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奉天靖难记》是明代永乐初年官修史书，记载了“靖难之役”爆发原因及战争进程。《奉天靖难记》以“春 秋笔法”，表达否定建文帝正统地位的立场，并肆意歪曲历史，抹黑建文君臣，美化朱棣，其目的在于为朱棣 “靖难”和篡夺皇位的行为制造合法性依据。虽然不能将《奉天靖难记》视为信史，但其对于“靖难之役”和明 史研究仍具有一定价值。
《奉天靖难记》是研究明代“靖难之役”的重要文献, 因其极力抹黑建文君臣,历来颇受史家诟病。20世纪40 年代，著名明史专家王崇武为《奉天靖难记》作注，另外 还撰著了《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将该书与《明太宗实 录》、明中期后的私修史籍进行对比研究，探幽索微，取 得了令学界公认的重要学术成就。笔者在研究建文史过 程中，发现在王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尚可就其阐发的该 书编撰时间与作者、对建文史事的歪曲，甚少涉及的历 史笔法及其意义等方面,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一、编撰时间及作者考
《奉天靖难记》四卷，不著撰人名氏。王崇武称：
《奉天靖难记》为记载燕王争位之官书，书中称 成祖为“今上”，其写撰自在永乐间；又称仁宗为“太子”、郡王高煦高燧为汉王赵王，而凡与《太祖实录》 相同之记事，两相參校，知较《实录》为早。然则此书之纂成时代，最早不能逾永乐二年四月立太子封诸王之前，最晚亦不能在十六年五月《太祖实录》写成以后，要为记靖难史事之较早者也。
王先生将该书修撰时间定为永乐二年(1404)四月立太子后、十六年五月《太祖实录》(三修本)①修成之前,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似乎还可将时间范围缩短一点,并将论断的理由阐述得更充分一些。就该书上限来说，确切时间虽不可得而知，但可根据书中字里行间所透露的蛛丝马迹,做出大致判断：(1)以对朱标的称谓进行判断。建文帝尊谥其父为“孝康皇帝”，进庙号“兴宗”，朱棣即位后同月戊寅，命“仍旧谥号，日懿文皇太子”。该书不称 “孝康皇帝”，而称“懿文太子”，显见作于建文四年六月 (1402)丙寅后。(2)以所持高后亲子说为依据进行判 断。该书持高后“五子”说，称:“今上皇帝，太祖高皇帝第 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王, 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这一说法应来自于永乐时第二次改修后的《天潢玉牒》。现存《天潢玉牒》有“二子”说”与“五子”说两个版本。绣石书堂抄本、《国朝典故》与《金声玉振集》本，持“二子说”:“后亲 子二人，今上及周王也。”"（高皇帝）皇子二十四人，第四子今上、第五子周王，高后所生也。长懿文太子、第二子 秦愍王、第三子晋恭王,诸母所生也。”另一版本《纪录汇编》、《胜朝遗事》本，则持“五子说”：“后亲子五人，东 宫、秦王、晋王、今上及周王也。”“太祖皇子二十四人。长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晋恭王、第四子今上、 第五子周王,高后所生也。”据杨永康研究，认为“二子” 本《天潢玉牒》在先，“五子”本在后，两个版本都应作于 建文四年六月以后、永乐四年八月以前叫但他未考证这两个版本的具体修撰时间。明清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永乐初年改纂的《明太祖实录》釆用了高后“二子”说，而此说的史源乃“二子”本《天潢玉牒》。该版《太祖实录》修成 于永乐元年五月，据此可以推论，“二子”本《天潢玉牒》 应修成于永乐元年五月前，而“五子”本《天潢玉牒》应修 于永乐元年五月后。故而持“五子"说的《奉天靖难记》, 必定撰成于永乐元年五月后。（3）以对朱棣三子的称谓 进行判断。该书称朱髙炽为太子，高煦、高燧为汉王、赵王，朱棣册封三子的时间在永乐二年四月，这说明该书 撰成时间不能早于此日期，此即王崇武所说的上限。（4） 以对李景隆的态度进行判断。永乐初年，曹国公李景隆 因开金川门迎降之功而受封为太子太傅，位极人臣，但该书不仅不著其勋劳，且多不逊之词，如“李九江豢养之 子”、“有五败之道”等，这说明应作于永乐二年十二月李景隆下狱后。综合以上情况，可确定该书修撰上限为永乐二年十二月。
