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胤丨东西知识网络中的《文学说例》——章太炎早期文学论的屈折（战龙复古单职业）

东西知识网络中的《文学说例》

——章太炎早期文学论的屈折

作者丨陆胤

2017年匡时秋拍“名人手稿信札专场”出现了一种章太炎手书《文学说例》。据网上公开资料和图片，“此《文学说例》，共二十三开，四十六纸”，使用上书口题署“东吴大学堂日记”的蓝色直格稿纸，对折后“线装成书”，每半叶8行，行20字左右，页眉、页脚、行间等处多有插入正文的小字。[1]

按章太炎1901年经吴君遂（保初）介绍，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次年2月14日（阳历，下同）致书吴氏，提到“《文学说例》近又增删，易稿二次，业付缮写，抵沪時当求是正也”[2]，八天后即从上海登轮赴日本。[3]是为章氏第二次东渡。1902年4至9月间，《文学说例》在横滨《新民丛报》第5、9、15号上连载刊出。至1950年代，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即据《新民丛报》收录此文，惟迻钞之际，不无讹误。[4]

此次新出的《文学说例》手稿，笔者目前仅见预展公布的16张图片，截取的是首尾各7个半叶和中段论“之其是若”四字相通的2个半叶。从已见部分估计，该手稿完成度较高，页眉等处的小字插入，主要是补充例证性材料，此外还有个别字句删改的痕迹。[5]经补充、改动以后的文字，基本符合《新民丛报》所刊完稿（以下简称“通行本”）。手稿本与通行本较大的差异，体现在开头与结尾两处：手稿本“文学说例”的标题下，直接就是“六书初剏，形、声、事、意，皆以组成本义……”的正文，并没有通行本起首的那段“叙曰”。与之相应，在通行本全文结尾的“可以起牻㹁无常之病矣”句后，手稿本涂去另起的“虽然，吾于武岛所述，则有感尔”一行，多出“顾宁人曰”至“其皆有所底止乎”一段作为结束。手稿本结尾所多的这一段，今见于《訄书重订本・订文》所附《正名襍义》篇。[6]

章太炎手书《文学说例》中的两个半页

一

作为目前可见章太炎最早直面“文学”的篇章，《文学说例》是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奇特的一篇“文论”，却为《文学论略》、《文学总略》等名文的声光所掩。新旧两版《章太炎全集》亦尚未收入此篇。不同于通常印象中章氏文辞的朴茂闳雅，辛丑壬寅间以“和汉文籍”为“吾侪之江海”的章太炎，并不怎么避忌其时大量接触的日文新学书，行文较随性，往往羼杂新名词。[7]从中正可窥见被“文学复古”徽帜掩盖的外来资源。章太炎1906年以后趋于成熟的文学论，嵌套在从“小学”（语言文字之学）经“文学”上求“诸子学”的框架内，重在界定“文学”畛域。[8]与之相比，1902年发表的《文学说例》还不出早年《文例杂论》、《正名略例》等文探索“文例”的思路，条举凡例法式，旁涉小学、文法学、修辞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面向。

通行本《文学说例》分为十四段。起首“叙曰”一段为总论，开宗明义云：“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辨〕，谓之文学。”此语取自《大戴礼记・小辨》篇：鲁哀公“欲学小辨”，孔子以为不可，而教以“大道”，内即有“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一条。[9]惟此中“小辨”何说，已不可考，或以为“即一知半解之俗学……犹汉《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说》之类”[10]。至于“尔雅”，则历来有《尔雅》书与“尔（迩）乎雅也”二说。如前所述，此段“叙曰”并不见于手稿，而手稿本多出的“顾宁人曰”一段末尾数句，总结全篇，颇能与之互证：

