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长出“爱的颂歌”

《美顺与长生》出版后，作者毛建军朝阳医院推氧气瓶工人的身份被大众传媒不断强调。固然，普通工人写出一部审美上经得起专业考量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新闻事件，但文学研究可能更关心的是，这一部专业读者说好、普通读者感动的小说，究竟为我们时代的文学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毛建军曾说过：“当我在纸上写下第一句‘那一年，美顺16岁’时，我眼泪就下来了。”小说《美顺与长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顺传”。而且，毋庸讳言的是，毛建军和他的妻子张华的“私人生活”是这部小说最初生长的芯子——情感和精神的核。但不能据此将《美顺与长生》看作一部自叙传，小说其实是为张华和与张华命运相同的人而写，这使得这部小说有着它无穷的远方和人们，有着当下小说所匮乏的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共同命运感。

爱、尊重、休戚与共是《美顺与长生》的内核，这使得这部小说即使是在大的世情小说谱系中，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它对世俗人情的表现不是旁观者的谛视，甚至不是理解和同情，而是活在焉、写在焉。所以有人说，《美顺与长生》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如何理解“从生活中生长出来”？世情文学的一个庞大分支已经转移到影视和网络中的家庭剧上，在这种情况下，世情小说的意义和存在的空间在哪里？《美顺与长生》给出了答案。小说中故事通“俗”，但却不缩身家庭关系连环矛盾冲突下的近身肉搏。热门家庭剧热衷关注的房产矛盾、婆媳问题等，小说虽然亦有所涉，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质感。在这种意义上，通“俗”的《美顺与长生》有着审美意义的脱“俗”，而这正缘于作品质朴纯真的底子。

小说作者和叙事者的隐秘关联，可以是叙事立场、位置和声音等等方面，现实世界中的人、写作时刻的作者和最后出场的叙述者之间以一种怎样秘密的方式进行着生命的密语和能量的交换，往往决定小说最终的形貌和气质。《美顺与长生》和多年前号称“素人”作品的长篇小说《山楂树之恋》类似，粗略观之，都脱离炫技，具有生活志一般清新的面貌；另一方面，这两部小说都以普通人的视角写普通人生活中重要却习焉不察的经验：生死与共的恋情、相濡以沫的日常以及小家庭充满晶亮力气的奋斗史。一般而言，这种和日常生活无间的沉浸式视角，可能会让习惯了“家庭内部悲剧史”的读者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质询，他们习惯了表现社会物化、人性欲念对传统伦理亲情的破坏这类“更真实”的主题。当爱成为主题，自然而然，这部分读者会困惑，甚至视其若伪。

但是，若把“爱”视为《美顺与长生》小说叙事逻辑的起点，人物的行为与故事走向就会自然、合理、自洽。如果爱赋予生活意义，现实的人生会否变得容易？因为爱，被父母和姐姐嫌弃的“傻子”长生，在姥姥的关心下健康成长，学得生存技能；因为爱，长生每月偷偷寄钱给美顺的亲人，为了美顺不受欺负，对抗自己的天然懦弱去与恶棍争斗；因为爱，美顺在房产被长生姐姐长莉偷卖之后，选择原谅，只为了长生“做一辈子姐弟”的简单心愿；因为爱，美顺从送报到开饼店，凭双手撑起小家庭，也使长生从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丈夫和父亲。长生喊着美顺“小媳妇儿”从少年直至中年，相濡以沫。对爱有信念，美顺与长生的故事才会这样被写出来。也许，《美顺与长生》本可以有多种叙事走向，却因为爱成就了现在的面貌。

“美顺”之名，合于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女性的想象。美顺或许是美的，当年栓柱在山上看到清晨雾霭中放羊的她，便不辞辛苦想要娶她为妻，但美顺很难说是“顺”的，就像婆婆说的“你就是拧”。开水房的恶棍以欺负长生为乐，美顺为长生的尊严去拼命；失业之后，她不屈服命运的安排，尝试各种谋生手段，从不畏难。美顺身上自然有“旧”，无原则地支持娘家哥哥，忍耐之姿让人不免觉得她缺乏“新”的自觉。但另一个方面来说，小说中的另一女性形象——长生的姐姐长莉所代表的“新”，就那么理想吗？长莉受过良好教育，却冷淡智力低下的弟弟，对照顾生病的母亲充满畏难情绪，甚至为一己之私骗卖弟弟房产。小说以人物的对照隐伏臧否，“旧”可能意味的奉献牺牲，“新”可能意味的自私冷漠，哪一种更宜家宜族，是家之为家的基石？这是一个家庭剧变的时代，个人欲求和传统伦理的矛盾愈演愈烈，新的家庭结构和家族关系尚在雾霭中。小说在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家扩张到更大的世界，是一个流动和变化的中国：京郊的土地征用引发的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存方式的变化，东北山村的经济结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迁徙和就业选择，北京落户政策和新北京人的构成……美顺与长生不可能做一个避世者，流动不居的世界何以安家？

小说提供的答案则是回到家的基点，提出爱的觉悟。如此，美顺又何尝不是新的？她帮助受前夫欺辱的师傅脱离苦厄，重新生活；她鼓励被栓柱抛弃的英子自立自强。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以自尊自爱赢得尊重，终于从一个在小区迷路找不到家的乡下小媳妇，成为家人依赖信任的女主人。是爱赋予了美顺与长生的生命以意义，这也是《美顺与长生》最真实璀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