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一种商业活动，构成了约瑟夫·阿尔索普（Joseph Alsop，1910-1989）所说“稀有艺术传统”（rare art traditions）[1]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近代上海，谈到艺术收藏及其相关活动，可能没有比中英混血实业家施德之（Star Talbot，约1861-1935，图1）的职业生涯更接地气的了[2]。在以往鲜为人知的艺术收藏领域，施德之以开启艺术商业新格局而颇享盛名。他对属于艺术商业范围的人像摄影，以及经营法书、古画和仿制所谓乾隆“古月轩”彩瓷[即西方称之为“粉彩瓷”（famille rose）]，与中外古玩商[如拉脱维亚人史德匿（E. A. Strehlneek，1870[3]-1946？），图2]一起，对促进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考察施德之在上海商业文化界——尤其是古玩行业——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他经营的多种产业是如何增进国人熟悉现代西方的营销策略，同时提高中国消费阶层对本土传统艺术的鉴别欣赏能力。
图1 施德之照片 王炽开（C. H. Wong）摄 1927年
安德烈·庚斯伯格（Andre Gensburger）藏
图2 [拉脱维亚]史德匿（E. A. Strehlneek，1870-1946?）照片 笔者藏
上海古玩界中被人冒名顶替之谜
19世纪末的上海古玩市场，出现了由中外收藏家与经销商所组成的专业小群体。身为中英混血儿，施德之成为该圈内的特殊人物。他有多个中文名字（如施德之、施雨明、施督之等），以“施德之”（粤语：Sze Tak Chee）闻名遐迩[4]。“施”为姓氏，寓含“施予”之义；“德之”意为德行善举泽被于人。尽管“耀华施德之制药厂”继续在台北和澳门[5]开办，且他生前所藏的法书名画和仿造的彩瓷名品在艺术市场上依旧价值不菲[6]，但是自他1935年去世后，他在上海艺术商业领域中非凡的冒险经历逐渐为人淡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施家在沪的产业受到重创[7]。1949年之后，他的古玩旧藏流散各地。与此同时，上海古玩界也将施德之与他人调换了身份，以致讹传至今，令人困惑。
1997年出版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收录了“史德匿古玩行”条目，使我们对古玩商史德匿有所认识[8]。上海博物馆的陶喻之先生在撰写该条目时，采访过上海眼力最好的古玩商和陶瓷专家薛贵笙先生（1912-2013）作为参考资料。薛先生1929年开始经营其“薛贵记文玩号”，和史德匿相熟[9]。这一资料似乎证明史德匿有多个中文名字。除了史德匿（这与施德之的发音相近——“史”是另一个姓氏，“德匿”的字面意思是隐藏史氏的美德，与布施德行的意思恰好相反），他也曾被称为“施德之”[10]。
巧合的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重印了由施德之编撰并于1930年在上海刊行的古月轩陶瓷图录中文版。在这本重印版的《古月轩名瓷》中，一位上海博物馆前陶瓷专家在前言写道：“施德之本名E. A. Strehlnee，为拉脱维亚人，军伍出身，约当日俄战争期间随军驻防哈尔滨，后退役来沪，开设古玩行，其有好古之癖，性喜东方文物，收藏中国美术品达万种左右，自谓刊印宗旨‘耗去三十年血汗之资搜求得来，犹以此种乾隆御窑古月轩为最宝贵，为世界最稀罕之物，不独款式精致，绘事与颜色鲜艳绝伦，实往古来今所未曾有，现用三色版制成每册一百幅，以供世之好古者’。”[11]史德匿和施德之，尽管他们经营的古玩行业相同，在古画交易一端更是相近，但实为两人。直到2003年的春天，笔者对此讹传仍未明其缘由[12]。但当笔者看到1930年原书时，深感惊讶：它有同样数量的古月轩器物插图，但作者和书名迥然不同。这本图录白纸黑字表明施德之的英文名为Star Talbot，书名为《中国美术》（The Marvellous Book: An album containing one hundred studies of famous Chinese porcelains reproduced in full colors, complete with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notes in English, French, German, Japanese, Spanish, Italian and Chinese），副题为《一百款中国名瓷研究的全彩印制图录，配有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中文的描述与历史记录》（图3、4）[13]。在此同时，笔者获知施德之于1935年10月1日去世[14]。
图3 施德之《中国美术》弁言 1930年
安德烈·庚斯伯格（Andre Gensburger）藏
图4 《中国美术》封页 1930年
安德烈·庚斯伯格（Andre Gensburger）藏
施德之何许人也？施德之生前如何在上海及全国乃至世界播芳扬名？
笔者于2003年秋季在上海档案局翻阅施德之的档案，在能够回答上述问题的《精武丛报》中发现一则会务纪略《施会长追悼会之哀荣》（图5）：
公于西历1861年在香港出生，曾毕业于皇仁书院。及长，只身来沪。其时吾国商业幼稚，公善计然术，操奇制赢，如天马行空，无往不利。经营商业，多至十余种，最著者，则为风行国内外救人无算之神功济众水。公以医药既可救人，复能获利，一举两善。故毕生精力，尽粹于此，而营业赖以蒸蒸日上。卒能以商业起家，公之勤奋有以致也。公性慷慨，好施予，对于公益慈善事业，莫不量力捐助，尝谓金钱之物，不应据为己有，得之于社会，当用之于社会，其光明磊落如此。居恒以字画自娱，尤好古董，收藏之富，恐沪上无出其右者。公未尝多读书，于金石字画之考据，历历如数家珍。偶尔执笔为文，亦颇有奇气，亦风雅事也……民十二（1923年），由吴冕伯先生介绍来会参观，认为精武事业，以提倡体育为主旨，救人于未病之先，余之济众水，博施济众，救人于既病之后，可谓殊途同归。余当力为赞助。遂慨然加入会籍，越年被选为会长，继任至，凡十二年，任重道远，亦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15]
图5 《施会长追悼会之哀荣》
（采自《精武丛报》1935年第11期第4页）
国内主要报纸《申报》也由精武体育会通报，表明他在上海体育界所享有的盛名[16]。追悼大会是在粤侨商业联合会堂举行，继任精武体育会主席的褚民谊（1884-1946），以及代表上海市长粤籍人士吴铁城（1888-1953）的李大超（1901-1984）等都前来吊唁。出席追悼会的二三百人，包括上海广东同乡会和粤东中学、泰和兴银公司、屈臣氏公司（A. S. Watson and Company，总部设立在香港）的代表们。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生平传略并未交代施德之一半的英国血统和英文名字，而是将他描写成一位粤籍实业家、慈善家和艺术鉴藏家。他多面相的社会形象，主要不是靠上海古玩界，而是通过精武体育会的人际网络，扬名海内外[17]。
曾被讹传为“史德匿”的施德之早年创业生涯
正如《精武丛报》所示，施德之在与广东同乡的交往中，明确将自己与特殊兴趣团体——1909年由广东人所创立的精武体育会，联系在一起（图6）。尽管施德之的唁讯甚少提及，但是他身为一名艺术家，通过他的摄影推广及其运用西方营销策略，聘请了一名女性摄影师，并且发明了“全体人像”等突出摄影造型的布景和用光技术，在上海影楼白日化的商场竞争中异军突起，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从历史角度上讲，随着外国摄影师在中国所做出的努力，商业摄影是19世纪50年代广东人在上海打创天下的。前两代的中国摄影师都来自岭南。身为英国人与中国宁波女子之混血[18]，施德之在香港出生长大。早年丧父，后定居沪滨。做过电工，据说为一航运公司工作。施德之与妻子爱米莉·怀特（Emily White，1870-1957，图7）——同样是中英混血——的家族关系密切[19]。他们于1885年5月15日在圆明园路举办婚礼，婚后数年开始从事摄影业[20]。他利用双重地缘文化背景，进而成为第三代摄影师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21]。
图6 上海精武会会长施德之先生照片
