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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便以激烈反孔著称，曾掀起过一场大规模的焚禁古书运动。而后期主政的洪仁玕的态度则明显有别于洪秀全。
在近代中国，洪氏兄弟堪称是最早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汇作出回应和抉择的人。
因此，他们的态度很值得后人仔细地体味和思索。
1、敬孔而不“反孔”就洪秀全而言，他自幼沐浴圣人之学，后又热衷于功名，曾四度参加科举考试，与儒家孔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接受了源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信仰后，洪秀全对孔子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基于独尊上帝、禁拜偶像的信条，他不再承认孔子原先作为至圣先师的至尊地位，并撤去了书塾中孔子的牌位。不过，这并不标志着洪秀全反孔的开始，相反，在他所创建的原始上帝教教义中，儒学（时人习称为“儒教”)仍占有一席之地。
这从洪秀全的早期宗教诗文中可以窥豹一斑。
首先，各篇虽对孔子、孟子直呼其名，但仍将他们作为正面人物来称引。
例如，《百正歌》称“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原道救世歌》称“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均奉孔子为道德楷模。
《原道醒世训》则以“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为例，说明孔孟四处游学，并无地域之分，以印证“天下一家”理论。
其次，这些诗文均大量称引儒家典籍。例如，《原道救世歌》援引《尚书》、《礼记》、《诗经》、《论语》、《孝经》、《孟子》，宣扬“非礼四勿”、“富贵浮云”等儒家正统观念。《原道觉世训》则征引《孟子》、《诗经》来证明“雨从天降”；另处甚至将“中国经史”与“番国圣经”相提并论，贯通中西来论证上帝注生死说。
上述作品后被辑为《太平诏书》一书，于1852年正式出版。同年，上帝教典籍《天条书》也由洪秀全旨准颁行。该书逐一征引《礼记》、《孟子》、《诗经》、《尚书》、《周易》，强调“中国有鉴史可考，自盘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以反驳“拜上帝是从番”一说。
在金田起义后的征伐途中，太平天国曾传檄民间，内称各省“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号召他们“各各起义”。
有一则时人记载还说，在挺进湖南期间，太平军“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
总之，在1843~1853年的10年间，洪秀全尽管否认孔子作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地位，排斥包括孔子在内的一切偶像崇拜，但他对孔子仍然不失敬意，也并不否认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
2、洪秀全的“焚书”运动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发生了急遽变化，明确贬斥孔孟为“妖”，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
一位儒生曾就他所目睹的天京城内，焚禁古书的场面描述道：
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卜筮之书并泯灭，窃恐祖龙笑其后。
这无疑是一场狂飙式的焚禁古书运动，除孔孟等诸子百家外，就连卜筮之书也未能幸免。
一位亲历其事的金陵士子将太平天国此举喻作“焚弃诗书踵暴秦”，另一位士子则认为此举“较秦火尤甚”，笔墨之间仍掩饰不住一种惊魂未定之感。
在大举焚禁古书的同时，太平天国于同年出版了《太平诏书》、《天条书》的修订本。
与初刻本相比，新刻本已作了大幅度删改。
首先，凡初刻本中所有正面称引古人的文字俱被删除，其中《百正歌》全文仅400余字，所称引的历史人物却多达20余人，故全篇被删。
经此删除后，两书仅《原道救世诏》保留了作为“草寇”称引的白起、项羽、黄巢、李自成4人的姓名；《原道觉世诏》为论述上帝真道在中国失传的历史，也勉强保留了历代帝王的名称。
其次，凡初刻本中直接征引儒家典籍篇名及文字的段落一概被删，仅《原道觉世诏》保留了印证雨从天降的两段文字，但已将“孟轲云”、“周诗云”一并改作“古语云”。
也就是说，新刻本已基本删除了原先正面提及古人古书的一切文字。这和天京城内焚禁一切古书的举措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洪秀全在定都后所推行的是一种排斥一切古人古书的激进文化政策。
3、杨秀清如何让“焚书”运动落幕？但是，洪秀全的这一做法遭到了杨秀清的反对。
约在1853年5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表态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
