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告诉我，一些研究表明，家庭暴力和赌博激活的是相同的神经介质，就好像我对老虎机上瘾了，迫切地想转出三颗樱桃。为了从戴夫身上得到爱，为了避开不好的事情，我适应他的喜怒无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三颗樱桃。这就是我重蹈覆辙的原因。”
第一次看到《冰路狂花》这本书，你很难不联想到经典电影《末路狂花》，这也是一个关于女性出走的故事：埃米·布彻是一位美国作家，长期忍受男友的语言暴力与情感虐待，终于在一次家暴后决定出走，和美国唯一一位女性冰路卡车司机乔伊一起，开车穿越美国阿拉斯加极北之地。
即使对于布彻这样的作家，讲述一段沦为虐待的亲密关系也很困难。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她关注性别议题，在大学课堂教授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在外人看来，布彻似乎已经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人生：她三十岁，在一所高校获得终身教职，拥有一段三年的稳定恋爱关系，一个温柔体贴的伴侣，时常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鲜花、礼物与爱的瞬间。
光鲜背后是感情里最不堪的一面。很长时间，她在家里和旅行途中忍受着男友的精神虐待。男友戴夫向她吼叫，挥舞拳头，把她逼到墙角，辱骂她，对她的人格和事业进行全方位贬低。这样的事情每天都有。
2015年，布彻和男友戴夫相识于阿拉斯加一个教育营，戴夫也是一名老师，授课对象主要是孩子，他耐心，有趣，懂得浪漫。戴夫对她说，他一生在等待一个她这样的女生，聪明，独立，可爱，注重家庭。她接受了他。在美国，快要接近30岁，她愈发感觉到，周边的人都在准备“安定下来”了，生活好像变成了一场大型的“抢椅子”游戏，大家都在迫不及待地给出承诺。
她和男友也是如此。戴夫跨越了大半个美国，从美国西部搬到布彻所在的美国东部俄亥俄州，他们打算买一栋房子，组建家庭。大部分时候，他们相爱，彼此照顾。
随着情感的加深，分歧和冲突也在慢慢升级。当布彻上完课回到家，有时迎接她的是一盘塔可饼，戴夫精心烹饪的菜肴，有时是戴夫的暴怒。尽管没有肢体暴力，也足以让布彻感到害怕。
在持续两年的虐待下，布彻没有选择离开。每次冲突后，戴夫会为此感到抱歉，他会变得温柔，带回一杯咖啡，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教育和改变戴夫。她因此深陷其中。摆在感情里仿佛是一台隐形的老虎机，一边是浪漫爱的部分，另一边是越来越重的精神暴力。当她投下硬币，生活一下倒向这边，一下是那边。
只有真实的恐惧骗不了自己，她在汽车后备箱藏了把小刀，在床头藏了瓶辣椒喷雾。她开始酗酒，出现躯体反应，持续胃痛、头疼。
2017年，布彻偶然刷到了女卡车司机乔伊·维贝（Joy Wiebe)的社交账号，她联系上乔伊，最初想作为写作素材。这是一个坚强而有活力的女人：乔伊是当时美国唯一一位女性冰路卡车司机，十三年来在美国北境道尔顿公路上，驾驶十八轮重型卡车。这条路很危险，大部分路段没有护栏，没有道路标记，随时可能遭遇暴风雪或者交通事故。
直到一次和戴夫的激烈冲突后，布彻决定出走，她联系上了乔伊。2018年4月，她启程前往阿拉斯加，在那里和乔伊碰面，并与她一道开始了穿越阿拉斯加北境的公路之旅。她们在一起待了六天。
布彻和乔伊在旅途中
尽管布彻和乔伊成长于美国东西部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学识、工作、交友圈毫无交叉，却面对着相似的困境，她们都深陷一段存在虐待的亲密关系。乔伊的第二任丈夫酗酒，在一次喝醉后，他对乔伊和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举起了枪。和许多家暴案例类似，她们都经历了一段起初非常美好的感情，一个称得上“好人”的伴侣，最终却都滑向暴力的深渊。
414公里的行程结束，布彻回到了原本的生活里，离开了这段糟糕的关系，决定将自己和乔伊的故事写下来。四个月后，乔伊尚未走出这段关系，一些事情却永久的改变了，一个大雾天，乔伊如常出车，返程时卡车被甩出公路，意外去世。
这本书出版后，我通过邮件联系到埃米.布彻，她依然在教书、写作，关注性别议题和亲密关系。书的中译本副标题为“在最危险的公路上寻找快乐”，原文也许更贴切，“Finding Joy on the Loneliest Road in America”。“Joy”可以翻译为乔伊，为快乐，也是深陷一段糟糕的亲密关系之中的她、乔伊等很多女性的处境。
