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逆旅行人（遮天剑之流浪剑客）

青未了│逆旅行人

东夷昊

一

大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月初九夜，杨继盛夜宿磴山脚下。夜凉衣薄，寒湿露重。于空庭之中和店家的彻夜攀谈，让他心中多了几份江湖之思。旅店主人对人生的洞彻让他感喟不已，于是写下一首诗，叫做：“羡君堪作王家瑞，愧我徒为食禄臣。不是未酬忧国恨，愿披蓑笠结东邻。”他借助诗句委婉地拒绝了人生的迂回，以直面迎接痛击的态度而高扬着头颅。

此去，他果然没有孤舟蓑笠独钓江雪，亦没有逍遥于山水渔樵互答。不到两个月之后，杨继盛就被投进了大牢，送他进去的正是他心心念念无限忠诚的皇帝朱厚熜——元旦日，他上疏痛斥严嵩有“十大罪”、“五奸”，因此逆了龙鳞。这个时候，人们才明白了所谓“忧国恨”的所指。杨继盛身体力行弘扬了“直大方”的精神，坦然承受着预料之中的厄运，锦衣卫的乱棍，剜却烂疮腐肉时的脓血，自己挑断的脚筋，被桎楛的肉体经历的万般苦难也没能使他的眸子消失掉炯炯的光芒。

时隔400多年后的今夜，我在遥想杨继盛由诸城去往南京的那条路。在想“王家瑞”是一个人名还是一个象征，以至于让他对照之下觉得自己白吃了“官饭”。而至于这条道路是否在古代必然衔接着密州和海州以至石头城——我不知道，因为在故去的历史上琅琊古道或者沭河古道是否比濒海古道在沟通南北上更为便捷，也只能靠猜测。今天的204国道以及G15沈海高速，或许就覆盖着那条文人来往的古道、精神迂回的密道。在这条古今交叠的道路上，苏轼从海州去往密州赴任而成就了豪放的词风，杨继盛从密州奔赴金陵就义而成就了忠臣的美名。这条道路啊，一头通往文学，一头通往人间，风光万里，又劫波万重。

我想，那条道路，就是今天的这条道路。无数人影憧憧于时空暴雨之中辉映于每一个雨滴最后砸落红尘。雨滴里的杨继盛披着蓑笠举杯狂歌，而那一年他也无非才三十七岁。

许瀚将杨继盛的这首诗毕恭毕敬抄录下来，勒石立在磴山南坡，用作碑面的几块巨石堆叠成了一间小小的石屋，月夜下里面徘徊着诗的灵魂。

许瀚也是沿了那条古道北上的。道光五年（1825年），许瀚经过其秀不减雁荡的莲山，绕过碧连天晚云间的马耳山，穿过真个是超然的密州，辞别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一直到达人文荟萃成一锅粥的京都，此后修经编史，考录金石，名扬京师，终成大家。到他抄录杨继盛的这首诗词时，已近暮年，抄录时的心态很难揣测，但是一定复杂。因为，人总会被迟到的时间告知一件蓑衣会具有怎样的重量。

一羡一愧，俯仰之间，那件蓑衣已经全然羽蜕而去。

二

大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春，王世贞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司副使，于齐鲁境内募兵，随即来到了安东卫。

这个时候，小他十岁的杨继盛已经被处决弃市。王世贞的全力援救非但徒劳无功，反而让睚眦必报的严嵩结下了满腔的怨毒。王世贞当时已经具有文坛盟主的气象，身边集结着一群耿介闻名之士，严嵩一时不便下手，就将其明升暗降，让他改任武职，以期外放羁縻。

王世贞虽然和杨继盛一样傲骨铮铮，但是两年之后，他的父亲王忬因战败下狱，他不得已只好辞官，和弟弟跪在严嵩府前数日自罚以求宽恕。结果严府闭门锁户，扔给了他兄弟二人一具冷冰冰的尸首。按说王世贞应该从此大彻大悟，对官场门道恍然大明白，可是究竟死性不改，等到严嵩失势后，他又和权焰滔天的张居正大人杠上了，结局可想而知。