（采自《精武丛刊》1926年第51期第6页）
图7 施德之（Star Talbot）夫妇黑白照片 1899年
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藏
起初，耀华照像馆广告在《申报》上只很小的版面，颇不起眼。但施德之给他的实业起了一个亲中的名字——耀华（光耀中华，粤语：Yau Hwa）。就像他的中文全名——展示慈善美德，“耀华”既是他的照像馆商标，也是他后来“西药”制药厂商标[22]。这则影楼广告迅速见诸上海的大小报章[23]。遵循现代市场营销策略，他在《申报》和其它报纸上所刊登的早期广告，采用“亏本销售”的减价手段与同行竞争，展示了他经营商业摄影的卓越才干。如1894年6月7日的广告《奉送小照》，承诺“诸尊来耀华拍小照，每款多送一张，新增古装及泰西、日本、满、汉男女衣服，一律鲜明，分文不加，以广招徕”[24]。
1894年9月20日，施德之从商业角度看待中国社会的性别歧视问题，并针对潜在的女性客户，将他的广告标题修改为《承接出门拍照》。“倘有闺秀妇女，不便出外拍照者，尽可相邀道府，玻璃底片送还。或家中大燕宾客，或拜寿，日夜可拍，且不拘照片之大小，生意之多寡，一律惟命是听。六寸二张，张一元；八寸二张，洋二元；尺二双张，张四元，不加不减，诸尊赐顾者，请移玉到号面议。”考虑到即使“玻璃底片送还”还不足以赢得所有女性顾客的信任，施德之1905年聘用已为成人的长女梅（Mae Linda Talbot，1886-1964）[25]主事摄影，为她们提供真正便利的服务。同年3月8日，现实批判主义小说家李伯元（1867-1906）在他主编的报纸《世界繁华报》上刊发二文——《女子照相》先介绍“施君德之有子女数人皆成立，其长女公子前受业于法界法国大学堂，已历十二寒暑，每日上课之外，兼习华文及照像等事”；《论女子照相之便》则将施德之聘用女性摄影师和种族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大加发挥：
主人特虑中国风气锢蔽，所谓妇女者，类皆重闭深匿，以接见男女为羞，端正衣裙，整齐簪珥，尤以得触男子为忌。爰以其技尽传诸多才多艺之弱息，俾妇女舍操作针黻之外，别无片场。泰西不然。妇女有为律师者，有为校长者，有为报馆主笔者，以及各种杂艺俱优为之。此中外强弱之所分，即洽乱之所系也。主人弱息年甫笄耳，已擅此种美术，骎骎乎有条顿种族文明之风，使吾中国妇女皆如主人弱息，中国前途庶有一线之望乎？因论照相之事，而纵书及此。[26]
事实上，施德之家族并未公开他们的英文名字或者暗示过任何日耳曼血统[27]，但是他们及时的商业创新有助于适应与改变中国的社会习俗[28]。
第三版的施德之广告于1895年3月19日发布，配上引人注目的标题《众好必察》，并介绍了最新的摄影设备。“盖察其所好之实也，小号耀华所照大小各像，大者如文如汤，小者如粟如豆，递荷名公卿、高名士赐顾，几于应接不暇，而所以得乎众好，不仅以价廉致之，尤以匠心运之，具大法眼藏者，必能察焉。小号照像聚光之室，系由德国著名光学师所造，天阴雨晦，其光愈纯。诸尊惠教，请先到小号一游始信，法又生法，精益求精，殆与物而化者，床别上下焉。”在《庐山真面》一则广告中，施德之自称为化学、光学行家：“本耀华事事考究，凡照像器具药料无不精益求精，实缘本主人学习化学、光学有年，故能出人头地而经久变也。欲留庐山真面者，盍赐顾也。”[29]他对摄影造型的用光原理见解独到：
佳士写真由来已久，自泰西照相法出，而韩魏丹青瞠乎后矣。愿世人论相，贵白而不贵黑，不知黑为阴，白为阳，阳非阴不显，白非黑不浮。故骨格高底，须眉隐现，以及精神之流动，层次之深微，必藉黑以施其巧；倘白太多，则像与纸平，焉能浮凸？试观西人各画，全讲光阴，其所以惟妙惟肖，非徒曰传神阿堵而已。凡照相必靠聚光于玻璃室，小号耀华系由德国著名光学之师所造，其法尽善尽美，故一经秦镜，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非藉修饰余事，以眩人之清视也。[30]
由此其人像摄影强化了深浅浓淡的影调，突出立体造型，突破一般中国摄影师只用平光照明的做法。耀华擅长放大巨幅照片，使人物肖像更为传神。在耀华店铺早年的照片（图8）上，施雨明的英文招牌Sze Yuen Ming Photographer十分显眼，而中文“耀华”两字只在一个小招幌上。照像馆橱窗里陈列着各种不同尺寸的照片，以肖像照为主。门口的一对楹联别出心裁，点明其经营特色：“耀华号最讲究拍小像，耀华号最精巧放大像。”[31]现存耀华影楼内广东人聚餐的照片上就有小像和巨幅大像作为背景（图9）。除了放制大像，该馆还以手工着色照片而闻名。在施德之的市场营销策略中，其过人的技术通过提高相片的艺术品质来拓展业务。1901年，耀华照像馆西馆开张[32]，由广东合伙人区炎庭经营，后交由他的女儿梅掌镜，施德之则负责东馆，亲自为客户拍照，每天上午拍3个半钟点[33]。
图8 耀华照相馆外景照片 佚名摄 银盐纸基 15×10cm 1895年前后 仝冰雪藏
图9 耀华照相室内景照片 上海耀华照相馆摄 银盐纸基
卡纸28×20cm 照片20×26cm 1908 年前后 仝冰雪藏
施德之的光影造型说吸引了一些开始从西方视觉艺术中获取灵感的中国艺术家。1897年5月26日他在《申报》推出《照相新法》“能见人之前后左右全体”，尝试突出人物中心的造型效果（图10）。从1901年到1902年，施德之与李叔同（1880-1942）合办《春江花月报》[34]。经过这些宣传，跻身“四大天王”之一的“耀华”生意兴隆。1905年裴锡林在《绘图游历上海杂记》一书中记载“其店之最大者，曰耀华、曰宝记、曰致真等不下十余家”[35]，告诉我们当时的“耀华”怎样在同业剧烈竞争的商场中，成为“照相业现代化经营之翘楚”[36]。
图10 女子全体照 上海耀华照相馆摄 银盐基纸 10×14cm 1905年前后 仝冰雪藏
欧洲背景及广东的人脉都令耀华照像馆脱颖而出，但是对于该店的西方客户而言，施德之多以“施雨明”（粤语：Sze Yuen Ming）之名而为人所知晓（图11）[37]。有一张于1895年至1902年期间寄往法国阿尔比（Albi）的明信片，印有在上海拍摄的花魁照片及“上海耀华Sze Yuen Ming”字样[38]。另一张由施雨明及其商号所拍摄的照片展示了1898年的城市景观（豫园的城隍庙）。更有意思的是，1900年施德之以该名在上海注册为英国人，并借此开设了生产“神功济众痧药水”的“耀华施德之制药厂”[39]。
图11 宁波外滩照片（右下角印有耀华名字和地址） 上海耀华照相馆摄 蛋白纸基 26×20cm 1900年前后 仝冰雪藏
施德之开设了中国的第一家“西方”制药厂，更令他的耀华照像馆在上海名声大振。1912年4月，施德之拍摄了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1866-1925）博士的历史性照片。“上海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张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抵沪，与南京政府要员在上海张园合影，照片中有孙中山、汪精卫、蔡元培、唐绍仪、胡汉民、陈其美等十多人。下面照片的底版印着‘上海耀华’，说明是上海耀华照像馆拍的。”[40]在这里，革命、商业和摄影被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沿着这条线索，1913年陈公哲（1890-1961）——忠实地追随中山先生的广东人之一 ——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摄影组织，精武体育会的摄影部。多年以来，它的暑期讲习班培养了一大批的摄影师[41]。十年后，当施德之担任精武体育会会长时，他对艺术产业的新关注点将依赖于这个活跃的广东人社团组织，并通过大众媒体，振兴这个大有发展前景的商业领域（图12）[42]。
图12 广州市西濠口施德之分局其墙上所绘施德之肖像招牌实高32尺（采自1928年《施德之药水口碑录》）
身为艺术鉴藏家与提倡者的施德之
19世纪90年代初期施德之的商业摄影开始在媒体上频繁曝光，此后不久，他就留心投资古玩字画[43]。施德之很快遇到许多的竞争者，因为寓居上海的外国侨民先已开始收集古画。虽然销售“神功济众水”使他获得丰润的商业收益（图13），但在做古玩投资的最初几年，还没有摸到门道。直至史德匿在1913年至1914年期间转手古玩藏品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才让施德之意识到古画交易的潜在商机。
图13 注册商标证照片始创神功济众水人施德之之肖像
（采自1928《施德之药水口碑录》）