知尔雅之为近正，明民之以共财，奇恒今古，视若游尘，取舍不同，惟其弔当。斯则华士謏闻、鄙夫翫习，其皆有所底止乎？

此处即从阮元等说，以“近正”为“尔雅”之确诂，而“正”又可以解为“正音”、“正字”，故当以小学训诂求之。通行本“叙”继引《论衡・超奇》篇“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者界说，以证成古今“文”、“儒”势位颠倒，其要在“通小学与不通小学”。《文学说例》整篇宗旨，在“取文学与雅故神恉相关者，观其会通”，即考察“文学”与“小学”（雅故）的关系。

针对“近世古文家不识字”的状况，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时期就有“凡曰古文者，非直以其散行而已，词气必合于秦汉以上，训诂必合于秦汉以上。……字之不识，文云乎哉”的议论。[11]其师俞樾亦提到：“谓观于古者，当依乎故以求之也。……尔雅犹言近古也。”[12]那么，《文学说例》标举“观于古”，是否仍从其师说，坚守“近古”的立场？恐怕亦未尽然。前述手稿在“尔雅之为近正”句下，摘引《礼记・祭法》中“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的成句，表明其准绳只在“正名”。下文更明言“奇恒今古，视若游尘”，则古今之争已不是最重要的考虑。[13]章氏此篇实是针对“华士”、“鄙夫”两方面同时立论，既反对前者的病态夸饰，又排斥后者的口说策锋。其多用古训难字，并非着眼于词藻层面上的“近古”，而是为了意义表达的“弔当”，正所谓“舍借用真”。这种学理上的“正名”态度，与顾炎武所批驳“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的文人陋习，自不可同年而语。

要理解章太炎“观古以正名”的清奇思路，还须对他早年关于语言文字的译述稍加回溯。1898年，《昌言报》刊出“湘乡曾广钧采译、馀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其中《论进境之理》（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1857）一篇，提到“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而英语以“六万馀言”的词汇量“言各成义，不相凌杂”，被认为是使英国成为西方世界表率（“表西海”）的重要因素。[14]这一论点对章太炎触动很大，类似文段随即出现在其自著的《订文》一篇中。章氏以为汉文常用字止于二千，晚近门户大开，面临“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的危机，词汇不足，故必须如荀子所说，“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相对于清季风靡一时的“造新字”或引进“新名词”运动，章太炎更倾向于复活古字古义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且认为以后者之琐细，反而更易臻于精确。[15]同一时期，他还撰有一篇《文例杂论》，意在扩充顾炎武《救文格论》，纠正当世应用文字的体例。[16]总之，《文学说例》以“小学”说“文学”的主要出发点，还不在于章氏日后张扬的“文学复古”，而是清末世运遽变、中西交通带来的翻译和词汇问题。

二

讨论“小学”与“文学”之关系，章氏早岁在诂经精舍接受的朴学训练，当然是重要凭借。《文学说例》第六段论有韵之文“有训诂常法所不能限者”、第八段论诗歌篇题之袭用、第十二段末引张燧《千百年眼》及手稿本所载最后一段言及“黾勉”、“密勿”通转，均出自早年札记。[17]此外，如其第五段论“倒植”与“间语”，第七段论之、其、是、若四字通用，第十二段论“对待”与“同训”，欲在高邮王氏等乾嘉经儒的创获之外别辟蹊径，更是考验功力。

不过，《文学说例》在章氏一系列文学论说中的特殊价值，还在于该篇对当时东西两洋学术著作不加掩饰的援引。同属这一时期的《訄书重订本》也有类似特点。《文学说例》直接引用的外文著述有以下7种：

1. 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第四部“宗教病理学”，东京：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0年，第457-458页（章氏引作“宗教病理学”）；

2. William Francis Collier.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Sketches. London: T. Nelson, 1865，pp.13-14（章氏引作“穀利亚英国文学史”，转引自［3］涩江保书第15页）；

3. 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东京：博文馆，1891年，第31页、第26-27页；

