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后虽然在安排窦宪出征北匈奴并如愿取得大胜这件事上酣畅地展现了自己统治国家的威风,但统治者所向往的威风,总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总是以为,威风越强盛,越能慑服民众,也能慑服对其不服、甚至觊觎权柄的同侪。
永元元年这次北征,把北匈奴打散了,但还没有彻底灭亡。穷兵黩武,一旦尝到甜头,便会愈加疯狂,直到兵力穷尽,才会罢手。
永元元年的私渠比鞮海战役,使北匈奴遭受重大挫败,汉军又乘胜扫荡了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残余势力。然而,北匈奴单于不仅还在,而且他还统辖有一定的部众,只是逃离了汉军的追击而已。
那么,北匈奴单于逃到哪里去了呢?他是从私渠比鞮海一路奔向西北,逃到了一个名为“西海”(今名“喀拉湖”)的湖泊边上。这里东邻杭爱山、西靠阿尔泰山,是两条山脉之间一个盆地,今称“大湖盆地”,其间分布着包括西海在内的几个内陆湖泊,自然状况虽然不如鄂尔浑河流域,但在蒙古高原上,却是除了鄂尔浑河流域以外一块条件较好的地方,至少可以让北匈奴单于暂时在此得以生存,社会条件适宜时更可赖以重新振起。
在汉朝方面,这时若是马不停蹄地持续追击下去,窦宪会面临很多难题。
首先,北匈奴在重创之后,虽然已经衰弱不堪,但他们本来就擅长游动作战,要是在草原上跟汉军四处回旋,躲起猫猫来,窦宪也不一定能够很快抓住战机,将其围歼。可是时间一拖,汉朝北征军的给养就会成为问题,他实在拖不起。
同时,随从他的南匈奴军兵,从拟议北伐时起,就别有企图,想要恢复跨越大漠南北的统一匈奴帝国。战事拖下去,弄不好就会节外生枝,引发新的问题。这样一来,窦宪不仅得不到出征讨伐的军功,还会给自己找来新的罪过。这种赔本买卖,是万万做不得的。
最后,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是窦宪此番领兵出征,本来就是他和窦太后兄妹二人连手做戏给文武百官看,名义上是让他戴罪立功,实际上是要让他们窦家人更加牢固地控制朝政。
我们先来看一下窦太后即位以后、窦宪谋*小妹妹枕边人之前窦氏一家人操纵国家政治的情况:
和帝即位,太后临朝,(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瓌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宪以前太尉邓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又屯骑校尉桓郁,累世帝师,而性和退自守,故上书荐之,令授经禁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虎贲中郎将统领的是东汉时期负责皇帝“宿卫侍从”的核心禁卫部队,当然这个领兵站岗的头目同时也是控御皇帝做傀儡最紧要的官职。在窦太后临朝主政之前,本来是由窦宪本人担任这个重要职位。现在窦太后又以章帝遗诏的形式,把这一职位转交给他的弟弟窦笃,而让窦宪专任侍中。
侍中和虎贲中郎将秩级相等,都是比二千石(晋司马彪《西汉书·百官志》二、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约略相当于二千石的级别”,官阶高低,大体相当。可是虎贲中郎将只是一个武职,在制度上,并不参与政治的决策,侍中则是“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的近密幸臣,能够直接介入中枢政治,对于想要控制整个皇朝的邓氏家族来说,这个位置当然更有全局性意义。正因为如此,窦宪转而让他的弟弟窦笃来替代他担任虎贲中郎将这一职务,继续控制宫廷的禁卫,让他自己腾出手来,以侍中的身份,实际掌控整个朝政。
在上述这些“皆在亲要之地”的窦氏兄弟中,官职最为特别的,其实是窦宪另外两个弟弟窦景和窦瓌,他们两人都是“中常侍”。那么,这个“中常侍”特别在那里呢?这个官位的职责,乃“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从表面上看,“中常侍”做的事儿,似乎和“侍中”也差不太多,其关键的不同,在于“从入内宫”这几个字。
“侍中”这一官名,承自前汉,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其本来的涵义,是侍从于内廷宫禁之中,可以和宦官一样亲近皇帝,这样就很容易和皇帝的女人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为此,虽然侍中从武帝后期被排除宫外很长时间,但王莽时又恢复旧制,直到章帝去世前不久的元和年间,因“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这才不再伴随皇帝于宫中。
“中常侍”的特别之处,是能够“从入内宫”,可“常人”身入内宫,总有触动皇帝禁脔的忌讳。既然已有“侍中”这么干过,“中常侍”也不会见腥不沾。虽然西汉有时还会任用普通士人,如班固的祖父班稚,在汉成帝时期就曾担任过这一职务(《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但东汉时期处理这一茅盾的办法,是只让身子与“常人”不同的宦官来出任这一职务(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三)。可是,窦景和窦瓌都是窦氏皇后的舅子哥,显然不会先做手术,再去任职。现在,窦太后打破朝廷定制,安插自己的两个亲兄弟入宫相伴,不管是监视、控制小皇帝汉和帝,还是辅助自己处理朝政,总归显得很不自信,很不从容;更准确地说,是当时的情势相当窘迫,所以纔会有这样的不得已之举,所谓“内外协附,莫生疑异”,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
从上面引述的文献,可以清楚看出,作为家里的大哥,窦宪“内干机密,出宣诰命”,是核心的灵魂。在窦氏家族刚刚掌握权柄未久,地位还不够稳固的情况下,窦宪实在不宜在外逗留过久,免得节外生枝,出现什么难以控制的情况。明智的做法,是毋忘初心,拿到了足够“解套”的战功就好。
于是,窦宪在燕然山上留下那篇由班固执笔的千古铭文之后,就鸣金收兵,班师南返了。可是对窜逃的北匈奴残余势力,总还是要有所处置。窦宪采取的办法,是予以招抚:
