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充满巧合：1369年，朱元璋下诏，在临濠（凤阳）营建中都，6年后，朱元璋下诏“罢中都役作”。而600年后的1969年，王剑英先生来凤阳“五七干校”，也是6年后，其所著的《明中都城考》（历史篇）完稿刊印。
明中都的兴废，均来自于朱元璋个人的情感与意志。这座废弃的都城，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悲哀。所以他的子孙们在编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时，对这段史实提及甚少。不仅如此，“明中都”三字极少出现于史学界、考古界、古建筑界的视野中。
时隔整整10个甲子，被遗忘的明中都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王剑英先生戏剧般地来到凤阳，他拿起穿越时空隧道的锁匙，重新启开尘封的明中都大门。
考察明中都时的王剑英
藏于民间的早期都城
和王剑英先生一起到凤阳的，有其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诸多同事，其中名家甚多。夏日的一天，大家集中于凤阳“府城”内的“五七干校”总部听报告。王剑英听说离“府城”（清朝凤阳府治所在地，故曰“府城”）不远处还有一座“县城”（清朝凤阳县治所在地，故曰“县城”），便利用午饭后的空闲时间前去观看。
这座所谓的“县城”，即中都皇城。当他走近这座神秘的县城，立即被它雄伟的城墙震惊了。他不仅看到了午门内外须弥座精美的白玉石浮雕，看到了巨大的蟠龙石础，还沿着砖砌平整的斜道，登上东华门、玄武门和午门，漫步于午门城内的“状元桥”（即内金水桥）。他遇到一位年过70的老人，老人告诉他：凤阳有“紫禁城”、“内罗城”、“外罗城”，是当年朱元璋在这里修建的都城，因刘伯温反对，没有建成，只建了一座空城。老人还对他说了“鹰夹箭”的民间故事。王先生只认为这些都是民间传说而已，如何能与北京故宫相比？
新设立的“五七干校”需要一批城砖建筑校舍，经凤阳县委批准后，干校派大卡车前往午门东墙运砖。王先生被派来当搬运工，他看到自东华门至午门，到处都在扒城砖，砖垛自城墙根一直码到护城河边。他还看到，人们在扒拆午门东圈顶时，铁镐下去，火星迸发，城砖虽被劈断，但粘接处仍不能分，十分坚实。
王剑英在五七干校时住的房屋
1972年元旦刚过，一个突然的机遇，再次把王剑英先生与明中都联系在一起。他1948年在燕京大学主攻明史，1951年分配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被聘请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地图组组长。197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即将重新开馆，他再次主持开馆前的地图修复工作。历史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咫尺之遥，工作之余，他来到故宫午门，查找其形制与凤阳“县城”南门的异同。他疑惑了：凤阳这座“县城”的形制为何与北京故宫相似？它到底藏有多少秘密？
偶然间，他看到了乾隆年间的《凤阳县志》，了解到明中都不是没有搞成，而是基本建成了；不仅有皇城，还有二道城和外围的中都城；不仅有宫殿，还有太庙、太社稷，有圜丘、方丘，有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等等中央官署，有国子学、会同馆、观星台，有中都城隍庙、功臣庙、帝王庙、有金水河、百万仓，有中都留守司、教场，还有皇陵、龙兴寺，许多开国功臣的宅第、坟墓等等。
王剑英先生对明史及历史地理有着深厚的基本功，此时他明白，这块劳动改造的神奇土地，将成为自己求之不得、拼搏人生的新战场，是许多学者一生都无法碰到的机遇。于是，他毅然返回凤阳，决定对明中都进行考察。
当地干校总部的建筑是1957年扒拆明中都皇城内的城砖修建而成，砖上刻有文字。王剑英先生寻找字砖，一一记录。就这样，他开始了考察明中都的第一步。
王剑英先生决定实地考察。他向干校负责人张健做了汇报，张健破例同意他每逢星期天可以外出考察，还借给他一辆自行车、一部照相机。多年后，王先生感慨地对我说：“如果没有张健同志的支持，关于明中都的书就写不成。”
实地勘测古城遗址
从1973年4月起，每逢星期天，王剑英先生便身背水壶，带点馒头咸菜，清晨就骑车出门，访问群众，测量绘图，至晚方归。
由于年代久远，建置变革，当地群众对明初中都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如为了寻找南左甲第门的位置，他多次从鼓楼南行，见人就问。看不到城门遗址，也看不到中都城埂遗址。当地群众只知道老北门即北左甲第门城根遗址、独山城根遗址、门台子城门遗址、涂山门遗址，其它都不甚了解。他们都不知道有“南左甲第门”的名称，也不知道有“中都”和“中都城”的名称，只知道有一圈“外罗城”。一直到后来找到了钟楼遗址的前右甲第门遗址，和从那里到洪武门遗址之间的中都城南城埂遗址，看到了正好树立在它北侧的高压电线杆，才找到了南左甲第门的确切位置。道路两侧的两个瓦砾废丘天天摆在那里，不知来回走了多少次，都没有把它看成是遗址。此后，中都九门和30多公里长的中都城遗址先后都找到了，即使部分地段已无痕迹，只要把已知的部分直线延长即可相连接。