关于该书撰成下限，王崇武认为在永乐十六年五月 《太祖实录》修成之前,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过，稍嫌过晚了一些。朱棣釆用不正常手段夺取帝位后，非常在意 被人视为篡逆，故而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建构政治合法性论述。通过修史掌握历史话语权，塑造有利于己的理想形象，是他建构正统性论述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即位不 久，即下令重修《太祖实录》，删除建文本实录中一切不利于己的内容，为其篡夺皇位的行为制造合理性依据。“靖难之役”乃是直接关系到永乐政权合法性来源与存在的当代史，其修撰似不应拖延过久,应在永乐前期，官方欲借之以建立朱棣“靖难”与皇位继承的合法性论述。再者，从该书所持遭建文帝削废藩王无任何过错的态度来看，也应作于永乐前期。朱棣即位不久，即为周、 齐、代、岷四王恢复旧爵，改谥湘王曰献，以遵祖制敦亲亲之谊的行为，证明自己才是太祖皇位的合适继任人。但不久朱棣与藩王关系就不是一片和美景象了，诸藩骄横跋扈,甚或生不轨之心，朱棣屡次赐书切责，以永乐四 年八月齐王柳被削夺王爵为标志，此后朱棣与藩王关系 进入了一个限制、防范时期。建文朝藩王骄横不法是引 发削藩的直接起因，而《奉天靖难记》为彰显建文君臣迫害亲藩之罪,完全否认被废诸王有任何过错,称“诸王实无罪，“且以诸王观之，事无毫发之 由，先造无根之衅,扫灭之者，如薙草菅”。这种情况显示该书可能撰于朱棣与藩王矛盾尚未 完全激化、齐王神爵位未被削夺之前。所以，综上所述, 《奉天靖难记》撰成的时间，上限应为永乐二年十二月， 下限可能在永乐四年八月前。
王崇武径断该书为“官书”，这种定性无疑是正确的， 但其未说明理由。该书完全以朱棣的立场为立场,没有丝 毫公正性可言，且其基本为宣德时官修《太宗实录•奉天 靖难事迹》所遵奉，这些都说明了该书的官修性质。那么， 哪些人参加了该书的编纂呢?王先生没有专门阐述过这 一问题。钩稽其相关的论著，发现在《奉天靖难记注》一书 中约略涉及:卷一“注文”，以所记“相者之言”与姚广孝 《逃虚子集》袁氏《墓志铭》所记袁琪“相成祖”事略同，谓 “岂广孝亦为参撰人之一欤”⑴卷二“注文”，谓“此 书写撰适在景隆获罪后，故多深文周内语” 卷四 “注文”，称“此书以作于景隆获罪后，且欲彰成祖武功，故尽暴景隆丑态，不著款附勋劳，非史实也” 。王 先生以上看法，应是正确的。以姚广孝为参撰人，除了前 述理由外,另广孝深受成祖信任、死于永乐十六年，这也 说明他是有条件参加该书的编纂的，并以其尊崇地位、曾 任《永乐大典》等多书监修来看，他可能不是普通的参撰 人，应为监修。王先生认为该书作于李景隆获罪后，那么 景隆应非参撰人。大才子解缙应该参与了该书编纂。永乐初，解缙被任命为翰林学士，颇受信用，曾是《太祖实录》、 《古今列女传》、《永乐大典》等书的总裁，近人李晋华⑸、 傅斯年⑹、吴啥⑺、杨永康等认为《天潢玉牒》亦为解缙所撰。那么，继承《天潢玉牒》改修本“五子”说、阐述“靖难 之役”合法性的重要史籍《奉天靖难记》，解缙亦应为总裁才是。另，作于其后的《太祖实录》，有关建文帝和朱棣的 一些说法与之相呼应;作于宣德时的《明太宗实录》前九 卷《奉天靖难事迹》，亦本于是书。依此来看，太祖、太宗 两朝实录监修夏原吉,两朝实录总裁杨荣,《太祖实录》纂修官、《太宗实录》总裁金幼孜、杨士奇等人，或亦参加该书编纂。依据现有史料，关于该书编纂情况，只能做出如上大致推测。
不过，无论该书的编撰者为谁，恐怕于其主旨都不能起主导作用。该书严重地歪曲历史，编造史实,所依据的指导思想完全是朱棣即位前后所发布的系列诏谕，可以说朱棣对于该书的编撰完全起着主导作用，编撰者只是奉旨办事而已。如在宣德后，杨士奇多次撰文称赞周是修、颜伯玮等建文忠臣，表达了重修建文史的愿望,虽尚未公开指名批判官书，但却隐晦地表达了对包括其任总裁所修的《太宗实录》等官书严重歪曲史实的不满与不得已的苦衷。
二、历史笔法:否定建文帝的正统地位
中国古代编纂史书具有一套独特的历史笔法，尤其 是关于王朝正统性、合法性的表述，有一些专门的用语。《奉天靖难记》编纂者秉承朱棣的旨意，从历史笔法入手，全面否定建文帝的正统地位。
