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元年：群星闪耀的1922（战神新世纪之魔法门徒）

一

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将1922年称为新时代元年。在他看来，上一个时代——他称之为基督教时代——于1921年10月30日结束了：这一天，詹姆斯·乔伊斯写下了《尤利西斯》的最后几句话。庞德建议所有开明人士从此以后都应该采用他的新历法。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在信上写日期时注明p. s. U——post scriptum Ulixi（《尤利西斯》之后）。这只是一时兴起。随后，公元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控制了意大利。他们也开始采用新历法；而庞德，这位墨索里尼的崇拜者，放弃了乔伊斯式纪年，转而采用了意大利式。

他是在拿《尤利西斯》作为时代终结者的特性开玩笑吗？某种意义上，是的。庞德还很年轻——1922年他才三十七岁——精神上更年轻，喜欢戏弄和挑衅，甚至激起愤怒。但他认为世界在1922或至1922年初已经彻底改变，这个观点并非完全愚蠢——至少，当几十年后，学者们开始回顾那些令人陶醉的、无与伦比的日子，并评估它们的深远意义时，情况确乎如此。早在20世纪结束之前，人们已经普遍认为，1922年无疑是文学现代主义的神奇之年。这一年，《尤利西斯》开始出版，而T. S. 艾略特的《荒原》已经问世：这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语小说和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语诗歌。尽管文学品味几经变革，但这两部作品仍然是现代文学开端的双塔，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性本身。

《尤利西斯》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以1922年来划界。对于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假想过渡期，还有其他选项，比如1910年，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著名的文章《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4）中所宣称的：“在1910年12月，或大约那个时期，人性改变了。”另一位现代小说家D. H. 劳伦斯坚持认为：“旧世界终结于1915年。”（他在其澳大利亚题材的小说《袋鼠》中提出了这个日期，此书写于……1922年。）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认为旧世界已死、新世界已诞生或即将来临的说法相当流行。关于“现代”的起始，有各种断言：始于1896年雅里（Jarry）的《乌布王》的首次演出（“我们之后，是野蛮之神”，W. B. 叶芝写道，他目睹了那个喧嚣的夜晚）；始于1899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始于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始于1907年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始于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再也不会这么天真了）；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

正如上述列举所示，现代文学在实验性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艺术。当时成功的小说家包括高尔斯华绥、贝内特和吉卜林等人：这些大师的写作属于朴素、严肃的类型，追求完全抹去自我的状态。即使是写思想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威尔斯（H. G. Wells），也用老套的风格来描写奇妙的未来。除了庞德提携和召唤的少数放荡不羁的灵魂外，诗人大都渴望以乔治时代的方式写作——写简短、正规、怀旧的诗，浸淫于英国的乡村生活。豪斯曼（A. E. Housman）是这个传统的大神。英语戏剧刚开始赶上易卜生——乔伊斯早期的偶像——但还没有赶上斯特林堡或雅里，萧伯纳诙谐、精巧的戏剧是剧院所能容忍的最大胆的品种了。

让我们尝试想象一下，1922年，一个毫无准备，满足于啤酒、游乐和吉卜林作品的普通读者的反应。突然，闯入一个瘦骨嶙峋、衣着寒酸的爱尔兰人和一个整洁而阴沉的美国人，他们一心要炸毁现实主义小说和乔治时代诗歌所珍视的一切。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古老的情节和人物的魅力让位于语言的狂欢。他的文体非但不谦逊，反而因其本身的特征而被视为一种荣耀：极其深奥的哲学术语与来自酒吧、妓院的词语擦肩而过；字里行间充斥着报章和法律用语、宗教教义问答和科学报告、童谣和史诗、黄文和性描写的戏仿及拼凑。语言奋起反抗题材和性格描写的控制，并以自己的力量成为主角。太恐怖了！