图14 1914年7月3日《申报》刊登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D.）与商务印书馆同启汉英合璧《中华名画集》广告
从1914年7月2日开始的一周，上海各大报纸铺天盖地地出现一则广告——“二十世纪的新发明——汉英合璧《中华名画：史德匿藏品影本》（Chinese Pictorial Art: E. A. Strehlneek Collection）出版”。在专攻古画方面的所有东西方画商和收藏家中，史德匿开始了一系列的商业创新——他是最早采用双语注释出版艺术图录的外国人，并采用珂罗版技术进行彩色印刷，开风气之先。其次，他在中英媒体上推介他的图录，铺展全国及海外的促销网络[44]。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发明了一整套综合的商品包装策略。他在大众媒体上对“二十世纪新发明”的宣传造势，唤醒了整个上海的收藏和古玩界。毫无疑问，他的商业创新激发了紧随其后专营“洋庄”的艺术图录的出版[45]。例如，1915年，身为史德匿的业务搭档及英文图录翻译的美国侨民爱诗客（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1878-1942，译名有爱士高、爱司可、爱诗客等），帮助来自浙江镇海的刘松甫先生编撰了《中国古今名人图画录》（Catalog of Chinese Paintings: Ancient and Modern by Famous Masters），专为其藏品参加旧金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之用（图15）[46]。同年，为了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收藏家查尔斯·兰·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6-1919）所编撰的《中国名画录》（Biographies of Famous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of Mr L. C. P'ang）在上海面世，意在投其所好[47]。
图15 爱士高于1915年编译的《中国古今名人图画录》书影
施德之并没有参加这场利润丰厚的商业竞赛，而只是观看角逐的局外人。不甘于人后的他，迅即以雄厚的资金和新创的网络做出回应。施德之并不像其竞争对手那样瞄准西方客户，而是把重点放在法书和古画的国内市场。他精明能干，随机应变，使他足以在新旧商业模式的互动关系中获利，并做出自己的成就。
这种互动关系完美地体现在其充满想像力的商业广告中，堪称大手笔。在广告宣传上，施德之舍得花大血本，从不吝啬，对更新其商业形象，极尽凭空杜撰之能事。从1915年9月11日起，他在《申报》刊登了两则广告，其一《沈周手卷》称：“前有人以沈周手卷求售。遇余不在，见报务望再携来一观。跑马场对门面耀华施德之。”[48]其二《沈周山水》报道了故事的进展：“沈石田八尺山水已收得，子丑寅卯四幅，尚有后八幅，如肯割爱相让，请至上海跑马场对门面耀华议价，施德之启。”[49]通过传媒造势，他的古画收藏迅速从1919年的“晋六朝唐宋元明清初诸古人名迹数百种”[50]，发展到1923年“名人书画另一千余种，皆精品也”[51]。显而易见，如此规模的收藏包含了大量的赝品和真伪误判的字画。
与此同时，耀华逐渐从一间著名的照像馆变为一家古玩店、拍卖行、“神功济众水”批发处和其他多种经营的中心。同一品牌名称反复出现在他的各种广告中，有助于施德之提高其知名度和在古玩交易市场中的经济实力。效仿《中华名画——史德匿藏品影本》请吴昌硕、黄宾虹作序的手法，施德之非常清楚名人效益对于商品营销的作用。1924年5月31日，他邀请上海商界和艺坛巨子王一亭（1867-1938）在《申报》发表捧场文字《颂施君施药之仁》[52]，打造“神功济众水”的口碑：
考之仙鉴所载，苏耽以庭橘井泉，拯地方之疫，活人千百，知古之精医者，未有不以仁心行仁术者也。施君德之，海上之仁人也。痌瘝在抱，施济为怀，有鉴于夏秋之交，时疫流行，一经染病，医药不及，而且所染者率多贫民，因制成济众水，以普济众生，凡染病而服是水者，无不生效。是水发明已久，销路极广，活人无算矣。施君直今之苏耽，是水不愧为橘井之泉矣。因书此以扬仁风，而使购者知所往。甲子孟夏，吴兴一亭王震颂。
在此，王一亭不仅承认耀华药品的神奇力量，而且推广施德之的慈善社会形象，由此增进施德之的商业艺术活动。某些广告极尽夸张之能事，所谓“惊天动地”，令人咂舌，如《天下第一名画》[53]《世界最古书画》[54]《结翰墨缘》[55]《卖价一百万》[56]《稀世奇宝出售》[57]等等，与施德之为药品所刊登的一流广告类似——既创新且务实。在施德之看来，艺术是商品，和他经手的其它商品并无二致。譬如，1919年秋季上海曾爆发一场瘟疫，施德之用了流行语来做广告，并添加了各种灵验故事。十年后，当瘟疫卷土重来时，他的广告更具煽动性：“一向不吹牛；今也大吹以救世。”[58]（图16）这语出惊人的广告，和他在同年所做出售古画的广告彼此呼应，各逞其妙：“天下宝物当与天下之人共赏之。”[59]他深谙做各种生意的精髓，包括古玩在内，这就是让产品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得以流通，赢得市场和客户。
图16 1929年8月19日《申报》广告《一向不吹牛，今也大吹以救世》
施德之与国内外中国艺术品及赝品市场的发展
所有这些广告都是在1914年7月史德匿首次强势登陆之后发布的。和史德匿远离快速发展的上海古玩市场[60]的选择相比，施德之却乐见该市场走向成熟。据《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征信录》记载[61]，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古玩界决定集资开办一个专门的市场。这份古玩商名单上没有史德匿的名字，而施德之是唯一的欧亚*。市场于1922年10月开业，将营业空间出租给古玩商[62]。*也可以租用店面。从市场记录来看，施德之是持有二十股股份者。显然，这不是史德匿，而是施德之利用自己的资金使古玩市场制度化。
随着上海古玩市场的兴起，中外古玩商之间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竞争渐趋激烈。施德之讲英语、粤语和上海话，由于对多元文化的敏感性，他在平衡这些冲突方面展现了创造力。他谨慎地与他的欧洲竞争对手保持距离，由于他的销售策略是与客户当面结算。他在1921年12月29日和随后连续一个多星期的广告《卖价一百万》（图17）中宣称：“掮客恕不欢迎，不识货者亦勿枉顾，免费唇舌也。”与此同时，他采取了将拍卖、寄售与其它结算方式相结合的灵活经营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施德之懂得如何令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欧洲与日本的古玩商，在他的业务发展中扮演竞标者的角色。许多广告试图以“外国人”心中的高价出售他的古画藏品。如同一则广告，在吹嘘有“将近千种”古画后，提到“其中李昭道一卷、赵子昂《八骏》、徐熙写生，已有外人还价十余万，但其时不忍割爱也”[63]。他在《家藏古董注意》一则广告中强调了这个潜在的市场：“今日外国人肯出重价收买中国古董，若乘此机会将家藏古物变价，籍此钱财另图营业，岂不胜如此不生利之物耶？本行开设在新世界对门，于[阴历]四月五日代客拍卖古董。如有欲卖脱者，请每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携来面订，过期不候。古董拍卖行主任施德之启。”[64]他此前的广告已告知民众，外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古玩这么感兴趣：
中国古代工精物质的宝贵窑器，中国人不自爱惜，皆为外国人以贱价购买殆尽。故今日世界之人欲一见此古物，诚有凤毛麟角之慨也。余所藏，虽非隋珠卞璧，于王方平鞭，秦始皇之镜，而然多数精品为世人所未寓目者。如周世宗朝柴窑花瓶一只，精美绝伦，拟沽价十万两。……得此宝窑器者，当然家道日觉兴隆、却病延年、人口平安、辟灾辟火，驱邪降福，识家皆能言之。英国渔舟每不惜巨价购求中国古董，谓能平风靖浪，于此可见一斑。[65]
图17 1921年12月27日《申报》广告《卖价一百万》《自救之最上策》
这些商业信息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都把目光盯准潜在的客户。在短短的二十年以内，施德之靠他对艺术与商业的精明投资而使其财富增长。1923年，他在大西路购置了一套豪宅（图18）[66]。