时间长了，社员和他熟了，说家里有龙瓦或凤滴水，愿意送给他……社员们还告诉他许多文献上没有记载的珍贵信息：如承天门东侧水沟里出现过成排的浮雕；千步廊位置掘出过南北成行的红石条；午门内外，东、西华门内侧等处地下都有大桥；奉天门前原是白玉石大街；后宫位置下有大量的琉璃大瓦、琉璃碎件、大城砖的墙基；武英殿位置地里还有从未移位的石础等等……
王剑英在走访调查明中都遗址
在那特殊的年代，他操着浓浓的吴音，到处寻找明中都的遗迹。这一奇人奇事，很快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居住在中都皇城、皇陵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位从北京来的“老王”，或者是高教部的“老王”、戴眼镜的“老王”。一提到他，老百姓都说，这个人能吃苦，没有架子，有本事，能讲许多凤阳的古迹。这些古迹，我们八辈子都不知道，他不是凤阳人，怎能知道这么多？多年后，王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对笔者说：“感谢凤阳老乡的支持和帮助，这对我以后撰写《明中都》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非常重要。”
然而，王先生在另一部分人的眼中，却是另一种形象：这个人神经有点问题，一天到晚就是在皇城、皇陵乱跑，把烂砖碎瓦当宝贝，不知道搞什么名堂！
据王剑英夫人陈毓秀老师回忆，王先生在明中都遗址上收集不少明中都遗物，他曾挑选一批，打算运到北京，以实物的方式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他通过火车货运的方式，由蚌埠运自北京；不料铁路运输部门却错运至东北沈阳，等再从沈阳运至北京，这些遗物全部破损，十分遗憾。
笔者在王先生的遗物中，发现了几张他当年绘制的明中都遗址草图。其一，在“凤阳府城示意图”上标明：“1973年5月27日车测，28（日）晨复测校正，每双脚蹬28吋（英寸）自行车一圈，（在地图上是）1毫米……”其二，在“凤阳皇陵示意图”上标明：“1973年6月3日草绘，同年9月7日绘制草图，1973年9月16日复测，校核无误。剑英”。
30年后，笔者沿着王剑英先生当年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两遍。我的行头与道具与王先生当年基本相似：一部自行车，一双军用球鞋，一瓶矿泉水，一部照相机，一本工作笔记。时而在宽阔的大道上飞驰，时而在羊肠山路推车而行，时而在将自行车停在田头，顺着狭窄的田埂上慢慢挪动，还有几回遇到沟壑，只得脱鞋趟水而过。拍摄北左甲第门时，恰遇暴雨，全身淋湿；拍摄皇陵土城东门时迷了路……这两次行程，使我深深地体会和理解王先生当年的艰辛与劳苦。
文化馆里写中都
王剑英先生还自费到南京查阅文献资料。主要阅读并抄录了南京地理研究所藏的《凤阳新书》，南京图书馆藏的《中都志》《临淮县志》，南京大学藏的《明实录》《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等等。1974年春天，他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又到北京图书馆（今称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万历《凤阳县志》、万历增补的《中都志》图、康熙《凤阳府志》、《高皇帝御制文集》等珍贵史料。
通过考察和阅读历史文献，王剑英先生对明中都有了新的看法：
我原以为北京故宫的建筑一定是全国最精致、最豪华的，是无与伦比的。可是竟然完全跟我主观的想法相反：明中都午门须弥座上是绵延不断的、十分精致生动活泼的浮雕，有飞龙、翔凤、麒麟、奔鹿、双狮耍绣球，各种花卉和图案，而南京、北京的午门仅两端有程式化了的图案装饰，其余全都是光秃秃的白石；明中都的石拦板两侧都是精致的浮雕，北京故宫石栏杆两侧则全是白的，没有浮雕；明中都宫殿的石础是270厘米见方的蟠龙石础，而太和殿的是一块160厘米见方的白础，面积比明中都的要小得多；明中都所有建筑的构件都比北京的精致，标准高。经过对比，认识到明中都是朱元璋统一全国后悉心经营的高标准建筑，又是后来改建南京、营建北京的蓝本。
明中都城墙遗址附近挖掘出来的汉白玉雕刻
在这段日子里，王剑英先生带着明中都这一问题，重新在史学的海洋中寻找一切与凤阳、与朱元璋、与元明清都城、与明中都有关的史料，哪怕连一点蛛丝马迹也不放过。
1974年夏天，他返回凤阳后，与当地文化馆协商了研究明中都一事。经过当地政府做工作，他从“五七干校”抽调到凤阳县文化馆。凤阳县文化馆把借调明史专家王剑英先生考察研究明中都的消息，向安徽省文化局作了正式报告，要求下拨考察经费。由于明中都是1961年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文化局拨给凤阳县5000元，初步解决了考察工作的燃眉之急。
