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跟我妈视频，她告诉我，哑婶走了。
我心中一凛，哑婶年纪不大啊。我妈说是不大，50出头吧，比我还小好几岁，说是糖尿病。
我又一惊：糖尿病不是绝症，坚持吃药是能控制住的吧。之前老家有好几个老人都得了这种病，没有谁因此早早去世的。我妈说，就是没坚持吃药，拖久了，引发了其他病，“她总忙着干活，老忘记吃药，她家里人又大意得很。”
哑婶是从山区嫁到我们这的。不知道她的哑，是天生缺陷，还是后天所致。从我记事时起，就有这么一个身影：矮而胖的身材，走路脚重重落地，咚咚响，伴着身体左右摇晃，一年四季穿一件灰不溜秋的外套，肩膀处因为经常挑担子，磨破了，常有一块鲜艳补丁。
与这种褴褛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遇到人，嘴角会绽放出大大的笑容。这种笑如此纯真，没有任何谄媚或虚伪，因为她更爱对着小孩笑。在放学路上，在田间地头，我无数次迎头碰上哑婶的这种笑容。
她也喜欢帮助孩子。有时候，我洗完全家五口人的衣服，力气不够，拎不动木桶爬上高高的塘坝，她会来帮一把；放牛时，牛偷吃人家的庄稼，我拉不动绳索，急得跳脚，哑婶会不动声色地上前搭把手。我回以感激眼神时，她腼腆地笑着走了。同村小孩里，很多人都受过她的恩惠。
她的笑容和热心肠，让我觉得，她与不聋不哑的人不仅没差别，而且更善良。
在我们农村，去山区讨老婆，还找个残疾人，多数是家境贫寒，个人又有些不足的男子。哑婶的老公就是这种，人不算坏，但好逸恶劳，喜欢享受，不关心别人。家务活自然是不*，要出力气的田里活，他也是能推脱就推脱，能糊弄就糊弄。于是，家里地里，别的女人*和不*活，哑婶都要干。
神奇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劳动包围中，哑婶有种独特的劳动观，她不能容忍干活潦草，无论是洗衣服、腌咸菜，还是种水稻、棉花，她的“成品”总是上等。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降低了她干活的效率，加重了她的累与苦。
婆婆和老公对哑婶算不上苛待，多数时候，是在漠不关心、不咸不淡的嫌弃和如外人般的调侃中，来回切换。邻居间一直传说哑婶常年从水缸里舀冷水喝，天寒地冻也不例外。有人好奇，是不是不会说话的人，其他感觉也比较迟钝？但我认同我妈的说法，“要不是累得渴得没办法，要是回到家有口热水喝，谁会大冷天喝凉水？”
哑婶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孩子，大概是她人生中仅有的光亮，也是唯一的盼头。如野草般顽强长大后，三个孩子都遗传了母亲的勤劳，能吃苦。尤其是大儿子，早早外出学艺，成了一名出色的泥瓦匠，十几岁跟随打工大军北上南下，几年功夫，还清了债，还让家里破旧的土砖瓦房变成了二层楼房。
但子女争气带来的荣耀感，仅存在于哑婶的心里。孩子们大了，长期在外面打工，在漫长的时光里，陪伴她的，是死水一般的生活和孤寂。
农村妇女刘小样，曾发出过走出农村去看外面的世界、追求知识和精神世界富足的呐喊，一句“我情愿痛苦，不愿麻木”让很多人感到灵魂的震撼。哑婶连表达能力都没有，但人类的悲欢总有相通之处，她大概也有某个时刻，渴望走出这片困住自己几十年的小小天地，只为自己活一回吧。
几年前的春节，我去舅舅家拜年，路过哑婶家，看到她在晒被子。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她了，她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了，背驼了，动作更迟缓了，大眼睛浑浊了。唯有那咧嘴一笑，还是熟悉的模样。
现在，三个子女都已成家，哑婶刚迈入可以清闲点的晚年，生命却戛然而止。
这就是一个农村女人短暂的一生。她默默地来，默默地走，一生不曾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过啥高光时刻，甚至很少得到家人的温暖，却也在拼尽全力活着，努力向世界释放尽可能多的善意。
作家李国文写过一段话：“据说，人就是这样的：在一生中，不停地把自己的心一片片撕下来，给爱你的人。所以，一旦生命终结的时刻来临，丧钟在敲响，你会牵挂你的每一片心，而不愿离开尘世。”
我想象不出，哑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会想些什么，牵挂些什么。私心希望，除了自己的孩子，她也能接收到，我这个别人家孩子真切的感激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