4. 加藤照麿编：《加藤弘之讲论集》第一册，东京：金港堂，1891年，第62页；

5. Benjamin Kidd原著，角田柳作译：《社会之进化》，东京：开拓社，1899年，第208-209页（章氏引作“格得社会之进化”）；

6. 武岛又次郎：《修辞学》，东京：博文馆，1898年，第31、35-38页（第十四段）；

7. Matthew Arnold. Essays in Criticism. London and Cambridge: MacMillan, 1865, [?]（章氏引作“阿诺路得评判论”，转引自［6］武岛又次郎书第32页）。

其中虽有Collier和Arnold两种英文书，实皆转引自日文著作。此外，第四段末还有介绍印度名词“三性”变化的数句未标出处，实出自姊崎氏《宗教学概论》第三部。[18]这一时期，章氏曾为广智书局“删润译稿”[19]，1902年9月有署名“章炳麟译”的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出版。但对他的日文能力也不可作过高估计，因其引用多为意译或节译，且不无误解之处。

章太炎中年以后，对日感情发生变化，对日本学术评价尤低，往往抹去早期著作中援用日文材料的痕迹。加之他素来以“国粹”自任，更要强调中国语文与历史的独异性，尝以为“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20]，二者为“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21]。然而，若回到《文学说例》撰著的现场，章太炎以西学为导引，重新厘定中国文字、文学价值的倾向却相当明显。他甚至以印度名词“性”之多变（高性劣性、生物性无生物性、阴性阳性中性等变化）反衬中国语词“纯简”（第四段），以日文助词“コト”附会先秦典籍中训为“事”的采、载、言等虚字（第五段）。一则曰“厥在中夏，宁独有异”（第四段），再则曰“徵之禹域，秩序亦同”（第九段），三则曰“人情所必至，初无间于东西”（第十二段），似乎并不视之为“中国独有之学”。此类比较语言学或比较文学方法的浅尝，在章氏对姊崎正治、涩江保等人著作的创造性援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三

近代日本的宗教学者姊崎正治（ANESAKI Masaharu, 1873-1949）对章氏学术趋向影响甚巨。就此，中日两国学者已颇有讨论。[22]姊崎氏1896年毕业于帝国大学哲学科，先后在净土宗高等学院、东京专门学校、帝国大学等处讲授“比较宗教学”。章太炎在《文学说例》和《訄书重订本》中屡此征引的《宗教学概论》，就来自以上诸校的讲义录。[23]

在《文学说例》紧接叙文的第二段，章氏将“六书”分为两组：1）象形、形声、指事、会意“皆以组成本义”；2）假借即引伸，“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24]所谓“表象”，引自姊崎正治的宗教病理说：

姊崎正治曰：……凡表象主义之病质，不独宗教为然，即人间之精神现象社会现象，其生命必与病质具存。马科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虽然，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则必不得不有所表象。

手稿本此段开头原作“姊崎正治述独逸人语曰”。“独逸人”即下文提到的“马科斯・牟拉”。作为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以及东方学、神话学的多栖学者，出生于德国的牛津大学教授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在明治中后期日本学界享有盛名。姊崎正治走上宗教研究道路，也受其著作导引。所引“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一语的原话是：“Mythology, which was the bane of the ancient world, is in truth a disease of language.”[25]

章太炎援引姊崎书中所举语言“表象”之例：“雨降”、“风吹”是以人类动作比拟自然现象，“思想之深远”、“度量之宽宏”等说法，则是以有形空间衡量无形精神。由此类推，则《说文》之假借亦是“表象”的体现：“来”字“象芒朿之形”，本义为麦子，却因周颂“贻我来牟”之瑞从天降来，引伸为“行来”之“来”；“孔”字“从乙从子”，亦缘玄鸟（乙）至而得子的传说，而有“嘉美”之义。当代语言学家断言人类思维基于隐喻，正是隐喻在已知概念和未知概念、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之间搭建起桥梁，构成语言系统。[26]但章太炎对于语言文字的繁衍，却偏向更为客观主义的立场：语言发端时，固然难免“表象”之病；但若在文字孳乳、另造“正字”之后，仍然沉溺于“表象”，“习用古文而怠更新体”，则非章氏所能承认。他要恢复的是“正字”而非“古文”。“古文”有出自“表象”者，而“正字”的孳乳，也有可能后于“古文”。于是，“表象主义”为宗教病理之说，意外地为训诂正名提供了外来的学理支撑。《文学说例》推崇“故训求是之文”（第三段），同时也强调剖析名理，引入名家之说（第四段），旨在使文字时时“与外物吻合”，避免表象之病。