遣军司马吴泛、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宣明国威,而兵随其后。时虏中乖乱,泛、讽所到,辄招降之,前后万余人。遂及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致以诏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宜修呼韩邪故事,保国安人之福。(《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梁讽劝北匈奴单于仿效的“呼韩邪故事”,是指西汉宣帝甘露三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并称藩保塞事(《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而北匈奴本来自光武帝和明帝时期就屡次请求与汉和亲共处,而汉廷一直未予理睬,所以才导致后来的一系列冲突(《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窦宪改伐为抚,抚得平更好,抚不平也不会损失什么,先缓一下看看再说。
现在,北匈奴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而汉廷提出的要求,只不过是改和亲通聘为称臣作藩。对于北匈奴单于来说,表面上似乎有些屈辱,可实质性的关系,未必相差太多。看看所谓南匈奴自光武帝二十四年款塞为藩以后,汉廷每年“赐”以千匹彩缯等物件,令其足以“开口仰食”的情况(《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就能够明白这一点。所以,北匈奴单于一听到梁讽这些话,甚为喜悦,当即“将其众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随讽诣阙”(《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所谓“私渠海”,应当就是汉军击垮北匈奴的私渠比鞮海。没有赶上汉军的北匈奴单于,在惨败之后,心里当然会有所顾虑,没敢亲赴汉廷,纳款觐见,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刚刚得胜回朝的窦宪,却摆其谱来,竟“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汉廷出征北匈奴,本来很不明智,但在种种顾虑之下对逃窜的北匈奴余部改清剿为招安,乃是这一大不明智举措当中颇为明智的一个做法,尽管窦宪的主要着眼点未必那么合理。现在窦宪挑礼找刺儿,据不接受北匈奴单于的弟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一方面,固然是想要通过当面跪地伏拜的形式使北匈奴单于彻底服软,但另一方面,他为自己树立隆盛威名的强烈愿望,也使他迫切需要让汉朝的官民看到这样一个仪式(这里边还有南匈奴单于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将在后面评述这场战役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时再做具体说明)。
为达到这一目的,窦宪在第二年也就是永元二年的五月,又派遣他的副校尉阎盘,“将二千余骑掩袭伊吾,破之”,而这个“伊吾”在今新疆哈密西侧,从章帝建初二年时起,就被北匈奴占据。又伊吾北过今阿尔泰山,就是北匈奴单于率余部暂时栖止的西海。所以据守在这里的北匈奴势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对西海外围的北匈奴单于有所应援。打掉这个据点,北匈奴单于自然更为孤立(《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八八《西域传》。案这个“阎盘”,系依从《后汉书·和帝纪》的写法,《后汉书·西域传》是书作“阎盘”,应当就是前面第五节开头提到的《后汉书·窦宪传》中的“阎盘”,即稽落山之役的前敌指挥官。清惠栋《后汉书集解》卷四谓“盘”、“盘”、“盘”三字通用,而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卷二谓“‘盘’当作‘砻’,闽本有注云‘砻’力工反”。若然,自当作“阎砻”为是。不过我核查日本汲古书院影印的南宋庆元四年建安黄善夫书坊刻本,虽《和帝纪》正文镌作“阎砻”,却并无钱氏所说反切注音,疑所说不确。又案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七同庆元本《后汉书·和帝纪》,记此役统兵将领为“副校尉阎砻”,疑误)。
七月,窦宪又以大将军身份“出镇凉州”,将兵驻军武威(《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一六《邓训传》,卷二三《窦宪传》),而凉州境内向北“斗出”的居延,东面即毗邻武威,是汉朝最逼近西海的边塞。窦宪这一举措,无疑对北匈奴单于造成了十分直接的威胁。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北匈奴单于无奈,只好在这一年的九月,带着他的“储王”等前往居延边塞,表示诚心归顺,愿一如当年呼韩邪故事,朝见汉家天子。为此,请求汉朝派遣大使,来协同办理此事。窦宪当然心满意足,他要的就是让国人看到这个场面。于是,在这下一个月,也就是永元二年的十月,“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二三《窦宪传》,卷四〇下《班固传》。案《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是年十月“遣行中郎将班固报命于南单于,遣左谷蠡王师子出鸡鹿塞,击北匈奴于河云北,大破之”,文字应有舛讹,即“南单于”当属下读,其前脱去“北单于”三字,应正作“遣行中郎将班固报命于北单于,南单于遣左谷蠡王师子出鸡鹿塞”云云。附案昔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三八列有“《后汉书》多脱误”一条,称“《后汉书》传刻脱误,较《前书》多且倍之,……北宋时已无善本”,此亦其中至今仍未得校正之一显例)。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南匈奴单于又上书请求灭掉北匈奴,以实现其“破北成南,并为一国”的宿愿。在这种情况下,汉朝马上又做出了自相茅盾的决策:在已派遣班固出塞迎伴北匈奴单于的同时,在同一月份又准许南匈奴单于“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另外还派遣“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八九《南匈奴传》)。
