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方舟」“荣誉”背后一地鸡毛：骑士竞技与骑士衰亡史（上）（卡西米尔圣战）

文丨AshuraSJ@bigfun社区

在【玛莉娅 ·临光】限时活动中，玩家借由临光家小女儿及其周遭形形色色人士的不同视角，对卡西米尔骑士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时代的变迁导致原本作为国之栋梁的骑士阶层不断衰落，骑士鞍前马后的扈从反而借助对骑士财产的经营而成为了新的强有力统治阶级；“让每一位骑士通过竞技赢得荣誉，磨炼技艺”不过是粉饰太平的花言巧语，随着社会财产流向的变化，骑士的实际地位一落千丈，最后在经济发展的资本化浪潮中沦为徒有门面、实则为富商大贾提供余兴的竞技玩具。

站在这一角度，骑士竞技和骑士作为“同气连枝”的产物，二者相互影响，一方面导致骑士阶层的没落，另一方面也造成骑士竞技过度商业化的恶果——事实上，除了对卡西米尔骑士处境的展现，以“资本在竞技活动中的引入”为切口，本次活动的剧情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意识形态变迁中的内容。本文将尝试结合相关的真实历史，从“骑士阶层的发展及衰亡”的角度，对本次活动的剧情进行一定的发散阐述，并讨论“骑士概念在发展过程中的数次内涵变化”、“真实的骑士竞技与骑士的关系”、以及其对历史和社会带来的持久影响。

卡西米尔的基础设定大多以位于东欧地区的波兰为原型，但有关骑士的部分则是脱胎自西欧。研究欧洲历史时，西欧骑士阶层是一个永远无法绕过的话题。作为统治欧洲封建社会长达十个世纪的军事统治阶级的代表，“骑士”与体现其风貌的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事物一起，成为吸引人们回溯那段“黑暗时代”（Dark Age）的原因之一。俗话说“一个广泛存在的背后往往有种种因素长期持久的综合交互作用”，使得骑士成为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的代表和中坚力量的原因，正是欧洲历史上军事与政治的综合作用，以及欧洲在时代变迁下不得不面临的军政转型。在讨论这部分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骑士的起源有一个初步的认知，这就涉及到与之相似、但实际内涵表现却大相径庭的另一概念——“骑兵”。

Ⅰ.骑兵与骑士：近东-西亚及古罗马的传统溯源及第一次概念转变

需要明确的一点在于，“骑兵”（cavalry）和“骑士”（knight）并不能混为一谈——后者的诞生时间要晚于前者，严格来说，前者自诞生以来便是一个军事名词，而后者是先具备政治性质、在其基础上阐发出军事性的一个概念。军事史研究者认为，真正意义上成建制、并得到较大规模使用的正规“骑兵”（区别于零散的散兵游骑），诞生于公元前10世纪建立在两河流域的军事帝国——亚述（Assyria）。尚武的亚述人奉行军国主义，自建立国家以来便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扩张领土，对外扩张的需要反推其不断对军事作战方式进行变革，从而使得“骑兵”这一跨时代的兵种率先在亚述的军事科技树上被点出来；前745年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约前727，也称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改革又进一步以专门化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重骑兵、轻骑兵、弓骑兵三种形式，为亚述帝国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先决条件；

描绘亚述萨尔贡王朝国王亚述巴尼帕（Ashurbanipal，约前668-约前631）骑马猎狮的壁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亚述人以武立国，其留下的艺术创作大多反映军事题材

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帕拉萨三世是亚述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被视为亚述帝国的实际开创者。他上台后针对军队混乱局面进行改革，组建常备军并将军队分成战车兵、重骑兵、轻骑兵、攻城兵、工兵等专门兵种，提高亚述军队战斗力，为王国再次对外扩展奠定基础。在他的努力下，亚述成功发展为东起伊朗高原、西濒地中海、南及两河流域、北临乌拉尔图王国的大帝国