图18 《介绍施德之君》（照片）
（采自《良友》画报1927年第20期第32页）
与此同时，他的慈善事业，特别是针对广东同乡会，开始通过新的媒体在国内外推介他的古玩交易，从而成为一种流行文化。1922年，他所收藏的所谓赵孟頫《八骏图》被收入贡少芹（1879-1923）主编的《古画大观》[67]。《古画大观》系列是继史德匿1914年彩印图录“新发明”之延续。长期以来，法书、古画等艺术品收藏为社会高端利益群体之专属，而这种“发明”起先并非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史德匿《中华名画》问世时的售价为二十美元[68]——普通大众因其价格高昂而不敢问津。耀华照像馆确实出售了许多带有其商号的设色美人照片，但是施德之未曾在报纸上刊登任何摄影广告，一直到1918年起，他的藏品，不论真赝，开始在《小说新报》《精武画报》《良友》《中国摄影学会画报》《美育杂志》《中国大观图画年鉴》等大众媒体频繁亮相，构成为艺术品收藏和作伪的新篇章。
重要的是要了解一本畅销的画报月刊如《良友》画报和施德之的经营艺术品之间的共同利益，特别是施德之与其粤籍同乡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其出版策略中，《良友》画报明智地凭借两个深受大众欢迎的主题来自我促销：摄影新闻和体育健身。施德之当然与该画报的年轻编辑和出版人有着共同的兴趣：他曾既是耀华照像馆的老板，又是精武体育会会长。通过这本每期在全国和海外发行三万份的画报，生动有趣，极富影响力，推出大牌粤籍实业家和收藏家施德之。施德之的华奢之家对画报月刊的意义同样不言而喻。中外的中国艺术收藏家都无法想象，这种大众媒体的宣传会有如此大的魅力！三十多件法书和古画，当中有些是曾在《申报》和其他媒体上刊登过广告的；以及三十多件古月轩瓷器，其中某些会出现在他的即将出版的大型图录中；《良友》画报还配印了多幅彩色插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常带有标题和相关信息，有些甚至附有英文翻译。它们都创下了一项艺术品收藏家及其藏品的摄影广告的独特记录。连同他在其它报纸上刊登的广告，这一非凡的记录使我们能够通过分析在画报月刊刊登施德之藏品的插图内容，阐明收藏、鉴赏、造假、经办和营销之间的有趣关系。
查阅自1894年至1929年期间施德之在《申报》上刊登他的法书和古画藏品的广告，不仅为其匪夷所思的品质与数量所吸引，同时对施德之不同凡响的勃勃雄心感兴趣。《良友》画报刊登了一幅颇具争议的传为颜真卿（709-785）《裴将军诗》书迹（图19）[69]。大约前十年，在一则名为《真迹割爱》的广告，施德之声称：“庚子拳变后，余购得精品书画极夥。其最著者，为晋王右军（321-379，或303-361）手墨。昔孙北海有云，岂有晋迹存于千二百年后者哉！足征其难得也。此卷向藏大内，神灵呵护，完全不坏，其中有历代君臣题跋数十，真宇宙之内不可多见之神物也。”[70]在这里，施德之专门收购国宝级名品——即流落民间的宫廷艺术宝藏，并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传绪。所谓颜真卿书法的复制品（先是黑白，后来是彩色）表明这幅作品有所依凭，因为另一件《裴将军诗》书法作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71]，尽管普遍认为这两件都并非真迹。1922年8月22日《申报》所刊登的另一则广告《真迹墨宝割爱》也对不同的法书作品进行了类似的夸张描述：“晋征西索靖书《出师表》一卷，为天下书家第一。有杨少师（凝式873-954）、颜平原（真卿）、王献之（344-386）、吴彩鸾仙女、洪迈（1123-1202）、张丑等题跋。”[72]虽然它的那些记录内容与最近以两千两百万元的拍卖价格重新纳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同名作品并不相同[73]，但是这两件作品可能有所关联。无论如何，这些叙述提供了施德之所藏的某些“名迹”可能是与前朝宫廷藏品“相关联”的证据。
图19 《唐颜鲁公题裴将军诗》（书法） 施德之藏
（采自《良友》画报1928年第23期第20页）
身为一名广东收藏家，施德之熟悉中国的收藏惯例。《良友》画报刊登了施德之的明清文人画藏品，但是其真实性令人生疑[74]。在王时敏（1592-1680）的山水画彩印上有施德之的记录，他写道：“此轴有日本人以三千元购之，不售，可见其声价也！”[75]（图20）这里，施德之，与大多数的中国收藏家一样，表达了他对清初正统画派的赞赏之情。
图20 《王时敏山水画》 施德之藏并题识
（采自《良友》画报1927年第15期第15页）
另一方面，身为欧亚混血儿，他及时了解全球古画市场的最新趋势。显然，在20世纪的10年代至20年代的西方，越是年代久远的古画，其市场价格将会越高。随着《良友》画报在海外华人圈中所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这一趋势也诱使施德之将各类赝品及误定的作品归于古老年代的大名头书画家。仅举几例，在《良友》画报上看到的那些画家，当中某些被误认为是三国时期的曹弗兴和唐代的阎立本（601-673）及王维（701-761）等古代画家。此外，施德之还将十二张山水册页系于“罗宽”这位虚拟人物的名下。在他的关于这些赝品记录里，施德之杜撰道：“罗宽，字贻诗，为唐罗成之元孙也。唐末五代丧乱，人物凋零磨灭，文彩风流扫地尽矣。独罗宽避隐河南邓州之罗庄，以书画骑射自娱，世无知者，故历代书画史皆不载焉。”[76]（图21）正如他对王时敏的山水画彩印所做的那样，明言告诉读者：“施德之君藏其山水全套十二帧，本报得将其中四帧，连刊于精细铜版纸上，以便阅者裁下，镶诸镜架。”[77]他真想让这位子虚乌有的10世纪艺术家更具市场魅力！
图21 《唐末罗贻诗山水画》 施德之藏并识
（采自《良友》画报1927年第18期第17页）
在出版施德之的法书和古画之前，《良友》画报推广过一些施德之所藏的古月轩瓷器。考虑到画报月刊在海外的特殊销售网络，施德之特别关注东方瓷器及装饰艺术。据上述的施德之的一则广告，自18世纪起，欧洲收藏家对于中国青花瓷早已不再陌生。《申报》刊登的所谓柴窑花瓶，现在可以在画报上看到（先是黑白，后是彩色），以供读者剪贴和装入镜框（图22）。如果罗宽只有一套山水画作在这本全球发行的画报月刊刊登而留存于世，那么另一位虚拟的人物，胡学周——相传他是一名来自苏州且自学成才的陶瓷工匠，据说曾在清廷任职，因此和御窑的烧制有重要的关系——拥有一百八十件精品，又通过胡氏的第七世孙，“传递”到施德之手上（图23）。罗宽的山水画是一个误导，而施德之烧制的粉彩瓷器托名于虚拟的胡氏，或称“古月轩瓷”[78]。为了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需求，自称为专家的施德之，晚年赞助仿造了大量的古月轩瓷器。
图22 《柴窑》 施德之藏并识
（采自《良友》画报1928年第25期第3-4页）
图23 《乾隆御窑古月轩名磁》（照片二幅） 施德之藏（采自《良友》画报1926年第10期第4页）
施德之看似以拥有一对放置于他的大西路豪宅前的高大陶瓷狮子——这是中国皇权的象征——为荣。画报月刊两次刊登了一只陶瓷狮子照片，施德之曾刊登这件古玩的第二版照片，以此表明他真是古玩交易圈中的巨擘（图24）。施德之站立于这对陶瓷狮子旁的稍后一版照片被用作《中国美术》（The Marvellous Book）的封面图片。该照片旁是一个中文标记，上面写着：“施德之为全世界好古诸君贡献。”（图25）
图24 《古玩收藏家施德之近影》（其左为素三彩磁狮子高五尺五寸，磁狮子以此为最大，采自《良友》画报1929年第36期第7页）
图25 1930年《中国美术》封面二
安德烈·庚斯伯格（Andre Gensburger）藏
施德之这本图录的前言，推出他的艺术与古玩生意的里程碑：
此一册《中国美术》为余费五年心力而成。余有好古之癖，集聚日多，精粗美恶，稀奇古怪，共有万种左右，……得此一册，与原物无异，兼翻译数国文字，冀此流行全世界而彰中国美术之宝贵焉。
与大规模发行并给予他的藏品广泛报道的畅销画报月刊有所不同的是，这本被史德匿的“新发明”所激发出来且限量发行一千册的图录，创造了另一项值得注意的记录。他将自己所仿制的百余件古月轩瓷器图录注释使用七国语言，从而替代双语注释图录的制作。不论是艺术图录，还是古玩图录，此前未曾为了自我推销而努力尝试使用多国语言的。这本书籍显示了他在外国租界中的丰富人脉资源，无疑是胜过史德匿在上海艰难经营的小本生意[79]。
