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1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聚起来围堵了中南海，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那天我途经府右街，目睹了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借口“上访”“讨说法”，围攻党中央、国务院驻地中南海，酿成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的场面。
图为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人员在中南海附近聚集情景
眼前的场景让我惊呆了。府右街至中南海北门路对面，马路一侧站满“法轮功”练习者，大部分是外地或农村来的人，妇女居多，这些人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饮料瓶、报纸、食品等，还有的拿着折叠凳，密密麻麻站在路的一侧，有的人可能站累了，顺着路边坐在路边，还有的相互围坐一团交谈，大多数人相互之间可能也不认识，也不讲话。
据了解，当天下午聚集的人数逐渐增多，从北京北海团城一直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门的路一侧站满了人。到下午4点，府右街上聚集的人数太多，以至交通中断，非法聚集的人群严重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到了晚上6点以后，聚集人员陆续散去，地面上一片狼藉，废报纸、饮料瓶、塑料袋遍地，清洁工人忙着打扫环境卫生。“法轮功”事后称“撤离时清理现场，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事实并非如此。
事后查明，“4·25”大规模非法聚集事件完全是一起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有策略地向党和政府示威施压、企图搞乱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一事件直接策划、指挥就是“法轮功”的总头目李洪志。而事发后，李洪志却在国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编造谎言，百般抵赖，为自己的罪责开脱。他先是说，对“4·25”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路途中。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但只是为了转机，没有离开机场。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没有与任何人接触”。
事实是，李洪志是在“4·25”非法聚集事件发生前三天，即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北京的。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而是前后跨了三天。
“4·25”事件的起因是1999年4月初，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其中讲道：“有一篇关于‘法轮功’的宣传材料，就说有某工程师练了‘法轮功’后，元神出窍了，可以钻到炼钢炉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种种化学变化。”何祚庥就此诙谐地提出：“炼钢炉里的温度比太上老君炭炉里的温度要高出几百度，钻进去，可能吗？”文章另一段提到，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名学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病愈后仍修炼“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使李洪志感到有了闹事的借口。4月19日，众多“法轮功”练习者突然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李洪志4月22日到京，至4月23日，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聚集人数达到6300多人。但李洪志的目标不是天津师大，而是要造更大的影响，他的目标是北京，是党中央。
不仅如此，在北京的“法轮功”分子还不断到位于北京海淀黄庄何老的家里闹事，要与何老讨个说法，说什么那个博士生练功姿势不对才走火入魔的。何老问道，你们的练功姿势都一样吗？回答说的也都不一样。何老于是善意提醒，你们也千万别练了，不然也都会走火入魔。
4月23日上午，李洪志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纪烈武等人召到他在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的住处，密谋策划把天津的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
“法轮功”的核心骨干李昌和纪烈武表示：“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个部门，要找中央和国务院。”李洪志当即说：“到北京去！”“要去中央，去国务院！”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李洪志还为围攻中南海的活动制定了一个策略：不能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和辅导总站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要把普通练习者推到闹事的第一线。他要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去具体组织、落实。
“4·25”非法聚集中南海的计划，就这样在李洪志亲自密谋策划后定了下来。
图为：李洪志位于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的住处
4月23日，李昌主持会议，通报了天津事件的情况，称“天津的事直接波及到北京，北京必须尽快做出反应，要组织到国务院上访”，“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而且是弘法和护法”。会上还传达了李洪志的旨意，议定了聚集行动的总体安排。一是到中南海聚集的时间定为4月25日，以及行动希望达到的三个目的；二是聚集的地点在府右街中南海西北门；三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人要去得多一些；四是不要以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进行，要把天津的情况告诉学员，使他们自愿去，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五是对现场的安全、秩序、交通等要有专人负责；六是上述安排要在24日北京总站雍和宫学法例会上布置下去。同时决定要北京总站派人去天津了解情况。李洪志听了汇报后，对开会的情况和内容，表示同意。
在李洪志作了精心策划和部署之后，他们商定，北京这边一动，李洪志就不宜留在北京，要赶快走，免得把自己暴露出来。为了掩盖罪责，4月24日一早，李洪志匆匆收拾行李，在纪烈武的护送下赶往首都机场，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李洪志又改乘CA109次航班，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
就这样，李洪志从22日晚上到24日上午，在北京停留44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划、组织“4·25”非法聚集活动上。他在悉尼对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只在北京停留一天”“没与任何人接触”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
