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谢林的神秘学思考

众所周知，“神话”(Mythos,Mythologie)是谢林毕生思考的一个重要对象，他的相关思想从最早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纲领》到晚年众多的关于“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的讲授录都有充分展现。这也是近数十年来谢林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相比之下，对于谢林的“神秘学”(Mysterien)这一同样非常重要的概念，学界迄今尚且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讨论。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经常把“神话”和“神秘学”混为一谈。在通常的研究和理解中，“神话”和“神秘学”都被笼统地称作“希腊宗教”，但严格说来，即使把它们称作“宗教”，那也是两种在实质上具有重大差别的宗教。实际上，“神话”和“神秘学”这两个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和内涵。比如，“神话”(mythologi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是由“传说”(mythos)加上“叙述”(legein)构成的，原本意味着对于诸神和远古英雄的各种事迹的记载和转述，而这些东西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和耳熟能详的，因此是外传的、公开的(eksoterikos)。

相反“神秘学”(Mysterium,Mysterien)一词则是由“封闭的秘密”(mysterion)这个概念发展而来的，原本是指一种只有少数精英才有资格参与进来的精神仪式，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内传的、隐秘的东西(esoterikos)。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神秘主义”(Mystik,Mystizismus)的精神形态。

表面上看来，神话和神秘学都是以“神”为崇拜对象，但它们的侧重点和理解是大有区别的。在古希腊，神话——以《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为代表——的叙述重点是居于奥林波斯山上的以宙斯为首的十二位主神(另十一位为赫拉、阿波罗、阿尔忒弥斯、雅典娜、波塞冬、阿瑞斯、赫淮斯托斯、阿佛洛狄忒、德墨忒尔、赫尔墨斯、赫斯提亚)。正因如此，这些神话经常也被称作“奥林波斯神话”，而且这是一种公开的、尽人皆知的神话。

与此相反，神秘学所最为崇拜的神则是在奥林波斯主神中并未占据什么特殊地位的谷神德墨忒尔(Demeter，意为“大地母亲”或“地母”)、未有资格进入主神行列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os，意为“宙斯之子”)，以及在整个神话系统中只是偶尔被提到的冥后佩耳塞福涅(Persephone，德墨忒尔的女儿，冥王哈得斯之妻)。由于对于这些神灵的供奉主要集中在厄流希斯(Eleusis)这个地方，因此神秘学经常也被称作“厄流希斯神秘学”。

从现存的各种相关记载(比如《德墨忒尔赞歌》)来看，神秘学对于德墨忒尔、佩耳塞福涅和狄奥尼索斯的专门崇拜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德墨忒尔掌管的粮食和狄奥尼索斯掌管的葡萄酒代表着希腊人最基本的生计，而佩耳塞福涅掌管的阴间世界代表着希腊人关于死后生活的观念，更主要的是基于这三位神祇的遭遇而反映出来的一些共同的特征，以及隐藏在这些特征后面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哲学－宗教意味的学说。

这种崇高学说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最根本的特征：

（1）神的受难和复活；

（2）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和生灭循环；

（3）灵魂不朽。

关键在于，这些内容既可以说是“宗教的”，也可以说是“哲学的”，或者说它们是哲学和宗教的最初的共有财富。这就涉及哲学和宗教的起源以及二者之间最初的关系。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谢林在其1804年的重要著作《哲学与宗教》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在该书的“导论”中，谢林开篇就说道：“曾几何时，宗教远离民间信仰，像一团神圣的火苗那样，保存在神秘学里面，而哲学与它拥有同一座神庙。根据一些广为流传的古代传说，最早的那些哲学家就是神秘学的制定者，因此后来最杰出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喜欢从神秘学那里推导出自己的神圣学说。”

在上面这段话中，除了“宗教”和“哲学”这两个基本概念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关键词，亦即“民间信仰”(Volksglaube)——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话”，以及“神秘学”。在谢林看来，最初的时候，宗教和哲学是一种同源共生的关系，它们拥有“同一座神庙”，这座神庙就是神秘学，一种以宇宙和人生为根本对象，同时是隐秘的、普通人难以触及的学说。就此而言，神秘学不仅是宗教的源头，更是哲学的源头，因为神秘学的制定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最早的那些哲学家”——熟悉希腊哲学史的人都知道，毕达哥拉斯就是这些哲学家的卓越代表之一，他所教导的学说除了数学之外，也有很大部分内容与上述神秘学的内容相重叠。