毫无疑问，这种多国语言的努力尝试是受早期广东人的摄影广告惯例所启发的，但现今的目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收藏家们[80]。施德之在《我之管见》中讲述了这些仿品的起源：“此余得之民国二年古月轩主人之第七世孙所让与者，以余好古，特来访余，并陈其先世历史。据云：……所让之百八十余件，乃进呈外之物云。”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图录中的作品不像其所说的那么“古老”，很可能由施德之本人监制赞助，它们依旧是由著名的陶艺家所制作的，如被称为“古月轩”大师的后代胡颜标，以及几位来自“陶瓷之都”[81]景德镇及别处的著名陶艺家。时至今日，这样的作品不断增值，代表了中华民国期间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被专家称为“施德之瓷”。
晚年施德之及身后被冒名顶替之谜底
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到上海的外国租界，广东人的社交网保障了这位欧亚混血儿实业家能闯荡于“冒险家的乐园”而大获成功。施德之的地缘文化双重背景是一种真正的商业财富，赞助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附庸风雅和收藏古玩，投资仿古文物，帮助他从商界巨子跃升为社会贤达。借助粤人的人脉系统，施德之的汉语传播能力在推销各类商品方面是颇具创意，别开生面。显然，除了接替史德匿所做的不少古画赝品交易之外，施德之在艺术品市场上，以提供所谓的“古月轩瓷”以及法书、古画使自己名声大噪。关于他如何赞助这些仿制品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所见的《良友》画报和《中国美术》那样，施德之利用他双重地缘文化身份形成与商业活动相结合的特殊模式[82]。另一方面，这种双重性与施德之的多种商业活动及其不同中文名字互用，无意间为人们在1935年之后将其与史德匿混为一谈埋下伏笔。正如一位落入这个陷阱的上海本地的史学家所推测的那样，“今人称其为‘施德之’应该是不识‘史德匿’而笔误的”[83]。
其实，早在1919年7月22日，施德之就在《申报》刊登《耀华施德之来函》：“启者：昨贵报登有总会犯烟禁之科罚调吸烟者为施德之，天下同名姓者多。此一施德之与我耀华之施德之确是两人，恐于名誉有关，希即代为声明，不胜感激。耀华施德之谨上。”这样的“撞车”现象，事主还是出于商界形象和名誉的考虑公开正名，较之其身后的不幸际遇，则简单许多。
关于本文事主身份调换的状态，古玩界持续出现的混乱除了名字拼写错误之外，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一位上海艺术品经销商最近在关于施德之的古月轩仿制品文章里写道：“施德之，拉脱维亚人，本名E. A. Strehlnee，初译名为斯特之，后改为更中化的施德之。1904年他到中国，主要在上海生活，曾随父学医，有军伍经历，在沪从事药品经营，二十世纪20-30年代曾以‘十滴水’大王著称，是个‘中国通’，写得一手好书法。”[84]
总之，在这些纷繁错乱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开始把零碎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从而揭开施德之与史德匿的身份如何混淆的谜团。据说施德之十四岁只身到上海，早于史德匿寓沪近二十年，并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但是，史德匿于辛亥革命之后拓展中国古画“洋庄”（国际市场）的“新发明”，改变了中国古玩交易的发展进程。施德之在国内的艺术品交易业务的扩展，是基于其与中国古玩市场的密切联系，及其多项商业活动和社会影响力，这导致其规模迅速盖过史德匿单打独行的小本经营，促使后者只与外国客户做生意。1929年史德匿在东京出售其288件中国艺术品的第二批收藏时，抱怨过上海的情况。史德匿这位来自拉脱维亚的欧洲画商比施德之年轻十岁，尽管两人寿数不相上下。在1935年10月1日施德之去世之后，特别是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施德之后人均被关进难民营，史德匿则继续经营其位于江西路260号的“史德匿古玩行”。此外，在1946年的1月，史德匿加入上海古玩同业公会。他最终摆脱了以前主要对手的阴影，并自此以一名精明的外国画商身份被人们所记住。与此同时，施德之已退出历史舞台，从上海滩上曾称雄一时的商界巨子和社会名流最后为人掉包，以致遗忘。
关于笔者和王中秀先生联袂完成这项破案工作的意义，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在《谁在看中国画》一书的《结语》中，做了如下发挥：
我想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使我意识到，我们可能低估了东方主义在以“中国绘画”作为研究对象时，可能具有的鲜明特征之一，即建构该主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本土材料为基础，又在多大程度上于某个较早的时期以复杂的方式在中国内部被重新使用。无论是外来的强加，还是本土的实质，中国绘画就像它的观众一样，站在本土和外国之间。“欧亚混血”的企业家施德之（Star Talbot）——也被人称作施督之、“Sze Yunming”和“Sze Tak Chee”——在“中国绘画”市场的发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与拉脱维亚艺术品交易商史德匿（E. A. Strehlneek）的混淆，恰恰体现了这种情况。在第五章中，我们提到史德匿是1914年的双语画册《中国名画集》的编纂者，而数十年来，施德之和史德匿被认为是同一个人。[85]
我们对于这个谜团所进行的调查研究，阐释了中国的20世纪初期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施德之运用其市场策略，从而在上海及外地推广商业摄影及其制药产品。施德之正是在与欧洲的艺术品交易者的竞争压力下，意识到将上海古玩市场制度化，以及开发古玩交易推广的摄影广告，并在全球范围开拓古月轩仿品瓷器的市场。而且，就目前所见的关于他与中国收藏家、仿造者的合作关系的争论，也挑战我们去进一步探索世界近代史上的“稀有艺术传统”（rare art traditions）。
*译自"An Entrepreneur in an ‘Adventurer's Paradise’: Star Talbot and His Innova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Art Business of Modern Shanghai", in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Thomsen, eds.（詹妮弗·珀特尔与汉斯·汤姆森编辑）,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he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瞭望现代：从通商口岸到二战的东亚视觉文化》）,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艺术媒体资源）, 2009, pp. 85-105，并由作者作了增补修订，见于译作。笔者感谢王中秀先生提供上海媒体关于施德之的绝大部分原始材料，成为破解施德之、史德匿身份混淆这一公案的关键。施德之的重孙安德烈·庚斯伯格（Andre Gensburger）先生和家人热情接待笔者前往查阅族谱和家庭相册，并提供了珍贵的照片。笔者对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华莱士·韦斯顿（Wallace Weston）博士阅读文稿并提供修改意见。李莉女士做了细心的翻译并提出意见，惠示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一书信息，梅雨恬博士、区苑琳女士代为核查相关的报章条目，童宇、林山石（Peter Wiedehage）博士帮助处理部分图像，笔者在此一并表达由衷的谢忱。赵为娅博士代为收集《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大陆报》《上海时报》《新中国评论》等英文报刊资料，为笔者进一步考察上海出现的近代中国广东商业文化模式，提供了中文文献所忽略的重要信息，拟将另文论述，先此说明鸣谢。