一，不使用建文年号。自汉武帝以后，年号就被认为是正朔的标志。朱棣登上皇位后，发布即位诏：“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时诏令所称的“今年”，时为建文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以 “洪武”为号，在位三十一年，“洪武三十五年”是子虚乌 有的。朱棣荒唐地以并不存在的“洪武三十五年”取代 “建文四年”，其用意在于昭告天下，他的皇位不是篡夺建文帝而来的，他所继承的乃是太祖的皇位和天下。《奉天靖难记》全面贯彻朱棣的旨意，不但称“建文四年”为 “三十五年”，而且将建文元、二、三年分别以三十二、三 十三、三十四年呼之，这当然是用洪武纪年。不使用“建文”年号纪年,标示着对建文朝正统地位的否定。
二，不承认建文帝的皇统。古代史书编纂有一套确认皇帝身份的书写方式。该书在不同场合下，对建文帝使用不同称呼：（1）进行一般的历史陈述时，直呼“允炆”，如“书至，允炆以示方孝孺” 等。古人忌称名讳，直呼“允炆”，不仅表明不承认建文帝 的皇帝身份，且无起码的尊重可言。（2）朱棣的诏令敕谕 中，或称“幼冲”，如“幼冲不思祖宗陵寝为重”;或称“幼主”，如“今幼主嗣位”口螢，腿三十二牝 服叫或称“少主”，如“今少主不亲政事” ;或称幼君，“今日使幼君自焚者""。“幼主”、“少主”、“幼君”，是比较模糊的称呼,但不能认为是对建文帝皇帝身份的明确认可。总之，该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建文帝均未使用“上”、“帝”等表明皇帝身份的用语。
三，称官军为“贼”。“贼”为贬低、否定对手身份的用语。如记朱棣率师与官军激战于白河,即谓:“大军继之, 与贼交战，自午之酉，上张骑兵左右冲击，贼众大败。"依照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原则，以建文帝为首的朝廷是具有合法性、正统性的一方，朱棣一 方才为叛贼。称朝廷的军队为“贼”，这是不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将建文帝看成“伪皇帝”、以建文政权为“伪政权”的表现。
四，视齐、黄辈为“奸臣”。建文朝辅弼大臣齐泰、黄 子澄等，在“靖难”政变后不屈被*,按照传统伦理道德， 应被视为忠臣，而朱棣一方为洗清叛逆嫌疑，反诬其为 “奸臣”。如朱能等泣日:“今幼主昏蒙，奸臣执柄,谋害宗藩，图危社稷。”朱棣也谓:“不幸我皇考宾天，奸臣用事，跳梁左右。”
五，称叛乱为“靖难”。朱棣起兵和夺取政权后，反复 宣传:“幼主嗣位，信任奸回，横起大祸。”故钦遵“皇明祖训”，奉天行讨，“誓欲清君侧之恶，以安 宗社。他即位后，所封许多重要功 臣勋号前均有“奉天靖难”四字，所修官书亦称《奉天靖 难记》，明确地将这场反叛朝廷的战争定性为“靖难”。
以上五种历史笔法，指向同一个目标：否定建文帝 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朱棣承认建文帝的皇统，则意味着他的天下是从建文帝手里抢夺的，有篡位之嫌。所以朱棣及其御用文人通过否定建文帝身份，将统系直接太祖高皇帝，表明其皇位合法性非来源于建文帝，而是来源于明太祖，他继承的是太祖的皇位，接的是太祖之统。
三、内容趋向:抹黑建文君臣，美化朱棣
该书作为一部官修史书，其修史目的十分明确：为 朱棣的靖难行动及夺取皇位的行为制造合法性依据。为实现这一目的，该书罔顾事实，肆意抹黑建文君臣，美化 朱棣，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第一，以极其恶浊的语言，大肆诬蔑建文帝一方。
建文帝之父懿文皇太子朱标，洪武时受太祖之命监 国十五年，颇获好评，虽因早殁与朱棣不构成利益冲突, 但其作为建文帝皇位合法性来源的依据，也在被攻击之 列。该书不仅对太子“治国理狱政绩尽去之,还 肆意编造事实，称:“初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 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咒诅，忽有声震 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诬懿文太子在兄弟 之间拨弄是非，构陷燕王,因失爱于太祖而险遭废黜。