四

《文学说例》另一个重要的外来凭借是涩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与正牌帝国大学毕业并随后留学英、德的姊崎正治恰成对照，自号“幸福散史”的涩江保（SHIBUE Tamotsu, 1857-1930）虽出身于医学世家，却主要活跃在民间舆论界，以面向市民读者的博文馆为基地，编译了横跨数学、哲学、天文学、社会学、伦理学、战争史、文学史乃至手工、体操、为人处世等广阔领域的大量通俗书籍，还写过多部冒险小说，几乎是个万金油式的著作家。[27]1890年前后，博文馆主人大桥佐平（ŌHASHI Sahei, 1836-1901）有意出版日本文学史，命涩江保编纂“泰西文学史”作为配合。[28]收入该馆“通俗教育全书”第56编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来看，涩江保此书与其说是“文学史”，不如说是一份关于欧洲古典文学的知识大纲。但他在该书绪言中，介绍“文学史之必要”、“文学之定义”、“其起源发达”、“其种类”等内容，摘译了古典时代以来西洋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文学说例》第九段以下对其书的大段引用，使章太炎基于训诂正名的“文学”论得以与西方古今的各种文学概念对接。更为重要的是，1937年《制言》第34期登出潘承弼等辑《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后编》，“专著”一栏即有未刊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一种，按语曰：“此书译自日文，与前书同归长沙章氏（章士钊）。”可知章太炎曾经翻译（或至少润色）涩江氏此作的全书，故对其书绪言中所译介的西洋文学定义、文字起源，以及文学因缘书写材料而得名诸说，即便未见直接征引，也有可能了然于心。[29]从《文学说例》开始，章氏文论的重心渐由“文例”转向“文学”，当与涩江氏此部“文学史”的刺激不无关系。

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东京博文馆1891年版（左）

穀利亚《英国文学史》（W. F. Collier.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65）京师大学堂旧藏（右）

回到《文学说例》，章太炎在第九段首先援引了涩江氏关于希腊文类“自然发达”的记述。所谓“自然发达”，即未受外力影响，故其文类发生如四季迭代，体现了自然秩序：先有韵文（verse）再有散文（prose），韵文按史诗（epic poetry）、乐诗（lyric poetry）、戏曲诗（dramatic poetry）顺序发生；史诗中又分大史诗（grand epic）、正史诗（historical poem，即有韵历史metrical history）……等八类。散文则先后出现历史文（historical prose）、哲学文（philosophical prose）、演说文（oratorical prose）三种。[30]

章太炎后来称颂各国学术“能自恢彉”者，惟有中国、印度、希腊。[31]中国既然与希腊一样不受外力熏染，故其文学理应按同样的顺序“自然发达”。大概先有口传之史诗，降而此体“废于史官，而业存于矇瞽”，遂为《诗》之二《雅》。《书》分为二种：誓诰直录其语，为口说之祖；帝典则为“有韵之史”，正可类比于希腊的“正史诗”。逮至《春秋》以后，史书皆不用韵，是则散文之“历史文”先起；继而有管子（百官记数，源于周官）、老庄（立均出度，分属韵文）、孔墨（六国诸子所出）三种“哲学文”；至战国，纵横家起于行人口说，名家确立“演说元则”，是为“演说文”。按照章氏的描述，先秦时代经子文辞相继繁盛，确与古希腊文类发达的顺序若合符契。