亚述帝国弓骑兵示意图。1为亚述弓骑兵，利用高机动性对敌人实行远程*扰、侵袭，标号2为装备盾牌和长矛的辅助者，主要为弓骑兵牵马以保持平衡

而“骑士”这个概念，则是在前6世纪的罗马王国才初次出现。一般认为，算上传说中的罗慕路斯（Romulus，？前771-？前716），从前753年到前510年的时间内共有7位王统治罗马，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罗马的“王政时代”（Regal period）。“王政时代”是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的交替时期，其前期的武装力量建立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确立了3000步兵和300骑兵的建制武装力量；到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前534）统治时，他根据罗马王国发展和扩张的需要而主导了一系列社会军事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全体公民进行财产普查，依据财富多寡划分为5个等级。根据等级财富的不同，每个等级组建不同数目的“森都利亚”（Centuria，即“百人队”），第一等级组建80个森都利亚，二、三、四级各出20个，第五级出30个；除此之外，第一等级最富有的一部分公民还组成18个骑兵森都利亚，这18个森都利亚、共1800人的骑兵，也被称作“骑士”（eques）——这便是西方文化中最早的“骑士”概念。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塞尔维乌斯改革标志着罗马国家的产生。恩格斯评价为“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

在诞生之初，“骑士”是一个带有较强军事性质的政治概念。骑士们首先是享有政治权力的高级贵族，其次是依托财富为罗马履行军事义务的军事人员；但是，在罗马共和国的后续发展中，“骑士”的定义发生了改变。第七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前496，也称“高傲者塔克文”）昏庸无道，打压第一等级贵族的势力，大兴土木、肆意扩张，最后于前510年被贵族和平民联手推翻，标志“王政时代”的终结和共和国的建立。经历长达4个世纪的不断扩张，到伟大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去世时，罗马共和国已经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将地中海纳为内海的庞大国家；

罗马共和国版图变化示意图

就是在共和国统治时期，“骑士”这个概念迎来了第一次具体内涵的变化。随着共和国的海外扩张和奴隶制的确立，海外贸易及连带的金融商业得到发展，一部分从事商贸往来、包税、业务承保和高利贷发放的大奴隶主积累了巨大财富（根据罗马传统和习惯法，作为最高级贵族的元老院成员是不允许经商的），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富有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俗称的“骑士阶层”。相较于垄断上层地位的元老和贵族，骑士阶层在政治上并没有实权，但他们可以担任军中职务，且其雄厚的资产使得他们成为共和国内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政治权力的缺失促使骑士阶层与元老贵族不断争权夺利，但与后者同属奴隶主统治阶级又让骑士们与元老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共和国末期“后苏拉时代”名声显赫的“前三头”之一——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前115-前53）。克拉苏出身于贵族家庭，其父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是元老院议员，同时也是罗马首富——按照“元老不能经商”的规定，这其实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但当时的骑士阶层势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导致许多眼红的元老也开始以各种名目攫取财富。克拉苏本人也依靠发放高利贷、成立消防队（当时的罗马房屋密集，极容易起火。克拉苏遂重金雇佣罗马军人组建了一支消防队，在房屋起火时诱使屋主以极低价格将受灾房屋买给自己，让消防队扑灭火灾、重新修缮房屋，之后以高价转手出租）等手段成为当时的罗马首富，为自己进入政坛奠定坚实的财富基础；

克拉苏。克拉苏与庞培、凯撒合称为“前三头”，相较于功勋卓著的另外二人，克拉苏以巧取豪夺积攒雄厚资产和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著称，但镇压起义的狼狈取胜并未为其带来更高的政治威望；年事已高和对凯撒、庞培战功的嫉妒，使其主动征伐帕提亚，最后因傲慢、轻蔑和愚蠢而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其头颅后来被割下来，并被帕提亚人在口腔中灌满了融化的黄金，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这里提及克拉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将在接下来的条目中再次出场。这位富甲一方的罗马首富将在一场具有极大战术意义的战役中迎来自己狼狈的终结，并以生命印证罗马军队战术上的短板和薄弱性。