对于建文帝的攻击尤甚。太祖遗诏称:“皇太孙允炆 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建文帝在位 期间，“诞布维新之政”，尊文崇道，省刑宽赋，甚得臣民 拥护。该书不但对这些政绩毫无记载，还多方捏造罪名, 对建文帝进行全面抹黑。
首先,诬建文帝“矫遗诏嗣位”,且不遵守孝道，对太 祖梓宫不敬。“允炆遗诏嗣位，忘哀作乐，用巫观以桃黄 祓除宫禁，以硫磺水遍洒殿壁，烧诸秽物以辟鬼神。梓宫 发引，与弟允爆各仗剑立宫门，指斥梓宫日：’今复能言 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略无戚容。”
该书以极夸张的语言，描写建文帝生活糜烂，其淫佚失德甚或超过了历史上公认的暴君桀纣幽厉。“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 谓其羊不肥美，辄*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 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 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牡羊母猪与交。荒耽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
该书还将建文帝描写成为优柔寡断、缺乏治国能力 之人,完全受“奸臣”和宦官的摆布。他“政事一委权奸”, 对奸臣的诡计唯唯诺诺地接受，不仅如此，还“倚信阉 竖，与决大事，凡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陵辱衣 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捶挞。纪纲坏乱，构成大祸”。他 失德乱政而不知反省，以致异象和天灾不断，呈现出一 幅衰败的末世景象：
自是灾异叠见，恬不自省。夜宴张灯荧煌，忽不见人。寝官初成，见男子提一人头，血色模糊，直入 宫内，随索之，寂无所有。狐狸满室，变怪万状，遍置 鹰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无光，星辰无度，慧扫军 门，蛊惑守心犯斗，飞煌蔽天，山崩地震，水旱役疡, 连年不息，锦衣卫火，武库自焚，文华殿毁，承天门 灾，虽变异多端，而酗乐自如。 依据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天象与人事之间具有某 种神秘联系，“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 孽” 。该书通过对各种灾异现象的描写，将建文 帝的灭亡说成是天意，是天厌之、天亡之。
其次，该书将主持削藩的建文重臣齐泰、黄子澄等 视为“奸邪”。称其包蓄祸心，贪图富贵，欲谋不轨，如记 黄子澄与齐泰谋日：“今主幼不闲政治，诸王年长，手握 重兵，久则难制。吾辈欲长有富贵，须当早计。”奸臣”诬诸王以“大逆”之罪，逮周王，罪代王， 逼湘王阖宫自焚死，降齐王为庶人，削岷王爵而流于漳州，又图谋燕王，欲绝灭宗室,“然后大行无忌，而予夺生 *，尽归其手，异日吞噬，有如反掌"。将建文君臣的削藩行动视为一场阴谋而将之彻底污 名化。不仅如此，该书还编造事实,肆意贬低建文忠臣的 人格，如诬正气凛然、被“诛十族”的一代儒宗方孝孺为 叩首乞怜的怕死者，试图败坏建文诸臣的道德人格形 象，从而否定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合理性。
第二，美化朱棣，为其“靖难”和皇位继承寻找合法性依据。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叛逆是滔天大罪，罪不 容诛。朱棣当上皇帝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洗清篡位恶名， 将使用非法手段夺取的皇位合法化。为此，该书做了以 下几件事：
宣扬嫡子身份。对于朱棣是嫡出还是庶出，学界有 不同意见，姑且不论嫡庶，历史上是很少有人念念不忘 将之挂在嘴上的，而一代雄主朱棣却如祥林嫂般言必称“嫡子”，如《即位诏》称:“朕惟高皇帝嫡子。《申谕臣民敕》谓:“朕以髙皇帝嫡子澤藩于燕。响"朱棣的御用文臣遵其旨意，将所谓的“嫡子”身份 写入了官方所修正式史籍中。《奉天靖难记》开卷即云: “今上皇帝，太祖髙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官方一再地强调朱棣的“嫡子”身份，是为他发动叛乱、篡夺皇位的行为寻找借口。