更糟糕的是，乔伊斯坚持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描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厕所和床榻上发生的事情……不过，翻看这本书寻找乐趣的人可能很快会气馁：要么被斯蒂芬·迪达勒斯（1904年乔伊斯的一幅肖像）头脑中令人畏惧的深邃沉思所打击，要么对利奥波德·布鲁姆大脑中令人抓狂的古怪联想不知所措（布鲁姆是个不可思议的“尤利西斯”角色，一个温和的戴了绿帽子的中年人，在故事的最后扮演斯蒂芬富有同情心的父亲）。迫不及待想读脏话的读者应该直接看最后一章，布鲁姆的妻子莫莉的长夜梦幻，几乎完全没有标点符号。但有很多性遐想。

至于艾略特的诗：好吧，在词汇方面，它远没有乔伊斯那么不雅——尽管其中确实有一段伦敦腔的对话，很明显是关于堕胎的，还有一个长粉刺的年轻人和一个无精打采的女秘书之间肮脏的一夜情。然而，对传统的诗歌读者来说，它在形式上可能更令人反感，因为乍一看，那不过是一连串不知其详的声音和难以理解的小插曲，因肆无忌惮的抄袭而变得臃肿不堪——有几十行诗是从早期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中挪用来的，只有上帝知道用了多少种语言，如法语、意大利语、普罗旺斯语和德语，以及——你能相信吗？——梵语……

因此，无论好坏，英语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乌布王》，自己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自己的《春之祭》。就像雅里一样，艾略特和乔伊斯也创作了故意冒犯他人的淫秽作品，并沉迷于他们自己（明显）的意义缺失。像毕加索一样，他们打破了传统的、由“视角”支配的表现规则，关注性那些难以启齿的方面，迷恋丑陋和原始。像斯特拉文斯基一样，他们唾弃自己的前辈，并追溯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艺术和文明的人类学根源。（艾略特在其诗作的尾注中表明，他深受近代人类学家的影响。）随着艾略特和乔伊斯的出现，英语文学终于进入新世纪，仅仅晚了22年。

二

许多初学现代文学的学生都注意到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事实：《尤利西斯》和《荒原》同属一年，多少有些好奇这意味着什么。（我初次对《尤利西斯》产生好奇心是在十七岁那年，当时我正在伦敦金融城的一家银行做一份无聊的暑期工作——正如我所知道的，艾略特写诗时也一直在苦干——为了逃避到一个更生动的世界里去，晚上贪婪地吞食《尤利西斯》。）这仅仅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巧合——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死在同一天，诸如此类？或者，有某种历史必然性起了作用？

当然，两者都有可能。如果乔伊斯不是被一种迷信驱使，要在四十岁生日那天——1922年2月2日——出版他的大作，他很可能会屈服于拖延的老习惯，频繁修改和扩充校样，以及难免懈怠，那么《尤利西斯》就会被一拖再拖。如果艾略特没有说服罗瑟米尔夫人（Lady Rothermere）为文学季刊《标准》（The Criterion）出资，以刊发他的长诗，那么其诗作在英国的出版也可能同样被推迟。诸如此类。

即使承认了这一点，还有更多问题要考虑。参考书通常会告诉你，这两部作品都表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幻灭感和危机感，所表现的无形式和无政府状态是旧人文主义价值观彻底崩溃的征兆。因此，这些作品肯定会在1922年左右出现，因为它们是衡量1918年之后的世界的第一批重要著作——考虑到创作一部重要作品可能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尽管绝不轻视战争对后续任何事件的影响是明智的，但作为这些作品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理由，往往被夸大了。回想一下，艾略特和乔伊斯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尽管艾略特的家庭责任感促使他在美国参战后尝试加入美国军队，但他被判定不适合服兵役，只好继续在银行工作。乔伊斯是个和平主义者，也很少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事，除非影响到他的写作或家庭。在此期间，他去了中立的瑞士，当得知欧洲正在爆发战争时，他喜欢表现出惊讶的样子。《尤利西斯》和《荒原》都包含许多自传性内容，而它们的作者都不是战士。

