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5月21日，赫斐秋再次踏上四川土地时已52岁 ，在几个同行者中最年长，是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最了解中国、汉语最好的人，也是这个小团体的负责人。几个正夜以继日学习汉语的年轻人风趣地用四川方言称他“老爹”。
他们在成都安顿下来不久，开始着手向周边拓展，嘉定成为首选。可是派谁去最合适呢？渴望能独当一面，施展抱负的年轻人竞相陈述自己的优势。启尔德、何忠义、史蒂文森相持不下。
最后赫斐秋一锤定音：启尔德去！“老爹”发话了，大家不再相争。后来事实证明赫斐秋的决定英明。
“老爹”谢幕
赫斐秋疟疾复发
身为医生的启尔德不但创建了乐山最早的西式诊所，其家族也由此开启了一门三代70多年服务于中国的历程。史蒂文森虽然也是医术精湛的大夫，可夫人不幸在1895年的“成都教案”中受到强烈刺激，精神恍惚，史蒂文森不得不带妻子返乡。
赫斐秋是在乡村长大的，从小在农场里劳作，练就吃苦耐劳的性格。上大学也是靠自己种蔬菜、伐木材所得支付学费。初到中国时语言不通，曾遭遇瘟疫、鸦片、劫匪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可赫斐秋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从1866年到1887年，先后在扬州、南昌、南京、芜湖建立起当地第一所西药房、西医院以及男女学校。他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旺盛的创造力，使他在很多领域颇有建树。
1887年赫斐秋从峨眉山返回美国时，疟疾复发，身体状况很糟，这是之前在苏州埋下的祸根。夏季潮湿闷热的南方，蚊虫疯狂，四处传播疟疾，使之成为最流行的瘟疫之一。赫斐秋反复告诫仆人一定要划船到河中间取水，因为河心污染相对较小。仆人最初坚持照办，可是见洪水之后瘟疫基本缓解，便开始贪图便利在河边取水，赫斐秋由此不幸染疟疾。因为体质较好，潜伏期也比较长。
那时还没有根治疟疾的良药，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待发冷、发热、接踵而至并不断发作时，赫斐秋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一年后赫斐秋身体依旧没有大的起色，他只好辞去中国中西部管理者一职。妻子特地在加拿大伯灵顿乡间购买了一个果农场，希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以及辅助治疗手段能够使丈夫尽快恢复健康。
鉴于他在中国多年的努力奉献，以及他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1888年赫斐秋被选为皇家亚洲学会的研究员。
教堂藏书室对外开放
1890年，经过两年调养，赫斐秋身体逐渐好转。就在这时加拿大美道会为第一批派遣到中国的医学传教士寻找负责人，一直想再返回中国的赫斐秋成为最佳人选。
最初，加拿大教会决定在中国拓展，但并不确定什么地方合适？赫斐秋强烈建议到四川，他以自己在四川的经历作了详细认真阐述：
四川是一个美丽、肥沃的地方，有巨大的矿产资源，可以大规模种植各种作物，可惜很多土地用于种植了罂粟。吸食大烟和饮酒使很多当地人变成死人一般苍白，他们普遍没有卫生知识，住所肮脏并充满了害虫，一半的人口患有疾病，只有原始的补救措施。
1891年10月，他带领几位刚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启航前往中国。途经日本京都时经历了地震，到上海后，又遇上*乱。一行人不得不滞留上海，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等待时机。
三个月后，赫斐秋带领大家出发，沿长江历尽千辛万苦经武汉、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到达成都。接着，他的妻子艾德琳与女儿也随后到达四川。
1893年，赫斐秋用诺瓦斯科舍省一个朋友捐助的1000美金，建造了可以容纳300人的砖木结构教堂，1894年教堂的藏书室对外开放，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热切了解世界的目光。
为纪念而建的赫斐楼
1915年华西协合大学为纪念赫斐秋，历时5年修建了一座名为赫斐楼（又名合德堂、赫斐院）的教学楼。以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的方形塔楼与单檐歇山顶为主，中式传统大屋顶上建有西式塔楼，塔楼第一层屋檐由12只石刻凤凰支撑，蔚为壮观。是华西坝古建筑群中重檐最多的中西合璧建筑。2013年5月，该楼被国务院划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赫斐秋的玄孙Stanley Crawford.在四川大学赫斐楼前留影。
而赫斐秋与启尔德等人创办的成都第一家西医诊所，后来发展成为成都仁济医院。再后来成都仁济医院又开枝散叶，分别成为如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
赫斐秋在《峨眉山游记》之外，还写下《寺院与圣人》一书，谈到儒释道三教在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虽然赫斐秋书中一些观点有失偏颇、值得商榷，因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视角。但是，他勇于探索的精神却是值得敬重的。他一生留下大量关于中国的笔记，对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1900年中国爆发了庚子事变，而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于6月开始向北京进犯，中国陷入空前的灾难。