在以上中西著述发端的对比中，章太炎自然会把经书（史诗及乐诗）、子书（哲学文、演说文）、史书（历史文）包纳在“文学史”范围之内。而在回溯战国“演说文”兴起之际，结合章学诚的诗教论，太炎又发现了“言语、文学，厥科本异”的源头，继而铺陈“口说与文笔大殊”的理念。在他看来，六国纵横家言、宋儒语录，以及晚清流行的演说策论（源自“衰宋策锋”），都属于同一系统，即“务动听闻”的“口说”，故与“务合体要”且“关于故训”的“文辞”不同科。《文学说例》对“文辞”、“文笔”等概念名义还没有严格分梳，但章氏文学论中“语言、文学，功用各殊”[32]的基本立场已然形成。

《文学说例》颇能容纳骈文与《选》学：既言“《文选》不录口说（按：口说指纵横家辩说，《文选序》所谓“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者），此后人所宜法”（第十段）；又以骈文“体若骈枝，语反简覈”，远胜苏轼、陈亮之辞费；进而称道阮元推崇骈俪，“上溯《文言》，信哉其见之卓也”（第十二段）。这些论调，与四年后以阮元、刘师培一派“文言说”为潜在论敌的《文学论略》相比，实不无出入。其实章氏此时对骈俪的宽容，多少也受到“希腊文辞”的引导。章氏所引涩江保书中提及古希腊人也追求“对称恰好”，不仅作文章讲究对偶，神庙建筑、装饰、雕像等亦莫不如是。[33]章太炎引之，以为爱好骈偶“固人情所必至，初无间于东西”。其议论之通达，较之日后刘师培在《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贸然声称骈文律诗“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34]，自有高下之别。

五

《文学说例》正处在章太炎学术尚未定型的窗口期。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该文对外来资源毫无别择，照单全收，甚至以西例中，则亦不符合事实。比如他对晚清学界、教育界颇为流行的“修辞学”、“文法学”诸说就不无警惕。

《文学说例》第十四段引武岛又次郎《修辞学》：“言语三种，适于文辞：曰现在使用法、国民使用法、著名使用法，是为善良用法。反之，国语所无，亦有三种：曰废弃语、外来语、新铸造语，施于文辞，则非善良用法。”此段译文有点拗硬，武岛实是说判定措辞妥当与否，有三个标准：一则所用是否为当下词汇，二则是否为国民一般词汇（即不为地域、职业所限），三则词汇意义是否显著（按：原书中所谓“著名”，是“反于生硬粗野”的意思）。[35]这就涉及章氏至少从1898年开始就一直关注的词汇问题，亦与篇首“叙曰”及引用姊崎正治表象说的部分遥相呼应。武岛氏不取“废弃语”的立场，显然跟章氏“有循于旧名”的主张相出入：“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东人尟通小学，不知其可相摄代，则宜以废语为一瞑而不复视也。”至此，话题又回到了“小学”。

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一书注重写作实际，在晚清颇具影响力。不仅1905年就有上海南洋中学教员汤振常的节译本（改题《修词学教科书》），像龙志泽《文字发凡》、王葆心《高等文学讲义》等清末中等国文教科书，亦往往大段取用其文字。今人耳熟能详的叙事文、记事文、说明文、议论文之分，源自19世纪欧美修辞学的“作文分类”（kinds of composition），其在中文世界开始流播，也与武岛该书的引进关系匪浅。