再回想一下，这两部作品最初的框架都是在战前构思的，虽然作品初稿显然是由更大的文化运动所塑造的（想起艾略特最喜欢的作家约翰·多恩，他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要弄清楚它们是如何表达时代精神的，需要很高的智慧和技巧。例如，在他们成长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体面的年轻人应该宣称信奉基督教，但越来越多聪明、独立的人发现自己不可能发出那样的宣言。

乔伊斯和艾略特都从信奉转变为怀疑——他们都对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崇敬但丁，研究教父神学——但他们处理和表达危机的方式截然不同。乔伊斯公然抛弃了他的天主教信仰（用心良苦的天主教批评家们有时试图重新夺回他），尽管他对圣托马斯·阿奎那保持了毕生的兴趣；艾略特经历了多年的苦恼，被佛教教义深深吸引，最终成为英国国教的一员。《尤利西斯》记录了一个人远离信仰的成长；《荒原》则表现了一种强烈而痛苦的救赎渴望。

但是，如果乔伊斯和艾略特这样的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听人说起他们。全世界，或者说一小部分重要的人，已经准备好阅读这样的书了。就在几年前，艾略特发表的几首诗被广泛认为是胡言乱语——正如伊夫林·沃的父亲所说，那是一个酒徒的胡言乱语。1922年，有很多年长的文人坚持认为《荒原》要么是骗人的，要么是疯癫的；当然，他们的蔑视使聪明年轻的叛逆者觉得这首诗更加迷人。英国诗人休·赛克斯·戴维斯（Hugh Sykes Davies）是1920年代的一名学生，他回忆说，有位老师拿起他买的那本诗集，怀着越来越惊骇的心情读了几行，说：“我的天啊，赛克斯·戴维斯，这真是太变态了。”（这句话在艾略特晚年深刻的保守主义语境下显得更加重口味。）1920年代，人们对《尤利西斯》的狂热崇拜，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标志着一种极其粗俗的反叛行为。

为什么乔伊斯和艾略特都在1922年取得突破？比起把他们解释为时代精神的表现，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谦卑的答案。两位作家都将自己事业的起步归功于慷慨、不屈不挠、眼光独到的埃兹拉·庞德。他是一位不安分的有创新精神的年轻诗人，来到文学之都伦敦，对在那儿发现的古板和怯懦感到既有趣又愤怒。他的结论是，需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庞德环顾四周，寻找各个艺术领域的新秀，从雕塑到音乐，尤其是在写作领域，他非常兴奋地发现，有两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作家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在战前不久就发现了他俩，立刻前去挖掘。考虑到他当时的工作环境并不乐观，从对天才的发现到发射有七八年时间似乎是合理的。

庞德立即意识到他们的潜力，这是庞德不朽的荣誉——几乎没人这样做过——他无私地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培养和促进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庞德和乔伊斯的友谊主要通过书信传递，直到乔伊斯接受庞德的建议搬到巴黎，他们才开始见面——1920年代，巴黎作为无可争议的世界艺术之都，地位早已稳固。

但艾略特当时还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正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伦敦多次见到庞德，这位比他略微年长的美国诗人把他介绍给了波希米亚风格的艺术圈。同样多亏了庞德，乔伊斯和艾略特很快对彼此有所了解——艾略特读了发表在《小评论》（Little Review）上的《尤利西斯》章节，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直到1920年夏天，他们才见面。

艾略特

七年前，乔伊斯很穷，他和他的家人常常忍饥挨饿。作为一名辛苦的语言教师，他与出版商进行了长期而徒劳的较量（除了一本诗集，他几乎没有作品出版）。他很可能就这样度过余生：一个穷困潦倒、苦闷不堪的酒鬼，非常清楚自己的非凡才华正在溃烂。

