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被遗忘的明初皇城,谁使它“重现人间”?

中都,被遗忘的明初皇城,谁使它“重现人间”?

首页角色扮演土城传说星王单职业更新时间:2024-06-11

历史往往充满巧合:1369年,朱元璋下诏,在临濠(凤阳)营建中都,6年后,朱元璋下诏“罢中都役作”。而600年后的1969年,王剑英先生来凤阳“五七干校”,也是6年后,其所著的《明中都城考》(历史篇)完稿刊印。

明中都的兴废,均来自于朱元璋个人的情感与意志。这座废弃的都城,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悲哀。所以他的子孙们在编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时,对这段史实提及甚少。不仅如此,“明中都”三字极少出现于史学界、考古界、古建筑界的视野中。

时隔整整10个甲子,被遗忘的明中都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王剑英先生戏剧般地来到凤阳,他拿起穿越时空隧道的锁匙,重新启开尘封的明中都大门。

考察明中都时的王剑英

藏于民间的早期都城

和王剑英先生一起到凤阳的,有其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诸多同事,其中名家甚多。夏日的一天,大家集中于凤阳“府城”内的“五七干校”总部听报告。王剑英听说离“府城”(清朝凤阳府治所在地,故曰“府城”)不远处还有一座“县城”(清朝凤阳县治所在地,故曰“县城”),便利用午饭后的空闲时间前去观看。

这座所谓的“县城”,即中都皇城。当他走近这座神秘的县城,立即被它雄伟的城墙震惊了。他不仅看到了午门内外须弥座精美的白玉石浮雕,看到了巨大的蟠龙石础,还沿着砖砌平整的斜道,登上东华门、玄武门和午门,漫步于午门城内的“状元桥”(即内金水桥)。他遇到一位年过70的老人,老人告诉他:凤阳有“紫禁城”、“内罗城”、“外罗城”,是当年朱元璋在这里修建的都城,因刘伯温反对,没有建成,只建了一座空城。老人还对他说了“鹰夹箭”的民间故事。王先生只认为这些都是民间传说而已,如何能与北京故宫相比?

新设立的“五七干校”需要一批城砖建筑校舍,经凤阳县委批准后,干校派大卡车前往午门东墙运砖。王先生被派来当搬运工,他看到自东华门至午门,到处都在扒城砖,砖垛自城墙根一直码到护城河边。他还看到,人们在扒拆午门东圈顶时,铁镐下去,火星迸发,城砖虽被劈断,但粘接处仍不能分,十分坚实。

王剑英在五七干校时住的房屋

1972年元旦刚过,一个突然的机遇,再次把王剑英先生与明中都联系在一起。他1948年在燕京大学主攻明史,1951年分配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被聘请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地图组组长。197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即将重新开馆,他再次主持开馆前的地图修复工作。历史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咫尺之遥,工作之余,他来到故宫午门,查找其形制与凤阳“县城”南门的异同。他疑惑了:凤阳这座“县城”的形制为何与北京故宫相似?它到底藏有多少秘密?

偶然间,他看到了乾隆年间的《凤阳县志》,了解到明中都不是没有搞成,而是基本建成了;不仅有皇城,还有二道城和外围的中都城;不仅有宫殿,还有太庙、太社稷,有圜丘、方丘,有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等等中央官署,有国子学、会同馆、观星台,有中都城隍庙、功臣庙、帝王庙、有金水河、百万仓,有中都留守司、教场,还有皇陵、龙兴寺,许多开国功臣的宅第、坟墓等等。

王剑英先生对明史及历史地理有着深厚的基本功,此时他明白,这块劳动改造的神奇土地,将成为自己求之不得、拼搏人生的新战场,是许多学者一生都无法碰到的机遇。于是,他毅然返回凤阳,决定对明中都进行考察。

当地干校总部的建筑是1957年扒拆明中都皇城内的城砖修建而成,砖上刻有文字。王剑英先生寻找字砖,一一记录。就这样,他开始了考察明中都的第一步。

王剑英先生决定实地考察。他向干校负责人张健做了汇报,张健破例同意他每逢星期天可以外出考察,还借给他一辆自行车、一部照相机。多年后,王先生感慨地对我说:“如果没有张健同志的支持,关于明中都的书就写不成。”

