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随着仙侠、玄幻题材的火爆，《山海经》被许多网络游戏、影视剧作品改编、解构，推向市场。同时，图书市场对《山海经》进行逞臆式解读的书籍也不计其数，这在迎合读者猎奇心理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山海经》的知名度，增加了《山海经》的神秘色彩。
电视剧《山海经》剧照
《山海经》真的是对“异世界”的记载吗？它究竟是民间术士的玄想之作，还是官方人物的权威发布？它究竟形成于什么时候？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山海经》奇幻般的描写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像？这一系列的问题，社会公众都期望得到答案。然而，目前学术界自身对《山海经》的产生背景及其形成过程仍有许多混乱的认识，并且，中国学者的工作大多远离社会公众的视野，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公众难以获取《山海经》成书的背景信息。在研究三星堆文明的过程中，笔者曾对《山海经》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故对于以上问题略有所见，今即写下本文，供大家参考。
一、《山海经》的写作年代、作者及写作背景（１）《山海经》的记载可靠吗？
清乾隆年间，纪晓岚等奉旨编修《四库全书》，将《山海经》列入《子部·小说家类》。自此以后，中国学者对《山海经》的真实性便长期保持着怀疑。直到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开以《山海经》证史之先河。1944年，胡厚宣又撰成《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证卜辞之四方风与《山海经》记载密合，《山海经》才又重新开始步入历史学者的视野。
刻有四方风卜辞的牛肩胛骨（国家图书馆藏）
事实上，在隋唐以前，除了司马迁等个别史家之外，绝大部分学者都并不怀疑《山海经》的可靠性。例如，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奉诏治水，汉明帝即赐之《山海经》、《河渠书》等图档资料；同一时期，班固著《汉书·艺文志》，也将《山海经》置于形法类下，这都表明《山海经》在汉代是被视为可信史籍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通过对《山海经》记载的黄河下游水道进行分析，也同样做出了《山海经》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判断。
此外，《山海经》记载了大量类似黑齿、聂耳、凿齿等方面的奇风异俗，这些风俗文化在今天中国的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仍然可以看到，这进一步表明《山海经》的可靠性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限于地理和历史方面。
离耳之俗（《海内南经》有载）
（２）《山海经》成书于什么时代？作者是谁？
目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山海经》主要篇章形成于战国时期。比如，神话学家袁珂说：“《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年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当成于汉代初年。它们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国或楚地的人。”（见《神话论文集》）蒙文通则认为，《五藏山经》可能是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海内经》和《大荒经》以下五篇是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见《巴蜀古史论述》）。谭洛非、段渝二位学者在蒙氏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原文献中有关黄帝与巴蜀的材料，其源在《山海经》，“而《山海经》中的有关材料，则直接取之于蜀王旧史”（见《论黄帝与巴蜀》）。
以上蒙、谭、段三人的观点，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历史真相了。然而，如果拿他们的观点与传世文献相比较，有许多问题仍待做出解释。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山海经》的作者为禹、益，其书形成于大禹治水之后，这在隋唐以前是被普遍肯定的，如刘歆《上山海经表》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汶川大禹像
此后，王充《论衡·别通篇》、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隋书·经籍志》等文献的论述都与《上山海经表》相近。到了唐代，开始出现了怀疑传统观点的声音，如杜佑的《通典》说：
《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
自此之后，从南宋的尤袤到元初的吾丘衍，再到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纪晓岚等一众学者，对《山海经》的指摘越多越多，最后竟把《山海经》视为百无一真的古代小说之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与当初司马迁对《山海经》的质疑不无关系，更与后来的学者们不能识别《山海经》的创作背景密切相关。
（３）《山海经》创作背景是什么？
胡应麟把《山海经》称为“古今语怪之祖”。怪异，确为《山海经》的一大特色。那么，这种现象当如何解释？笔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一文中已经指出，大禹即蜀地文献的杜宇，为三星堆文明末期人物。再结合三星堆文明所展现出来的神权政治特征，运用我们在《巫史时代与神话叙事》里提到的人类文化学知识，那么，我们将发现，不但《山海经》产生于蜀地之说与《山海经》为禹、益时代作品之说二者可以兼容，而且《山海经》的怪异特征也可以得到有力解释。
在甘肃舟曲发现的苯教经卷
在神权治国的时代，由于受“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巫家治史必然会使其叙事呈现出闳诞奇怪的特征。这类文化现象，在苯教经典、彝经、东巴经等文献中表现都十分鲜明。顾颉刚在谈到《山海经》的创作背景时曾指出：
在神权时代，知识界的权威者是巫，他们能和天神交通，能决定人类社会的行动，能医治人们的疾病，能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他们上天下地，无所不通，口含天宪，无所不言，所以会有离开真实很远的假想。但因他们在那时究竟是智识最丰富的人物，所以他们对于历史、地理、生物、矿物确也有些真实的认识。在他们的头脑里，真中有幻，幻中有真，所以由他们写出的《山海经》也是扑朔迷离，真幻莫辨。
诚哉斯言。正因为《山海经》为以巫治史的产物，故其叙事看似荒诞，而实可见原始宗教之影像；以史言之，则又有可实证之根蒂。如《山海经》言犬戎与北狄之祖先均为黄帝，此言不见于其他先秦书籍，然而用于分析先秦古史，却颇为通透；又《山海经》言载日神鸟所居的神树，用于解读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亦无不得力；又《山海经》所言之烛龙、烛阴若结合传世文献“颛顼戴干”的记载用于解读三星堆出土的戴冠纵目面具，则更能揭开古代中国曾经历北斗崇拜的事实，并一举揭示颛顼的神性特征。考古学家徐旭生称我国具有《山海经》这等价值的书“恐尚不及十部”（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言不诬矣。
三星堆戴冠纵目面具
二、《山海经》的成书历程古人著书，必有所本。《左传》宣公三年周大夫王孙满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在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多有可与同时期中国境内多个考古遗址出土的重要器物特征一致之物，这或即《左传》所谓之“远方图物”的结果。此外，《吕氏春秋·士容论·务大篇》提及大禹曾有试图称帝之举，而《山海经》底本的最初创作动机很可能就与此有关。杨慎《山海经后序》引《左传》之文后，说：
此《山海经》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家天下，于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曰《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把《山海经》底本初始撰述的时间放在三星堆青铜文明末期是合适的。需要注意的是，从考古材料来看，虽然发现了三星堆文化有若干刻符，但并无文字。那么，当时的《山海经》又是用什么方法来记录并传承的呢？综合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最初的《山海经》文本很可能是采用先秦时期在巴蜀地区有大量发现的巴蜀图语来记录的，并在传承时辅以口述；直到后来，传入中原，才转化为了汉语文本。《山海经》这种以图语为主，兼以口传的传述方式，与今天的东巴经传承方式仍然是极其相似的。
成都马家大墓出土印章的图语
此外，可以断言的是，《山海经》的文本不可能是一次性形成的，其间一定历经多次补缀。例如，《山海经》曾提及夏启舞九招之事，这些内容就应当是在后杼复国、金沙文明崛起后增加进去的。此外，笔者在《金沙文明解码》一文中曾提及周召联盟之事。因此，在西周时期，《山海经》的文本很可能会通过联姻传入西周王室。直到幽、厉之后，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周室典籍开始散落民间，《山海经》很可能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原散播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