庞德迅速纠正了这一切。他终于找到了出版商，出版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其他作品。他读了《尤利西斯》初稿，对乔伊斯大加赞赏，并威逼或利诱编辑——尤其是《小评论》的编辑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和简·西普（Jane Heap），她们并不需要太多的诱惑——出版这部作品。他为乔伊斯寻找各种各样的赞助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富裕而心怀理想主义的编辑哈丽特·肖·韦弗（Harriet Shaw Weaver），她给乔伊斯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以维持生计（按21世纪的价值计算，多年来她的资助总计约60万英镑）；还有富有的纽约律师约翰·奎因（John Quinn），他为乔伊斯和艾略特的手稿支付了可观的费用。

庞德甚至是艾略特更重要的赞助人，不仅在物质方面。乔伊斯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对自己的天赋和生活中正确的选择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不管环境多么严酷、多么令人沮丧。相比之下，艾略特顾虑重重。他凭直觉（或更恰当的用词是“怀疑”，他早期诗歌的基调充满了隐晦的威胁）知道自己在诗歌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但无法确定这种天赋能否持久，也无法确定是否值得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发展自己的天赋。

正是庞德告诉他，他早期的诗歌不仅前途无量，而且可能是新兴一代里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庞德让他下定决心放弃学业，搬到伦敦去，尽管这会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带来痛苦。庞德给艾略特忧心忡忡的父母写了一封安慰信，赞扬他们儿子的文学才华，为他生活的剧烈变化辩护，包括他最近和薇薇安·黑格伍德（Vivien Haigh-Wood）仓促结婚。庞德还援引自己的职业生涯，证明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美国文人可以在伦敦过上体面的生活。

在改善艾略特凄惨的物质生活方面，庞德也并非无所作为。他尽量让艾略特会见有影响力或有趣的人，并劝说艾略特写书评。到1920年，艾略特作为当时最杰出的评论家之一已经在文学界闻名，尽管像其他评论家一样，他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文是匿名的。艾略特最终放弃了在男子学校教书来养活自己和薇薇安的努力，在伦敦的劳埃德银行找了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正是庞德帮助组织了所谓的“天才”（Bel Esprit）计划。他设想，艾略特较富有的崇拜者会同意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艾略特提供固定的年收入。这个计划落空了。但是，如果庞德没有介入呢？

历史的假设游戏价值有限，但我们可以借助早期生活的研究，怀着同情心，来重建对乔伊斯和艾略特的观察方式，从战前的视角预见未来。如果庞德没有干预，乔伊斯很可能会继续过他已经习惯的生活：长期贫困，失业，默默无闻。他的骄傲和怀才不遇的受挫感几乎肯定会使他继续疏远出版商，就像他多年来所做的那样。他的艺术使命感会让他继续写没有人愿意读的故事和小说。他的软弱会使他夜以继日地泡在咖啡馆和餐馆里，寅吃卯粮，酗酒早逝。

当然，还有一些更乐观的可能性：他本可以利用战时在苏黎世做戏剧推广人在当地取得的成功，成为某种戏剧经纪人；他也可以尝试在爱尔兰开一家连锁电影院，这一次要享受他错过的成功；或者，他可能最终说服英语世界某个地方的一所大学，聘请他担任意大利语教授。但他最有可能的命运，则是过一种默默无闻、邋里邋遢、苦不堪言的生活。

艾略特的另类生命，或者说生活，更容易描绘；有时他自己也在思考这类问题。按他的天性，如果他有责任感并忠于家庭，他很可能会回到美国，完成关于布拉德利（F. H. Bradley）的论文，成为一个学者型哲学家，在哈佛或其他著名大学任教。他在这一学科公认的才华可能最终使他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美国哲学家。他对佛教和其他东方传统日益增长的兴趣可能促使他写出有关非西方思想流派的重要著作。或许缺乏毅力、为人挑剔和不够自信，将使他成为一个声名狼藉不愿出书的人——在研究评估活动之前的那些日子里，这仍然是可能的。更幸福的是，他很可能娶了曾经的恋人艾米丽·黑尔（Emily Hale），年纪轻轻就享受家庭的幸福，而实际上，直到年老和第二次婚姻时，他才获得这种幸福。他会写诗吗？艾略特自己认为，他可能已经被哲学榨干，再也写不出诗来了。

