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播出《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以八位文学宗师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为线索，展现其文化价值与精神能量。“唐宋八大家”所展现的革新精神、所创立的语言范式以及他们在文字中所流露的生命气象，为今天我们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独特的精神源泉。
为文有“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之见”
明代茅坤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提出“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情。明初，当时主宰文坛的是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他们的文章主要是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词气安闲，雍容华贵，缺乏一种刚健劲直的精神气。因此，到了明中，这种文风就先后引起了以李梦阳、何景明和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前后七子”的不满，他们倡言“学不的古，苦心无益”，主张“文必秦汉”，认为文章越古越好，作文应该像临摹字帖那样，去模拟秦汉时期古人的作品。可是，这种盲目的尊古、拟古，又走进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完全扼*了创作的自主性与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唐宋派”针锋相对，他们推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认为文章创作要有“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反对“前后七子”在创作上的因袭和模仿。茅坤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标榜“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正是明代文坛文学斗争的产物。
“唐宋八大家”的“真体精神”文化价值内涵在于他们丰富而卓越的创作实践中，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创了一种自由活泼、平易流畅，而又富于文学形象的散文语言。“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语言适用性极强，几乎可用于一切需要用文字来表达的领域。我们只要翻一翻清代姚鼐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就可知道，诸如论辩、序跋、奏议、碑志、颂赞、辞赋、哀祭等，都能从中找到“唐宋八大家”的典范文章。也就是说，这种古文的语言，它既适用于说理、叙事的应用文或学术论文，也适用于写人记游的文学散文。由于这种语言简洁、明朗、通俗而又自然、形象、生动，遂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争相效仿的对象，他们纷纷学习并运用这种语言去反映社会现实，宣传理论主张，抒发思想感情。
针砭“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之文坛流弊
“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什么可以成为反对模拟因袭、僵化呆板的形式主义文学的利器呢？这就要谈到与“唐宋八大家”密切相关的“唐宋古文运动”。在唐代中叶、北宋初中期，针对当时文坛上所出现的绮靡浮华的形式主义文风，分别都出现过一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历史上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之所以称作“古文”，是因为这两次运动中，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文章革新领导者和中心人物，他们都反对自六朝以来的“骈体文”，而主张恢复和发展先秦两汉时期散体文的优良传统。所以，这里所说的“古文”，就是以秦汉文章为典范，破骈为散，可以自由书写，比较接近于当时口语的、平顺自然的一种新型散体文。
作为“古文”对立面和革新对象的“骈体文”，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句法形式像两匹马并驾齐驱一样的文体。因为一般多为四字句和六字句，故又称“四六文”。这些字句格律形式上的要求，给人一种整齐匀称的美感，语言也富于音乐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文章的艺术表达效果。由于骈体文在形式上给人一种整饬庄重、典雅华美的感觉，非常适合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需要，所以，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朝廷制诰、馆阁文章，基本采用这种骈俪四六的形式，骈体文也就成了所谓的“庙堂文学”和“文章正宗”。
然而，骈体文有一个先天性的毛病，就是人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往往由于过分注重它的文字音律，而忽略了文章的思想内容。所以，后来用这种文体来写文章，发展到极致，必然是“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以至于“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堆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繁琐的格律要求，已经滞涩了文章的自由抒写；过多的用典，造成了文章的晦涩难懂；而对华丽词藻的追求，更造成了文风的纤巧柔靡与语言的脱离生活实际。这样的文章，当然不能准确地反映事实，更难以充分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所以，自骈体文大行其道之时，便有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反对骈体文的这种浮艳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时期那种不拘格律，不堆砌辞藻典故，单句散行，长短参差，可以自由抒写的真正的散体文，亦即“真体散文”。这便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在明代文坛提出的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
贯穿“修其辞，以明其道”的士大夫精神
“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都是“有为而作”，他们的“变”在于主张“文以明道”，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反对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如王安石就要求为文应“有补于世”（《上人书》），欧阳修也认为学者不应该“弃百事不关心”（《答吴充秀才书》）。而韩愈的主张与创作就更旗帜鲜明，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兼欲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之道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说明他的古文写作，不单是在文学的句读形式上变骈为散，与当时流行的骈文划清界限，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了学习古道。在《争臣论》中他说得更直接：“修其辞，以明其道”。而所谓“道”，就是儒家关心社会现实、修齐治平的士大夫精神。
韩愈之外，“八家”中的其他几个作家，虽然哲学与政治思想不尽相同，但他们皆关心社会、同情人民，文章不著半句空。如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分别是“永贞革新”、“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主要人物。三苏、曾巩也皆有志于经世济民，有意革新。特别是苏轼，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后来主政各地，更是关心民瘼，在救灾、治水、防疫、农耕等各方面都政绩卓著。后人认为“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清王鹏运《半塘遗稿》）。“唐宋八大家”的这种立足社会、关心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创作，无一不从先秦两汉优秀的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体现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
（作者为北京开放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