布彻提醒读者警惕那些更为隐蔽的暴力形式，也看到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面临的相似又不同的结构性困境。时隔七年，我和她再次聊了聊那次出走，她对于亲密关系有哪些新的思考，以及出走之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以下是和埃米·布彻的对话。
不被识别的虐待和虐待升级什么时候产生了出走的想法？
埃米·布彻：戴夫第一次发怒，我们正在沙漠度假。我想起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当时正值美国#MeToo运动，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议题，不同阶层的女性面临相同的困境：她们需要承受耻辱，承担未知的风险，才敢说出她们遭到过*扰和虐待。而戴夫却将#MeToo运动，比做金枪鱼捕捞。他说，“没错，你能捕到那些调皮的家伙（金枪鱼），但肯定也会带来不少海豚。”他认为，强奸指控是女性用来对付男性的*伤性手段，无论在私人或工作场合，无论事实是否如此。
我们的分歧加剧。有天晚上，戴夫失控地尖叫、叱责，话语变得尖锐，戴夫说，他担心我有一天会指控他强奸。他的控诉似乎认定，我会把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罪行变成幼稚的报复手段，只为从他身上攫取权力。
戴夫把我送给他的卡片、纪念品都丢掉了，而我在他身边躺了七个小时，只有恐惧。尽管最后他没有对我造成身体伤害，但那天晚上我相信他会*了我。当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为此感到尴尬，我爱的人竟然对我如此残忍，而我选择相信戴夫的愤怒是可控的，幻想他善良的一面会回来，他会停止对我大喊大叫。事后我们都想做些什么弥补，戴夫为此说了抱歉，而我是想要说服他，让他知道他做错了。那次对话成为催化剂，让我第一次产生离开的念头。
这有些难以启齿，因为离开的想法并非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戴夫没有对你进行肢体暴力，为什么他的行为属于虐待？你如何识别、判断虐待？
埃米·布彻：我一个亲密的朋友凯莉 · 桑德伯格，她第一次告诉我，我所经历的是虐待，尽管没有发生身体上的暴力。她也是一位作家（《再见，甜蜜的女孩》的作者) ，离开了一段存在身体虐待的婚姻。当我向她倾诉了以前从未说过的事情，戴夫对我的羞辱与冷暴力，他把我贬得一无是处。尽管她不完全知道我的恐惧，我在汽车收纳箱里藏了把小刀，在床头藏了瓶辣椒喷雾。
她告诉我，任何让我感到被侵犯的行为都是虐待，无论这种行为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很幸运，在我自己舒适地使用“虐待”这个词之前，其他女人允许我使用它来描述我的经历。
当然，虐待还有很多种形式。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和社会学训练，只能从自身经历和写作这本书的经历来谈，我认为家庭暴力包含了两个人之间任何形式的虐待，无论他们之间存在何种亲密关系，没有人可以让另一个人感到如此不适与恐惧。
埃米·布彻
来自伴侣的虐待通常有哪些形式？
埃米·布彻：在书里我谈到了“虐待等级”这一概念，亲密伴侣的虐待首先表现为较少被识别的形式：口头上、情感上的暴力，这背后实际上是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慢慢通过孤立她，切断她和朋友、家人的联系，使得她变得自卑。这些都是我的男朋友经常会做的事情。
是否可以这样说，从言语暴力开始，家暴的发生是有迹可循的。
埃米·布彻：是的，虐待经常会升级。当我的男朋友最初表现出愤怒，我选择原谅了他，包括此前和我约会过的很多男人同样如此。至少在美国，一个司空见惯的观念是，“男孩就是男孩”。这意味着男人的愤怒通常会被合理化，被谅解。我认为我有责任去教育和改变他，但我的容忍显然只为他的暴虐添砖加瓦。
从我十几岁到二十多岁，我一度认为只有身体上的虐待才应该使用“家庭暴力”这个词，所以当言语和情感虐待出现，甚至偶尔发生一些导致身体疼痛的事件，比如我的膝盖因此瘀伤，都没有引起我的过分担忧。这已然成为一种思维惯性，好像只有发生了身体上的伤害，虐待才值得被关注，值得媒体报道，司法介入。这是一个有害的刻板印象，最终在保护施虐者。乔伊和其他女性的故事都说明，失控的愤怒是一种典型的、偏激的情绪，最终会升级成为更严重的暴力。
你在书里写到，这些使我们感到恐惧的的男人，原本是在后院为我们搭建秋千架的那个好人。男性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埃米·布彻：我不确定能否简单回答清楚这个问题，我在书里通过很多事例试图说明这一点，我想再次强调的是，那些经常虐待他人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首先表现得安全、温柔和有爱心，才能吸引并留住伴侣。当一段稳定的关系建立，他们确定对方难以离开后，虐待才开始发生。
