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我的生命存在于我已经写就或即将撰写的书中。”
——加莱亚诺
加莱亚诺说:“时间之风迟早会抹去一切足迹。”但书会持续得久一点。
他离开于2015年，短暂的喧嚣纪念后复归平静。相比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聂鲁达等引进国内更早、声名显著的南美作家，加莱亚诺在中国并不那么出名，人们不了解他作为反抗者的一生，也没读过几部他写的作品，即便是文学爱好者，多数人对加莱亚诺的了解也仅限于一笔带过。但加莱亚诺又是一位很丰富的作家，他参加革命，做过流亡者，深入中下阶层各行各业，一生为左翼平民文学著书立说，在南美洲，加莱亚诺是一个有鲁迅气质的作家，他的小说、散文不回避政治，像冷枪一样投掷于禁区深处。例如在文集《拥抱之书》中，加莱亚诺就通过191篇文章，掷地有声地揭露了拉美军事独裁政府的血腥一面，把那些被掩埋的历史重新打捞出来。
加莱亚诺
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时日之子》中，加莱亚诺更进一步，用民族志、非虚构和散文结合的形式，照亮历史洞穴中不为人知的角落。据这本书的编辑统计，书中至少出现了这些与军事独裁政府有关的案例：
“在流亡中去世的诗人，无法知道半个世纪后祖国为其恢复国籍；士兵*戮人民，而正直的妓女们拒绝为其服务；企图审判上帝的法庭，将一本圣经放在被告席上，并最终以对天空开枪作为“行刑”；受军事组织保护的公司，用枪击溃了工人的罢工，而死去工人的抚恤金却一分都没有给到家人手中……”
他们的一生，被政治画上分界线。曾经幸福的人，被迫走上流亡道路。曾经举杯共饮的朋友，政变后天人两隔……
如今，当人们提起南美文学，人们往往会记起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波拉尼奥这一个个璀璨的名字，但和他们同时代的加莱亚诺，却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土中，偶尔被一些文学拥趸和左翼青年提起，说到作家最有名的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加莱亚诺是作家的母性，1959年底，他用这个名字（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开始写小说，从此名声大噪，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音。他凭借《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享誉全球，也因为他的入狱、流亡经历，被归入拉丁美洲流亡文学地图的谱系中，在这个谱系里的，还有书写流亡诗人的波拉尼奥、以革命同志为主角的普伊格。
作为一位旗帜鲜明的左翼文学家，加莱亚诺警惕垄断的资本，他的左翼立场令他对一切可能的垄断（包括权力主导的专制）保持距离。可他又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的趋势，在一个左翼浪潮被挫败、新自由主义秩序正蓬勃发展的年代，加莱亚诺注定是悲观的，他写革命者，写革命家如何成为独裁者，忠实乃至有些顽固不化地书写拉丁美洲的阴影和血雾，背后都是对“平等”的一种朴素热情。如果平等已无望，就在文学中实现平等。如果反抗被消解，就在文字里继续反抗。
他曾写过一本《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那是一本写给反抗者的书，更是加莱亚诺献给阴影里的人的一份深情回望。加莱亚诺内心是有一个故乡的，但这个故乡指的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乌拉圭蒙得维的亚，而是一个精神意义上，抗争者的故乡，那是一片热血丰饶之地，也是爱与黑暗交织的流亡之都。在独裁者上台的年代，很多学者、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流亡到了蒙德维的亚，这对加莱亚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促使他成为一位富有行动热情的左翼文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的书写可以和波拉尼奥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对读。所谓地球最后的夜晚，既是理想错付后无家可归的荒芜，也是末日之前仍可仰望星空的温柔，最后的夜晚，老年人踏入火焰，年轻人怒斥黑暗，曾经分离的朋友，在篝火旁重温旧梦。
如同《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中译版编辑赵芳所说:“他写易朽的人，他们燃烧时流汗，恐惧时颤抖，彷徨时沉默，被欺骗时流泪，被夺去爱与生命前呼喊着要再活一次。他写他们抗衡毁坏的能力，追逐快乐的无畏……公鸽子在舞会上死去，母鸽子把悲恸留给明早，因为在无边的哀泣来临前，必须让生命尽欢。这些像朝霞和夕阳一般明艳的故事，歌咏着最粘稠的生之依恋，也是死而复生的庄重寓言。”
《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
我很喜欢《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的一则短故事：《为什么鸽子在破晓时分哭泣》：一只公鸽子和母鸽子去舞会跳舞。在一场打斗中公鸽子被*死了，有人想害他。舞会美轮美奂，母鸽子不想停止享受，她说:“今晚我要唱歌，明天早上我会哭泣。”这句话可以浓缩《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一个用温柔诉说残酷的故事。加莱亚诺“倚着炉灶里炭火微弱的热度，讲出关于悲恸灵魂与屠戮的故事”，这些故事有长有短，有诙谐也有诡异，有很多故事，简单一句话，是一个人生命的一座山。绑架、行凶、酷刑、暗*，但更让人绝望的不是这些，而是曾经拥戴的理想主义英雄，在得势后成为变本加厉鞭笞民众的恶龙。比如加莱亚诺对庇隆主义的反思。这让他不仅仅是一位空有一腔热血的左翼青年，而是一位成熟但不改批判立场的文学家。
