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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台发现的神面纹圆型立柱式石雕
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滥觞阶段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或者王国都城的行列之中。石峁遗址与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一样，都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如果将石峁遗址新近发现的诸多石刻与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图案排列在一起，会给人以似曾熟悉的感觉。她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上图：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的平面式石雕，图案大气精美。
下左图：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饰物，距今约3700年。
下中图：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距今约5100年。
下右图：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距今3000-5000年.。
2019年9月21日，石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启动仪式在神木举行。
从2012年正式发掘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邵晶，就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石峁遗址绑在了一起。春去冬来，8个年头过去了，作为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这里成了他最离不开的地方。
“石峁遗址约有400多万平方米，目前发掘的面积仅有几千平方米，但持续的科学发掘已经获取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可以让我们一点点复原这座4000多年前中国北方地区存在过的最大城址。”讲起自己亲手挖出的成果，邵晶自然满眼笑意。
令人惊叹的成熟石雕工艺
标示出早期中国的文明高度
这是记者第三次到石峁。“石峁皇城台考古新发现暨口簧国际研讨会”刚在神木召开。参会人数多是意料之中的——早在2018年，大家就从多种渠道获悉皇城台出土了许多石雕的消息，这次可以眼见为实并先睹为快。
2016年以来，石峁考古工作的重点就集中于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邵晶在会议上以主题报告的形式向大家公布了皇城台考古的最新成果：70余件石雕是在对皇城台台顶“大台基”南护墙的发掘清理中发现的，其中20余件被发现时依旧镶砌在南护墙的墙面上，其它多发现于南护墙墙体的倒塌堆积中。
最新的发现，是两件神面纹圆型石立柱，其中一件直径约50厘米，高近1米，现场可以看到为固定它而在地面上埋设的石围圈。立柱上的神面图案前后两面对称，造型夸张；石柱顶部还有清晰的对称纹饰和小凹坑。神面纹圆型石立柱出现在夹墙与南护墙两者间形成的9米宽的夹道中，这夹道相当于我们现在举行大型活动时，特意设置的比较隐蔽的廊道，人们必须经过这个夹道才能转到西护墙的中部，正式登上“大台基”。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这种夹道的设计是汉唐宫殿建筑才具备的要素，没想到在4000多年前的石峁就有了雏形。
但邵晶认为石峁最有特色的石雕还是我们所见到的大量的“平面式”石雕，均雕刻在石材平整的一面上。这些平面式石雕多是对称式图案，有一些单体式图案，还有组合式的图案，既有神面，也有人面和兽面以及动物造型。有的已经具有叙事风格，如“人射马”“人骑牛”等，有的则非常抽象，属于符号式，比如五角星、几何图案等。
石雕从哪里来？目前有两种观点。一大批专家从使用背景观察，认为这些石雕中的一部分可能来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级建筑，比如神庙，被石峁人“旧物新用”，在修砌皇城台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
但也有专家倾向于它应该是专门的建筑材料。石雕上大多是我们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母体图案，可能受到北方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但更多应该是承继了中国北方地区更早的兴隆洼、赵宝沟、红山等考古学文化的“石雕传统”，也和之后的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图案有一定关联，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它们是专门被打磨和雕刻、作为建筑材料砌在墙面上的，与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藏玉于墙’、或者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大致相同，雕刻技艺很成熟，有阴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展示出早期中国的文明高度。”
“目前我们只在南护墙外侧做了发掘，就出土了这么多石雕，也许以后会在西护墙、北护墙有更多的发现。目前见到的一些石雕已经有了叙事图案，具有了一定的表意功能。”邵晶的观点更为乐观。
出土20多件口簧
是当代口弦琴的祖形
中国古代的都城大部分是夯土筑造，经过几千年岁月的剥蚀风化，很多已荡然无存，考古人不得不“土中识土”，现在终于有一座巍峨屹立的石头城，但考古反倒更要谨小慎微。皇城台采用了覆斗状或者说类金字塔状的建造结构，最高处有70多米，四周包砌了很多级层阶状护坡石墙。出于对遗址的保护，考古队只揭开了冰山一角。
目前皇城台东护墙北段的石砌护墙揭露长度约120米、高8至15米。之前这里全部被皇城台使用期间的厚达10余米的弃置堆积层所覆盖，考虑到发掘的复杂性，邵晶他们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采用，最后将之分隔成了十几段，一段一段分段发掘。就这样，硬是从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弃置堆积层中，筛出了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
首先是口簧的发现。20多件形制精巧、制作规整的骨制口簧(现代称为口弦琴)和骨制管哨、陶制球哨一起出土。这些口簧均呈窄条状，一般长8至9厘米、宽逾1厘米，厚仅1至2毫米，由簧鞘和簧舌两部分组成，簧鞘内镂刻簧舌，乐器特征明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领队孙周勇说，最新测年数据显示，石峁口簧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这是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弦乐器，也是近现代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口弦类乐器的祖形。
数百件筒瓦、板瓦残片，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大量的卜骨，虽然未见文字，但灼痕非常清晰，说明这里的祭祀仪式中包含了占卜的内容；破碎的陶片，装了三四千箱，花了两年多时间，已拼出了20多件大型陶鹰，最大的有一米多高。
数量最庞大的要数骨针，多到难以逐个计数，最后只能称重，按照概率计算，大约有14000枚。还有各种经过了不同工序加工的骨料，展示了石峁先民制作骨针的整个过程，石峁人采集到骨料后，先把它们砸开，磨制长条形的骨片，然后将骨片进行切割，分割成细小的骨条，再将骨条打磨、抛光、钻孔，最终加工成骨针。邵晶认为在皇城台上一定存在着大型骨器作坊，产品包括骨针和其它骨器。
还有很多纺轮以及炭化的麻布片。知名考古学家刘莉还在纺轮上检测出了羊毛遗存，说明那时的石峁人既可以纺麻线，也可能纺毛线；大量的箭簇，虽然没有发现箭杆，但发现了许多箭杆整直器，说明当时石峁人已经具备了发达的造箭能力。