笔者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这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气温高达39摄氏度以上，气闷无风，我与文化馆的同事们被热浪驱往大院内，手持芭蕉扇纳凉谈心。文化馆内的展厅灯光通明，我进去一看，眼前出现如下的画面：仅穿一件裤头的王先生，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赤脚泡在水盆里，正趴在乒乓球桌上撰写《明中都城考》书稿。桌上、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地图，他不时地用左手拍打着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虫——这一画面永远定格于我的脑际中，虽时隔数十年，犹如昨日。
从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春天，从酷暑炎夏到严寒隆冬，王先生就住在展厅内，两条长靠椅并起来就是他的床铺，乒乓球桌就是他的办公桌。笔者偶尔到他的办公室内小坐，看到他除了看书就是写作。他还不时地前往遗址现场考察、核实，以完善书稿。关于这段经历，当年文化馆长蒋汝成回忆说：“我每次看到王剑英先生，他都是风尘仆仆的。他常常到我家谈工作，叫他吃饭，他从不客气，没吃饱还要，饭量大，一顿能吃两大碗面条，不多言语，吃好了也不说声谢谢就去工作了。我从未见过有这样忠于工作和事业的人。他把全部精力拼在工作上了，现在想起来还叫人感动不已！”
亲自绘制多幅遗址图
1975年春，王剑英先生《明中都城考》（历史篇）完稿。如今回头再看，王先生引用文献史料之“广”、“全”、“细”以及“多层次”，令人感慨不已。他强调地图在史书中的作用，即古人所说的“左图右史”。在《明中都》一书中，文字仅有21.8万字，而地图与插图竟达83幅之多。
王剑英先生在凤阳期间，亲自绘制了《明中都总图》《明中都遗址示意图》《明中都皇陵遗址踏测图》《明中都鼓楼立面、平面图》《明中都圜丘遗址图》《明中都观星台遗址图》《明皇陵遗址示意图》《明中都城原设计复原图》《修改后的明中都平面图》《明中都午门以南、建筑平面图》《明中都钟楼大钟与北京钟楼大钟、大钟寺大钟比较图》《明中都部分街坊复原示意图》《凤阳府城地图》等共50余幅图。这些图片精细而准确，单士元先生说过：“剑英同志将明中都的规模和布局复原在图纸上，真实无误，比之依据文献推想，根据土丘，参以古代壁画复原出来的历史图卷要确实得多。剑英同志明中都的复原图，其科学性使人信服。”
笔者在整理王先生遗物时，发现王先生当年为了节约经费，把地图画在用过一面的书写纸的背面上。一幅《明中都总图》，他分解为6张小图，然后合并，又涂彩，最后晒图，共有数道工序。草图的四边，写上自行车轮转数乘以米数的计算列式。地图上的每一厘米长度，每一条等高线的弯曲，每一道山脉、每一条河流的走向，对于一个不是凤阳人的学者来说，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像这样的地图，王先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共绘制了五六幅。
1975年和1976年印制的《明中都城考》，与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明中都》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油印本，没有图片，而后者收录了72张图片（包括照片）。这些图片，是从王先生所拥有的数百张有关明中都图片中精选出来的。图片分两大类：一是史料图片，主要有明清时期凤阳府及所属州县方志中的地图、插图、书影；二是王先生亲自拍摄的明中都遗址照片。当年王先生自费购买了一部上海产“海鸥牌”4B型120照相机，他还自学了配制药水、冲放底片照片的技术。他在明中都遗址上的一个角落、每一件遗物遗迹上，都留下了镜头。为了节省经费，他购买的胶卷质量较差，再加上暗房技术能力有限，所以此类照片质量不佳（后来凤阳县文化馆专职摄影干部程玉钧等人协助这项工作，才提高了照片质量）。当年王先生为了留下视觉图像资料，仅从工资中扣除小部分生活费，其余全部用于摄影。
王剑英先生曾对我说过：在学术上，他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注重原始资料。王先生把自己做学问的方式称之为“磨刀背”。他说：“没有现成的东西，不磨怎么办？”《明中都城考》是一部从刀背上磨出来的著作。明中都史料缺乏，遗址被破坏，主要是王剑英的个人努力，自费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内大海捞针，还在凤阳将明中都建筑的全部遗址一一找出，绘图标明位置。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大遗址文化考察工程，而这一工程仅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由个人单独完成。可以说，《明中都城考》的完稿，是中国古今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