另一方面，如果艾略特决定留在英国，但放弃他的文学抱负，以银行工作——他对银行业务有一种出人意料的天赋——为职业，那他的生活可能不只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判决，靠作为一个评论家和诗人得到的小成就偶尔减轻痛苦，还如同地狱。创作《荒原》的那些年，艾略特个人生活的悲苦难以言喻。他遭受各种疾病（头疼、感冒、支气管炎）的折磨，还有过度劳累、忧郁、缺乏意志和偶尔的绝望。然而，与薇薇安相比，汤姆却是健壮的典范。虽然一开始她的活泼和对生活的热情吸引了艾略特，但实际上她的身体状况很差，精神状况更糟。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卧床不起，汤姆是她的全天候护士。近年来，传记作家（包括雷·蒙克）相当肯定地指出，她——几乎还在新婚期——就被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迷住了。《荒原》的手稿中有一些隐晦的线索，暗示艾略特意识到伯蒂和薇芙让他戴了绿帽子。他们的婚姻似乎也缺乏和谐的性生活；薇薇安曾经说过，她一直期待能让汤姆兴奋起来，但她失望了。

《荒原》

难怪艾略特最终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的雇主很友善，允许他休三个月的病假；1921年的最后几个月，他先待在海边的马尔盖特，然后去了洛桑的一家诊所，这首诗最终在那里完成。《荒原》涉及很多事情——如战争期间伦敦社会的怪异——但其中重要的主题是婚姻的悲哀，尤其是艾略特的婚姻。艾略特曾向一位作家朋友透露，正是他和薇薇安一起生活所带来的精神状态，催生了《荒原》这部作品。至少，他的痛苦结出了非凡的果实。如果没有庞德宝贵的鼓励、忠告和帮助，艾略特可能会在劳埃德银行的业务中衰老干枯，对他糟糕的婚姻守口如瓶，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幸运的是，庞德干预了。数十年后，他的门徒艾略特和乔伊斯逐渐成为公认的巨人。

三

这么说可能有点轻率：《尤利西斯》和《荒原》之所以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双峰，是因为它们是课堂教学的理想素材。毕竟，这两部作品最初就在一些特定的作家、艺术家、富裕的赞助人和最新的文学爱好者中引起了反响，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如上所述，这两种观点当时都被少数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接受，通常是作为对前辈沉闷世界的反抗，或者——回想一下《旧地重游》中的著名场景，一位牛津唯美主义者通过扩音器吟咏艾略特的诗——是对他们更循规蹈矩的同时代人的自满和愚蠢的反抗。

除了在这样的小圈子，这些作品不会一夜之间产生影响。几年来，除了在布卢姆斯伯里和剑桥、牛津等地的侨民区，或美国的小型文学杂志的读者之外，《荒原》几乎不为人所知；《尤利西斯》之所以为大众所熟知，主要是因为《小评论》的编辑涉嫌淫秽而被起诉。在问世的前11年里，这部小说一直是部禁书。在美国，1933年12月6日之后，出版《尤利西斯》才合法；当时，美国地方法官约翰·M.沃尔西（John M. Wollsey）在审理“美国起诉《尤利西斯》案”时宣布，这部小说并不色情，因此也不淫秽。兰登书屋1934年出版了《尤利西斯》的第一个商业版；英国的博德利·黑德（Bodley Head）版出现于1936年。所以，《尤利西斯》是本“脏书”，而《荒原》使那些仍然生活在乔治时代精神世界里的人感到困惑或厌恶。