Ⅱ.封建骑士的诞生：“后罗马时代”的战术转变与蛮族与蛮族

之前提到，塞尔维乌斯改革改组了军队建制，设置了18个骑兵百人队“森都利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代表塞尔维乌斯及后续的统治者十分倚重骑兵的力量；相反，促使塞尔维乌斯进行军事改革的反而是由伊特鲁里亚（一个位于今天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国家，希罗多德称其为“吕底亚”）传入的重装步兵方阵，骑兵仅仅起到为步兵方阵提供援助的作用——这一点从骑步兵的百人队数量差别就可以看出。军团制建立后，罗马军队更加倚重重装步兵军团（尤其前2世纪末的马略改革，更加强化了重装步兵在军团中的地位），虽然在布匿战争中一度出现过大西庇阿（“阿非利加征服者”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前236-前183）这种擅长骑兵战术的杰出将领，但骑兵一直被视为是参与军团综合作战的“特殊部队”、而非一支专门化的特殊“军种”；这些在战术方面颇有建树的将领一般也不被视为“骑兵将领”、而被认为是擅长综合调略的“军团将领”。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即大西庇阿。大西庇阿被视为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指挥官之一，以在扎马战役中击败著名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巴卡著称，他对非洲军事行动的成功为他赢得了“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即“阿非利加征服者”）的头衔

平心而论，军团制对将领的综合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多种部队配合作战也确实有着相当程度的威力；但这也导致罗马军团变成各项都差不多平均的“多边形战士”，在某些专精一门的部队，比如精锐骑兵部队面前，反而会显得力不从心——最好的例子就是发生在前53年的罗马-帕提亚战争。

这场战争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因此研究者通常用交战双方——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也就是我国古代所说的“安息帝国”）来称呼。帕提亚是中东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有着深远的骑射传统，而傲慢的罗马人很快将在他们手上尝到苦头：前53年5月爆发的卡莱战役（Battle of Carrhae）中，“前三头”之一的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前115-前53）统帅的7个罗马军团在帕提亚贵族苏雷纳（Surena，？-前53）不足2万骑兵的攻势下毫无还手之力。苏雷纳充分利用帕提亚的骆驼驮兽资源，在战场上准备了大量备用箭矢，他的弓骑兵与罗马军队保持射程距离，将龟缩的重步兵团团围住，并向他们放出潮水般的箭雨。罗马军队的复合木质盾牌无法抵御反曲弓的射击，许多持盾士兵的手被箭矢死死钉在盾牌上；而一旦罗马军团主动出击，帕提亚重骑兵就会阻挡其去路，迫使罗马人收缩阵线，之后重复箭雨的屠*。就这样，罗马军队在帕提亚骑兵的攻势下溃败如潮，最后连主帅克拉苏都死在了卡莱。

苏雷纳。苏雷纳是帕提亚青年贵族，在奥罗德斯二世与米特里达梯三世的内战中立下显赫战功，之后又发挥自己的军事天才在卡莱战役中击溃克拉苏的罗马军，却因功高震主遭奥罗德斯二世猜忌而被处死

卡莱战役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是欧洲古代军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苏雷纳和帕提亚人的胜利充分证明了骑兵在长途奔袭和围困等方面的优越性，同时也暴露出罗马自前6世纪塞尔维乌斯改革沿用至今的单一重装步兵战术的弊端。之后，放弃共和、拥抱帝制的罗马人从与东方各势力的交战中汲取教训，在自己的军队中也提升了骑兵等其他兵种的部署——兵种的增加意味着军团的扩编和征兵数目的增长，这就迫使罗马帝国开始更多地向罗马公民范围之外的治下群体进行征召；另一方面，自帝国建立以来就从未消失的军事政变如幽灵般盘桓于帝国的上空，又迫使掌权者——皇帝及意欲将其拖下王位的亲信或高级军事统帅——选择在帝国内势力不深的外族人担任自己的亲信，这就使得外族人在罗马军队内的比重不断提升。