相应地也不难理解，谢林为什么说柏拉图经常“从神秘学那里推导出自己的神圣学说”，因为柏拉图的哲学深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他的《斐多》、《蒂迈欧》等对话录更是透露出浓厚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色彩，其中关于“宇宙的创造”、“灵魂的命运”的学说明显就是早期的神秘学的内容的翻版和深化。按照谢林的这个观点，哲学并非像通常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起源于宗教，毋宁说，最初的哲学与宗教是同源共生的关系，而且由于它们的共同的源泉亦即神秘学是由哲学家制定的，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其实是宗教起源于哲学。

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谢林在稍早一些的对话录式著作《布鲁诺：或论事物的神性本原和自然本原》(1802)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在这里，谢林借对话参与者“安瑟尔谟”之口说道：

“

“一切神秘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向人们展示出事物的原型，而过去他们仅仅习惯于看到那些事物的仿制品。

人们通过神秘学最先认识到，除了那些永远变动不居的事物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持久不变的、具有单一形态的、不可分的东西。

神秘学因此被想象为一个机构，它让那些参与者通过灵魂的净化而重新回忆起他们曾经直观到的‘真’、‘善’、‘美’等理念，并因此获得最高极乐。

崇高的哲学在于认识到那永恒者和不变者，所以神秘学的学说不是别的，正是那种最崇高的、最神圣的和最优秀的、从远古那里流传下来的哲学，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神秘学与神话的真实关系就好比哲学与诗的关系。这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虽然是诗人制定了神话，但制定神秘学却是哲学家的工作。”除此之外，谢林在同一部著作里也指出：“诸如‘命运’和‘神的死亡’之类观念也将不再晦涩，这些观念存在于一切神秘学里面，比如俄希里斯(Osiris)的受难和阿多尼斯(Adonis)的死。”

”

很显然，这些思想同样重复了谢林的那些观点：

(1)神秘学不但是对于永恒不变的存在的认识，而且让灵魂通过这些认识得到净化，获得最高极乐；

(2)神秘学不是别的，就是那最崇高、最神圣、最优秀、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哲学。

按照以上观点，可以说神秘学就是哲学的原初形态，而且由于最初的宗教也保存在神秘学里面，尚未遭到民间信仰的污染，所以也可以说神秘学是宗教的纯洁形态。确切地说，这里只有神秘学，而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和“宗教”还没有分化出来。然而这个分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在谢林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宗教率先走出那座“神庙”，与民间信仰中的“杂质”同流合污，并且将神秘学的内容公开化，使之成为一种人人可以触及的“外在的东西”(Exoterik)。

就此而言，宗教堕落了，“背离了自己的原初本性”，但哲学不愿跟着它一起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得不与那种堕落了的宗教划清界限，仍然保持为一种神圣纯洁的“隐秘学说”(Esoterik)。这里所说的“隐秘学说”和“神秘学”其实是一个同义词，因此哲学就成了神秘学(乃至真正的“纯洁宗教”)的直接继承者，继续保持为一种隐秘的、常人不可擅自触及的东西，就像谢林在《布鲁诺：或论事物的神性本原和自然本原》里面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是隐秘的，它不需要特意被保密，毋宁说它就其自身而言就是秘密的。”