然而，这是常见的现代文学故事——比如说，对波德莱尔《恶之花》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审判——一代人觉得可耻的禁书成为下一代人的必读书。（同样的事例在现代绘画史上表现得更为戏剧性。）《尤利西斯》和《荒原》真正登上顶峰是在它们被大学接纳之时。当然，这些作品都是天才之作，这是关键。

乔伊斯和艾略特有能力在精挑细选中胜出，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杰作是复杂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学识，充满奇思妙想，所需要的关注度远远高于一般读者通常愿意给予的。在某些方面，它们可以与宗教文本相媲美，比如《塔木德》，因为它们需要“专业”读者在其神秘性和世俗读者之间进行疏解。于是这些作品的批评家就变成了世俗的拉比或牧师：不再是卑微干瘪的人，甚至可能是温和而乏味的学究，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某个可怜的老师。随着现代主义革命的到来，学术型文学批评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成千上万的学生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乔伊斯和艾略特在各自的圈子都名列前茅。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但主要人物的名字却很容易叫出来。就《荒原》而言，英国最早的学术冠军是理查兹（I. A. Richards）——他是新剑桥英语荣誉学位考试的创始人之一——另两位是他资历较低的同事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利维斯（F. R. Leavis）。通过共同努力，这三位批评家——通常被归为“剑桥学派”，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一样引人注目——不仅改变了英国文学的教学方式，也改变了世界各地文学院系的教学方式。理查兹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个，也是第一个被艾略特的才华所折服并与这位诗人取得联系的人；他曾试图将艾略特引荐至剑桥大学担任全职教师，但没有成功。

燕卜荪——现在被有些人认为是这个奇怪三人组中最有天赋的——也深受艾略特影响，晚年写了一篇关于《荒原》手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章，被收入《使用传记》（Using Biography），此书另有一篇关于《尤利西斯》的奇文。但是，在将《荒原》推到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批评家是利维斯，他论艾略特的重要文章见他1932年出版的《英语诗歌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一书。利维斯对艾略特后来的作品不太感兴趣，但《英语诗歌的新方向》中那篇文章——在利维斯失去影响的今天，此文仍然极具可读性——是让艾略特进入每一所大学以及之后被列入教学大纲的重要一步。

在美国，情况也很类似。艾略特在大学里逐渐取得胜利，所谓的“新批评”也同样攻城略地——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新批评一直是英语文学教学中的主导力量。它的主要人物包括约翰·克罗·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这一运动得名于他1941年出版的《新批评》——和他的朋友，以及同为南方人的艾伦·泰特（Allen Tate）和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之后是布莱克穆尔（R. P. Blackmur）、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精致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1947）的作者——以及威姆塞特（William K. Wimsatt）和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他俩是一篇被广泛阅读的文章《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的共同作者。理查兹、燕卜荪和利维斯有时也被称为新批评家，但这是草率的。

英国批评家和他们的美国同行有两个主要的共同之处：一是他们也主张文学作品的精读，几乎相同的学科在剑桥被称为“实用批评”，以理查兹的作品命名；二是他们都钦佩艾略特。人们有时说，艾略特启发了新批评，这是有道理的，尽管艾略特自己的文章与他轻蔑地称之为“柠檬挤压派”（“lemon-squeezer school of criticism”）的批评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总的来说，新批评是形式主义的——只关心文字巧妙的排列方式，而不关心历史、作者意图或意识形态等问题。（由于燕卜荪批评的一大优势是他对文本中历史的存在和压力的敏锐感知，所以他被视为典型的新批评家似乎有些滑稽。）

作为文学研究的一般路径，这种方法的贫乏令人遗憾。作为一种课堂教学方法，尤其是对那些阅读不多的人来说，它有明显的用途和效果。华兹华斯曾经指出，大诗人创造出一种气氛，得以让人欣赏；艾略特的情况就是如此，新批评派至少擅长展示他诗歌中有些很好的东西。