然而，较早接触到此书的章太炎，并没有从体制（style）、构想（invention）、辞样（figures of speech）等修辞学自身脉络来理解其论述；诸如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更属章氏意中必须竭力避免的“表象”。他只是截取武岛氏著作的一个片段，来代入自己素来关心的“小学”用字问题。较此前议论更进一步，《文学说例》主张复活废弃语，不只是因为其中含有可以对应新概念的资源，更注意到所谓“废弃之语，有施于文辞，则为间见；行于谣谚，反为达称者”。换句话说，废弃语根本没有废：书面上早已废绝的“正字”，可能至今还存活于方言俚语，“耕夫贩妇，犹人人能言之”。章太炎随手举了一些例子：扬雄《方言》记“佻，县（悬）也”，他认为即今日口语之“吊”；“塞，安也”，即杭州话的“利塞”；“崽者，子也”，即湖南、广东话的“仔”；秦代以前平民可自称“朕”，章氏以为即北方话的“咱”……从而有可能联结一个沟通古与今、文与言、经典与谣谚、中夏与周边、士大夫与愚夫愚妇的语文共同体。背后预设的前提，是汉民族各地方言有一个共同祖语，且祖语语根在音韵上分化的痕迹，存留于汉字字形；所以“正字”也可以推见“正音”，因声则可以求义。章太炎数年后作《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寻其语根……推见本始”，正可看作该段旨趣的延伸。

在“修辞学”之外，《马氏文通》以来文法学强分汉文字类，章太炎也多所不满。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式的“文典”著作流播内地。章氏曾致书刘师培指出：“日本九品之法，施于汉文，或有进退失据，儿岛献吉【郎】复增‘前置词’为十品，此皆以欧语强傅汉文。”[36]《文学说例》第十三段指出“辞例不可执”：对偶两句中处于同一位置的字，即便“辞例”相同，仍有多重意义层次。其趋向或同或反，取义或具体或抽象，形容词或为“举性”或为“加性”（借《墨子》术语）。无论是清儒所说的“辞例”，还是近人援引的“字类”，都不能竭尽一字的属性。章氏举谢惠连《雪赋》“皓鹤夺鲜，白鹇失素”二句为例，“鲜”与“素”对，辞例尽同，文法上皆属形容词。但“鲜”字意存高下，带有褒义，是章氏所谓“加性形容词”；“素”字直指形质，为中立描述，属章氏所称“举性形容词”。章氏慨叹“今世言形容词者，未能定其科别”，更有“削性适例”之弊。这段暗中回应文法学的内容，可以说是对外来资源的“不引之引”。

馀

论

在通行本《文学说例》的最后，章太炎引到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的一句话：

亚诺路得《评判论》亦云：认现在使用与否之问题，其于言语，不在常谈之有无，而视其施于格段、关于目的者何如。

承接章学诚“战龙、载鬼，可入《周易》，不可入《书》《礼》”之说[37]，章太炎引此句仍是要说明措辞是否妥当，不在古今雅俗，而要看著述体裁和表达目的。但阿诺德的这句话，章太炎实是从武岛又次郎《修辞学》转引而来，对其原意不无曲解。其日译原文是：

マッシュー、アーノールド、其著批評論に、現在の使用なるか否かの問題は、言語が通常談話の使用以内か以外にあるかにあらずして、そが格段に用ひらるゝ目的に關して使用以内か、はた以外にあるかにあり……[38]

武岛又次郎反对使用“废弃语”，但他也设想了一些例外的情形，比如历史小说中难免要用到所写时代的语言之类。阿诺德的话，正是在这样的文脉中被引出。日译文中的“格段に”就有格外、特别的意思，即常谈以外的词汇，可以运用于类似历史小说这样“特别使用之目的”。章太炎的误解过程，大概是先把表示假名重复的“ゝ”认作句读点，再按字面将“格段”理解成“施用”的目的语，于是才有了“施于格段、关于目的”这么奇妙的译法。