在我们相遇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我的伴侣看起来非常好，他很温和，让我感觉安全。我慢慢会察觉到，他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控制我，比如他经常贬低我的工作，让我感觉自己的很多观点和想法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可耻的，我不值得被爱。在当时，这些微妙的危险信号不强烈，没有引起我的警觉。
你曾察觉到什么预警信号吗？
埃米·布彻：如果说曾有过预警信号，那就是戴夫愈发强烈的偏执，他偏执地认为自己能够修正我的信仰。一天深夜，在戴夫的暴怒下，我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第一次给朋友发去了短信，我感觉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我想过报警，甚至换锁。最后戴夫没有破门而入，而是离开了家。我的颤抖、恐惧持续一整夜。第二天他回家时，手里拿着两杯卡布奇诺。他把咖啡递给我，伸手抚摸我的胳膊，对我说，“你那样颤抖很奇怪，我不知道你的身体怎么会那样。”
我感到极为不适，很快意识到，这正是虐待升级的机制，这就写在我教学用的阅读材料里——施虐者开始试图掌控你，包括你和世界的关系，你和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他们开始掌握叙事的权力，告诉你，“这好奇怪，你的身体刚刚怎么了？”
“家庭暴力和赌博激活的是相同的神经介质”现在回想，当你感到如此恐惧，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结束这段关系？
埃米·布彻：在书里我提到了一个经济学术语，“沉没成本谬误”，意思是如果我们已经在某事上承诺并且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即使明智的选择是停止或改变方向，我们也不愿意放弃。这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对于单身人士的态度影响，周边人会不断强调婚姻的重要性，以及“该安定下来了”。当然，也出于我们对自我决策的维护本能。
尽管我和戴夫尚未在法律上和财务上深度绑定——我们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我投入地经营这段关系，将他介绍给我的朋友、家人。他也是，为了和我在一起，他跨越了大半个美国，搬来和我一起。在多数时候，他向我表现出温柔和爱，甚至为我在某些他坚信的事情上做了妥协。这些都加重了我的愧疚感，我觉得我欠他一段过渡时期，我起码应该忍受他的喜怒无常。
还有我的自尊心。我不想相信我对一个人的判断如此错误，承认这是一段有害的、虐待性的关系，似乎意味着我自己也是一个道德品质低、判断力差的人。
在你看来，离不开的难点有哪些？
埃米·布彻：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看到过一项研究数据，一个人离开一段虐待关系，通常需要经历大约七次虐待事件。我从前很难理解身处虐待关系中的人面临的具体困境，直到自己身处其中，我才感同身受，为什么这么多人难以离开。
共同财务、孩子、法律合同、对报复的担忧、安全问题，都在影响着人们的决定，特别在涉及到财务、孩子，情况更为复杂。无法离开，因为结束一段虐待关系同样意味着危险、报复和暴力，从中解脱出来的困难和危险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2017年12月，当我第一次刷到乔伊在Instagram上名为“ Mothertrucker”的账号，我原本是打算写一位勇敢的女性，后来我才知道，乔伊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因为如果她离开暴虐的丈夫，这份工作能提供经济来源。每周，乔伊需要出车两到三次，征服冰雪之路，剩下的时间，她得独自面对来自丈夫的暴力，在路上比在家更安全。
布彻和乔伊一起行驶的道尔顿公路
作为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一位女性主义者，按照想象，你对自己的处境有更清晰的认知。对你而言，为什么离开依然如此艰难？
埃米·布彻：羞耻感和“沉没成本谬误”经常发挥作用，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此前我一度认为，我会免疫于亲密伴侣暴力，这来自我长期以来持有的刻板印象，我并不符合媒体报道里那些更可能遭受虐待的人——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女性。我成长于一个健康且支持我的家庭，有一份体面而薪资丰厚的工作，受过良好教育，财务状况良好，我不会容忍一个有虐待或危险倾向的伴侣进入我的家庭。