[1]参阅阿尔索普：《稀有艺术传统：艺术收藏史及其在任何地方出现的相关现象》（The Rare Art Traditions: The History of Art Collecting and Its Linked Phenomena Wherever These Have Appeared），纽约：哈珀罗出版社（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82年。
[2]根据族谱，施德之生于1863年或1865年10月3日。但《精武丛报》（上海）第11期（1935年12月25日）第4页《会务纪略》称其生于1861年。
[3]译注：关于史德匿的生年，英文原文为1871年，而作者在《务商、翻译、中国艺术与世界文学》一文中改为“1870”，见《美术学报》2019年第5期第65页。
[4]又有Shee Ta-chi的拼写，见《良友》1929年第36期第7页《施德之及其珍藏磁品之一部分：古玩收藏家施德之近影Collections from Shee Ta-chi's who is standing beside the 5ft. and a half tall porcelain lion（其左为素三彩磁狮子高五尺五寸）》以及Talbot Shee的称谓，见《中国大观图画年鉴》1930年年鉴卷第20页《美术的磁器》施德之藏（Porcelains, Collection by Talbot Shee）。
[5]台北有一间“耀华施德之药店台厂”（Yau Hwa Sze Tak Chee Laboratory Taiwan Factory），澳门有一间“施德之药厂”（Sze Tak Chee Pharmaceutical Factory）；后者现今仍为施德之家族企业。
[6]参见陈克涛：《施德之仿古月轩瓷》，《收藏家》，2005年第3期，第47页。另见2004年到2021年部分彩瓷拍卖记录，https://artso.artron.net/auction/search_auction.php?keyword=施德之. 新注——2021年5月1日访问。
[7]安德烈·庚斯伯格2005年8月11日在给笔者的电邮中提到：“日本人把全家人都关进难民营，霸占了施家的房产，打碎了许多零星器物，然后拿走了其余藏品。到他们战后获释时，往年的豪宅已经破烂不堪。”
[8]史德匿的中国美术画廊使用他的中文名字——“史德匿古玩行”或“史德匿洋行”。参见《史德匿古迹洋行》，《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31页。
[9]陶喻之先生2001年2月27日与笔者书，谈到这个资料的来源。新注——参见《薛贵笙，上海滩眼力最好的人》，薛1929年，不是1924年开办“薛贵记文玩号”。https://news.artron.net/20190612/n1054273.html，2021年3月15日访问。
[10]陶喻之先生2001年2月27日与笔者书。
[11]见陈文平的前言。新注——Star Talbot被掉包为E. A. Strehlnee，E. A. Strehlneek也误拼为E. A. Strehlnee。
[12]如笔者此前的出版物，均引述了这个讹误。参见笔者《古玩交易中的艺术理想——吴昌硕（1840-1927）、黄宾虹（1866-1955）与<中华名画：史德匿藏品影本>始末考略》，《海派绘画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第597-635页；Zaixin Hong, "From Stockholm to Tokyo: E. A. Strehlneek's Two Shanghai Collections in a Global Market for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从斯德哥尔摩到东京：二十世纪初中国画的国际市场上史德匿的两批上海藏品》）, in Moving Objects: Space, Time, and Context（《移动的物品：空间、时间和语境》）, Tokyo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Properties（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2004年，第111-134页，在此一并说明更正。
[13]Shanghai: S. Talbot & Sons（上海：施德之父子）, 1930.
[14]承王中秀2003年10月9日告知笔者，《申报》分别在1935年11月10日，11月30日及12月2日刊登了施德之追悼会活动的通告和报道，更使真相大白。
[15]《会务纪略》，1935年12月25日《精武丛报》（上海）第11期第4页。
[16]施德之在上海粤籍名流中的显赫地位，可在广东番禺人潘飞声（1858-1934）的追悼会通告中体现，见于1934年6月19日《申报》刊载的《潘兰史先生追悼会》，有吴铁城市长在内的沪上三十一位名流，包括施德之。
[17]该协会是1909年在上海地区由粤籍人士所创立的，其网络遍布国内外，如1936年2月26日香港《华星三日刊》菩提《施德之之纪念》报道，就是一例。承黄大德先生惠示信息，在此鸣谢。
[18]安德烈·庚斯伯格先生1982年采访了施德之的三女克拉拉（Clara），并于2005年9月5日在邮件中将有关内容告知笔者。新按——英文报刊的信息又有诸多更新补充，详见笔者另文考证。
[19]这个怀特家族（The White family）是施德之与英国社会紧密联系的关键，因为爱米莉的英国父亲奥古斯都·怀特（Augustus White，1837-1903）和中国母亲1860年代从香港带着长女移居上海，在英国的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任职。参见爱米莉二弟（Charles Jackson White，1874-1934）讣告，刊于《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934年12月19日，第458页。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记爱米莉中文名字为“王中秀”，为笔误，在此更正。
[20]参见《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35年5月16日报道“Local Couple Celebrates 50th Wedding Date: Mr. & Mrs. Star Talbot Round Out Half Century Together In Shanghai”（一对庆祝第50个结婚纪念日的本地夫妻：施德之夫妇在上海共度半个世纪）。但1888年10月27日《申报》刊登的《来信节登》，建议上海工部局及各保险行和铺户设立消防龙头，以备火灾，落款为“电气机造施德之”。待考。
[21]耀华照相馆的前身是沙为地照相馆（H. Salzwedel & Co.），1891年11月29日，沙为地照相馆全部设备被倍发洋行拍卖，施德之竞买成功，改名“耀华”继续营业。见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第301-302页。承李莉女史惠示信息，在此鸣谢。
[22]参见《上海年华》《英商施雨明像》说明，http://memory.library.sh.cn/node/31704，新按——2021年5月1日访问。事实上，神功济众水的成分是中草药，而非西药，详见1928年施德之自行刊印的《施德之药水口碑录》施德之自序《神功济众水出世历史》：“在前清光绪二十三四年间，缘二十年甲午二月，广州瘟疫大作。始自南城濠边之南胜里，不一月蔓延全城。死亡十数万人。有顷刻而死者，有旦夕全家相继而死者，势极凶猛，医者无法。自是延及港澳及邻近各省，渐至大江南北，亘十余年，中当丁戊之交。本厂主人施德之，放从事医术，往来港沪，目击遭疫者之惨死，恻然发愿，乃朝夕研究其所以致疫之源，与其所以施治之法。几经寻索，乃得一方，制为药水，试之而验。初未敢遽信为效也。德之好养蜜蜂，花坞旁，满置峰巢。星期休假日，辄以硃墨涂蜂背，伺其归，以验采花所得糖料，籍以为药。罢辄腹痛。追求其故，始晤蜂巢下阴沟蕴蓄地中秽浊气甚烈，因玩弄蜂巢，久伏地上，关窍感受地气所致，乃急以药水试服，其病若失。渐而施诸病疫者，无不应手而定，乃定其名曰济众水，符本愿也。复念此方构成，大有神助，不敢居功，故又加号神功。年中施赠数十万计，嗣因绵[棉]力有限，酌收药本，购者日多，应接不暇。直至癸卯，乃于日新里社所发行。此济众水出世之大略实情也。岁丙午，港疫复炽，友人驰书索赠，因便赠港中何棣生君等诸老友，嗣闻港侨中患疫者，咸运省方便医院调治，有携药水至者，服后孙次青君赠联。有有口碑之句，名曰《口碑录》。仓猝编集，诸多遗漏，聊以纪实，存一斑云耳。书成，率为之序。戊辰，十一月，既望。上海耀华药厂制药人施德之谨序。”可见岭南和施德之在上海和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商业文化发展的根基。《口碑录》除有注册商标证照片始创神功济众水人施德之之肖像，刊有广州分局照片，“广州市西濠口施德之分局，其墙上所绘施德之肖像招牌实高三十二尺”。封底刊出广州第七甫七十二行商报长江公司罗子政告示《通缉谋财害命匪徒》：“施德之神功济众水，是救命的药水。三十余年来，救活人命，何止万万。乃竟有等匪徒，因发财心切，籍济众水之名，行其影射的卑劣手段，更或迳行假冒施德之三字，似此谋财害命。其心肠之险，手段之辣，简直甚于*人越货之强盗。敝两广总经理长江公司，已委托律师陈大年，为此施德之神功济众水完全保障。如有假冒该药水匪徒，及有损害敝公司法益者，随时将姓名地址秘告敝公司，或陈律师事务所，果能因此缉获人赃，送官審查实，定谢重赏，决不贻累。须知此亦社会人群破除害人的蟊贼。彼此同胞，想必能与以同情也。”