不过，“误解”有时候也能成就“悟解”，上述“格段”就导向了武岛氏原书没有料到的论证方向。某种程度上，这正提示了章太炎文学论涵纳外来资源的基本方式。《文学说例》所引用的日文著作，有介绍西方最新学理的大学讲义录，也有匆忙间拼凑成书的通俗小册子；如此悬殊的著述层次，却都被融入一炉。对于这些宗教学、修辞学、文学史著作背后的学科体系、概念脉络、读者预设，他未必有完整的理解，却往往能有效地截取片段，充当自身理论框架构建的材料。基于这一认识，我并没有使用思想史研究中常用的“知识体系”一词，而是以“知识网络”来描述《文学说例》徘徊于东西学理之间的状态。使得不同脉络交错联结，最终结成网络的，未必总是客观、对称、合乎逻辑、完备周延的体系性认知，而经常来自某些结构、概念乃至只言片语仅仅在字面上或比喻、象征意义上的相似性。章太炎写了这篇奇论来祛除文字、文学的“表象”，但他取用东西学理的方式，依旧难逃“表象主义”的咒语。

本文选自《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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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稿图片及说明见以下网址http://wap.council.artron.net/bigpic.php?ArtCode=art0070880688&flag=2 （2018年5月13日可连接），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提供资料信息及图片出处。

[2] 章太炎《与吴君遂》四（1902年2月14日），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3]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130页。

[4] 章炳麟《文学说例》，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3-419页。

[5] 如通行本《文学说例》中论文字“表象”所引“杨泉《物理论》……不尽得其本义”一段及注，“近世奏牍关移语本质核……表象之病自古为昭”，“夫狗有县蹄曰犬……斯皆名家之说而关故训者也”等印证举例的内容，在手稿本皆以小字补于页眉或页间。又如手稿本中“文辞”多由“文学”涂改而来，亦值得关注。

[6] 见《訄书重订本·订文》附《正名襍义》，《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按：《正名襍义》篇实即主要根据《文学说例》改写而成。

[7] 章太炎《与吴君遂》十，前揭《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第118页。

[8] 章太炎早年《文例杂论》、《正名略例》、《文学说例》、《正名杂义》等篇，都重在条列“文例”，即文章书写的凡例法式；1906年以后的《国学讲习会略说·论文学》（即《文学论略》）、《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则均以“略”为题，要在界定“文学”畛域。按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徵序》：“略者，封畛之正名。”见沈延国、汤志钧等校点《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9]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卷七十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08-1116页。

[10] 阮元《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同前注，第1108页。

[11] 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卷二，前揭《章太炎全集》（一），第210页。

[12] 俞樾《群经平议》卷十八，引自前揭《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第1114页。

[13] 章太炎在“古”与“正”之间的立场颇与戴震相近。戴氏《与王内翰凤喈（鸣盛）书》云：“足下思奋乎二千年之后，好古洞其原，谅不仅市古为也。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又尝与王鸣盛论“求古”与“求是”之别：“定宇（惠栋）求古，吾求是。”分别见汤志钧等编《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王鸣盛《古经解鉤沉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16页。按：1902年夏章太炎自日本归里后删革《訄书》，所增《清儒》一篇，即区清学为惠栋（吴）、戴震（皖南）二派，以为前者“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后者“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辨“求古”与“求是”之别甚明。《清儒》篇奠定了此后梁启超等叙述清学史的基本框架，章太炎在该篇中建构从戴震到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俞（樾）、孙（诒让）的传承谱系，显然是以戴学传人自居。见前揭《章太炎全集》（三），第156-157页。

[14] 湘乡曾广铨采译、馀杭章炳麟笔述《论进境之理》，《斯宾塞尔文集》卷之一，《昌言报》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一日，第2b-3a页。

[15] 《訄书初刻本·订文》，前揭《章太炎全集》（三），第46页。

[16] 章太炎《文例杂论》，收入《太炎文录》卷一，徐复整理《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5页。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引《太炎集》篇目系此为“丁酉（1897）文”。按：此文当与1901年3月3日章太炎与吴保初通信中提到的《广救文格论》有关，文中有“今人效日本人书，虽丈夫亦称氏”等句，则其成文似不应早于“日本人书”开始流行的戊戌时期。或者此文始创于丁酉，其后仍续有补订。见前揭《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9、116页。

