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由陕西省文物局和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陕西省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二届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正式揭晓。经专家组评选，西安太平遗址、周原先周建筑与西周城址、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西汉帝陵——霸陵遗址、咸阳洪渎原墓葬群、西安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地等6个考古项目最终入选。
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发掘全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此次发布会上还公布了西安月登阁隋唐墓地、西安杜城铸铁遗址、汉长安城兆伦锺官铸钱遗址等3个入围项目。据了解，与“陕西首届六大重要考古新发现”不同的是，今年除了增加设置入围奖项外，推选的考古项目多位于西安-咸阳周边，涵盖了史前、商周、秦汉、隋唐及宋元时期，其中以秦汉及隋唐时期的占比最高。
太平遗址：出土遗物表示当时已出现社会阶层分化
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东太平庄，是在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新发现的古遗址，东北距西安主城区约15公里。位于秦岭北麓向渭河谷地延伸的一处河流阶地上，地势开阔平坦。
太平遗址出土陶器组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2021年度陕西西安太平遗址发掘区域分为三处，分别位于遗址的西部、东部和北部，发掘面积3900平方米，共清理各类遗迹300余处，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骨角器等遗物。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有百余件质地通透、加工精致的玉器，主要器类有璧、璜、笄、臂钏、佩饰等，也有少量带线切割痕的玉料、玉璧芯、毛坯等。此外还出土不少卜骨，以及一件反映古代礼乐制度的陶铃和一枚刻画有精美图案的陶牌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该项目负责人王小庆介绍，本年度的考古工作初步表明，太平遗址是一处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大型中心性聚落，年代距今4150-3700年左右。分布相对密集的大型袋状灰坑间接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较发达，物质富裕，从而使储藏成为社会再分配的必要环节，为社会权力和社会分化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基础。
太平遗址出土玉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王小庆认为，发现的大量制作精致的白灰面地坪碎片表明该聚落内部应该存在若干装饰考究的高等级居址，暗示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出土的一套基本完整的操作链物质证据表明，当时聚落内部很可能已经拥有了具备一定专业化程度的玉石器手工业生产体系。玉璧、玉璜等玉礼器组合，连同陶铃、卜骨等遗物也初步显示出太平遗址所代表的史前社会已经出现了以礼制为核心的早期文明特征。
他表示，目前对太平遗址的发掘工作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玉器加工生产、卜骨、陶牌饰和陶铃的存在表明太平遗址具备了高等级中心聚落遗址的基本要素，是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人类早期发展中心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太平遗址汇聚了周边东、南、西、北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奠定了关中盆地中部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化的史前基础。
周原遗址：证实乃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
周原遗址是规模最大的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聚落，被学界认为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和西周都邑之一。 古公亶父是上古周氏族的领袖，西伯君主，周文王祖父，在周人发展史上是一个上承后稷、公刘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关键人物。此次发布会，公布了首次发现的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编号F1），该基址的发现是认定周原遗址先周时期聚落性质的关键材料。
战国晚期瓮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据介绍，该建筑基址位于岐山县京当镇王家嘴村西北，坐北朝南，基址整体东西宽38米、南北长约58米，总面积逾2200平方米。F1整体结构为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建筑，目前已揭露南半部分，初步判断由正堂、东西厢房、庭院、附属建筑等组成。考古人员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判断，建筑年代上限为京当型商文化晚期，下限不晚于先周文化晚期，进而认定该建筑年代应为先周时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该项目执行队长杨磊表示，在该阶段的发掘考古过程中，考古人员们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城址（内城）和一座规模巨大的西周晚期城址（外城）。内城规模远大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西周城址，城址位于周原遗址西北部，东西约1480米，南北约1065米，呈较为规整的长方形，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外城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西周城址，外城城址总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外城南墙、东墙与内城南墙、东墙大致平行，并发掘出土了西周晚期铜鼎残片和西周晚期陶鬲。