为人所知的是，他不仅写小说，也是个狂热的足球迷。每届世界杯，加莱亚诺的足球评论都会被引用。他怀念1950年，来自乌拉圭的斯基亚菲诺成为民族英雄的那年世界杯决赛。面对强大的巴西，根据当时的赛制，他们必须获胜才能捧杯，而巴西只需打平即可夺冠。在马拉卡纳球场20万人的呐喊声中，乌拉圭早早落后，巴西球迷已经准备好庆祝，可斯基亚菲诺却挺身而出，他在第66分钟头球扳平，拯救了乌拉圭。11分钟后，他的队友吉吉亚又打进反超进球，帮助乌拉圭在巴西人的眼皮底下捧起世界杯！
加莱亚诺喜欢那时的足球，原始、灵动、崇尚自由。作为一个南美老左派，他认为今天的足球已简化为一种职业，屈服于资本与政治之下，没有了游戏的乐趣。他在《足球往事》中调侃道：“大家都在退守，几乎没有人突前。他们筑成一座中国式钢铁长城，守卫着己方大门，只有一名‘平原游击队员’在前场游弋，伺机反击。”出于对自由与才华的迷恋，他热爱克鲁伊夫、马拉多纳、济科式的华丽缱绻，鄙夷西蒙尼、穆里尼奥式的实用至上。但现实往往不如他所愿。
他写足球，也写政治，在他的《拥抱之书》里有一个细节：
“六年以后，与恐惧对抗的左派赢得了智利大选。‘我们不允许……’亨利·基辛格警告道。
一千天后，一场军事暴动轰炸了政府宫，把萨尔瓦多·阿连德推向了死亡，对更多的人执行了枪决，并用谋*民主的方式拯救了民主。在圣地亚哥市，足球场变成了监狱。成千上万名犯人坐在观礼台上，等待着命运的决断。一个戴风帽的人在台阶上走着。没人能看到他的脸，他却能看到所有人的脸。子弹从他眼中射出，这个戴风帽的人是个社会主义的叛徒，他走一会儿便停下来用手一指。
那些被他指到的人、他曾经的伙伴走向了严刑拷打或死亡。
士兵把那个人捆走了，他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粗绳。
‘这个戴风帽的人看上去像条狗。’犯人们说。
‘但他不是狗。’狗说。”
在《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中，加莱亚诺续写了悲剧，他惋惜道:“所有这些都不在了。”贫民棚房被拆掉，穷人被遮蔽在远离游客的地方，城市中的许多神则跟着走了，亚当·斯密和墨索里尼结合在了一起。他所警惕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家和法西斯政客的合流，达成一种更隐蔽却更专制的管理模式。
加莱亚诺的担忧有其历史背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为了阻止智利等国的左翼政权发展，美国开始支持一批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多数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为南美多国的军政府提供经济策略。以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军政府上台为代表，南美出现了一股独裁军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结合的潮流，与此同时大批同情左翼的学者、知识分子被抓、被监禁、被枪*，加莱亚诺和波拉尼奥同情这些流亡者。
《加莱亚诺传》
所以，书中一篇短文是这样开头的：“只有价格是自由的。在我们的土地上，亚当· 斯密需要墨索里尼。自由投资，自由价格，自由兑换……危机年代，难道不就是自由派变保守派，保守派变法西斯吗？”
然后，他写下了一个隐喻:
一个政治家、经济学家在《国家》周刊上写道，经济不是中立的，技术也不是，两周后他在华盛顿街头被炸死了。
加莱亚诺希望用文学打破人们对南美洲的偏见。长期以来，在以欧美为主导的文学叙事里，南美是一片野蛮的、神秘的甚至充满混乱的土地。有一次《花花公子》采访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就提到:“五十年代有一次去欧洲旅行，有人就问他：‘你怎么能居住在人们出于政治原因而彼此残*的南美洲那些野蛮国度里呢？’马尔克斯觉得愤怒，他曾回击道:“我们那些国家只有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欧洲国家比这古老得多了，经历的残暴时期远多于我们拉丁美洲正在经历的。如今在他们看来我们是野蛮的！我们从未发生过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野蛮革命！瑞士人——自认为是伟大的和平主义者的干酪制造者——是中世纪欧洲最为血腥的雇佣兵！”
和马尔克斯一样，加莱亚诺也在文学中复活自己生活过的南美，一个不只有混乱和*动，也富有人情味和生命气息的地方。加莱亚诺对革命友谊的书写，对那些用生命投入一份事业的南美理想主义者的描绘，让南美洲在它笔下呈现出浪漫的生机，在加莱亚诺的文学里，南美不是欧洲中心论的附庸，南美的文学趣味也不跟随欧洲人、美国人的趣味流动，南美根据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趣味，一种扎根在历史深处、与殖民和反殖民、现代化和反思现代相伴相随的文学主张。在这里文学不是远离现实政治的乌托邦，文学的性格恰恰是在现实政治中熔炼。如果说博尔赫斯象征着一种逍遥的美学，加莱亚诺则代表着南美的另一面——对苦难和革命毫不回避的冷峻书写。
因此，如果要深入南美文学，既可以去读鼎鼎大名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也不妨走进加莱亚诺的文学世界。在那里你会读到一代人的抗争与挫折，也能领略南美文学扎根于平民主义的一面。作为平民文学的倡导者，加莱亚诺无愧于“拉丁美洲的良心”这一称谓，很多时候，在面对并不人道的事情时，舆论保持了近乎愚蠢的沉默，而这时，“站在人这一边”抗争的声音显得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