[23]1892年1月27日《申报》《请照新相》：“设在大马路沙为地旧址，准元月初一日（阳历1月30日）开张，不独照像之法与别不同，更兼机器最新最灵。倘蒙光顾，价从极廉。耀华照相主人启。”
[24]《申报》，1894年8月24日。
[25]据家谱，未提施德之长女中文名。有推测“Sze Yuen Ming”三字的粤语读音，将其写成中文或是“施婉明”，似为女性，待考。
[26]1905年9月5日《申报》《女子照相说》继续提倡此举：“夫女子照像，以男子为之，则凡欲端正身首，整顿裙褶，皆须男子为之，不便孰甚焉。故不如以女子为之得体也。”
[27]据2005年8月15日安德烈·庚斯伯格发给笔者的邮件：“据施德之的孙子之一……描述，祖父有‘金色头发，蓝色眼睛和6英尺的身高’。”“由于施德之是蓝眼和亚麻色/金色头发的，我肯定他是有日耳曼血统的，因为英国人的特征是来自于德国人/欧洲人。”新注——《申报》1933年7月18日至8月4日有连续报道涉及施德之英国籍一题的民事诉讼。1933年8月6日《时事新报》《施得之之国籍》称“香港本我国新安县属地，港亡于英，港人遂成英人。施生于香港，在香港总督署曾经登记，领有凭证，故隶英籍”。《摄影画报》1933年第9卷第31期第5页报道《短消息：施德之案已和解》：“以经营济众水出名之施德之，前被世道水*以刑诉控诉法庭，但施声言已入英籍，不受中国法律之束缚，且在其屋顶上悬挂英国国旗，法院传票，亦屡被彼之保镖拒绝，实彼谓入英籍，其藐视本国法律，可谓尽矣。兹悉此事经双方亲友调解，已由施出洋四万元赔偿原告损失了解矣。”
[28]参见《上海摄影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7页。
[29]《苏报》，1901年2月21日。
[30]《照相说》，《时报》，1896年3月22日。
[31]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第304页。
[32]“上海英大马路东耀华照像、跑马场对面三层楼洋房西耀华照像号同启”，载于1901年2月21日《苏报》和同年5月19日《申报》《西耀华新张》。梅或于1909年5月6日结婚之前经营西耀华照像号。见《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909年5月8日，第343页。
[33]《请来照像》，《申报》，1905年2月18日。
[34]我们在明信片上所看到的某些人像，很可能是花魁。据王中秀2005年5月2日与笔者书：“《春江花月报》乃1901年由春江花月诗社同人创办的。我笔记上10月30日为第19号，创刊于10月12日，缺报。1902年10月4日342期后无报。其刊有施所拍的照片均被人撕去，因照片是另贴上去的。印的题目不在照片上，留了下来。李叔同是诗社同人，虽在南洋公学读书，还是参加了些活动。”
[35]石印本，上海文宝书局，第5卷第7页。
[36]详见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1865-1956年》第四章第二节的个案调查。
[37]此外，“耀华”在施德之母亲的故乡宁波有一间分店。关于施雨明及其公司的资料，参见网址http://www.lib.cam.ac.uk。
[38]笔者对维珍纳·蒂瑞丝（Régine Thiriez）博士提示该信息表示感谢。有关the Historical Chinese Postcard Project: 1896-1920（1896年至1920年期间中国明信片的历史研究项目），参见网址http://postcard.ish-lyon.cnrs.fr。
[39]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网站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DFZ/Info?idnode=74917&tableName=userobject1a&id=89740，施德之药厂（Star Laboratory），1900，施德之（又名施雨明）Star Talbot 英，大西路139号，施德之神功济众痧药水。——2021年3月15日访问。
[40]参见《上海摄影史》，第49-50页。上海革命博物馆已不复存在，该照片下落不明。
[41]参见《上海摄影史》，第18-20页。
[42]除了突出放大照片的业务专长，耀华是在大众媒体上刊登广告最多的照相馆。另据《上海摄影史》第8页，“耀华是今日王开照相馆的前身”。
[43]1894年7月25日《申报》《真古画出售》代售关羽《江漳图》一幅，上有宋徽宗御笔，陆机、李白、吕简夷等人题跋和1896年7月23日《申报》《割爱出售》寄售四幅米芾书法，似为“耀华”刊登收藏经营法书名画广告之始：“好古者请移玉到抛球场耀华面议价值可也。耀华启。”
[44]该发行渠道通过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市场运作，通过别发洋行（Kelley and Walsh, Incorporated Limited）拓展海外市场。
[45]1914年纽约出版了两本英文图录：（1）Catalogue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of the T'ang, Sung and Yüan Dynasties, A. D. 600-1400（《唐、宋、元时期（600-1400）的中国早期绘画图录》），于1914年12月10日至31日在纽约克诺德勒画廊（the Galleries of M. Knoedler and Company）展出；（2）由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编写的Chinese Paintings（《中国画》）——1914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所藏的特展图录。详见注[12]笔者两篇论文。
[46]《中国古今名人图画录》的内容为刘松甫所藏的字画作品，1915年由上海远东印刷所（Shanghai: Oriental Press）出版。详见笔者《时人画，古画的现代市场——买办收藏家刘松甫事迹考略》，《艺术史研究》第1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3-511页；Zaixin Hong, "Florence Ayscough: A Pioneer of Promoting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in America"（《爱诗客：在美国推广近代中国画的先驱》）, In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 Histories and Challenges（《中国艺术的藏家、藏品与收藏：历史与挑战》, edited by Guolong Lai and Jason Steuber（来国龙与杰森·斯特尤伯编辑）,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庚斯维尔：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 Chapter 5, 2014, pp. 119-150; 313（第5章，2014年，第119-150页及第313页）.