这么做确实有其合理之处：军队内罗马出身者已趋近饱和，帝国境内的罗马公民越来越难以动员，而边防的需要又使军团数量只可增不可减，因此统治者自然会出于“物尽其用”的考量，将周边的被征服者收编或混编为新的军团。以日耳曼人为例：与罗马人纠缠已久的日耳曼人早在凯撒时代就被视为罗马的劲敌；但罗马人一直没有腾出精力、也没有能力将这个刺头邻居彻底消灭，公元前9年的条顿堡森林战役（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更是将奥古斯都部署于莱茵地区的战略布局彻底摧毁，罗马人不得不放弃继续扩张的计划，接受与日耳曼诸部落长期共存的局面，并力趋同化日耳曼贵族、将其内化为帝国的助力；

条顿堡森林战役示意图。这场发生于公元前9年9月9日的战役是奥古斯都屋大维统治生涯中最惨痛的失败，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瓦卢斯与3个军团（罗马帝国1/10的兵力）都葬身于该地，甚至之后这三个军团以“不祥”为由在帝国彻底被除名、再未得到组建；罗马帝国向东扩张的步伐得到了遏制，标志欧洲势力版图基本趋于稳定。此外，这场战役的善后处置也对后来的罗马帝国带来了隐秘而持久的恶劣影响：在那之后，莱茵前线的军团往往成为军事政变的源头，只因这里的军团是帝国抵御日耳曼人的最精锐力量，而力量的强大最终导致了秩序的混乱

就这样又过了几百年，时间来到公元4世纪。彼时罗马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而西罗马当时正深陷于战争泥沼之中。原因无他，仅仅是4世纪下半叶匈人向西迁徙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西罗马不得不再次正视来自日耳曼各部落的威胁——匈人向西推进，迫使日耳曼部落继续向西进入罗马境内寻求生路，而这种时有时无的入侵、突袭与迁徙，使得西罗马陷入政治军事上的“神经衰弱”；与此同时，帝国军队中比重越来越高的蛮族兵力（到公元400年左右，罗马军队中日耳曼人的比重已接近半数）也开始成为一个极度不稳定因素——蛮族军队虽然被编入罗马的军团，但一旦发生哗变，蛮族大都选择拥立自己部落的领袖而非支持罗马统帅；最后，不列颠诸岛的撒克逊人和日耳曼北岸的日耳曼部落也为当地的罗马驻军带来了压力，自哈德良皇帝时期建立的边防优势被打破，导致罗马军队不得不于410年全面撤出不列颠，标志着罗马北方防线的收缩和对英伦诸岛主权的彻底放弃。

“五贤帝”之一的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76-138）。哈德良是涅尔瓦-安东尼王朝（Nervan-Antonian dynasty）的第三位皇帝，以其丰富的个人爱好和相对缓和的扩张政策著称；他在位时停止了帝国对东方的扩张，同时在不列颠群岛北部修筑了贯穿东西的哈德良长城作为帝国的西北边界

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122年，哈德良视察不列颠阵线，下令修筑贯穿英格兰北部东西方向的防垒，以抵御苏格兰人的进攻。之后罗马人花了6年时间，建成长达117.48公里、高约4.6米、底宽3米、顶宽2.1米的壁垒，以哈德良皇帝的名字命名。这道防线和后来的安东尼长城、日耳曼长城都是罗马长城体系的一部分

于是，罗马终于咽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在漫长的掠夺、入侵和攻伐往来后，内外交困的西罗马于476年被蛮族骑兵灭亡（讽刺的是，造成西罗马灭亡的原因既有罗马一贯采取的“以蛮制蛮”军事移民政策，同时还有东罗马帝国的祸水东引）。文明的火种熄灭了，西欧进入长达数个世纪的“黑暗时代”；自希腊时代传承而来的军事传统被彻底埋葬在罗马的废墟中，罗马式“重装步兵骑兵辅助”战术被时代和现实联手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日耳曼人主导的对欧洲军事战术的解构和重建——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今人们熟知的封建骑士阶层逐渐崭露头角；而促使这一局面形成的，是另一支“蛮族”对“蛮族”日耳曼人的侵攻。