编造各种祥瑞。如记朱棣出生时异象:“今上皇帝初 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岡，连日不散。”还以善 相者之言，称朱棣生就一副奇贵帝王之相：“有善相者见 上，私谓人日：’龙颜天表，风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 天子也。”'记燕王起兵后，更是有若神助，如三 十二年十一月与李景隆战于白河，河水流撕，兵不得渡: “上默祷曰：’天若助吾，河冰即合。’是夜起营，次报至 日：'河冰已合。”'又以道士造作谶 言，称“初允炊起兵时，有道士谣于途日：’莫逐燕，逐燕 日高飞，高飞上帝畿。'已忽不见，人不知其所谓。至是上 即位,方知其言验云”。该书以一系 列神异现象，表明朱棣感格于天，得天之助，继承皇位是 天意的体现。
描写朱棣圣德仁明，符合儒家理想圣王的标准。他学识丰富，“勤于学问，书一览辄记。六经群史，诸子百 家，天文地志，无不该贯。日延名儒，讲论理致，自旦达暮 不休”。他文韬武略，声名远播，“上文武才略，卓越古 今”，“暇则阅武骑射，便捷如神,虽老将自以为不及。每 料敌制胜，明见千里，赏罚号令，不爽而信。用是威震戎 狄，虏人帖服，不敢近塞”。他亲民爱人，“每出亲访民间 疾苦，抚循百姓，无男女老少皆爱戴焉”，“谦虚处己，宽 人爱人，意豁如也。任贤使能，各尽其才，英贤之士，乐于 为用。下至厮养小卒，咸得其欢心”。他具有人君之度, “度量恢廓，规模宏远矣”。他治国才能卓越,“修明文物, 力行节俭，故国内无事,上下咸和，年谷累丰，商旅野宿, 道不拾遗，人无争讼”。该书还通过记录政治对手的忌惮 之词，反衬朱棣所具备的优良品质，如记懿文太子称: “燕王素友弟，且善事我，又无衅。”燕王素英武，威闻海内。”黄子澄云:“燕王性豁达果断。"借对手之言为朱棣鸣冤，并刻画其高大英武的形象。
太祖属意并欲立朱棣为皇位继承人。记因其初生时 显露的异象,“太祖高皇帝、孝慈髙皇后心异之，独钟爱 焉”。朱棣就藩燕府后，屡立战功,太祖对其寄予 厚望,赞日:“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时凱 泱虹十三年者）还称因懿文太子无道，太祖生废立之心，语高 后曰:“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 所属意。'”懿文太子薨后，太祖更加属意于朱棣, 欲立为太子。“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日:'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 几宗社有所托矣。'”由于刘三吾的阻挠,太祖虽勉强立允奴为皇太孙，但对四子燕王仍是念念 不忘，“先是,太祖病，遣中使召上还京,至淮安，允炆与齐 泰等谋，矫诏令上归国，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问左右 曰：'第四子来未?'无敢应者,凡三问，言不及他,逾时遂 崩。虽未明确指出太祖临终前召见 燕王的意图，但是隐含欲传位于燕王之意。
四、结语
官修史书是中国古代浩瀚而宝贵的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官方修史具有人才队伍雄厚、资料搜集丰富等特点，因此，官修史书往往成为后世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但官方修史也存在不少难以避免的问 题，尤其是当代史的纂修，在材料取舍和人物褒贬上会有更多忌讳，所以史实记载失真更为严重。明代史家王世贞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一个 “恣”字，形象地描绘了官方修史为己所需肆意剪裁史实 的痛疾。明代官修史书之流弊，尤以永乐朝为典型，而永乐朝所修官史，又以《奉天靖难记》的失实为甚。
