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我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历朝都会根据自己的地利优势选择“首都”甚至是“陪都”，时至今日，国内已形成了“八大古都”的共识。
不过，由于多数古都一直都未能因“长治久安”为王朝带来辉煌(西安和北京除外)，对于其中的诀窍，历史学家们至今依旧众说纷纭，最常见的看法还是“位置选得不好、防卫措施不够”之类。
不过依我看来，古代王都的地利选择其实有着巨大的局限性：既要考虑周边农业生产的雄厚基础、又要兼顾其强大的军事戍卫功能，这样的都城历史上仅“西安、北京”两处而已。
事实上，西安和北京都曾数次陷落过，由此看来，王都的“长治久安”肯定还有其他诀窍，而且这诀窍要远比地利选择重要得多！
长安和北京因“人治”因素陷落过、北京则因“人治”被成功保卫过
前面说了，长安和北京这样的地方有着强大的经济后盾支持、也有着成熟严密的京畿防线，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两处绝佳王都之所、都曾创下过“万国来朝”的盛况。
可就算是如此优秀的都城所在，它们还是无法避免地在历史中沦陷过，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数次成功的保卫实例。
通过相关的历史事例，当中的“诀窍”逐渐被归结到“人”身上：再好的地利优势、再严密的戍防体系，在恰当的“人治”面前都不再是第一要素了！
安史之乱中，尽管长安有着天险潼关的拱卫，由于唐玄宗用人不当、胡乱指挥，导致潼关守将哥舒翰最终被俘、潼关失陷。若非这当中混乱不堪的“人治”方式，潼关在、长安就在，毕竟这是长安作为“千年古都”的最优势因素。
当时，哥舒翰一直力主据守潼关，唐玄宗则以“贼方无备”为由，频频催促哥舒翰出关迎敌，来使多到“项背相望”。
皇帝都这么要求了，作为朝中官员，哥舒翰再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出关迎敌！有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过高仙芝、封常清“抗命”的前车之鉴犹在，哥舒翰还真不敢如此效仿。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唐都长安因此失陷，真的并非败在防卫上面，而是因为严重的“乱指挥”！连当时至关重要的名将都不信任，老迈的唐玄宗哪有“人治”可言？安史之乱后的长安还有过多次陷落，每一次都是因为乱哄哄的内政问题：唐天子再也管不好手下的藩镇了！
明末的北京在短短时间内陷于李闯大军手上，其实也并非防卫之过，而是被人大开城门放了进去。可见，管好手下的人，甚至比建立完善的戍防体系更为重要！
同样的北京，当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军兵临城下时，于谦等人首先就采取了一些列“治人”的措施：诛宦党、息民愤、鼓士气、稳内政。在于谦的安排之下，巨宦王振被抄家灭族、朱祁钰被拥立为明代宗，京师军民均士气大振，终于可以严阵以待捍卫首都了！
明朝“北京保卫战”的成功离不开京城群众的发动，是真正“军民一心、朝廷内外同心同德”的一次保卫战。没有强效的“人治”成果，哪里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洛阳与南京都是“多朝古都”，不过“多朝”的另一面却“多是短命王朝”。
自公元前770年“成王东迁”后，洛阳作为王都时间最久的朝代正是“东周”，不过东周时的洛阳存在感不是很强，因为诸侯们都不怎么当它一回事。
一直到了东汉时期，洛阳才算名正言顺踏进了“伟大王都”之列，可惜其后无论是作为魏都晋都、作为隋炀帝的国都及唐朝东都，洛阳只是成了历代政权问鼎天下的焦点。
纷乱的争霸局面导致洛阳一带战火不断，后梁、后唐、后晋等“短命王朝”严重摧残了洛阳作为都城的地位，实际上，它也因此成了古代王都中最大的“人治”牺牲品。
自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开始，洛阳作为王都一直就未有过真正“长治久安”的局面：昙花一现的魏晋、奢靡短暂的隋炀帝王都、还有武周的“神都”……
身处中原腹地的洛阳从来都不缺成熟的戍防体系及强大的经济后盾，问题是在人心上：那里就从没获得过长期的民心稳定，每次就好比刚愈合的疮疤很快又被揭开！正因如此，自元代之后，洛阳就再也没有作为都城存在过了。
在这方面，南京也是洛阳的“难兄难弟”。好不容易有个天下一统的大明朝定都在南京，却又因“靖难之役”将首都搬去了北京。
不过，由于明朝实行的是“二京制”，南京名义上好歹也算是明朝的首都，这无形中就为它增加了近三百年的“王都”历史，终于可在份量上与洛阳“称兄道弟”了！
同样地，无论是“靖难之役”的败北还是后来解放军的南渡，南京的长江防线一直就并未真正发挥过它的“天险”作用，最后都输给了“人”而不是战争。在更早前隋朝的晋王杨广攻入南京时，当时的南陈后主还在“与民同乐、欢度春节”呢，真是好一个“人治”。
开封与杭州：因“仁治”而兴，也因“人治”而衰开封曾因《清明上河图》闻名于世，这背后与宋仁宗的仁政分不开。北宋定都汴京(开封)后，一直实行的是“重文抑武”国策。
如果在太平年间，这样的“人治”局面无疑会对国都的稳定与兴盛起到巨大的催进作用；可惜历史非一厢情愿，北宋的君王们希望以“仁政、人治”获得长治久安，最后却也因“重文抑武”荒废了武备、在面临外敌时一筹莫展！
北宋武备的“荒废”指的并非是战争物资的匮乏，而是人！士兵、武将在宋朝的待遇一直就不如文人，同时朝中也一直不重视良将的培养和保护；宋朝之所以能在抵御外侮的抗争中涌现出大量感人事迹，靠的其实是许多“投笔从戎”的文人。
在宋朝的国策下，临安其实就是汴京的一个翻版，“人治”之策没变，变的只是来犯之敌，从金国转为了元朝而已。
在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形下，临安“山外青山楼外楼”也是颇具讽刺性的一个奇迹，跟《清明上河图》中的兴盛一样，这两处昙花一现的国都最后都因不思改变的“人治”之策衰退败落了！
光是君主开明还不够，“人和”是开明君主勤政“人治”的结果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很多，尤其是人品上备受赞誉的君王从来都不缺。可是“一个好人”并非就是一个“好君王”，聪明睿智的君王都会懂得审时度势、在利用好地利环境优势的同时用好“人才”、治理好“人心”，这才是真正的‘人和“。
历史上的伟大君王都曾开创过”政通人和“的局面，而更多心存大志的“中兴之主”往往都在关键的“人治”方面功亏一篑，这就是“伟大君王”与“普通仁君”的重要区别。
历代开国之君在选择首都时往往只能基于经济及地利状况，但在如何进行“人治”的方面，就难以靠律例规定下来了，“法治”尚且经常可以被人推翻，何况是“人治”呢？
君王的勤政与“人治”靠的是人而不是“法度”，这一历史特性决定了：再强大的王朝、选址再好的国都，一旦没有“以人为本”、做好“人治”工作，最终都会造成“人和‘的坍毁、最后就是王朝的覆灭！
当今不少企业其实也经常重蹈着这样的覆辙：企业建起来、兴盛起来了，就会搬进选址一流的豪华写字楼里、然后不断*不断并购，最终却忽略了人才的储备及使用。
没有“人和”，再堂皇的企业数据又有何意义？这样的道理，基本上每位企业家都会知道，可现实中却没几位能真正做到”政通人和“，诸如此类的企业新闻，”今日头条“上每天都多的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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