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者，从我真切地意识到，现实中诸多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源自性别差异之后，十多年来，我扎实地读了大量的女性主义文本，自诩熟知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种种暴力是如何变得系统而猖獗的。我在大学开设了一门名为“当代女性主义叙事”的课程，带着学生精读女性主义作家作品选段，这些作家包括丽贝卡·索尔尼特、莱西·M.约翰逊等等，她们的文章都关注性别议题，亲密关系里的暴力。
但正如我在书中所写，虐待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施暴者可能是任何人。而这些刻板印象之所以特别有害，因为它将受害者画像脸谱化，一旦与之不符合，我们很难相信自己现实中所经历的事情是虐待。被虐待的经历会逐渐削弱自我意识和自信心，让我们相信，是我自己不配拥有健康的爱情，我理应忍受伴侣的虐待，形成恶性循环。
你为这段关系做过哪些尝试？
埃米·布彻：那个冬天，我和戴夫关系恶化，到了春天，我和戴夫都开始酗酒。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我开始看心理医生。第一次见心理医生时，我告诉她，我饮酒过量，需要求助，后来我才能坦诚地说出真相，生活里的一半时间，戴夫让我感到恐惧，而另一半时间，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我问心理医生，我是不是疯了？
心理医生告诉我，一些研究表明，家庭暴力和赌博激活的是相同的神经介质，就好像我对老虎机上瘾了，迫切地想转出三颗樱桃。为了从戴夫身上得到爱，为了避开不好的事情，我适应他的喜怒无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三颗樱桃。这就是我重蹈覆辙的原因。
摆脱根植于骨子里的道德感最后离开的契机是什么？
埃米·布彻：身处暴力的环绕中，包围圈在一次次缩小。一天深夜，在戴夫的暴怒下，我躺在地板上惊惧不已，直到很久之后抬起头，我看到了那张贴在冰箱上的方形便利贴，上面是乔伊的电话。我拨通了电话，将她视作一根救命稻草。
我迫切地渴望去见乔伊，这个当时刚满50岁的女人，浑身散发着引人注目的气势，我被她深深吸引。我和她完全相反：胆小，脆弱，忍受虐待。
我期待和乔伊一起穿越北境，路上能够发生足以改变生活的事情，一场思想地震，使我脱胎换骨。现在我承认，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太过软弱，无法独自做出重大的决定。
这可以理解为你仍然希望有外部力量推动你做出改变吗？
埃米·布彻：完全正确。我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离开带有暴力倾向的伴侣，很难想象如何从这段关系中解脱出来。我迫切需要有人能够帮助我完成这艰难一步。
很长时间，我为自己萌生了离开伴侣的想法而沮丧，哪怕在去阿拉斯加后，我依然担心戴夫，如果我不在家照顾他，他的健康会受到影响。这样的念头很可怕，特别是在他这样对待我之后。我将他完全视作了我的责任。
现在当我大声承认这一点，我自己都会觉得很荒谬，但我相信，这是成千上万的女性曾经历过的矛盾心理。只要女性仍然被认为是照顾者、养育者，被视为浪漫关系中顺从的角色，我们就很难摆脱根植于骨子里的道德感，哪怕健康和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卡车妈妈”乔伊
你期待的改变有发生吗？一路上带给你最深刻感受的事情是什么？
埃米·布彻：这条路和我们的旅程无疑是美丽的，卡车内部发生的事情和我们之间的对话对我触动更大。乔伊对于自己的坦诚和敞开心扉，鼓舞了我去直面那段感情里的真相，我终于可以坦诚地说出，三年里，我如何深陷虐待关系之中，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影响。
我原本以为乔伊找到了新的、健康的爱情，因为这段婚姻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当乔伊告诉我，她艰难离开了一段存在虐待的婚姻之后，却又陷入了另一段虐待的婚姻。我才意识到，虐待、家庭暴力，对女性而言是多么普遍的事情，要找到一段安全、健康的爱情多么困难。
乔伊如此坦诚，就是希望我不要陷入和她同样的境地。她的话带给我深刻的震撼，我对这样的未来极度恐惧，这是使我下定决心结束这段关系的最终原因。
为什么乔伊离开了第一段虐待关系，却没能离开第二段，并且维持了二十年之久？