依据前所论列，大致可将该书的失真之处归纳为三 个方面:一,诬合法皇帝建文帝为非法。朱允炆是明太祖 朱元璋生前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册立皇太孙，诏日：“迩来苍颜皓首，储嗣为重，嫡孙 允炫以九月十三日册为皇太孙，奉上下神祗，以安民 庶。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发布《遗诏》，称: “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 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该书对于这些 能说明建文帝皇位合法性的文献一律不予登载，反而诬 蔑建文帝“矫遗诏嗣位”，且不釆用“建文”年号纪年,直 呼建文帝名讳“允炆”，这是不承认建文帝正统地位的表 现。秉承朱棣意旨修纂的官方史书，公然否定一个君临 天下四载、受到广泛认可的皇帝的合法性，这在中国历 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二，大肆抹黑建文君臣。建文帝崇信 儒家思想，他在位期间，重用文臣,一改朱元璋的严苛统 治,实行宽仁之政，“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 之二”，洪武时曾困扰江南的重赋也得到减轻。对 于建文朝所推行的这些善政，该书不但无一记载，还故 意编造事实，肆意丑化,诬蔑建文帝为骄奢淫逸、昏乱残 暴之人。三，过度地美化朱棣。不但公然编造事实宣称朱棣为明太祖属意的皇位继承人，还把他打扮成为有好生之德的仁慈君王，对其歌功颂德之至，而对他在“靖难” 后株连无辜、大肆*戮，制造“诛十族”、“瓜蔓抄”等无数 的人间惨剧，该书却无一记载。可以说，历来史书歪曲史 实、颠倒是非之甚者，莫过于此。对于这样一部史书，是绝不应将之作为信史看待的，如果不加鉴别地使用其中 的资料，无疑会误导人们对于建文历史得出不符合事实 的错误评判。
可以说，该书所传达的关于建文历史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史料也存在极大问题，那么，是否该书就毫无价值而可以弃之如敝屣了呢？当然不是的。首先，它仍具有 史学价值，揭示了明代官方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可以成为人们认识官修史书肆意歪曲历史的绝好反面教材, 并且宣德时所修的《明太宗实录》和明中期后所兴起的 私修建文史籍均受其影响，许多说法源自于该书，所以该书还具备重要的史源学价值。其次，该书在史料上也 具有一定的价值。后世有关建文史的研究资料极端匮 乏，该书虽以极偏颇的立场记录“靖难之役”，但却是流 传下来的永乐时期涉及建文历史的最早的且唯一的一 部史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研究“靖难之役”具有别无选择的、独一无二的价值。王世贞曾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弊端后，也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史料价值：“然其 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 就是说, 国史中所记载的客观性史料，仍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 资料。为了更好地认识《奉天靖难记》一书，可以将其史料分成两类：一类为带有价值判断或会影响人们价值判 断的史料,如前述抹黑建文君臣、美化朱棣的史料，多数 是不可信的，应慎重使用；而另一类为反映事实的客观史料,如记述战争双方将领、时间、地点、进程的史料，则 是比较可信的，一般可以使用。有些史料，如朱棣的上书、敕谕等，则有改篡现象，可与《立斋闲录》、《姜氏秘 史》、《皇明诏令》等史书的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分析，别其同异，定其正误,既注意排除其错误历史认知的干扰，又 善于利用其仍具价值的史料，从而更好地推进建文历史 与“靖难之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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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