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他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头像从1984年开始就被印在最高面值一万日元的纸币上，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1835年1月10日，福泽谕吉在大阪的一个下层士族家庭出生，此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江户时代。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低级武士，但却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汉学者。
不幸的是，在福泽谕吉18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世袭了父亲低级武士身份的福泽谕吉从12岁开始攻读汉学，若不出意外，他的人生也会走上传统武士之路。
然而，在他18岁时发生的日本著名事件“黑船来航”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一年，美国派出七艘黑色铁甲军舰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这几艘巨大的军舰极度震撼了日本人，他们深切感受到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次年，幕府被迫签订条约，打开了国门。
福泽谕吉预感到新时代即将来临，他来到了对外开放的口岸，学习兰学（荷兰文）。在感受到兰学也有局限性后，他又来到了横滨学习英语，这为他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1860年，25岁的福泽谕吉由于会英语，经人推荐作为随同人员加入了到美国换约的使节团。在美国的五个月时间里，亲身体验了西方文明的他深感震撼、眼界大开，自此，他确立了自己目标，那就是启蒙日本。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虽然我早就知道美国是共和国，总统是四年一任，但我认为华盛顿的子孙在美国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在日本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但是美国人却不关心华盛顿的后代们。”
回国后，福泽谕吉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英对译书《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于是他的第一本书《增订华英通语》出版。
1861年，福泽谕吉又加入赴欧洲使节团，随团到欧洲各国访问。在这期间，他对欧洲各国的方方面面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研究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先进理念。
回国后，在从事翻译工作的同时，深感西学重要的福泽谕吉执笔写下了《西洋事情》。在这本书里，他全方面介绍了西方地理、科技、航海技术、蒸汽机、政治、税务、纸币等事物。这些新事物给日本打开了一扇通往先进文明世界的窗口。
1868年，他将家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仿效西方学校办学。此后，庆应义塾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不仅研读西方书籍、学习西方知识，从学院毕业后也成为老师，将所学带到了日本的角角落落。福泽谕吉的思想逐渐在日本传播开来。
除了兴办学校传播西方文化之外，他在《劝学篇》中呼吁国民重视人格独立，在《脱亚论》中提出了“日本应脱亚入欧”的思想，最终推动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人之所以将他印在最高面值纸币上，是因为他们认为：
“福泽谕吉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福泽谕吉最为重视的就是人格独立，他认为：传统东方社会的人民在儒家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塑造下早已没有了独立品格、缺乏平等意识、丧失了自由精神。儒家思想的错误还在于将道德与政治捆绑在一起，他写道：
“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人物，就是最巧于弄权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
他告诉国民：
“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于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
他认为日本当时最缺乏就是西方社会的以个人优先，注重个人的平等、自由与独立的核心精神。他写道：
“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买不到，借不到，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他认为只有人民独立了，国家才能真正独立于世界：
“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他还将西方世界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转换成另一句话写在《劝学篇》中：
“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
这句话让一直生活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的日本人振聋发聩，有如神启。
这本书总共发行了340万册，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对日本人的现代化精神塑造起了巨大的作用。
1885年，福泽谕吉在报纸上首次发表“脱亚论”，他认为：
“日中朝三国相对而言，中朝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
他主张：
“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在《脱亚论》中，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和朝鲜不思进取，日本不可与之为伍。他希望日本能摆脱历来的朝贡体系，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他还预言：
“只要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只有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
1842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被迫打开国门。1854年，在美国黑色铁甲军舰的威慑下，日本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结束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时代，国门亦被打开。
虽然日本接受西方化的时间稍晚，但福泽谕吉认为清政府最终将无法完成西方化：
“由于清廷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追求新文明。倘若如此下去，可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
他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成为“文明开化”的国家，而中朝则尚在“未开化”之列，不属于文明国家，所以他将侵略行为解释为文明开化的过程：
“中国人千百年来在周公孔子的梦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视他人，以中华圣人国自夸，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倘若任凭其以无知蒙昧之力压制文明革新运动，那就会使其越发傲慢，不知最终会做出何等事情来。”
信奉弱肉强食的福泽谕吉将中日甲午战争称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占领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的思想，让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虽然福泽谕吉仅仅是一名学者，但他却改变了日本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