埃米·布彻：我无从知晓，在乔伊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在经历什么，这完全取决于她丈夫的戒酒成果。但我相信乔伊正计划要从她的第二次婚姻中解脱出来。在回程途中直到她去世前几个月，她一直在敦促我离开戴夫，希望我能够拯救自己。
乔伊和你的不同选择是否也有经济和阶层的因素在其中？
埃米·布彻：乔伊和我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我不确定这是否完全取决于经济地位和阶级。我们在非常不同的环境里长大，有着不同的信仰，这些都影响着我们对待亲密关系的态度以及生活里的很多事情。作为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我必须承认自己因此得到诸多便利，但乔伊在她的卡车司机领域备受尊敬，收入也相当不错。
另外，乔伊和我毕竟都是白人女性，其他种族的女性面临更严峻的处境。在美国，有色人种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她们可能都求助无门，比如在乔伊定居的地方阿拉斯加州，遭到家暴的黑人妇女基本难以获得医疗、经济、社会项目的支持，更别说“不太明显”的虐待，她们毫无支持。
《冰路狂花》
这次出走对你和戴夫的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埃米·布彻：我们的分手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的选择。当我从阿拉斯加回到家，回到我旧日的生活里，我知道我变勇敢了，我不会再成为戴夫的信徒。那一周里，我一直在等待戴夫再次暴怒，但没有发生。有一天，戴夫告诉我，他曾执教的学校打来电话，邀请他去洛杉矶工作。你应该接受，我告诉他。事情就是这样结束了。
我很感激戴夫最终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关系里的糟糕和伤害的一面，到了感情的最后，他展现出了深刻的善良，主动离开了。我愿意相信、也希望我们的分开，能促使他有所反思。
如果能够回到过去，你会怎么做？
埃米·布彻：我希望那时的我能够像爱戴夫一样爱自己。
“我们需要在媒体上看到更多样的男性形象”在离开这段关系之后，你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认知吗？
埃米·布彻：我再次想到了那个术语“沉没成本谬误”，让我感到羞愧的是，在我三十岁时，我无法承受一段失败的感情，我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三年感觉像是过了一生。我真的很爱戴夫，我不想过没有他的生活。对我来说，分开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而非虐待。我担心没有了他，自己会感到极度悲伤和孤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
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我只能拥有戴夫或者拥有幸福，两者无法兼得。离开戴夫后的很长时间，我依然被羞愧感和内疚所困扰，很长时间难以进入新的亲密关系。
现在我离开这段关系很久了，久到比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其实悲伤和孤独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与其和一个不尊重你、无法让你感到舒适、安全的伴侣在一起，不如独自一人。暂时孤独，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当我发现独自一人，我能够拥有获得快乐的能力，投入更加充实的生活，我释然了许多，至少不必再向身边人隐瞒，我曾在家中遭到虐待。
我在大学里开设的女性主义课程也成为自我疗愈的一部分。在课程讨论中，我特别增加了现实视角，其中一个单元就是关于现实里亲密伴侣的虐待和暴力，揭示虐待通常如何表现，特别是在早期阶段，这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面对的事情。
在课堂上你们会讨论什么？
埃米·布彻：我的学生们会敞开心扉地讲述伴侣是如何拿走他们的手机，让他们展示正在发短信的人是谁，也经常试图控制他们见谁，控制他们在空闲时间做什么。后来，他们开始被迫进行一些令他们感到不舒服的活动。