随着艾略特的声望上升，他的爱尔兰朋友的声望也随之上升。曾经被禁止或嘲笑的作品现在成了教学大纲中的必修课。但成为经典的一部分，意味着安全、舒适，可能还有点枯燥。1922年读过这些作品的少数人中，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们会是经典。

四

1922年，是拥有许多了不起的第一、诞生和奠基的一年。旧世界正在消失。新闻报道了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崩溃；英国自由主义终结，自由党在1922年的大选中被保守党彻底击败；马库斯·加维的新非洲梦想破灭。华盛顿会议使英国的制海权——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被正式移交给美国。在艺术世界，达达（Dada）被埋葬了，普鲁斯特去世了。

新的国家、新的政权模式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国家在意大利建立。同年年底的一项条约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正式成立。埃及至少从英国获得了正式独立，而英国开始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经过一场残酷的内战，现代爱尔兰诞生了——叶芝，艾略特和庞德的朋友，被任命为参议员。

毫无疑问，这也是无线电广播的奇迹之年。这一年，广播不再是一种地方性的新奇事物，而是发展为世界性的广播（旧词新意）媒介，美国几乎每天都有电台开播，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开始在英国开播。从此，世界上几乎每一所房子都会充斥着无实体的声音；正如休·肯纳（Hugh Kenn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这种体验堪比阅读《荒原》，在那里，不明身份的人来来去去，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发出神秘的声音。艾略特仿佛预言了这种后来变得司空见惯的经历：转动无线电收音机按钮，窃听陌生而遥远的国度。

电影不再像过去那样新奇，但它的规模和普遍性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影响。尽管好莱坞在1921年和1922年被一系列丑闻严重挫伤，但它继续改变着名望的性质。查理·卓别林深受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喜爱，是这个星球上最容易被辨认的人，尽管他的声望受到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和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等人的挑战。1922年，卓别林决定从喜剧短片转型，并导演他的第一部真正的故事片《巴黎一妇人》（A Woman of Paris）。他并不是唯一试图制作更雄心勃勃的作品的人。

那年年初，冯·施特罗海姆（Von Stroheim）的《愚蠢的妻子们》（Foolish Wives）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电影，但到了年底，它就被壮观的《罗宾汉》（Robin Hood）——第一部在好莱坞首映的电影超越了。在英国，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不出名的胖小伙子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第十三号》（Number Thirteen）。华特·迪士尼创立了“欢笑动画公司”（Laugh-a-Gram company），并制作了他最早的动画短片。在魏玛时期的德国，茂瑙（Murnau）的《诺斯费拉图》（Nosferatu）和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第一部关于犯罪大师马布斯博士（Dr Mabuse）的电影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恐怖体验。极受欢迎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是世界上第一部纪录片。第一部真正的彩色电影《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正式上映。在俄罗斯，年轻的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开始制作他的“电影真理报”（Kino-Pravda）纪录片。

四面八方，以及每个领域都有一股创新的狂热。现代语言哲学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那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现代人类学始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的成功出版。康定斯基和克利加入了包豪斯（Bauhaus），并将他们独特的才能添加到那个乌托邦项目中。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坐火车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加入了金·奥利弗乐队（King Oliver's Band），并成为爵士乐史上最伟大的演奏家。非裔美国人的文化随着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第一次高潮而成熟起来。

《尤利西斯》和《荒原》是当年杰出的文学作品，是现代主义作品的日月同辉。而他们所出现的天空——援引美国著名评论家哈里·莱文（Harry Levin）的一个比喻——“天才群星璀璨”。这群天才在这之前无人知晓，此后也无人可与之匹敌。以下篇幅试图找出这些天才星座中最重要的一些星球，并说明乔伊斯和艾略特的代表作是如何在这个星系中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