同年间，杨、萧（朝贵）檄文汇编《颁行诏书》的修订本和以杨秀清名义新刊的《太平救世歌》一书相继问世。
前者仍旧保留了正面称引文天祥、谢枋得、史可法、瞿式耜的文字，“名儒学士亦多”句也没有删去；后者则直接称引古书，谓“《诗》有棠棣，其咏斯篇”。
这与洪秀全否定一切古人古书的做法大相径庭。
同年11月26日，《北华捷报》刊登麦都思牧师对一名开小差的太平军士兵的采访录。
该士兵称天京城内只准读官方出版的书，其余一概焚毁；另称还见到了《大学》、《中庸》两书的删定本。
这名士兵是8月份逃离天京的，距前述天父下凡的时间已有数月，说明洪秀全对古书“未便一概全废”的天父指示并没有认真对待，故焚书之举仍在延续。洪、杨两人各唱各调，反映出彼此在文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并由此导致了政策上的不统一。
1854年3月2日，杨秀清再度以天父下凡名义进行干预，吩附内簿书傅善祥宣降圣旨，否定了“贬一切古书为妖书”的做法，同时强调历史上的忠良俊杰“不纯是妖”，申明“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
在天父（杨）的再次施压下，焚书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
4、洪秀全的再次强硬次月，洪秀全诏令设立删书衙，宣布一切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诵习。于是，洪、杨在此问题上的争执最终以后者挟天父名义占据了上风。
太平天国用宗教语言对这场焚书运动作了一个小结，称“孔某向本在天堂，忽逃下凡间，变妖惑人，所以天父大怒，今已捉上高天，罚他种菜园了”。
虽不再直呼孔子为“妖”，但仍然认为他曾经逃下凡间“变妖”惑人，故被天父捉上高天罚种菜园，以实行劳动改造。
显然，这是对孔子的一种折中处置，表明洪、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就此消除。这一点具体反映在所谓的删定本儒家典籍迟迟未能出版上。
杨秀清在天京内讧中被*后，洪、杨之争宣告结束。
1858年，《武略》一书刊行。这是太平天国为应试武士子编纂的一部兵书，由《孙子》、《吴子》、《司马法》 3种古代兵书删改汇编而成。
洪秀全着重删除了原书中称引历史人物的段落，如《孙子·用间》删去“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段，《吴子》删去“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段和有关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等人生平的文字， 《司马法》删去论述夏、商、周三代君主治国方略的文字。
由此可见，洪秀全对待古人古书的强硬态度并没有较前有多大改变。
5、洪仁玕的从“焚书”到“删书”这种状况直到洪仁玕来京主政后才有所改变。
在总理朝纲期间，洪仁玕撰写或主持撰写了一系列书籍，具体反映了他对儒学的态度。
在这些正式出版物中，洪仁玕津津乐道自己与儒学的姻缘关系，自称“生长儒门”、“自幼习举子业”，并公开肯定儒学的价值，自云平素“惟喜读古文纲鉴，每得有忠贞节义之句，便念念不忘”，认为“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敦促士子们“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
洪仁玕对读书人抱有厚望，号召他们上体天心，下思主德，“或为干城之选，则当奏绩于疆场；或为礼乐之司，则宜建功于名教”。
洪仁玕明确表示反对焚禁古书，自述“本军师所到之处，禁止焚屋焚书，意欲寻求经济之方策”，即主张以删书代替焚书。
为此，他曾特地援引天父指示说：
“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至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携颁后再行诵读。”
此外，洪仁玕在其著述中还大量正面称引古人古书。
与前期贬斥孔子为“妖”的做法相异，洪仁玕或直呼其名，或尊称其为“孔子”，见《钦定英杰归真》：“孔丘作《春秋》，首正名份…”；“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其他历史人物尤其是儒家道统中的人物也屡被称引，如《开朝精忠军师于王洪宝制》依次称引了孔明、吴起、马谡、李严、岳飞、关羽、张飞、赵云、廉颇、蔺相如、田单；《诛妖檄文》称引了文天祥、谢枋得、瞿式耜、史可法；《钦定英杰归真》称引了姬旦、曹参、朱熹、程颢、程颐、张载、韩世忠、岳飞、张纲、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钦定军次实录》称引了萧何、曹参、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洪武。
洪仁玕在征引儒家典籍时形式不一，除不注明出处，冠以“古语云”、“古人云”、“孔子云”、“孔丘云”外，还直引书名。
6、洪秀全“反孔”的本质即便是在天京城内大举焚书的背景下，洪秀全虽将旧著中正面称引古人古书的文字删除殆尽，但仍然保留了大量间接引自古书的文字。
事实上，纵观洪秀全的一生，他从来没有从理论的角度批驳过孔子学说。
