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舟
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互动的产物，我们的祖先从海洋中进化而来，人类的文明从海洋中发展而来。海洋孕育了中华文明，反过来，中华文明也是海洋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在中国的海洋文学中，海是深广的、雄奇的，让人充满敬畏。 视觉中国供图
但当《奥德赛》《鲁滨逊漂流记》《白鲸》《海狼》仍是很多人心目中海洋文学的范本，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本土海洋文学时，你会发现，中国本土的海洋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研究并未形成大的突破。
在此情况下，上海海洋大学滕新贤教授所著的《沧海钩沉：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沧海钩沉》）尽可能地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为全面、完整的概要介绍，基本体现中国海洋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不同时期的海洋文学风貌，将其称为“第一部全面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学通史性作品”应该当之无愧。
《沧海钩沉：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滕新贤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怎么能和海洋没有联系呢
每当谈论中国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时，人们总要举出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观点：“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联系。”黑格尔这段话对后世影响深远，奠定了内陆／海洋、农耕／商业、黄色／蓝色、东方／西方、保守／先进等一系列二元文明对立论的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左右了中国人对文化或者文明的判断，由此也确定了中华文明史研究中一个至为关键的命题，即内陆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自足性长期主导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性格，而海洋文明的开放性则明显弱化。
然而正如学者阿尔布劳曾指出的，全球化主要是指“所有那些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会的变化过程”。如果以此为定义，那么，全球化肯定不是从今天或是从1492年哥伦布航海开始的，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经济、文化、政治不断交流、相互依存及影响的过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和历史。试想一下，中国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如此悠久的航海历史，怎么可能和海洋没有联系呢？文明类型的差异本身并不代表文明水平的高低和文明禀赋的优劣，更何况，文明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很难以简单的概念来概括总结。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和人们想象中的中原黄土文明对中和、务实、谨慎、本分的崇尚不同，自秦汉以后，中国人探索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歇。如2018年在美国出版的《蓝色边疆：大清帝国的海洋视野与力量》（TheBlueFrontier：MaritimeVisionandPowerintheQing Empire），就是从海洋视角来重新审视18世纪的中国大清王朝，它认为与一般理解相反，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上有意与海洋接触，试图融入全球海洋世界并参与彼时东亚地区海权的争夺，更有学者指出黑格尔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误读。但是毋庸置疑，褒扬西方的海洋文学与文化，贬低中国的海洋文学与文化，甚至不承认中国有海洋文学传统的情况时常发生。
海洋研究甚至是空白的
以我所知，1943年桂林建文书店出版的柳无忌所著的《明日的文学》中所收文章《海洋文学论》，可能是中国最早提出“海洋文学”这一名词的著作。台湾地区学者杨鸿烈出版于1953年的《海洋文学》是我国第一本海洋文学论著。1975年，同为台湾地区的学者朱学恕在其作为创刊人和发行人的《大海洋》诗刊上发表的“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创刊词，标志着海洋文学研究热潮的兴起。而迟至20世纪末，大陆学人也逐渐将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进入本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发掘中国古代海洋文学资源并展开初步研究。但总体来看，全面系统的研究格局确乎尚未形成，对海洋文学的研究存在着重域外而轻本土、重现代而轻古代的态势，《奥德赛》《鲁滨逊漂流记》《白鲸》《海狼》仍是很多人心目中海洋文学的范本，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本土海洋文学，由此导致对中国本土的海洋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研究无法形成大的突破。
就古代海洋文学研究而言，此前也有赵君尧《天问·惊世：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及张放的《海洋文学简史》等相关著作，但是前者论述多集中于外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对海洋文学作品本身的发掘反居次席，没有涉及先秦时期，对清代、近代这两个海洋文学重要发展段的论析亦付诸阙如，而且对于文学作品的论述着重于抒情性诗歌。而后者文笔生动，属史话类著述，然论及的海洋文学作品颇少，许多时代甚至是空白的，由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多少海洋文学作品，感觉“黑格尔在他涵盖地理文明的哲学论述中所持的观点仍旧持久有效，轻易推他不翻”。
滕新贤教授这部新著历十余年之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向上追溯到创世神话和诸子言说，向下则延续到以黄遵宪、王韬等为代表的晚清文学，尽可能地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发展作较为全面、完整的概要介绍。虽然她谦称自己水平有限，不敢用“史”来自称，但身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我读后却认为，无论是从其资料的丰富性，研究时段的延续跨度，还是对中国海洋文明和海洋文学特色理解的深刻与创新，将这本《沧海钩沉》称为“第一部全面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学通史性作品”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海”与“水”并不对立