赫斐秋不得不离开中国，那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曾经在中国十个城市生活过，战胜过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可是不想最后为疟疾所困。
1904年，赫斐秋在加拿大病故，享年64岁。
或许，64年的生命并不算长！但是，熟知赫斐秋的人都感叹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爹”人生经历辽阔、深厚，多姿而又精彩！
后辈续缘
出生芜湖服务于中国
2015年10月，我在加拿大多伦多采访赫斐秋80多岁的曾孙Bud Crawford，70多岁曾孙女Cafhy Greer。他们特地从美国赶来参加“CS”聚会。
作者采访赫斐秋的重外孙（右一）及重外孙女（中），并赠送书法“仁者乐山”。
CS是加拿大学校的英文缩写。“CS”聚会发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聚会，至今已经延续了70多年。然而远在美国的Bud Crawford和Cafhy Greer却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因为这一届的主题正是关于第一批到中国的赫斐秋、启尔德、何忠义、史蒂文森家族。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泛黄的日记、破旧的皮箱、老照片、书籍等，弥足珍贵。
Bud Crawford听力和视力都不太好，即便借助放大镜和助听器，也需要妹妹在一旁翻译解释。开朗活泼的妹妹Cafhy Greer与哥哥寡言敦厚形成鲜明对比，在外形上也比哥哥更多遗传高祖的基因。
赫斐秋的儿子赫怀仁。
她告诉我，爷爷是赫斐秋的第二个儿子，名叫赫怀仁，一位医学博士，1895年至1913年间担任芜湖医院院长，引领了安徽省17年的外科发展。该医院是当时安徽省最大、技术力量最强的医院。1913年安徽洪水爆发，百姓流离失所，不少灾民感染上斑疹伤寒。赫怀仁在救治灾民中不幸被感染，最后死于芜湖。
他们的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任妻子，1905年至1913年期间担任该医院的护士长。她是中国护士协会第一个负责人，也是三个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赫怀仁的妻子。
兄妹俩的母亲，以及母亲的7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芜湖。其中两个姨妈在美国完成学业担任教师，后来一个随丈夫到上海，另一个随丈夫到达庐山，继续服务于中国。赫斐秋家族因为曾祖父的缘由，一直与中国渊源不断。
史丹利成了成都女婿
Bud Crawford说起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任英语教师的儿子史丹利·克劳福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史丹利在高收入居多的赫斐秋家族中显得有些叛逆，四处飘忽，收入不定，50多岁依旧单身。就在家里对他婚事不再过问时，他却忽然宣布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伴侣，一个中年的成都女子。
史丹利对中国的情感，追根溯源也许得从他奶奶、也就是赫斐秋的孙女说起。赫斐秋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他的儿子、女儿也跟随他到过中国一些城市。这个孙女就出生在赫斐秋当时工作的芜湖。
史丹利童年的不少时光，是在奶奶和姨婆的中国故事中度过的。两人讲起中国往事眉飞色舞，一些遇险经历，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回忆起来，竟变得多姿多彩，令人心动。这，让史丹利对中国充满向往。
就在家族对史丹利婚事失望时，奶奶给他这个来去无牵绊的单身汉一项特殊使命：到中国去，把高祖曾经工作过的10个城市走一遍。奶奶给他使命的同时，也给了他一笔钱。
1999年，史丹利开始了中国之旅，九江、芜湖、庐山，当童年的梦与真实的场景重合，他欣喜不已。奶奶资助的钱很快告罄，他便到当地学校当英语老师。积蓄一些钱之后，寒暑假里接着走。走走停停，在芜湖停留的时间最长，还被芜湖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接着，他来到成都，这一年他55岁了，与高祖到达成都时的年龄相近。他欣喜地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找到一份工作，并将赫斐楼各个角度拍照传给在美国的亲戚。闲时，他在成都周边四处转悠，对这座初次造访的城市似乎并不感到陌生，1892年高祖来成都时似乎给史丹利牵下某种缘分。
他是赫斐秋家族的第五代
史丹利喜欢麻辣的食物，为美食不惧各种“苍蝇馆子”；他惊叹天府之国女子的靓丽，与一些审美错位以丑为美、以美为丑的西方人士不同。
按照中国政府对外籍人士的有关规定，他只能在中国工作到60岁，于是他计划在成都工作3年，然后再到乐山工作2年。他对这5年的假期做了初步安排：峨眉山、乐山、重庆、汉口等，这是寻根计划的一部分。
史丹利张扬而又有些落拓不羁的性格，很快结交了不少朋友。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向他颁发了“仁济院史顾问”聘书。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经朋友牵线搭桥认识了一位成都女子，似乎也是赫斐秋家族与四川冥冥之中的缘分。短暂的时间内，毫无积蓄的史丹利迎娶了条件远比他优越的成都女子。这大约也是当年祖爷爷种下的善因，漂泊了大半生的史丹利终于成家了。婚礼在赫斐楼前举行，简单而又热烈，这份奇缘引起不少媒体关注，纷纷报道。
Bud Crawford告诉我，他母亲，也就是史丹利的奶奶如今已不在世了，史丹利在中国的行走既是为家族，也是为自己。他是赫斐秋家族的第五代，与中国的缘分还会延续下去。
徐杉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