在后期出版物中，《天兄圣旨》、《太平天日》虽然指斥孔子之书“差错甚多”、“甚多差谬”，但并没有进一步指出其差谬的具体内容。
相反，洪秀全对儒学的核心内容即纲常伦理观念始终予以认同。这一倾向在《天父诗》、《幼学诗》等书中昭然若揭。
太平天国的宗教伦理思想在本质上是儒家人伦学说的翻版。也就是说，上帝教中的上帝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上帝，其本土文化的因素除源自民间宗教的巫术（天父下凡）外，另一即儒家孔学。就此而言，上帝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孔子的化身。
上述事实有力地说明，洪秀全所进行的是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旨在否定孔子的权威，而不是否定其学说本身。洪秀全没有也不可能有意识地从理论的角度，对儒家孔学发起冲击。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历史的表象，片面地将洪秀全的反孔举措视作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至于导致洪秀全试图否定孔子权威的具体原因，则必须联系太平天国宗教来追本穷源。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帝教最初在民间传播时，四民阶层中以士子的反应最为冷漠，“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起义后，太平军每到一地，均以宗教语言号召人们从真向化，参加起义，但反应最为寥落甚或表示敌意的依旧是士大夫阶层。
例如, 1853年1月，太平军在武昌阅马厂设台讲道理时，汉阳一马姓生员竟挤出人丛，挨至台下，指斥太平军“五伦俱绝”，所言十分“悖谬”。
儒家崇尚理智和理性主义，排斥鬼魂幽灵之类的形而上学说，故中国思想自先秦以来便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因此，洪秀全敷衍夸张梦境幻觉，杨秀清、萧朝贵托称天父、天兄下凡，以及源于基督教的永生天堂、不朽灵魂说，均不免显得荒诞无稽，难以置信。
曾有士子就此揶揄说: “天既能言且有父，始知邹衍未荒唐。”
这种心态在士大夫中很有代表性。
基督教在华传播时所遇到的阻力之一正是来自孔子的影响。1700年前后，欧洲教会曾就中国礼仪问题展开争论，话题之一便是中国教徒能否继续沿袭孔子崇拜的习俗。
新教传教士来华后，也被同样的难题所困扰。
一位士子曾以嘲讽的口吻对杨笃信牧师说道:
“我向你发誓，我情愿与孔子一起沉沦地狱，也不愿与耶稣同升天堂。”
杨笃信不禁就孔子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慨叹道：
“偶像崇拜对一般人心灵的影响仅仅是表面的，但儒教的影响远不止此。相反，它渗透进他们的灵魂深处，同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相缠绕，使得他们死守儒教信条。”
另一位传教士则断言：
“除非驱除掉儒教的梦魇，否则，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将毫无希望。”
在清方文献中，太平天国宗教通常被称作“天主教”或“耶稣教”，偶或被称为“景教”或“天竺教”。尽管称法不一，但在时人看来，上帝教即“外洋邪教”，与基督教并无区别。
因此，上帝教中的基督教因素，导致它在传播中遇到了同样的阻力，而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民间宗教因素更加剧了这种冲突。
显然，上帝和孔子在形式上分别象征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不彻底否定孔子的权威,上帝信仰便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
洪秀全拒绝认同基督教，同时又激烈反孔，这就使得他的宗教在洋人和国人眼里都成了“异端”，而后一种情形本来正是洪秀全所力图避免的局面。
在接受西学方面，洪秀全远不可与洪仁玕相比拟，对他的思想起支配作用的实际上始终是儒学。
但是，由于执意要以上帝来否定孔子的权威，洪秀全在受儒学牵引的同时却又反孔排孔，遂使他的宗教不可避免地遭到士大夫和一般民众的排斥，难以在中国社会立足，进而导致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极为薄弱。
相比之下，洪仁玕力主将儒学正面引入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以缓和太平天国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较之激烈反孔，这种糅合儒耶的思路显然较能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可惜的是，洪仁玕无力促使洪秀全改变念头，因而也就无法改变上帝教在民间备受冷落的命运，无法通过收拾人心来挽救太平天国的颓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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