[47]这本根据庞元济（1864-1949）藏画所编的图录印有七十二张画作插图，有中英双语文注释。笔者对罗覃（Thomas Lawton）博士提供了该书的详细信息深表谢忱。
[48]《申报》，1915年9月11日。
[49]《申报》，1915年9月21日。
[50]《结翰墨缘》，《申报》，1919年7月28日。
[51]《希世奇宝出售》，《申报》，1923年10月9日。
[52]参见Hsing-yuanTsao（曹星原）："A Forgotten Celebrity: Wang Zhen(1867-1938), Businessman, Philanthropist, and Artist"（《被遗忘的名流王震（1867-1938）——实业家、慈善家和艺术家》），Chou Ju-hsi（周汝式）：Art at the Close of China's Empire（《中华帝国后期的艺术》），Temp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坦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98年，第94-109页。
[53]《申报》，1922年8月18日。
[54]《申报》，1922年3月15日。
[55]《申报》，1919年7月28日。
[56]《申报》，1921年12月29日。
[57]《申报》，1923年10月9日。
[58]《申报》，1929年8月6日。
[59]《申报》，1929年5月23日。
[60]史德匿自1919年于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刊登了李成山水画长卷的两个局部之后[Shanghai: The New China Review Office; Hong Kong: Kelley & Walsh, Ltd., 1919, Vol. 1, No. 6, frontispiece and facing 621（上海：新中国评论办公室；香港：别发印书局，1919年，第1卷第6期，卷首插图以及与第621页相对的一页插图）]，似乎很少继续在上海的中外媒体上作其藏品的宣传。
[61]据2002年9月12日王中秀函告笔者，该书有两个版本，一系宣纸线装，一系洋式装印，残缺，虽版本非出一式，但同一内容。均无出版商，1923年刊行，现均藏于上海图书馆。
[62]据陶喻之介绍，这个市场于1921年开业。同上注，第6卷。据1922年10月9日《申报》《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兴迁开幕广告》：“启者吾古玩市场因旧址狭小不敷，兹由同业诸君集股自行组织市场，地点已租定广东路江西路口洋房楼上，业已布置完竣，谨择于阳历十月十日开幕，敬请各界鉴赏家及吾同业诸君贲临，无任欢迎。再本场经营时间自上午九时起至七时止，除发通告外，特此登《申报》布告，敬希公鉴。”
[63]《卖价一百万》，《申报》，1921年12月29日。又见1923年10月9日《申报》《希世奇宝出售》：“余所藏汉毛延寿绘《秋山古戍图》《雁门关图》；曹弗兴绘《孙夫人遗像》，有《谈兵图》；晋索靖书《出师颂》，王羲之书多种，王献之《五马》立轴；张僧繇没骨山水，顾虎头人物山水；小李将军《蓬莱仙阙图》；吴彩鸾仙女蝇头小楷《华严经》；颜鲁公《送裴将军北征》诗卷；徐熙《五鸭卷》；赵子昂《八骏卷》，王维《辋川卷》；吴道子《浴象图》；杜牧《兰亭图》；等等，此等惊天动地古人名迹，久为各国官绅所钦仰，曾出巨价而不忍售者。”
[64]《申报》，1920年5月28日。
[65]《柴窑出售》，《申报》，1919年5月5日。
[66]参见注[51]，“好古者请移玉至静安寺南首大西路九号面议”。大西路即延安西路，位于法国和英国租界交界地。这一豪宅还另有六栋半独立的房子作为工房，最后于上世纪90年代被拆除。
[67]《古画大观》第三集，上海：国华书局，1922年。
[68]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D）广告，《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14年7月20日。
[69]《良友》画报1928年第23期第21页《首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出品选刊：唐颜鲁公题裴将军诗》（书法），施德之藏。
[70]《申报》，1916年9月25日。
[71]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该书法作品的宋代拓本。而故宫博物院有该作品的墨迹本。
[72]同一广告称：“又晋王羲之、王献之、颜鲁公送《裴将军北征诗》正副二卷，狄仁杰、陈平论、思陵、范仲淹《千文》一卷，东坡、山谷、米芾、海瑞、方孝孺、杨椒山、黄道周等等数十种。卅年搜求，一旦割爱，愿物得其主也。世欲得此国粹者，可屈驾到跑马场对门十二号耀华西号议值，过五点钟不候。尚有汉晋六朝隋唐宋元明诸名迹精品出售，其最著者为唐吴彩鸾仙女翎毛花卉、大小二李将军、子昂《八骏》、徐熙翎卉等近千数，难以枚举，无一不有名人诗跋以证之。施德之启。”
[73]参见拓晓堂：《寻求一个梦》，《嘉德通讯》（China Guardian Newsletter），2003年第37期，第41-43页。
[74]这些文人画归于项元汴（1525-1590）、吴历（1632-1718）和王原祁（1642-1715）等名下。
[75]《良友》画报，1927年5月第5期第15页，下注：“此画预备阅者，剪下装于镜架。”
[76]《良友》画报，1927年7月第18期，第17页。罗成为褚人获（1635-？）《隋唐演义》中的虚拟人物。
[77]同上注。
[78]参见杨歗谷：《古月轩瓷考》第3卷，北京雅韵斋，1933年。据王中秀2002年9月31日函告笔者：“杨氏系当时瓷器鉴定权威，1944年沈能毅《古月轩名称正伪》一书出版时已去世。两书观点对立。《正伪》第一章‘古月轩之由来’：‘自咸丰庚申而后，大内珐琅彩瓷器料器流入民间，于是古月轩之名甚嚣尘上。……其后民国肇造，故宫开放，郭葆昌、杨歗谷诸君……因见宫苑之内现无古月轩之地，遍查各种载籍，亦无古月轩其名，遂疑陈、许之说。郭氏于民国二十四年为伦敦展览会写瓷器概说，对于古月轩含糊其词。至杨于民国二十三年刊《古月轩瓷器考》一书，以陈、许‘同为无稽’，并断定胡姓创造古月轩瓷料之说出于贩夫走卒造谣……郭于瓷器概说种，亦谓古月轩款字乾隆时乃实有之，惟系玻璃器。……商务版《辞源》正续编合订本释古月轩，清华园有古月堂……在自序中说十年前，狄平子约其编瓷谱，兼以纠正古月轩名称之误。书编成而狄已不及见，可憾也。”新注——笔者尚未见到沈著。
[79]《<中国美术>已经出版》，《申报》，1930年8月5日，图录售价每本为一百银元。
[80]《良友》画报的社论曾提及苏联人是如何运用四国语言出版画报，1934年12月第100期，无页码。
[81]见注[6]，陈克涛文，第47页。
[82]这与施德之在制药市场上和对手竞争时所展现出的实力毫不逊色。例如，1922年8月4日《申报》《请注意真货》报道：“汉口后城马路荣森公司严锡章君乃是施德之‘神功济众水’之代理人，凡长江上游各大宝号可向渠接洽，不致误入害人之假货亦是功德。今拟日间用五色版页更改济众水封面，免至[致]万恶之石印可以仿冒，至[致]匪类起谋财之心而害人性命也。又杭州全浙总经理范警东君寓弼教坊六十五号。又南京全球五洲中美中兴药店皆运售真正神功济众水。特此奉闻。上海耀华施德之。”广西苍梧县政府1933年11月21日布告，上海耀华药厂主人施德之委托设立分行于梧州全权总经理在桂业务。总经理黎德普要求维护商权，以禁止猖獗一时假冒伪劣之“神功济众水”在偏远乡镇销售（刊于《精武丛报》，1935年10月第11期，第9页）。而仿冒之事，参见胡兰成：《今生今世》，其妻佘爱珍前夫吴四宝配制“神功济众水”。参见网址http://www.culture.qianlongcom/6931。
[83]卓三枝：《洋人古玩商史德匿》，《海上旧闻》第二辑，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84]见注[6]，陈克涛文，第46页。
[85]柯律格著，梁霄译：《谁在看中国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95、334页。注[14]关于姓名混淆问题的解决，参见洪再新，"An Entrepreneur in an Adventurer's Paradise"（本文的英文版原文），第86-91页。
作者 / 校读：洪再新 美国普吉海湾大学艺术和艺术史系教授
翻译：李莉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报》编辑部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美术学报》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