实地勘测古城遗址

从1973年4月起,每逢星期天,王剑英先生便身背水壶,带点馒头咸菜,清晨就骑车出门,访问群众,测量绘图,至晚方归。

由于年代久远,建置变革,当地群众对明初中都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如为了寻找南左甲第门的位置,他多次从鼓楼南行,见人就问。看不到城门遗址,也看不到中都城埂遗址。当地群众只知道老北门即北左甲第门城根遗址、独山城根遗址、门台子城门遗址、涂山门遗址,其它都不甚了解。他们都不知道有“南左甲第门”的名称,也不知道有“中都”和“中都城”的名称,只知道有一圈“外罗城”。一直到后来找到了钟楼遗址的前右甲第门遗址,和从那里到洪武门遗址之间的中都城南城埂遗址,看到了正好树立在它北侧的高压电线杆,才找到了南左甲第门的确切位置。道路两侧的两个瓦砾废丘天天摆在那里,不知来回走了多少次,都没有把它看成是遗址。此后,中都九门和30多公里长的中都城遗址先后都找到了,即使部分地段已无痕迹,只要把已知的部分直线延长即可相连接。

时间长了,社员和他熟了,说家里有龙瓦或凤滴水,愿意送给他……社员们还告诉他许多文献上没有记载的珍贵信息:如承天门东侧水沟里出现过成排的浮雕;千步廊位置掘出过南北成行的红石条;午门内外,东、西华门内侧等处地下都有大桥;奉天门前原是白玉石大街;后宫位置下有大量的琉璃大瓦、琉璃碎件、大城砖的墙基;武英殿位置地里还有从未移位的石础等等……

王剑英在走访调查明中都遗址

在那特殊的年代,他操着浓浓的吴音,到处寻找明中都的遗迹。这一奇人奇事,很快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居住在中都皇城、皇陵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位从北京来的“老王”,或者是高教部的“老王”、戴眼镜的“老王”。一提到他,老百姓都说,这个人能吃苦,没有架子,有本事,能讲许多凤阳的古迹。这些古迹,我们八辈子都不知道,他不是凤阳人,怎能知道这么多?多年后,王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对笔者说:“感谢凤阳老乡的支持和帮助,这对我以后撰写《明中都》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非常重要。”

然而,王先生在另一部分人的眼中,却是另一种形象:这个人神经有点问题,一天到晚就是在皇城、皇陵乱跑,把烂砖碎瓦当宝贝,不知道搞什么名堂!

据王剑英夫人陈毓秀老师回忆,王先生在明中都遗址上收集不少明中都遗物,他曾挑选一批,打算运到北京,以实物的方式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他通过火车货运的方式,由蚌埠运自北京;不料铁路运输部门却错运至东北沈阳,等再从沈阳运至北京,这些遗物全部破损,十分遗憾。

笔者在王先生的遗物中,发现了几张他当年绘制的明中都遗址草图。其一,在“凤阳府城示意图”上标明:“1973年5月27日车测,28(日)晨复测校正,每双脚蹬28吋(英寸)自行车一圈,(在地图上是)1毫米……”其二,在“凤阳皇陵示意图”上标明:“1973年6月3日草绘,同年9月7日绘制草图,1973年9月16日复测,校核无误。剑英”。

30年后,笔者沿着王剑英先生当年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两遍。我的行头与道具与王先生当年基本相似:一部自行车,一双军用球鞋,一瓶矿泉水,一部照相机,一本工作笔记。时而在宽阔的大道上飞驰,时而在羊肠山路推车而行,时而在将自行车停在田头,顺着狭窄的田埂上慢慢挪动,还有几回遇到沟壑,只得脱鞋趟水而过。拍摄北左甲第门时,恰遇暴雨,全身淋湿;拍摄皇陵土城东门时迷了路……这两次行程,使我深深地体会和理解王先生当年的艰辛与劳苦。

文化馆里写中都

王剑英先生还自费到南京查阅文献资料。主要阅读并抄录了南京地理研究所藏的《凤阳新书》,南京图书馆藏的《中都志》《临淮县志》,南京大学藏的《明实录》《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等等。1974年春天,他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又到北京图书馆(今称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万历《凤阳县志》、万历增补的《中都志》图、康熙《凤阳府志》、《高皇帝御制文集》等珍贵史料。

通过考察和阅读历史文献,王剑英先生对明中都有了新的看法:

我原以为北京故宫的建筑一定是全国最精致、最豪华的,是无与伦比的。可是竟然完全跟我主观的想法相反:明中都午门须弥座上是绵延不断的、十分精致生动活泼的浮雕,有飞龙、翔凤、麒麟、奔鹿、双狮耍绣球,各种花卉和图案,而南京、北京的午门仅两端有程式化了的图案装饰,其余全都是光秃秃的白石;明中都的石拦板两侧都是精致的浮雕,北京故宫石栏杆两侧则全是白的,没有浮雕;明中都宫殿的石础是270厘米见方的蟠龙石础,而太和殿的是一块160厘米见方的白础,面积比明中都的要小得多;明中都所有建筑的构件都比北京的精致,标准高。经过对比,认识到明中都是朱元璋统一全国后悉心经营的高标准建筑,又是后来改建南京、营建北京的蓝本。

明中都城墙遗址附近挖掘出来的汉白玉雕刻

在这段日子里,王剑英先生带着明中都这一问题,重新在史学的海洋中寻找一切与凤阳、与朱元璋、与元明清都城、与明中都有关的史料,哪怕连一点蛛丝马迹也不放过。

1974年夏天,他返回凤阳后,与当地文化馆协商了研究明中都一事。经过当地政府做工作,他从“五七干校”抽调到凤阳县文化馆。凤阳县文化馆把借调明史专家王剑英先生考察研究明中都的消息,向安徽省文化局作了正式报告,要求下拨考察经费。由于明中都是1961年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文化局拨给凤阳县5000元,初步解决了考察工作的燃眉之急。

笔者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这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气温高达39摄氏度以上,气闷无风,我与文化馆的同事们被热浪驱往大院内,手持芭蕉扇纳凉谈心。文化馆内的展厅灯光通明,我进去一看,眼前出现如下的画面:仅穿一件裤头的王先生,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赤脚泡在水盆里,正趴在乒乓球桌上撰写《明中都城考》书稿。桌上、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地图,他不时地用左手拍打着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虫——这一画面永远定格于我的脑际中,虽时隔数十年,犹如昨日。

从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春天,从酷暑炎夏到严寒隆冬,王先生就住在展厅内,两条长靠椅并起来就是他的床铺,乒乓球桌就是他的办公桌。笔者偶尔到他的办公室内小坐,看到他除了看书就是写作。他还不时地前往遗址现场考察、核实,以完善书稿。关于这段经历,当年文化馆长蒋汝成回忆说:“我每次看到王剑英先生,他都是风尘仆仆的。他常常到我家谈工作,叫他吃饭,他从不客气,没吃饱还要,饭量大,一顿能吃两大碗面条,不多言语,吃好了也不说声谢谢就去工作了。我从未见过有这样忠于工作和事业的人。他把全部精力拼在工作上了,现在想起来还叫人感动不已!”

亲自绘制多幅遗址图

1975年春,王剑英先生《明中都城考》(历史篇)完稿。如今回头再看,王先生引用文献史料之“广”、“全”、“细”以及“多层次”,令人感慨不已。他强调地图在史书中的作用,即古人所说的“左图右史”。在《明中都》一书中,文字仅有21.8万字,而地图与插图竟达83幅之多。

王剑英先生在凤阳期间,亲自绘制了《明中都总图》《明中都遗址示意图》《明中都皇陵遗址踏测图》《明中都鼓楼立面、平面图》《明中都圜丘遗址图》《明中都观星台遗址图》《明皇陵遗址示意图》《明中都城原设计复原图》《修改后的明中都平面图》《明中都午门以南、建筑平面图》《明中都钟楼大钟与北京钟楼大钟、大钟寺大钟比较图》《明中都部分街坊复原示意图》《凤阳府城地图》等共50余幅图。这些图片精细而准确,单士元先生说过:“剑英同志将明中都的规模和布局复原在图纸上,真实无误,比之依据文献推想,根据土丘,参以古代壁画复原出来的历史图卷要确实得多。剑英同志明中都的复原图,其科学性使人信服。”

笔者在整理王先生遗物时,发现王先生当年为了节约经费,把地图画在用过一面的书写纸的背面上。一幅《明中都总图》,他分解为6张小图,然后合并,又涂彩,最后晒图,共有数道工序。草图的四边,写上自行车轮转数乘以米数的计算列式。地图上的每一厘米长度,每一条等高线的弯曲,每一道山脉、每一条河流的走向,对于一个不是凤阳人的学者来说,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像这样的地图,王先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共绘制了五六幅。