在入侵罗马的同时，东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建立起蛮族政权，在摧毁罗马后定居于高卢南部——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西哥特王国（Visigothic Kingdom）。西哥特王国开创日耳曼人建国的先例，之后，日耳曼人的各个分支纷纷建立政权，在欧洲形成数个林立的国家，法兰克王国、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都是这一时期的典例；

6世纪时期的欧洲局势示意图。图中较大色块代表当时和东罗马帝国（图右蓝色色块）共存的多个日耳曼人政权，其中领土面积较大的有西哥特（伊比利亚半岛玫红色区域）、法兰克（图西北灰色区域）、东哥特（图中绿色区域）、汪达尔（北非紫色区域）、勃艮第（法兰克和东哥特中间的蓝色区域）等

其中位于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是一个焦点。凶残的汪达尔人以对罗马秩序的破坏和亵渎而著称，但到了6世纪中期，国力衰退的汪达尔王国已无法阻止国内反抗势力的兴起，不得不屈服于东罗马帝国，最后于533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所征服；而引发汪达尔人统治危机的，就是后来与骑士的诞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柏柏尔人（Berber）——他们在欧洲还有另一个称呼，叫“摩尔人”。

8世纪初，柏柏尔人、北非阿拉伯人等被日耳曼人称作“摩尔人”的群体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发动了突袭。在摩尔人摧枯拉朽的攻势下，西哥特于714年覆灭；之后，摩尔人视线北移，意欲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继续扩张，却被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挡在了门外（详情请参考阵营设定浅析·伊比利亚（下））。挡下摩尔人铁蹄的，正是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688-741）、以及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下聚集的采邑骑兵——后者正是封建骑士阶层的一部分。

查理·马特

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后，将瓦解的罗马奴隶制和日耳曼氏族公社结合，初步建立起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并借助基督教的信仰影响加以维护政权的统一。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在此基础上还设立名为“采邑”（beneficium）的土地或金钱赏赐，作为对履行军事义务的臣属的恩赏；查理·马特担任宫相后，对采邑制进行改革，将旧有的“财地赏赐”改为“封地赏赐”，即将土地和其上的农民一同作为采邑分封给功劳者。作为交换，受封者必须履行骑兵义务，为王国提供军事服务；受封者可以终身独占土地，但不可世袭，因此受封者往往选择将采邑进一步分割，以赐给下一级的臣属、换取其对自己履行军事义务的保证。在这种制度下，为上一级封君履行骑兵军事义务的附庸，就逐渐形成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封建意义上的“骑士”。

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是法兰克重装骑兵的高光时刻。铁锤查理和他的采邑重装骑兵们令来势汹汹的摩尔人无功而返，使欧洲免于再次被蛮族所蹂躏

Ⅲ.基督教与骑士：宗教世俗化和信仰牟利

在骑士阶层形成的过程中，基督教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但严格来说，日耳曼人的基督教信仰也是罗马化的结果。最初作为“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而存在的基督教，在4世纪时成为帝国统治者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思想工具。漫长岁月中，罗马周边的蛮族吸收了罗马的政治军事制度，出现程度不一的罗马化趋势，同时也出现了信奉基督教的现象。活跃于莱茵河下游滨海地区的萨利克法兰克人就因皈依基督教而与罗马联合，后来在教会和罗马人的支持下建立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

英国约克大教堂附近的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 Magnus，275-337）雕像。313年，君士坦丁与当时分治帝国东部的李基尼乌斯（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323年，统一罗马的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集318位主教举办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必须遵守的教义，即“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标志原始基督教质变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工具

罗马金币上的狄奥多西一世。狄奥多西一世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临终前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继承；他在392年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国教，并以异教徒活动为由，于394年下令废除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随着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衰亡，基督教又成为欧洲封建时期的精神支柱和封建骑士阶层的行动指南——使得基督教会得以插手政治的，正是查理·马特之子丕平三世（即“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14-768）时期的“丕平献土”事件。丕平三世建立加洛林王朝得到了教皇的帮助，丕平遂率军击退威胁教皇的伦巴第人，并将罗马周边地区的土地献给教皇作为回报，为“教皇国”奠定了物质和政治基础——一般认为，“丕平献土”为教会势力的世俗化提供了突破口，在这之后的基督教会不再是单纯的思想传播者，而是与世俗统治者并无二致、甚至拥有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解释权的大封建主。