窦宪掌控下的东汉朝廷为什么会如此出尔反尔?通观前后事态的变化,其实是很容易看出的:这是因为窦宪还想进一步增高自己的威望,为此就需要更加辉煌的功业。按照这个新的B计划,南匈奴要是灭掉了衰弱至极的北匈奴,那也是以他先前的战果为基础才能做到的,而且这次出兵也是在他的统筹部署下实现的,终归都是他窦某人的功劳。万一南匈奴失手败北,也没有什么关系,还有先前的A计划压底儿,让班固把北匈奴单于接过来就是了。这也算得上是他恩威并施的结果,是他窦宪,成功地逼迫北匈奴不服也得服。
永元二年阎盘西取伊吾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北征之役地理进程示意图
实际的情况,是南匈奴军队对北匈奴的进攻,取得很大胜利:
(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等)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墯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即使又一次遭受惨败,北匈奴单于麾下至少也还有几千兵马(《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然而在被窦宪如此无信无义地暗算之后,北匈奴单于再也不愿屈辱地投降。班固人至私渠比鞮海后,了解到北匈奴单于战败逃走的情况,明白原定的A计划一时已经难以落实,便打道回府,径行南返(《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固传》)。
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兵发起的这次进攻,使窦宪尝到很大甜头,鼓舞他愈加逞肆军威,想要乘胜追击,一举剿灭北匈奴单于最后的势力。于是,在这下一年,也就是永元三年的二月,复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将兵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大破其兵,克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二三《窦宪传》。案耿夔官职,《窦宪传》等记作“右校尉”,此姑从《和帝纪》)。窦宪则因此而获得了他所期望的所有政治效果,一时间“威名大盛”,肆意弄权,“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永元三年耿夔等北征之役地理进程示意图
永元三年十月,汉和帝行幸西京长安,在诏书中郑重其事地确认“北狄破灭”这一事实(《后汉书》卷四《和帝纪》),亦即昭告天下,业已彻底铲除北匈奴。北匈奴既灭,窦宪便捞足了政治资本。现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汉家的天下,主人俨然如同易刘姓为窦氏(《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窦宪也就需要更加从容地考虑,怎样更好地打理这一大片江山。
永元二年河云之北战后,南匈奴势力急剧扩张。史称“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当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对此,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当然惬心如意,可窦宪却不能不有所警惕。
前面第三节已经讲到,屯屠何最初提出征讨北匈奴的动议,目的就是想要借机统一大漠南北,由自己来做这个草原大帝国的主人,但在第四节里我也已经谈到,以耿秉为代表的一批朝臣,对待这次北征的着眼点却是“以夷伐夷”,而窦太后等窦氏家族成员在决定用兵的方略时,实际上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现实,通过出征人员的安排等,对南匈奴有所牵制。
窦宪在比较牢固地掌控权柄之后,南匈奴的野心和危险,就凸显出来,必须适当加以控制,不然的话,犹如引狼拒虎,而刚刚入室的豺狼又完全没有任何天敌制约,祸患岂不愈加深重。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分而治之的老路上去,令匈奴人在大漠南北各居一部,彼此制约,汉廷坐收渔人之利。
这时,逃走的北匈奴单于的弟弟右谷蠡王于除鞬,在永元四年正月,“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更清楚地讲,是“款塞乞降”(《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八九《南匈奴传》)。蒲类海就是现在新疆的巴里坤湖,邻近东汉的伊吾。窦宪正好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上书奏请朝廷,正式册立于除鞬为北匈奴单于。这一提议,当然得到朝廷的允准。于是,“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正当窦宪安排任尚帮助于除鞬重返鄂尔浑河之滨匈奴北庭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窦宪就被汉和帝以图谋弒逆的罪名除掉。
没人搭理的于除鞬,只好在这下一年,亦即永元五年九月,“自畔(叛)还北”。汉和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尙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八九《南匈奴传》)。这也可以说是秦及西汉以来中原王朝北讨匈奴的最后一役。不管其实际效果是好是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场标志性的战役,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永元元年窦宪北征之役的一个尾声。如本节开头所说,暴虐统治者之所谓穷兵黩武,不到穷尽兵力之时,通常是不会歇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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