1975年和1976年印制的《明中都城考》,与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明中都》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油印本,没有图片,而后者收录了72张图片(包括照片)。这些图片,是从王先生所拥有的数百张有关明中都图片中精选出来的。图片分两大类:一是史料图片,主要有明清时期凤阳府及所属州县方志中的地图、插图、书影;二是王先生亲自拍摄的明中都遗址照片。当年王先生自费购买了一部上海产“海鸥牌”4B型120照相机,他还自学了配制药水、冲放底片照片的技术。他在明中都遗址上的一个角落、每一件遗物遗迹上,都留下了镜头。为了节省经费,他购买的胶卷质量较差,再加上暗房技术能力有限,所以此类照片质量不佳(后来凤阳县文化馆专职摄影干部程玉钧等人协助这项工作,才提高了照片质量)。当年王先生为了留下视觉图像资料,仅从工资中扣除小部分生活费,其余全部用于摄影。

王剑英先生曾对我说过:在学术上,他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注重原始资料。王先生把自己做学问的方式称之为“磨刀背”。他说:“没有现成的东西,不磨怎么办?”《明中都城考》是一部从刀背上磨出来的著作。明中都史料缺乏,遗址被破坏,主要是王剑英的个人努力,自费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内大海捞针,还在凤阳将明中都建筑的全部遗址一一找出,绘图标明位置。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大遗址文化考察工程,而这一工程仅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由个人单独完成。可以说,《明中都城考》的完稿,是中国古今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

专家组提出六条保护建议

从1973年到1975年,是中都皇城遭受严重毁坏的多事之秋。王剑英先生无法面对中都皇城一面面城墙、一个个城门、一座座桥梁,在他眼前逐渐消失的现实。知识分子对文化传承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他向各方大声疾呼。

其实,中都皇城的建筑早已被持续破坏好多年了。曾有地方领导以“北京的城墙都扒了”为由,纵容破坏中都皇城的行为。1972年,安徽省文物工作会议公开点名凤阳破坏文物的行为后,大规模的扒拆活动虽已停止,但零敲碎打的扒拆城砖活动一天也未停。王剑英先生在《明中都遗址的发现及其研究》一文中写道:“大规模的拆城工作已经停止,但搜挖和偷拆城砖的事时有发生,还有把白玉石浮雕拉去砌坑烤烟,变成石灰,说是一举两得。地面下的大桥一条又一条地被扒拆,西安门遗址下的木桩被吊起堆积如山。我忧心如焚,担心我材料还没写完,遗址倒先拆光扒尽了……”

为了保护明中都,王剑英先生在县直机关各单位、各学校,城西公社各大队、生产队作演讲报告。凡是有单位请他介绍明中都的,不管路途远近,时间早晚,天气好坏,一律接受。他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让他们了解保护明中都的重要意义,就会从根本上扭转破坏明中都的局面。

事过多年,原文化馆长蒋汝成对笔者说:“我最怕王剑英先生找我说,某某地方又在扒城砖了。我去吧,又无权处理,上面领导又不支持;不去吧,又怕挫伤他的积极性,只好跟着他到那里去。”

在王先生的大力呼吁下,凤阳人才知道,“没啥用”的中都遗址,是朱元璋留给凤阳人民的宝贵遗产。“中都城”逐渐成为凤阳人的议论中心,这对当地领导改变对明中都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无形的宣传力,扼制与约束了对明中都的继续破坏。如果没有王剑英的出现,中都皇城的城墙完全有可能在两年内全部扒光,护城河可能被填平……

1975年春,教育部凤阳“五七干校”解散,王剑英先生返回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到北京后,就把书稿送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引起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重视。同年10月26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萍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专家组调查后认为:

明中都皇城建于明洪武二年,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和建筑、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继承了宋元时代的传统,同时又开创了明清时代的新风格;明清的故宫,就是参考中都皇城而修建的。因此,它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皇陵建于洪武初年。陵前的石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与南京的明孝陵和北京的明十三陵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皇陵碑也是研究朱元璋的重要历史资料。

针对明中都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皇城破坏情况十分严重、破坏活动持续不断的情况,调查组提出了《关于保护明中都皇城遗址和皇陵石刻》的六点建议。1975年12月18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及时下达了《关于明中都遗址保护的意见》,同意专家调查组所提的六点建议,并指出:“首先要进行遗址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在一般保护区内经过批准和清理发掘之后,可以兴工动土,在重点保护区内非有特殊情况不能改变原来的面貌。”这是国家首次就明中都遗址的保护问题,专门向安徽省文化局下达的正式文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凤阳的历史、凤阳的文化、凤阳的知名度,主要靠历史人物朱元璋来支撑。朱元璋与凤阳的关联,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外,凤阳大地上的明中都(包括皇陵等),便是朱元璋给家乡留下的文化符号。而时隔600年,这一文化符号的发现与解读者便是王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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