假若哲学和宗教就此分家，分别处于“公开”和“隐秘”的层面各自发挥作用，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处，那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正如一个堕落了的人总是不甘承认自己的堕落，反而要想尽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堕落的合理性，为自己的堕落继续披上神圣的外衣，同样，宗教虽然“在自身内失去了一切向着真理的源泉的自由飞跃”，但它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反而要去打压守护着神庙的哲学，去抢夺那些曾经的“共同财富”(即那些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崇高学说)，据为己有，表明自己仍然是一种神圣而纯洁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令人无奈的历史事实，即宗教由于掌握了群众，也就掌握了最强大的武器，因此作为一种强大的、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外在势力”，它的巧取豪夺必然会取得成功。也就是说，如今的宗教同样也在教导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学说，甚至宣称惟有它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探讨这些对象，宣称哲学对于这些对象是无能为力的。在这场争夺“崇高学说”的斗争中，表面上看来，宗教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这个胜利并不是基于宗教本身的思想力量，而是依赖于各种外在势力(比如政权和无知民众的支持)，所以宗教以强盗式的行径霸占的那些崇高学说失去了自己的原生地的根基和土壤，成为无源之水，“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而且“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也就是说，宗教的神圣、纯洁和深刻只是徒具虚名而已，真实的情况是，那些崇高学说在宗教那里与各种迷信和谬误掺和在一起，已经变得枯萎或扭曲。另一方面，哲学自家的财富既然逐渐被宗教洗劫一空，不再掌握有崇高学说，那么它最终也被迫限定在了一些“对于理性毫无价值的东西”上面，成为一种浅薄无聊的“学问”。

可见，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虽然其责任在于宗教一方)，它意味着宗教和哲学的共同堕落：

“

(1)宗教首先由于沾染了民间信仰的杂质而堕落；堕落的宗教强占且独霸了那些“崇高学说”或“神圣学说”，但这些学说已经失去其意义并歪曲其本性；

(2)哲学随后由于宗教的掠夺而堕落；堕落的哲学浅薄且贫乏，仅仅研究一些对于理性毫无价值的东西。

”

在《哲学与宗教》的以上叙述里中，谢林并未把神秘学的演化以及哲学与宗教的分裂与具体史实联系在一起。但熟悉西方思想史的人不难看出，自从公元529年基督教假借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itian)之手强行取缔雅典学园，对哲学家采取处死和驱逐的措施以来，哲学家为了自保，不得不担当基督教神学的“婢女”。把自己的工作仅仅限定在逻辑思维的训练上面，要么对于各种概念术语进行繁琐无比的分析，要么为基督教的荒诞教义进行论证，比如“一个针尖上究竟能够站几个天使”、“圣母玛利亚之为‘处女’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

至于那些真正的“崇高学说”，比如关于“世界的本质和起源”、“上帝”、“上帝和世界及人的关系”、“人的伦理道德”等等，这些俨然都是基督教的专利，不容哲学插半点手。简言之，整个中世纪哲学就是“堕落的哲学”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哲学的堕落是被迫的，是那个先行堕落的宗教造成的。在这里，基督教虽然同样可以划归到“堕落的宗教”的范畴，但严格说来，鉴于基督教不过是各种宗教中的后起之秀，所以它不可能是“堕落的宗教”的开端，毋宁说宗教的堕落是一件远远更早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从谢林之前的那段论述已经可以看出，当“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形态出现时，宗教就已经堕落了，表现为一种掺杂了迷信和谬误的民间宗教，否则哲学也不会脱离宗教而独善其身；至于哲学的堕落是何时发生的，对此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参照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轨迹，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巅峰时期以降，哲学在和宗教的竞争中就节节败退，逐步走向堕落，即便是柏罗丁这般伟大的宛若“柏拉图再生”的哲学家也不能挽救哲学的命运。尤其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后，当诺斯替教派(Gnostizismus)、克莱芒(Clemens von Alexandria)、奥利金(Origenes)等人利用希腊哲学的思想来诠释基督教教理并对哲学家发起进攻时，这表明宗教窃占哲学掌管的“神圣财富”的行径已经初具成果。

当然，如果从纯粹的思想力量来看，哲学家未必会败给基督教神学家。这里的关键在于，宗教只是作为一股强大的“外部势力”才征服了哲学。基督教虽然不可能在义理和论辩上胜过哲学家，但它可以动用世俗力量强行取缔雅典学园，没收哲学家的财产和图书等一切物质资料，甚至处死和驱逐一切胆敢与基督教相对抗的哲学家。简言之，宗教愈是堕落，愈是沦为一种“外部势力”，它就愈是有能力对付哲学，而最终的结果是，哲学也堕落了，她放弃了她的最重要的专有的探讨对象，将它们拱手相让给基督教，而自己则沦为神学的婢女。哲学与宗教不再是分主内外，而是处于一种主奴关系之中。

作者：先刚，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暨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人大复印期刊：《外国哲学》2014 年 0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