李洪志匆匆溜走后，由他一手策划的围攻中南海行动，在“法轮功”核心骨*具体组织下，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同时，他坐镇香港，遥控指挥。
4月24日，“法轮大法研究会”召开了北京总站、分站负责人学法例会，就4月25日到中南海的聚集行动进行了动员部署。将聚集的具体时间定为4月25日早晨。要求北京“法轮功”组织配合天津行动，组织练习者去中南海找国务院解决问题。宣布了去中南海聚集的具体时间，并根据李洪志的旨意讲了几点注意事项：一是不要以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组织；二是学员参加“4·25”行动是个人自愿、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三是不喊口号、不打标语、不散发传单、不得有过激言辞；四是对现场的安全、交通、秩序和卫生要有专人负责；五是防止有人在现场制造事端。制定一个聚集行动的具体方案，包括现场联系、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等。
根据“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部署，王治文使用家里电话和手机，向河北、山东、辽宁、天津等地的“法轮功”负责人打出20多个电话，正在北京的大连总站站长高秋菊，也打电话通知了东北三省的学员。李洪志策划决定的“4·25”行动，就这样人传人、口传口，迅速传达到每一个辅导站，每一个练功点和每一个练习者。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法轮功”练习者自4月24日20时始陆续到北京中南海聚集。
从4月25日凌晨开始，“法轮功”练习者一批批到达中南海周围。至25日上午，在李洪志及其骨干分子的策划和组织下，“法轮功”人员聚集人数已达1万余人，他们阻断交通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为了欺骗广大群众，他们还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如不喊口号、不撒传单、不带标语，撤离时清理现场等。
4月25日早上，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法轮功”练习者的代表，明确指出“法轮功”练习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非法的，应立即撤离，并作了大量教育工作。9时许，“法轮功”现场人员向“指挥部”报告说，4名代表进了中南海“对话”，但进去的人对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又换了4个人进去，两拨人都说不清楚，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去谈。经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商量，并请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同意后，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王治文等5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对话”。
图为：1999年围攻中南海事件中，“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在现场组织活动
4月25日，躲在香港康怡花园指挥的李洪志和在现场指挥的纪烈武，始终保持联系，用远距离遥控指挥来往电话达二十余次。25日一大早，李洪志就打来电话，了解聚集中南海的情况。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始终紧张地与北京的“指挥部”保持着“热线”联系，不断下达指示，遥控指挥现场活动。北京“指挥部”也不断给李洪志打电话汇报、请示。在通话中，李洪志多次要求“让外地人多来些，再多来些”。
聚集期间，远在香港的李洪志还多次催问向中央施压的结果。在没有得到李洪志的指令前，“法轮功”人员没有散去的迹象，在接到李洪志指令后“法轮功”人员才撤离。4月26日下午，纪烈武乘机赶往香港向李洪志详细汇报了“4·25”事件的全部经过。
图为：1999年4月24日李洪志从北京飞到香港住在香港康怡花园“法轮功”骨干纪烈武家中
“4·25”事件已经过去25年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轮功”的头目李洪志从指责围攻北京电视台的人太少，到决定把天津的事情闹大，并把火烧到北京来；从确定4月25日在北京发难，到决定围攻中南海，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示威施压；从决定不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名义出面，而把不明真相的“法轮功”练习者推向前台，到决定派出代表到中南海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从对事件现场的遥控指挥，到决定事件的最终收场等大量事实充分证明，这一切都是李洪志亲自策划、指挥的。
“4·25”事件发生后，许多“法轮功”人员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看清李洪志的丑恶面目，纷纷与“法轮功”邪教彻底决裂。
北京市西城区的原“法轮功”信徒柯亮，曾是“法轮功”“4·25”事件的联络员，其家是“法轮功”组织实施“4·25”事件的现场联络点。在单位和社区的帮助挽救下，柯亮幡然醒悟。他说：李洪志指挥我们这些“法轮功”习练者，采取非法聚集围攻国家政府机关的行为，是李洪志妄图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大暴露。非法聚集围攻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李洪志虽然多次表示“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不投靠任何政治势力”，但其所作所为表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已经沦为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邪恶政治势力。我现在终于认识到，自己和家庭竟然成为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利用的工具。我也彻底明白了，“圆满”，实际上就是李洪志给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们设置的陷阱，李洪志就是个大骗子！
曾经参加过“4·25事件”，认清“法轮功”邪教本质后的王瑞香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是松散管理,完全是骗人的！‘法轮功’不但有组织，而且还是秘密的。”“‘4·25’事件，是李洪志一手策划并操纵的。他在4月23日、24日已经来到了北京，并和研究会李昌等人在一起，可是他却说是在去澳洲的路上知道的，这就是所谓的‘真’吗？”“中南海是中央所在的地方，那么多人围攻，不阻碍交通吗？不干扰商店生意、居民生活吗？这就是所谓的‘善’吗？”“李洪志叫练功人去围攻中南海，这就是所谓的‘忍’吗？”“从这些事情上看，李洪志极为‘不真’‘不善’‘不忍’，我们‘法轮功’练习者也做得‘不真’‘不善’‘不忍’。”
回顾“4·25”事件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到，“法轮功”从以“强身健体”为幌子、以“真、善、忍”为招牌欺骗群众，到挑唆其痴迷者非法聚众闹事，攻击政府，到以“圆满”为诱饵残害生灵的邪教本质。只有坚决铲除“法轮功”邪教这一社会毒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作者：李安平，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原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