这就是我前文提到的“虐待等级”。我的学生讲述的这些行为，让他们感到不适，但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去描述，担心被视为小题大做。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天去一个朋友家过夜，朋友的继父不恰当地触碰了我的腿，他没有再进一步做什么，我推开了他。对于我当时的年龄而言，我所熟知的侵犯知识还不足以告诉我，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但我意识到这是不恰当的行为，甚至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于是我跑回了家，但我没有告诉父母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当然知道一旦再次面临这种状况，我最应该做的是，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成年人求助，比如我的父母。但当时我更多感受到深深的羞耻感。事情处在灰色地带，他并未作出更严重的侵犯，我担心是我太小题大做了。
我希望这门课程是一个开始，让我们能够更有准备地面对可能出现的虐待。
埃米·布彻的课堂
你在书中提到，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性别观念是，“女人被教导要付出太多的爱”，为什么女性更在意“爱”这件事，在这方面，你对男性的观察是怎样的？
埃米·布彻：在美国，性教育政策因地区而异，特别受到宗教或文化因素的影响，有些地区的学校采用禁欲为主的性教育，“等待婚姻”，年轻人缺乏关于亲密关系的相关教育。现在我都想不起来成长过程中的任何一堂课告诉过我，健康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于浪漫爱情的想象大多来源于媒体，通过电视、电影和音乐。
在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男人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女人身上，通过身体的暴力，通过言语，通过孤立、打压和控制，让她感到卑微与渺小。男人的愤怒被浪漫化，被视为激情和爱的象征，而善良、慷慨、善于沟通的男友被描绘成软弱、不性感，是书呆子。
当我重新去看年轻时喜欢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时，我意识到，这些印象给美国女性灌输了一种观念，男性气质和爱情的表达与强烈程度相关，我想这也同样会影响中国的女性。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在媒体上看到更多样的男性形象，比如，他们如何以健康、平和的方式处理情绪。爱并不体现在一个人强烈的情绪上，而体现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怀上。比较欣慰的是，媒体和流行文化正在试图作出改变。
你在课堂上观察美国的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埃米·布彻：年轻一代质疑一切，我喜欢他们这一点。他们能和他人共情，懂得换位思考，也对亲密关系里的身份和权力关系保持警惕。
你还相信爱情吗？
埃米·布彻：我依然相信爱情，而且我现在爱上了一个非常善良且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不会试图控制我，我可以随时做自己。在亲密关系里，当我们做出妥协，需要分辨，这是你心甘情愿地做出的、自主的决定，还是通过操纵、暴力胁迫你做出改变，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这本书出版后，你收到了哪些反馈？后续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埃米·布彻：我幸运地收到了许多读者的反馈，大部分都非常积极。临床和行为心理学家认为，“不太明显”的虐待形式往往更具长期破坏性，并且没有被广泛认可，受害者很少得到帮助和治疗。作为一名作家，如果我的故事能够帮助消除刻板印象，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目前，我正在写一本非虚构的新书，主题是“被监禁的人”，包含一位女性的故事、她的回忆录。乔伊包括其他女性的故事，启发了我正在进行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关于为什么深陷过虐待关系的人，未来更可能再次经历新的虐待关系。我也希望更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面临虐待的风险更大，困难和压力更是加倍。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些初步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