专家组提出六条保护建议
从1973年到1975年，是中都皇城遭受严重毁坏的多事之秋。王剑英先生无法面对中都皇城一面面城墙、一个个城门、一座座桥梁，在他眼前逐渐消失的现实。知识分子对文化传承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他向各方大声疾呼。
其实，中都皇城的建筑早已被持续破坏好多年了。曾有地方领导以“北京的城墙都扒了”为由，纵容破坏中都皇城的行为。1972年，安徽省文物工作会议公开点名凤阳破坏文物的行为后，大规模的扒拆活动虽已停止，但零敲碎打的扒拆城砖活动一天也未停。王剑英先生在《明中都遗址的发现及其研究》一文中写道：“大规模的拆城工作已经停止，但搜挖和偷拆城砖的事时有发生，还有把白玉石浮雕拉去砌坑烤烟，变成石灰，说是一举两得。地面下的大桥一条又一条地被扒拆，西安门遗址下的木桩被吊起堆积如山。我忧心如焚，担心我材料还没写完，遗址倒先拆光扒尽了……”
为了保护明中都，王剑英先生在县直机关各单位、各学校，城西公社各大队、生产队作演讲报告。凡是有单位请他介绍明中都的，不管路途远近，时间早晚，天气好坏，一律接受。他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让他们了解保护明中都的重要意义，就会从根本上扭转破坏明中都的局面。
事过多年，原文化馆长蒋汝成对笔者说：“我最怕王剑英先生找我说，某某地方又在扒城砖了。我去吧，又无权处理，上面领导又不支持；不去吧，又怕挫伤他的积极性，只好跟着他到那里去。”
在王先生的大力呼吁下，凤阳人才知道，“没啥用”的中都遗址，是朱元璋留给凤阳人民的宝贵遗产。“中都城”逐渐成为凤阳人的议论中心，这对当地领导改变对明中都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无形的宣传力，扼制与约束了对明中都的继续破坏。如果没有王剑英的出现，中都皇城的城墙完全有可能在两年内全部扒光，护城河可能被填平……
1975年春，教育部凤阳“五七干校”解散，王剑英先生返回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到北京后，就把书稿送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引起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重视。同年10月26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萍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专家组调查后认为：
明中都皇城建于明洪武二年，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和建筑、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继承了宋元时代的传统，同时又开创了明清时代的新风格；明清的故宫，就是参考中都皇城而修建的。因此，它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皇陵建于洪武初年。陵前的石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与南京的明孝陵和北京的明十三陵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皇陵碑也是研究朱元璋的重要历史资料。
针对明中都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皇城破坏情况十分严重、破坏活动持续不断的情况，调查组提出了《关于保护明中都皇城遗址和皇陵石刻》的六点建议。1975年12月18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及时下达了《关于明中都遗址保护的意见》，同意专家调查组所提的六点建议，并指出：“首先要进行遗址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在一般保护区内经过批准和清理发掘之后，可以兴工动土，在重点保护区内非有特殊情况不能改变原来的面貌。”这是国家首次就明中都遗址的保护问题，专门向安徽省文化局下达的正式文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凤阳的历史、凤阳的文化、凤阳的知名度，主要靠历史人物朱元璋来支撑。朱元璋与凤阳的关联，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外，凤阳大地上的明中都（包括皇陵等），便是朱元璋给家乡留下的文化符号。而时隔600年，这一文化符号的发现与解读者便是王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