所谓明朝的那些事儿，如果缺乏了这些“无知者无畏”的文人，将会多么的无趣，将会多么的黑暗至极！

王世贞在安东卫留下了三首诗。

《安东卫堠警有述（五古）》为其一：

树影旌旗接，涛声鼓吹兼。雨拖残日脚，山割乱云尖。

淮舰虽宽斗，齐师未解严。疮痍心转塞，骨肉泪频沾。

恩泽诗书负，烽烟号令添。如何重推毂，翻更捷书淹。

再有《安东阅武（七律）》两首：

其一

亲提千骑向东方，剑客黄金尽买装。

桃叶初明珠勒马，梨花半吐绿沉枪；

拍天涛涌军声合，驾海云浮阵色扬。

莫道书生无燕颔，斗来金印出闱墙。

其二

空闻淮海斗长鲸，十二关河迥不惊。

鸣柝夜传千灶火，建牙朝列五家兵；

城边星斗峥嵘出。马首风云指顾生。

敢谓笑谈樽俎易，异时曾请建章缨。

安东卫因为这位燕颌书生而顿生光辉。

三

从《论语》来端详，孔子还是一位平易近人有血有肉的师者形象，到了孟子解读以后，直至宋明，孔子也不得不奉之于神庙一声不吭。二十一世纪，有位叫做龙应台的“文化使者”在北京讲解孟子提倡的“士”的精神，铿锵地招摇“士不可不弘毅”的旗帜，一时人心浮动、舆论哗然，认为文化正统仍在那个形同番薯的小岛之上。

等到浮言流失，龙应台回归到龙应台。政治的因素终究被归咎于政治，她对“士”的理解还是没有脱离一般的概念范畴。“士”从来不是独立于世外的一个阶层，就像黄仁宇描述的那种“潜水艇夹心面包”里的黄油之上的“上层阶级”。在中国，古代只有一种阶级，就是皇权阶级——其他的都是劳苦者为了自我安慰而幻想出来的自我价值。所谓的“士”，很难逃脱投机的嫌疑，从战国迄今，所谓的“士”根本就不是儒家描述之“士”，更不是法家、道家吹嘘之“士”，而是投机家之“士”、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之“士”，是“知识阶层”的特权表征。“士”就像是一个大帽子，一件花衣裳，或者像是一段装潢精美的隔离带，甚至像是一个金子做的雕镂精致的夜壶——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却一直被奉为必然。王世贞和杨继盛两人因为“士”的气节而名垂青史，但是在历史的书写上一样是歪歪扭扭。所谓元佑党、东林党，这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不能因为谁掌握了话语权就把对方一笔勾销或者丑化成恶魔。王世贞在晚年因为文坛的地位，也曾作出过党同伐异的事情——这不能只指责为道德上的瑕疵，要知道封建时代的结党营私，是要死人的，而且会株连不知多少生灵。

严嵩的奸臣形象家喻户晓，这是他的业报，也是当时政敌们孜孜以求的结果。不要轻易得罪文人，你可以活一百年，可是文人笔下的你既可以在天堂活一千年一万年、也可在地狱受折磨一千年一万年——这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厉害之处——你死了不要紧，你的子子孙孙都会因为你而骄傲或者羞耻。

明朝真的那么美吗？从开国时的沈万三身败名裂，小官僚剥皮萱草，功臣皓首俯身刀铡；再到后期宦官内帷专政、权臣只手遮天、锦衣卫横行天下，有明以来，何曾有过蕴藉温润的气息？！朱元璋以自己的世俗之气，开创了一个世俗的帝国，所谓明朝之后再无华夏，纯粹就是一个很扯淡的说法，从文明传承来看，自明朝之前华夏民族那博大宽闳的气度、海纳百川的胸襟就已经完全嘿嘿嘿了。朱家从一开始操刀阉割人的精神到后期利用阉人专政，使得终朝统治充满了阴戾之气。

所以，王世贞白眼向人，在历史的水面上激不起任何的波澜。只有他和杨继盛的友情可供记忆。“雨拖残日脚，山割乱云尖。”这是王世贞在安东卫远观阿掖山时留下的笔墨。诗中用了“残”和“乱”字，隐隐验证了心中的愤懑。“疮痍心转塞，骨肉泪频沾。”暗喻着对杨继盛等忠臣惨死的痛挽，也表达了对海防虚弱的不满。