杨磊称，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编号F2），并由此基本确认了战国美阳县治所在之地。F2位于F1以西25米，东西宽41米，南北长30米，面积1200平方米。该建筑基址由10道贯通的墙基槽分隔成9个长条空间，条内不规则分布着大量柱础坑。基址被20多座战国晚期瓮棺打破，解剖时发现夯土内包含战国晚期陶片。同时，在建筑废弃地层中出土了带“公”字陶文的陶量，还发掘出了两例“美阳”陶文。
“公”字陶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记者了解到，此次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填补了以往周原遗址无先周时期高等级建筑的空白，并结合以往关于聚落规模与文化性质的认识，可以肯定周原遗址乃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东周时期美阳县位置的确认，可结合文献进一步证明古公亶父迁岐之地就在周原。
规模巨大、布局方正的西周城址的发现，也是探索我国先秦时期筑城史的重大进展，为厘清周原遗址聚落结构、相关遗存性质，以及聚落与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了参照背景，为三代都邑建制提供了难得的实例。
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城门的毁坏与火有关
秦始皇帝陵位于骊山北麓，规模宏大，埋藏丰富。经过60年的考古工作，考古人员已基本摸清秦始皇帝陵园的结构与布局。除此之外，他们也在陵园之外发现了大量陪葬坑、陪葬墓，以及修建陵墓时留下的相关遗存。
粗夯工具印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位于封土正东约200米处。196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对陵园外城东门有了初步认识。为了明确外城东门的结构与形制，促进秦始皇帝陵的考古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于2021年对外城东门遗址进行发掘。
据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邵文斌介绍，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地层关系简单，除自然冲沟7条、现代人工沟3条、现代污水沟1条、现代墓葬4座和现代灰坑1个之外，主要发现外城东门夯土台基，门道遗址1处，瓦块和红烧土等建筑堆积。出土石质建材5件、铁器1件、乾隆通宝1枚、民国铜钱1枚。
邵文斌说，本次发掘弄清了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的规模、形制和基本结构。确定了外城东门属于夯土台基式建筑，为一门一道的城门结构，门道经过抹泥整平，残存有彩绘。门道的边缘以及高台式平台的拐角处均有人工石质建筑材料，柱洞遗迹，可以确定城门除城墙墙体外，还存在附属建筑。
门道处草拌泥及彩绘残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事实上，本次发掘还厘清了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的营建与毁坏过程。邵文斌表示，东门门址先开挖大的地基坑，然后在坑内进行细夯；坑内细夯与坑边之间采取粗夯方式填充处理。在夯土台基之上，进行墙体与附属建筑的营建，墙体外侧抹有草拌泥，甚至有彩绘。从存在红烧土和碳屑的情况看，城门的毁坏与火有关，之后还经过流水破坏形成自然冲沟。
据了解，本次发掘为秦始皇帝陵的礼制建筑的规模、等级、布局，乃至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和中国建筑史的认识与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汉帝陵——霸陵遗址：否定“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
西汉第三代皇帝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因“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而没有封土，具体位置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模糊，元代以来人们以白鹿原东侧的凤凰嘴为霸陵立碑祭祀。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着衣陶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自2006年以来，相关考古人员就对江村大墓区域进行了多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发现江村大墓的形制为“亞”字形，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5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其间采用多种技术多次对“凤凰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探测，证实此处仅有8通明、清时期的石碑，未发现任何陵墓类遗存。
2017年开始，考古人员又对江村大墓外藏坑、陶窑遗址、陪葬墓等进行了发掘工作。在江村大墓中发掘了8座外藏坑，其长度在6.5至72米之间，宽3至6米，深6至9米。大多为带斜坡道的竖穴土圹形制，底部有木椁遗迹。出土着衣陶俑（个别戴刑具）、陶器、铁器、铜器，以及漆木器（包括木车马）遗迹等。另外，还清理出 “器府”“中司空印”等明器铜印。
