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陈颖
历史研究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它需要耐心静坐书斋，在浩瀚的古籍文献中寻找灵感，评析人类发展的得与失。
谭继和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不过，与终其一生只重点探究某一个朝代，成为断代史专家有所不同，谭继和更偏重通史研究和着力于让知识服务于当下公共人文空间的学问之路。他将学问“通经致用”看得非常重，热心于身体力行让学术智慧惠及大众。
除了积极参与城市建设文化工程，谭继和每年还面对大众开设十几场学术讲座。从国家图书馆到乡村讲座，从学者干部到普通市民，讲授巴蜀文化精髓和风采。
春熙路、天府广场、成都东站……
都有他的思想痕迹
在成都市春熙路中山铜像广场四周四条街上，地面各铺了四块铜雕，共雕了16个“老字号”，上面有“凤祥银楼”、“春熙大舞台”等名号……为了确认这些老字号的名称，谭继和专门花了一周时间，翻阅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都旧报纸，找出当时的广告，还原了这些老店铺的原始面貌。
在天府广场南边的左右两侧，分别有一块乌木，上面是谭继和撰写的《成都颂》和《天府广场记》。广场四周矗立着12根青铜柱被称为“巴蜀文化十二体系”，上面写着“水润天府”、“天下名城”、“古蜀文明”、“仙源故乡”、“文宗在蜀”等十二个体系名称。这是谭继和写成了12万字的巴蜀文化十二体系论文，经过学者们论证后，最后以每个体系200字为准，刻上青铜柱。成都三环路十七座立交桥的命名，也是谭继和领衔众多专家，根据历史地名，文脉展现和现实乡名等原则，多方考证，一起做出来的。
火车东站，外观立柱酷似三星堆面具的巨耳，兼具现代浪漫和历史的厚重特色，这是咨询论证阶段由谭继和建议并阐释的。我们现在熟知的“羊犀立交”，最早一直叫“羊西立交”，而“羊西线”也被误认为是羊市街以西的延长线，所以得名。经过谭继和的研究，这条线东边起源于羊市街，西边到犀浦。如果把“羊西”改为“羊犀”，字变音不变，既不用改变大众习惯了的误字语言，又有历史文脉的韵味。为了监督这个错误切实改回来，谭继和还与干道指挥部的人商量后，跟工人一起去路标的地方，把“西”改成了“犀”。
现代社会的城乡建设，需要历史文化领域专家的知识。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乡规划大发展，需要学术内涵为建设注入文化灵魂，这也给了谭继和一个机会：倾力贡献自己巴蜀文化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景观。从1995年以来，他一直是成都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的专业委员。2005年，被聘为绵阳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的委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历史文化知识，化用在广阔的大地上。”
热心将学问用于当下社会需要，对于谭继和来说，是有着深刻的学养基础的。 他记得课堂上的蒙文通先生，把欧阳竟无的“唯识学”、廖平把今文经学都讲得大家都懂。他记得曾经在其身边工作多时的范文澜先生，主张《中国通史》写两套，一套是大众阅读的《中国通史》，另一套是专列史料来源的《中国通史》，可惜这一套没写出来就仙逝了。他记得黎澍先生说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有优美的文笔，大众爱看。
“北漂”十年跟着范文澜读史料
奠定通史基础
研究历史与参与现实，本质上也不是互相割裂的。
1965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取得先秦史副博士学位后，谭继和在导师徐中舒先生的推荐下，前往北京，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在这10年期间，谭继和阅读了大量史料。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完全打通。“总有人好奇我为什么能从三星堆到三环路，啥都能有主意、有创见、讲得出，就是跟那十年读了大量通史史料，打下的宽阔而牢固的知识基础分不开。”
也正是在徐中舒、范文澜、蒙文通等多位大历史学家的影响下，让谭继和明白，“搞地方史和地方文化一定要有通史的基础、制度知识以及全局的眼光。”
他深深记得蒙文通先生还教过一个“站在历史潮头观其澜”的研究方法，这都是基本研究方法的训练。”说到这里，谭继和呼吁要重视身处县、市研究当地地方史的学者，“他们当中很多杰出者、掌故研究者，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除了学术思想倾向于“通经致用”，谭继和热衷将自己的智慧倾注于现实社会，还跟他的出身成长有关。
谭继和幼年就失去父母，左邻右舍常“摆龙门阵”，叹息“这个娃娃将来恐怕只能拉板板车。”无心的一句话，反而激发谭继和与命运搏斗的决心，“为了摆脱拉板板车的命，我必须好好读书。”
从初中到研究生毕业，谭继和都是靠国家助学金解决衣食，“我当然应该将全部所学与成果回报于社会，社会需要我的知识，我就慷慨奉献。这是应该坚守的传统报恩思想，报恩于人民、报恩于社会、报恩于国家。”这份情感，朴素、真诚。
蜀人的想象力从何处来？
神奇、神秘、神妙，承传至今
