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是前455年人，比商鞅大65岁，吴起是前440人，比商鞅大50岁。
两个人的变法为商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案例，命运又让他与嬴渠梁这个男人生在同一时代，伟大的头脑总是不谋而合，两个年轻人由此在古老的秦国两手掀起华夏世界的第一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全方面的深度变革。
商鞅本是卫国人，公室子弟出身，奈何卫国池水太小，养不了这条巨龙。于是，商鞅如同时代其他有志青年一样，奔向当时国力最强的魏国，得到魏国国相公叔痤赏识，获得中庶子的官职，作为国相的侍从之臣，这在魏国并不是一个很显赫的位置。
历史没有留下商鞅在相府里从政的痕迹，也没有记载其在魏国政坛的发声，但《史记》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老公叔临终之前，向前来探病的魏武侯托付人事安排，推荐商鞅继任国相，可能是老公叔从未给过商鞅绽放光芒的机会，又或许商鞅过于低调，以至于魏武侯压根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号人物。
魏武侯以为老公叔神智错乱，吃惊的瞪大眼睛，见此情状，老公叔爬起来，谆谆嘱托，“大王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掉他，千万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人之将死，糊涂不轻，强忍笑容答应，随后便打道回宫。
魏惠王走后，老公叔惜才之心发作，喊来商鞅，将事情原原本本相告，叫他赶快出逃别国，寻求政治避难，没想到，商鞅只是微微一笑，表示魏惠王既然不采纳公叔痤推荐之言，自然也不会采纳*其之言，于是继续悠闲的继续住在魏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对人性的洞见之深，实在叫人毛骨悚然。
公元前361年，商鞅迎来命运的转折点。
这一年，秦国国君嬴渠梁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求贤令”。
当时，秦国面临严重的外交困境，在东方列强眼里，秦国是上不了台面的蛮夷，并不具备在中原舞台上竞赛的资格，“鄙秦”已经成为中原诸侯的罕见共识，“裂土分秦”更是秦孝公必须面对的现实危机。
面对如此形势，秦孝公变法图强之心日盛，于是，这才有了这道“五百年之雄文”横空出世。
最吸引东方士子的，莫过于求贤令末了那句话，“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东方六国许以高官厚禄的策略不同，秦孝公可是下了血本，竟然拿出公室“股份”酬谢强秦功臣，这份气概，足以让东方士子们热血沸腾，心往神驰。
不久，29岁的商鞅毅然踏上西行之路。
秦孝公比商鞅还小9岁，但是，长年军旅生活早早催熟了他的心理年龄，事实证明，这是国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的天才领袖。
进入秦国后，商鞅一共参加过三轮面试，前两次讲的是“帝道”和“王道”，结果惨遭淘汰，最后一次，商鞅拿出研究已久的屠龙之术——“霸道”。
这一刻，秦孝公怦然心动。
所谓霸道，起源于春秋时期，即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称霸天下。
最早的“霸道”设计师齐国国相管仲给出一套具体操作方案，“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在他规划的线路图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路线的起点是国家从社会汲取海量的粮食，通过“国富”、“强军”这条康庄大道，通向依靠战争兼并更广袤土地的霸权巅峰。
这一切，落脚点都在一个“农”上，换言之，国家必须控制将尽可能多的人口投入到农业领域，得到更多税收资源，此举虽然利国，但并不会得到掌握土地资源的主流势力支持。
现实却是，商鞅变法后，法令推行虽然有些磕磕盼盼，但整体称得上顺利，并未遭到贵族们的“武力抗议”。
与晋、魏、齐等东方大国不同，秦国变法具有两大先天优势。
01
坚强的公族力量
其一，秦国具有一个强大的公族核心。
在秦国，公族的力量从来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作为公族的总代表，秦公的权威也从未有人表示质疑。
早在春秋时期，华夏诸国便已形成以家族为基本细胞的组织结构。那时，各国普遍存在四种势力：王（公）族、异性贵族、外国宗族和庶民家族。
其中，庶民家族位于社会底层，不参与上层建筑的权力争夺。在东方各国，公族与异性贵族、公族与外国宗族之间矛盾重重，异性贵族势力壮大，就会宰割公族，分割版图，三家分晋便是个经典案例；外国宗族尾大不掉，也会觊觎王座，苦心经营以求鸠占鹊巢，上演一幕田氏代齐的好戏，在此形势下，各国国君攘外必先安内，从而更加相信自家人，习惯从狭小的王族圈里寻找政治支持和联盟伙伴。由此形成的权力猜疑链绊住了大国改革的步伐，李悝变法三代而终，吴起变法中途夭折，皆缘于此。
秦国完全不同，在向外扩张的道路上，秦公族从未与异性贵族结盟，这就保证“三家分晋”的地缘政治灾难不会在秦国身上重演；同样，外来寻求政治避难的宗族处于劣势，不仅无法构成威胁，还得看秦公族的眼色生存，毫不具备复制“田氏代齐”传奇的现实基础。
在金字塔的下端，庶民家族普遍贫弱，没有实力对抗占尽优势的秦公族集体力量。概言之，秦国公族作为“第一家族”，其力量对全国中任何一个家族力量都强大许多，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作为秦公族的总代表，尽管历史上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尘封往事，但总体看来，历代秦公都对权力具有敏锐的触觉，在秦国政坛堪称“定海神针”般的存在，举手投足之间，拥有决定国家走向的磅礴力量。
对于权力不太敏感的大众，研究目光通常都聚焦在操盘手商鞅身上，往往忽视站在他背后的那个男人，可是，对于参与过实际政治的人来说，却不难理解，正是秦孝公二十年如一日的在幕后遮蔽所有风雨，商鞅才能完全放开手脚大展宏图。
失去这位极具宏大眼光和政治定力政治家的全力支持，商鞅变法注定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也会步李悝、吴起后尘，消失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事实上，从后世来看，中央集权从来都是“一把手工程”，始皇帝、汉武帝集权成功自有定数，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也非偶然。
02
虹吸顶级人才
其二，秦国具有从外国虹吸顶级人才的优良传统。
从秦穆公时代开始，外国“客卿”一直在秦国混的风生水起，不少人都坐到相邦的高位，到了秦孝公时代，不仅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释放强烈善意，吸引关东各国优秀人才建设秦国，更在商鞅变法之后，将引用外国“客卿”作为一项选人用人制度长期执行，这样一来，秦国就能虹吸东方各国的顶级人才为己所用。
客卿们单枪匹马进入秦国，纯粹为了个人的政治抱负，缺乏家族羁绊，改革起来毫无心理包袱。
对此，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有番极为精彩的论述：“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然而，这两个先天条件只能说明秦国具有彻底改革的潜在优势，并不意味着秦国能够顺利崛起。毕竟，身处战争无时不在的激荡乱世，谁也不敢忽视其他大国的外交倾向。
幸运的是，秦孝公上台之际，秦国东边最强大的邻居晋国早已不复存在，三家分晋过去半个世纪。
昔日强邻超级大国晋国解体后，分裂开来的赵、魏、韩三国彼此较劲，外交上并不亲近，甚至，率先强大起来的魏国成为赵、韩两国的生死大敌，正是在三小强勾心斗角的大国废墟上，秦国瞥见东出争霸的曙光，果断抓住二十年变法图强的“时间窗口”。
等到中原诸侯回过劲来，蛮夷之秦崛起的锋芒再难阻挡。此后，秦国领跑列强百余年，吞二周而亡诸侯，直到君临天下。
原创：文岳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