心的词，它与远东和近东形成一整套地理概念。随着世界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远东和近东都渐渐被遗忘，而中东这个词，由于出现的频率过高而使用至今。但是今天我们再讨论中东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了，而更多的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当我们使用中东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时候，就是指向一个地方——耶路撒冷。
关于耶路撒冷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是，如今历史学的根基早已动摇，考据已是末路，文化分析成了显学。从史学发展来讲，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与十九世纪末同样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史学典范动摇情形还比十九世纪末来得严重，后现代对历史学造成根本动摇，几乎完全否定史学这门学问存在的理论基础，这是从希罗多德、司马迁以来史学所面临最严重的挑战。后现代的历史研究，已经不满足于政治外交史、或以重要人物或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叙述方式。人们认为历史应扎根于更广泛、非个人的经济社会基础的了解。把耶路撒冷这一个点置于这个大环境之下，反而显现出了更加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力。
文明分析用在其他很多问题上都能给出很多合理的解释，但是唯独在耶路撒冷这个点上却显得不很高效。好比宇宙大爆炸中“奇点”的概念，耶路撒冷类似人类文明的奇点。人类是无法看到自身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别的东西，然后从这个物体的反射上寻找自身的影子。但是奇点的属性决定了他不存在对照物，所以，我们对于奇点的研究总是显得更加困难重重。耶路撒冷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和平共处
耶路撒冷也不总是一盘散沙的。如今大家说起耶路撒冷，说起中东，似乎总是天然的认为那里是几大宗教冲突的焦点，但其实这种状况的发生不超过200年——和耶路撒冷超过3000年的历史比起来，这种混乱可能连“新常态”都算不上。耶路撒冷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一个强权的统治之下，当时的耶路撒冷并不像现在这样混乱。
1516年8月24日，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赛力姆（Selim）在距离阿勒颇不远的地方击败了马木留克军队，这场战役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中东大部分地区将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517年3月20日，赛力姆进抵城下，占领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归属于奥斯曼帝国下叙利亚总督管辖。
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多民族大帝国，同当时世界上类似的大帝国一样面临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奥斯曼人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开放，对于基督教、犹太教等异教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政策。紧跟着，他从耶路撒冷继续向西，征服埃及，击败波斯，把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扩张到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波斯边界，从埃及到黑海。
由于土耳其人的权利继承方式非常野蛮，赛力姆在1520年9月去世之前，他*光了自己的兄弟、侄子，以及除了太子之外的其他亲生儿子。在赛力姆之后，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这个人，就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传奇帝王——苏莱曼。
苏莱曼一生从未来到耶路撒冷，但他却把耶路撒冷视作自己的应许之地。他大规模地修缮了耶路撒冷的各处古迹，他把岩石圆顶清真寺的斑驳的马赛克换成了光亮的琉璃的，这些珍贵的，镶嵌了绿松石含有金属钴成分的琉璃，至今仍然能散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因为奥斯曼帝国对于其他宗教的包容和开放，耶路撒冷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当时，欧洲的环境对于犹太人来说非常的不友好。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联手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摩尔人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兰纳达。他们清除了西班牙境内的穆斯林以及犹太人，被驱逐流放的犹太人的总数估计达到了15万到20万，更糟糕的是，西班牙人一开头，其他欧洲国家争——犹太人的地位要更逊于当时天主教徒的敌人穆斯林。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继承人查理五世更是频繁地提出组织十字军东征的主张。这迫使查理五世理论上的对手苏莱曼加紧了对于耶路撒冷的重建、修缮和布防。苏莱曼重建并且加高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同现在的地缘政治矛盾一样，当年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也充斥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苏莱曼对这些落难的西欧犹太人敞开怀抱，以此羞辱整个基督教的犹太血统。
因为得到了这样的宣传，犹太难民们涌入了奥斯曼帝国。其中的一些得到了苏丹的信任，担任了帝国重要的职务。而作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自然集结了最多的犹太人。他们仍旧在圣殿山城墙周围祈祷，也在其他各处他们的会堂内祈祷。苏莱曼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必然有伟大君主的一大共性——喜欢宏大的叙事和令行禁止的支配感。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并不能因为对其他宗教的宽容而削弱了伊斯兰教在圣域的权威。于是，他要避免任何由于犹太人的分布而使得圣殿山上伊斯兰教独尊地位受到挑战的情况。但他还是仁慈的，他把希律王宫主体围墙外的一段街道划给犹太人，以供他们祈祷（此地紧挨着犹太人社区）。后来，犹太人开始用“ha-kotel”（墙）来称呼此地，而这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哭墙。现在，他成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象征和神圣的焦点。
2
日不落帝国的触手
对于一个文化环境极其复杂的地区，一旦从一种平衡状态中打破，就很难再被重新整合在一起。我们通常说，全球化把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但我们有没有发现，全球化其实也把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揉成了一盘散沙。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往往都能看到英国人的影子，把一个地方分化，制造矛盾，把水搅浑，从中渔利，这是英国人最擅长的老招数。从美国加拿大开始，到耶路撒冷，到后来的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喀什米尔，孟加拉等等等等。而耶路撒冷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英国人盯上的呢？
本杰明·迪斯累利在当上英国首相以后，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年轻时候的耶路撒冷之行，会是自己人生的起点。
当时欧洲大陆的上流社会流行的朝圣之旅——Gran Turismo，是从自己所在的大城市出发，前往意大利或者耶路撒冷，一路上可以给自己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一路的见闻也可以成为回来以后社交时候的谈资。所有上流社会的年轻人都渴望进行一次这样的旅行，他们将此视作——游学。
迪斯累利的背景在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看来非常的独特，他从小被当做犹太人抚养，却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接受了洗礼。他是一个行走在各个文化圈和社群边缘的人，这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折磨，但是，对于迪斯累利，这正是如鱼得水。在耶路撒冷的游历帮助迪斯累利提升了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保守党贵族的名望，以及作为一个血统复杂的人的神秘感。这次耶路撒冷之行使得他确信大英帝国会在中东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在他的小说《埃尔罗伊》中这样道：
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存在；
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耶路撒冷。
1851年，迪斯累利这个处在政治生涯上升通道的政客慎重表示：让犹太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既是公平的，也是可行的，他们的土地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帝国赎买的方式获得。
迪斯累利曾经承认，他的小说埃尔罗伊中主角埃尔罗伊的冒险经历正是他“理想中的抱负”，但事实上，这一切必须先建立在一个更大的抱负上——成为大英帝国这个当时世界最伟大帝国的首相。
30年后，这个曾经的花花公子，真的达到了这个权力的顶峰，而且，他也如同他早年的预言一样，通过控制塞浦路斯和赎买苏伊士运河的方式，把大英帝国的权力触角延伸到了这一地区。
不过，如果我们退一步，把视线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的话，这可能才是现代耶路撒冷噩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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