1977年，已经从北京回到成都的谭继和，受老朋友、近代史研究权威专家耿云志邀请，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化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参与条目撰写。在耿云志的提醒下，谭继和决定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文化史，并选取巴蜀文化方向。巴蜀文化本来也是恩师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生前特别重视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谭继和在这个领域内成果甚丰。对于巴蜀文化的本质、特点、源流，谭继和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知。
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入蜀，写下“采江山之俊势，观天工之奇构，乃宇宙之绝观”。杜甫入蜀，以中原人的文化心理眼光，看到的山川是新的，“天路看殊俗”、“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曾用“唯蜀有才，奇瑰磊落”形容蜀中为辛亥革命捐躯的四大将军。 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长诗《蜀道奇》，其中列举了巴蜀文化的代表人物，“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利州江潭传是金轮感孕处，浣花溪畔尚有工部之故居。”前人的这些见解是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观点。
在谭继和研究看来，巴蜀文化有三大特点，可以用三“神”来形容：神奇（自然世界）、神秘（文化世界）、神妙（心灵世界）。而这些特点和特色可以从古蜀文明中找到源头。三星堆的神奇、神秘、神妙，已为大家所熟知。
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发掘，证明它既是融汇于殷墟重礼器重礼制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中华广域文化共同体中的一支地方文明，又有自己起源于宝墩文化的独到的重神器重神仙的浪漫梦幻和理想特色。最独到的是三星堆人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有独到的“羽化飞仙”特色，它是蜀人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产物。
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鸟的形象随处可见。藏于三星堆博物馆的人首鸟身像、人两足踏飞鸟像、鹰头杜鹃像、神树飞鸟像。众多的鸟翅饰件和金箔凤鸟像也为人津津乐道。一直到金沙文明，玉琮线刻羽人和太阳神鸟依然被奉为圭臬。
“古蜀文明中随处可见的鸟的形象，展示的是古蜀人对于宇宙的探索和向往，一种仰望星空、幻想羽化成仙的浪漫主义精神。它是古蜀仙道和道教形成的源头，是蜀人创造文化的理想精神、梦想精神的源头。”谭继和说。
这种精神也被创立蜀学的司马相如所继承。汉代司马相如“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观念，将远古的蜀人传统与汉代的时代精神相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特征的蜀学思想。之后，则是唐代陈子昂、诗仙李白，宋代苏轼，明代杨慎，乃至现当代的郭沫若、巴金，这些蜀中巨擘，无一不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形成了与中原文明的孔孟重礼的儒学之道鲜明对比的文化脉络。
从古蜀三星堆文明到近代蜀人奇士，不仅体现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学问当中。这种精神一直流传到现在，渗透到蜀地老百姓的心灵世界和生活方式当中――逍遥自在似神仙，行云流水随自然。“这就是蜀人在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上有浪漫奇特、仰望星空、富于梦幻的思想源泉。” 谭继和说。
【人物档案】
谭继和，1940年生。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1965年，在四川大学获得历史系先秦史副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1976年回到成都，从事历史研究、巴蜀文化研究和编辑出版管理工作。
著有《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脉》、《仙源故乡》等，其中《十三经恒解》（笺解本，与祁和晖合著）曾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 。此外，曾参与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四川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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