王世贞面对滔滔黄海，连天绿波翻涌而来。健儿们卖力地骑马射箭，铁铳嗵嗵作响，火药的烟和大地的尘土混合到了一起煞是热闹。

从明初建制开始，安东卫镇压着江山之东南，日渐修造，逐渐蔚为可观。但是，王世贞看到的不只是建制的完备，而是人的精神。尽管他在诗中盛赞了“拍天涛涌军声合，驾海云浮阵色扬”的气势，但是心中很明白遇敌能斗才是真本事。倭寇侵犯这片土地的记录虽然寥寥无几，可是宁静的海州湾因为过于宁静而让他隐隐担忧——面前这些懈于战事忙于交际的将士，演习时摆样子的姿态又过于明显，明摆着是为了取悦自己。

王世贞并没有批评当地官员的谄媚。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为了寻求同盟也为了照顾粉丝的崇拜，他故作欣赏，煞为含蓄。

这种逢场作戏、一切只是为了领导欣赏的形式主义终究靠不住。“五月癸丑，泰州倭转掠扬州、山东及徐州。官兵御之，皆溃”。鬼子可不管你官多么大，能*他们才跪下叫爷爷，不能*他们就骑你脖子上唤孙子——他们的实用主义利刃把各种花哨的形式主义给切割了个粉碎。什么硬气功什么五禽戏，什么蓝脸的窦尔敦黑脸的魔术杂技，一根针，刺破了你自吹自擂且越吹越大的肥皂泡，顷刻间，五颜六色的油腻粉彩“啪”地一声就爆成了碎片。

阿掖山下的歌吹终于暂时停了下来，痛定思痛，奋起反击。《明史》载：“六月乙酉，兵备副使于德昌、参将刘显败倭于安东”——中国的词语博大精深，败倭和倭败居然可以整合成一个意思。总之安东卫守住了齐鲁门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耀武扬威。

王世贞的阅兵，总算也对安东卫起了一定的作用。至少卫指挥使会在捷报题头上先客套两句诸如“高度重视督导有效”之类的话语。

严嵩之流固然可憎，但是那些珍惜羽毛、互为朋党的“君子”就不可憎可恨吗？精神上的洁癖是强迫症的一种，推己及人，甚至会造成对世态人情的大清洗。这样的人一旦得势，整个天下都会陷入焦虑，无时无刻不在人人自危。而且越是掌握了权柄越是迷恋于权力的威力，欧阳修也好王安石也好，也未能免俗。从这方面来讲，设若没有张居正，王世贞也就失去光彩。但退一步讲，设若没有张居正，就像曹操说的那样“天下不知几人称王”！这早已经不是“士”的问题。黄仁宇“大历史”出来的《万历十五年》还是从修饰羽毛的角度来进行的抛光和粉饰，其实明朝就是一个乡土社会的放大版，哪里有什么潜水艇和大列巴面包供西方人欣赏消遣。

不过，安东卫从来不在乎这些。它甚至从来不去留意身边的过客，更不去在乎过他们是谁。如今的卫人不知道王世贞、杨继盛是何人，包括老家虎山大河坞村的许瀚——他的家如今已被山钢的新厂所覆盖，那盏彻夜孤明的油灯和那枝饱蘸浓墨的毛笔，沉进了时间之底。钢铁的汁液在许瀚故居之上流淌成红彤彤热腾腾的河流，但是大地深处的泉水，依旧是大河坞村开创时的那眼泉水。

安东卫人不在乎这个。于是就有人揶揄说，这里是文化的沙漠。

四

王世贞和这片土地的缘分不仅在于路过。坊间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何人的争论，也和他有着某种牵连。近代人多认为此书出自五莲丁家楼丁惟宁（公元1542—1611年）的手笔，但是也有种说法，认为从文采和人品的角度考量，应成就于王世贞。

反对派则对这种观点很是反对，认为《金瓶梅》中有大量的暗喻讽刺了王世贞乃至其父亲、族人，甚至将其剽窃的联句公然悬挂于客厅，种种迹象都证明这绝不是王世贞用来自黑的“荒唐言”。这些反对派甚至因此把“笑笑生”的原型印象了另一位当时的名人——徐渭（公元1521—1593年），也就是民间公认的大才子徐文长。因为徐渭不但痛恨严嵩，和“文坛领袖”王世贞更是水火不容。游戏人间的徐渭看不惯殿堂之上的酸文假醋，毫不客气的讽刺王世贞及其门人倡导的文风是“往往拾唾酸以为腴，而自以为养”，甚至直接骂为“鸟人鸟言”。