中国虽是一个位于大陆的国家，但有着漫长海岸线，中国人自古就对大陆边缘的海洋进行过不懈的探索。早在夏代时，山东滨海一带就有人栖息繁衍，商本来就是生活在滨海的东方民族，《诗经·大雅·江汉》也载：“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说明了当时人们已开始从内陆向广阔海域探索。可以说中国人很早便具有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甲骨文中已出现了“海”字。《说文·水部》写道：“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这是“海”的本义。由此也标志着“海纳百川”这一海洋观念已经确立。《尚书·禹贡》便言：“江汉朝宗于海。”虽是以水流千里必归大海的事实来象征诸侯尊崇天子的政治理念，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明确的海洋观念。
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学作品的大多数母题与“海纳百川”和“九州四海”这两个理念密切相关。唯其认为海纳百川，故《管子》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荀子·劝学》言“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强调的都是海纳百川所具有的包容和大度的品质。因此在古人眼中，海是深广的、雄奇的、博大的、无限的。在中国的海洋文学史上很少会有一篇文学作品表达对海洋的藐视，和凌驾于它之上的*。即便是那些统治天下的君王看到了大海的广阔和力量之后，也无法不对它肃然起敬。从曹操的《观沧海》到魏文帝的《沧海赋》、唐太宗的《春日望海》、明太祖的《沧浪翁泛海》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敬畏之情。这种敬畏之情，恰与西方文学对海洋的征服和亲近相反。
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海纳百川的概念，所以与人们一般理解的不同，即使是被认为典型内陆文明形态的中原文化也曾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特性。正如滕教授指出的，在《山海经》中便没有惟中原王权是尊的思想，没有流露褒贬之意，对于异质文化平等视之，让人们看到海外有海，国外有国，天下之大，物类之盛。汉唐时期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与兴盛，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中原文化对域内周边文化的兼容并蓄，而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同样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开放包容。
同样正是因为有了海纳百川的概念，中国人并不将“海”与“水”绝对对立，而是将二者进行紧密的联系。滕教授正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特点，通过对上古文献的细致研究，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即在古人眼中，海就是因地势下沉而被江河之水淹没了的大地。海不过是华夏先民赖以生存繁衍的土地的一种变化形式而已。换言之，海就是被水淹没了的田地。所以古人并没有所谓将海作为地域边界线的观点，其对于土地与海洋的领土意识是基本一致的。在中国古人看来，海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田，只是其产物与大陆上的土地不同而已。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海洋在中国人眼中更多是广阔和平和的，虽然难免会有一些惊涛骇浪，但对人类的恩赐远大于破坏。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里，人们对于制盐、养殖等活动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海洋贸易，这种以海为田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了近代。个人以为，“以海为田”观的阐释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中国传统海洋观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成为“真实”的“具象”
由于“九州四海”理念的存在，中国古人往往更加关注近海或者内海，更加广阔无垠的远洋在他们眼中则是边缘，大多数人由于对海洋缺乏了解，心中充满了敬畏恐怖，只能好奇地远观与想象，反映在海洋文学上，便是遥望性、寓言性与想象性成为贯穿始终的基调。很少有贴近海洋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多的是浪漫主义纵横驰骋，凸显的是中国人的冥想精神与抒情传统，海洋在这些文字作品中往往 “褪去了其作为物象的实用性，而承担起意象的审美性”。由此也导致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限，即海洋体验者与海洋描述者的分离，生活在海洋里的人，往往没有能力描述海洋；而那些具有描述能力的人却都缺乏亲身性的海洋体验，所以只能沿袭一些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来充当叙述资源。所以滕教授清醒地指出，即使在宋元以后，中国海外贸易已经非常繁荣的时期，海洋文学其实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因此本书也并没有刻意拔高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地位。
早在宋元时期，在东南亚等地已经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海外侨民，随着贸易的发展，一个广泛的华人海外贸易网在明代以后逐渐建立。但是正如王赓武先生所言，中国的这些海商是“没有帝国的商人”。他们地位低微，缺少国家的支持，只能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力量，最多是家庭、同乡的庇护。他们漂泊在汪洋大海之间，和当时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士兵和国家支持的特许公司全副武装的雇员竞争，往往导致悲剧性的结局。而他们在中国的海洋文学作品中也是失语的，在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中是以反面形象出现，《镜花缘》虽然同情他们“漂流数载，苦不堪言”，但是对海外贸易活动的描写仍然虚浮落后。事实上，在传统社会结构没有真正改变，士大夫普遍认为“中国四民，商贾最贱……父兄亲戚，共所不齿”（明徐学聚：《报取回吕宋囚商疏》），对商人和商业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古代海洋文学的局限性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进入近代，中国人真正有了远渡重洋横绝四海的生活经历，海洋才开始真正作为“真实”的“具象”，成为文学的观照和书写的对象。
当然本书还有众多精彩纷呈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新见迭出，如对孔子言“乘桴浮于海”本意的梳理；如第一次从海洋文学角度论述汉赋、*体诗；又如对屈原的楚辞作品、宋词等在海洋文学贡献方面的评价等等，都值得读者好好体会和研究。我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有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完全没有必要在西方海洋文学面前妄自菲薄。近年来，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的提出，中国海洋发展揭开了一个全新的篇章，也为边缘已久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海洋文明固然不宜罔顾事实地刻意拔高，但在中国海洋活动日趋活跃，海洋战略愈益清晰的现实背景下，重新挖掘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这也应该是学术界当仁不让的使命之一。
（作者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