[17] 见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卷二“论近世古文家不识字”、卷三“论古诗字同音同而义异及用其篇题而取义异”“张燧千百年眼论古人文辞”等条，前揭《章太炎全集》（一），第210、228、267页。

[18] 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东京专门学校1900年版，第315页。此条出处，承北京大学中文系黄嘉庆同学提示，谨此致谢。

[19] 见章太炎《与吴君遂》六（1902年3月18日），前揭《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第115页。

[20] 太炎先生遗著《自述学术次第》，《制言》第25期，1936年9月。

[21] 张庸《章太炎先生答问》，《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第2期，1912年4月。

[22] 日本学者小林武在其《章太炎と明治思潮：もう一つの近代》（东京：勉诚出版，2006年）一书中曾辟专节讨论章太炎与姊崎正治思想的关系，近年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则有彭春凌《章太炎对姊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3] 参见《姊崎正治先生书志》，嘲风会1935年版，第8-9页。

[24] 章氏此一区分，或即来自戴震提出的“四体二用”，但未涉及“转注”。按：此时章太炎尚认为假借“与夫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其趣殊矣”，与其后来所说“假借”义亦有不同。参见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前揭《戴震集》文集三，第74-75页；章太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42页。

[25] 见Friedrich Max Müller.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861, 22.

[26] 参看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著，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8、171页。

[27] 涩江保的家世及著述，参见藤原直树：《渋江抽斎没后の渋江家と帝国図書館》，（东京）《参考書誌研究》第60号，2004年3月。

[28] 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博文馆1891年版，第3-4页。

[29] 如涩江书引及穀利亚（William Francis Collier, 生卒年待查）《英国文学史》关于西洋书籍名义取自书写材料的论述，例如拉丁文liber（书）取义于树之内皮，英文book为beech（山毛榉）音转，leaf既指树叶又有书籍缀页之义等，极有可能启发章太炎此后“以有文字箸于竹帛，谓之文”的主张。见前揭《希腊罗马文学史》，第10-11页；原文见William Francis Collier.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Sketches. London: T. Nelson, 1865, 9-10.

[30] 前揭《希腊罗马文学史》，第19-23、25-26、31页。

[31]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前揭《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第106页。

[32] 章太炎《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秀光舍1906年版，第43页。

[33] 前揭《希腊罗马文学史》，第26-27页。

[34]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5] 武岛又次郎《修辞学》，博文馆1898年版，第34-35页。

[36] 《某君复某书》，《国粹学报》第29期，1907年5月31日。

[37] 章学诚《文史通义》（章氏遗书本）内篇四《答客问中》：“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又外篇补遗《评沈梅村古文》：“盖文各有体，六经亦莫不然，故《诗》语不可以入《书》，《易》言不可以附《礼》，虽以圣人之言，措非其所，即不洁矣。”分别见《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38、613页。

[38] 前揭武岛又次郎《修辞学》，第32页。

《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内容简介

《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书影

《诗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在风雅正变的话语中，“变”只是一个脱离常轨的时刻，最终还是要回到“经”与“正”。但清季民初“变风变雅”的正面化，却萌发了“风雅”独立于“政教”的可能。

本书所集文字大致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清季民初诗文、学术二者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此类讨论当然不限于考索文学文本或学人文献中的政治本事，更非出于机械的社会反映论，而是意在摸索“变风变雅”时代共通的表达结构。

收录十篇文字，大略分为三辑：甲辑“雅废夷侵”，主要从解读诗文和文人群*游入手，探索晚近学士大夫在他们所谓“小雅废四夷侵”局面下的委曲心境。乙辑“道术科分”，收入三篇在学术史、教育史方面试探的长文，分别讨论教育体制与史学、经学的近代转型。丙辑“文学小言”，围绕近代文学研究，涉及文论、小说、文学教育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