据了解，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包括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部分铜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等，也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南陵外藏坑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咸阳洪渎原墓葬群：出土文物总计16000余件（组）
咸阳洪渎原是陕西省大中型古墓葬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已持续开展考古发掘近七十年。上官婉儿墓、薛绍墓、隋王韶家族墓园、北周豆卢恩家族墓园、北周武帝孝陵等历史名人墓葬的不断面世，令这个消失了一千年的地名，因为考古发现再次为公众所熟知。
洪渎原墓葬西蒋墓地M4064十六国墓出土釉陶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2020年至202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洪渎原发掘了战国至明清古墓葬3800余座。在18个月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共发现战国晚期王陵（王后陵）及其陪葬墓地1处、西汉早期墓地1处、东汉家族墓地12处、西晋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至隋代公共墓地1处、北朝隋唐墓园81座及大量宋金明清平民墓葬，出土文物总计16000余件（组），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收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该项目负责人李明介绍，咸阳洪渎原墓葬群是超大型的历史时期墓地，墓主是秦咸阳城、汉至北朝长安城、隋唐长安城这些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朝代的都城的居民。在同一地点发现延续时间如此之长、数量如此之多、规模如此之大、时代和类型基本没有缺环的古墓葬群，在考古学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他提到，此次发掘所获的资料可资建立从战国晚期到明清，时代长达2200余年的完整中国古代墓葬序列。由于地处京畿，洪渎原墓葬墓主身份普遍较高、代表性强，是研究中古时代墓葬制度的极佳标本，对于构建中国古代墓葬的考古学体系框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唐康善达墓墓道西壁壁画：胡人驯马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此次发掘发现了北朝隋唐家族墓园的完整发展轨迹，使北朝隋唐高等级墓葬的围沟兆域初次形成序列，对于中古时期的等级观念和丧葬意识，以及深层次的社会背景都有所反映。例如，发掘出的以围沟兆域为特征的墓园，规划整齐、互不影响，由单人墓葬、夫妇合葬或夫妇同茔并穴合葬发展为子祔父葬，直至孙辈归葬祖茔，墓地使用时间甚至跨越历史朝代而延续数百年。这种丧葬礼制上的延续和变化，是中古门阀观念的物化体现，同时也是奉亲尽孝、乡土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延续。
在咸阳洪渎原墓葬群出土的文物上，也有突破性发现。其包含了东汉晚期的金铜佛像、北魏墓门楼土雕神像等前所未见的考古遗存。据介绍，此次发掘所获丰富的资料，加之七十年来洪渎原墓葬的考古资料综合研究成果，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续写半部中国史。
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地：出土瓷器多为实用器物
2021年4月至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原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用地范围内发现了各时期遗迹250多处，其中有9座墓葬为一处元代赵氏家族墓地。9座墓葬组成的元代家族墓地，排列清楚，传承有序，为宋元时期流行的贯鱼葬，体现了五音姓利学说影响下的墓葬埋葬次序。
M46陶仓、簋、簠出土情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9座墓葬中共出土各类型随葬器物500余件（组），瓷器共30余件。其中以陶明器为大宗，另有瓷器、三彩器、铜器、玉器和石器等类型。陶明器主要有仿古陶礼器、日用生活明器和陶俑三大类。瓷器器形分有梅瓶、玉壶春瓶、碗、盏、盘等，以釉色分有白釉、青釉、清白釉、酱釉等，以用途来分有茶器、酒器和饮食器等，其中大部分是实用器物，使用痕迹比较明显。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该项目负责人朱连华介绍，经初步鉴定，这些瓷器有来自南方的景德镇窑、龙泉窑、湖田窑，来自北方的钧窑、霍州窑和我们陕西本地的耀州窑等。另外，在大部分墓葬中出土有五方五色镇墓石或铁犁、铁牛等镇墓类随葬品。
朱连华说，这一墓地内墓葬排列整齐，有台阶式道砖室墓、台阶墓道土洞墓和竖穴墓道土洞墓三种，均为东南向，前两种规模较大，主要位于墓地西部，由阶梯墓道、过洞、天井、砖封门、土洞或砖砌墓室和左、右、后三个壁龛等结构组成，后一种规模相对而言比较小，主要位于墓地东部，由竖穴墓道、土洞墓室组成，部分在墓室后壁有后龛。
M40墓室西南部出土瓷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据介绍，根据墓地最西北部的M45出土的朱书买地券，由其朱书文字可识读墓主人为诸路质子千户赵伯杰，葬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另据位于墓地中部的M44出土的墓志，其上铭为“元故兴平尉赵公墓铭” ，据墓志记载，墓主名赵镐，为兴平县尉，卒于延祐庚申夏（1320年）。这两座墓葬出土的纪年文字材料，可以认定该处墓地为元代赵氏家族墓。
朱连华称，这批墓葬包含多种葬制葬俗和大量、多种类随葬品，不仅体现了元代西安城中赵氏一族的家族兴衰史，更为研究元代关中地区中下层官吏阶层的思想文化与丧葬习俗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另外，墓葬出土的瓷器品种丰富、时代明确、延续时间长，为研究元代瓷器的器型特征、元与南宋之间的交流和贸易等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见习编辑 陈静 校对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