从对待水果的态度上，也展现了两个人眼光的不同以及见解上的分歧。

王世贞赞美樱桃道：“葡萄赐紫那同贵，金橘堆黄剩是酸。何似琢圆千靺鞨（宝石，借指樱桃），深红透出水晶盘。”诗中用葡萄的寒酸衬托了樱桃的华贵。徐渭则反其道而行之，咏葡萄如此:“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你自自鸣得意，我自萧疏闲淡。你自高高在上，我自躬身草野。这两种价值取向，亦是“各言其志而已”，但是也划开了庙堂和民间的距离。这也为日后王世贞声名日下而徐渭声望日隆埋下了伏笔。

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观，往往不在于花团锦簇，而是松、梅、竹、菊。

两位同时代的大文人尚且如此，遑论他们门下的犬马如何。尽管两人都有文才武略，可是终究因为命运而背向行走。徐渭用自己的疯癫撕裂了文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独开一面宇宙，王世贞却用自己的恪守和默守陈规将自己在历史当中渐渐禁锢。

他们都是王阳明的信徒。一个王阳明，也就有了两种面貌。

但纵是王阳明，在当时也只能是“我心光明”而已。

这些名字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积聚在了一起，然后分散在烟尘古道之上，各自走向各自的归途。

五

王世贞路过了杨继盛的路。在磴山脚下也曾踟蹰了踟蹰，但是还是拥众打马南行。

等经略事定，方让小厮去接了旅店主人来。他想见识一下，是怎样的一位隐士居然能够动摇杨忠臣的心思，居然能够让他折腰相待。

远远看去。年迈的旅店主人局促在官衙檐下，手足无措的样子顿时让他心生烦厌。

让他回去吧。

老杨真是识人不慧，如此世俗之物哪能登堂入室。他想。

旅店主人徒步返回。卫城离他越来越远，他没有回头，心里想着杨继盛和他说过的他认识的那个王世贞，无限光彩文武双全国士无双。

也不是个实诚人。他想。

王世贞走后，当地官员会错了意，以为王大人此番会有什么深意，于是连夜派兵丁将旅店修葺一新，并张灯结彩鼓吹一番。

第二天早晨，崭新的旅店大门紧锁，旅店主人全家踪迹全无，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个天下，已经容不下一个可供片刻歇脚的旅店了。

六

人生如寄。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苏轼对人生有两次比喻，一次是在黄州赤壁“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另一次是在杭州“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大梦，并不新奇，关键在于诗人意识的恍惚，纠缠于梦中之我和现实之我角色难辨之中，人生如梦，说得是自己梦幻一般的经历，带有一定的执迷，也带有一定的情绪；而至于把人生比作逆旅，也就是客栈，这就有了境界上的升华，跳脱出了自我，来到宏阔的世界来端详人间，他看到自己的行走轨迹和芸芸众生痴男怨女没有什么不同，于是他从偶然世界走进了必然世界，从此变得更加透彻。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这是李白的态度。人间对他来说，既是落脚点，也是梦一场。他要的是快乐、是痛快、是张扬、是高兴、是放纵、是呼啸而至、是狂卷而去，他分不清现实和梦的界限，一律用酩酊大醉来招呼应酬。

逆旅，是旅途的止息地，仅供容纳暂时的喘息，而非跋涉的目的。人暂居其中，终究还是要远行。

李白和苏轼在这间客栈中呆了一段时间，留下了几首诗走了。

杨继盛在这间客栈呆了一夜，也留下了一首诗走了。

王世贞路过这间客栈，走了。

客栈的主人留下了空房子，走了。

唐宋元明清，走了。

时间的客栈毁弃了又被修复，修复了接着腐朽。安东卫在晦朔之间经历了沧海桑田，古道上人影憧憧车马拥挤喧嚣而又无声。

还有一位山东按察司副使也在安东卫题诗。早在王世贞小驻安东卫五十年前，这位名为赵鹤龄的大人斯时已转遍了山东半岛，把诗词写了一路，至今烟台望石山以及威海环翠楼还留有他的笔墨。他如此写道：

城本安东筑向西，地分南北不相迷。

门严锁钥连淮海，铁作籓篱障鲁齐；

才薄岂堪兼武备，时清仅独有诗题。

叮咛守御诸军长，边境无忘肃鼓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