还有珍贵的海贝。石峁人把海贝做到了陶器上。扬子鳄骨板、鸵鸟蛋壳、水晶等也是稀有物品。“这或者说明当时石峁的统治阶层政权非常稳固强大，足以支撑石峁进行广泛的物质交换。”
石峁、良渚、陶寺、二里头遗址
都是中华文明重要实证
截至目前，石峁古城仍是一本无字天书，人们对它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但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已经大概可以读出这座石城的一些信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与科研团队一起，从皇城台多个位置取了纴木、壁画草拌泥、木炭等样品，进行了系统的碳14年代测定。“经过大量实验及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除个别数据较早或偏晚，绝大部分数据在时间上呈现出一致性，皇城台建造和早期使用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之间。”
为了计算4000多年前石峁修建城墙所耗费的人力资源，考古队曾组织人力，不借助现代机器，修复了一段长仅20多米的倒塌城墙。30名工人足足干了一个月。整个石峁古城，内城城墙长5700米，外城城墙也有4200米，所有城墙长度加起来近10公里，残存最高处达3米以上，可以想象当年建城时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巨大。
孙周勇说，中国北方与石峁基本同时的石城遗址数以百计，仅从面积分析，以几万到十几万平方米的遗址数量最多，面积接近100万平方米的遗址数量急剧减少，而达到400万平方米的仅有石峁城址一座，它的核心地位显而易见。
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建议：还是要把石峁遗址放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放在史前中国六大区系或者更多区系的相关文化范围之内研究。尽管石峁在古文献中没有记载，但也要结合古文献记载进行深入研究。
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充实着我们对于石峁的认识，那个消逝的王国一次次以不同的面貌在邵晶脑海中浮现：“我们可以想象，4000多年前，石峁这里有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王国，从北面的大青山南麓到南面的延安芦山峁；从西面的毛乌素沙漠边缘到东面的吕梁山区，都是它的控制范围。这个王国等级分明，人口众多，已经有一套维持统治的管理体系。城市建筑整齐坚固，王族居住在70米高的皇城台上，会举办大型宴饮，口簧与管哨、球哨等乐器合奏，烹牛宰羊、觥筹交错。”
当年，石峁遗址的周边环境应以草原为主，生业形态为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大量种植粟与黍。石峁的山羊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批山羊，产肉兼产奶。石峁人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畜牧和狩猎活动。目前调查，几乎每个山峁上都有院墙的墙体、有单独的墓葬区。“各种小的部族或家族汇聚石峁城，满满当当，没有一块儿空地……”邵晶这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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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最早因玉而被世人所知。目前统计，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石峁古玉有数千件左右，大概都是清末流失的。
美籍德裔汉学家萨尔蒙尼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中国玉器》一书，描述了他从榆林农民手中收购的一件50厘米的玉牙璋，整个榆林地区只有石峁才有这种类型的玉器。目前这件玉器保存在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
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被叫作“石峁山遗址”的石峁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和关注。根据调查信息和采集标本，认为它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
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展陕北长城沿线的考古调查，石峁遗址是这次调查发现的诸多史前遗存之一。
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对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特别是石峁玉器的征集引起世人高度关注和学界的浓厚兴趣。当时西北大学考古系戴应新教授去石峁遗址调查。当地农民称，在高家堡镇附近的黄土梁上，有很多石块垒砌的墙，经常可以在墙缝中找到一些玉器。戴应新征集了126件玉器，并将调查简报发表在1977年第3期的《考古》上，引起考古界的重视。后来，戴应新还以《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为题，公布了这批玉的名录和相关情况，考古界为之震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石峁”这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的偏僻乡村，开始在全国甚至世界考古界走红……
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展了石峁遗址的首次考古试掘工作，但由于条件限制，曾认定遗址的范围仅90万平方米左右，到2000年以后，这座古城的遗址外城墙还一度被误认为是战国长城。
2011年，由陕西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队，开始对石峁遗址重点发掘及复查，取得了重要收获。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评选的2012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以及国家文物局评选的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3年8月，和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等共同入选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的“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十大发现”。
2016年，持续进行的石峁遗址考古与调查项目荣获中国考古学会2011至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写进了教科书，已被列入申遗预备名单
201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了《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2030)》。
2017年7月27日，陕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自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陕西省首部由人大颁布的古遗址保护条例。
2017年12月，石峁遗址入选全国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神木石峁遗址与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一起组成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相关内容均已经被列入中学历史教科书。
2019年5月，石峁遗址等6个项目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本版照片分别由受访者提供或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