矮子丕平

而伴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教会和世俗统治者以册封、庇护、土地瓜分占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逐渐形成层层递进的封建剥削等级体制。在这个金字塔式的阶级体系中，位于塔尖的是掌握思想话语权的教皇及教会，包括封君和附庸在内的世俗统治者只能退居第二；排在他们之下的，是参与生产劳动、具有自由身份的各类职业者，包括且不限于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失去田地、生产工具和自由身份的佃农、奴隶，则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被剥削对象。在统治阶级的盘剥下，许多自由农也有极大的*风险，这就导致他们与依附性的佃农、奴隶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农奴阶级。这种以封建庄园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一经确立，便在漫长的时间里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成为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等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使封建等级制度以其为依托而固化。

西欧封建社会等级关系示意图。这张图将世俗统治阶级进一步细化，凌驾于金字塔上的是教会势力，位于塔尖的是君主，其次为贵族，再之后才是骑士和附庸

到了11世纪时期，西欧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广泛结成封君臣式的等级关系。与墨洛温王朝时期单纯的政治上下级关系不同，这时的封君封臣关系中还杂糅了大量与基督教信仰密切相关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封臣在向封君宣誓效忠时，需要脱帽下跪、解除武装，并手持《圣经》或其他基督教圣物进行宣誓；在履行对封君的“效忠”、“帮助”（服军役或缴纳军事费用）和“劝谏”（出席会议、协助处理案件等）时，必须以“主的旨意”作为重要前提，不可盲从于封君。相对的，封君在向封臣尽到“保护”（封臣受到进攻时必须以武力保护）和“维持”（提供条件使得封臣能承担军役，或是以各种形式进行赏赐）义务的同时，也必须强调这是建立在“基督的注视”基础上——这一点在君主向其名义上的上层、也就是“人间的基督”教皇宣誓时，显得格外明显。这一系列在道德上维系封臣制稳固的规章制度，就构成了所谓的“骑士制度”或“骑士精神”。诸如“忠诚”、“勇敢”、“严守誓言”、“绝不背叛”此类的高尚品格，虽然被诟病为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实现、在现实中的骑士身上未见得有所体现，但作为稳固统治的精神核心，封建统治阶级就必然会对此大加鼓吹，将其弘扬为一种统治阶级内部必须遵守的行事准则。

成书于1220年前后的习惯法汇编《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中的一幅插图。一般认为，这幅插图描绘了手持权杖的教士（图左）和头戴王冠、手持长剑的世俗封建主（图右）亲密而坐，是对当时教俗势力共为统治阶级的体现

俗话说“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单纯鼓吹骑士精神并不能为统治阶级带来实际利益；封建主们想要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而作为当时军事特权的掌握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外扩张，通过征服和殖民侵略来获取战争红利。但就和“读书人的事不能叫偷”一样，“文明”的基督信徒的劫掠自然不能叫“抢劫”，而是将基督的福音传播到异教徒中、以富庶异国的财富来荣耀基督的“圣战”；这股出自宗教狂热而发动的军事潮中，规模最大、跨越地域范围最广的，就是11-13世纪针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1071年，与拜占庭帝国敌对的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这一消息被回到西欧的部分基督徒添油加醋，成为了煽动组织军队讨伐异教徒的口舌之实。1095年的夏天，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1042-1099）在离开罗马前往法国的途中不断煽动东征之事，并于当年9月在法国克勒芒向数百位主教和修道院长发表了那份名留青史的演讲：“…主亲自勉励你们，基督的使者们，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之人，乃至所有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予以东方基督教徒援助，把凶恶的民族赶出我们的领土…”，大肆鼓吹“不要因为爱家庭而拒绝前往，因为你们应爱上帝胜于爱家庭；不要因为恋故乡而拒绝前往，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基督徒的祖国；不要因为有财产而拒绝前往，因为更大的财富在等待着你们”。这一主张与封建主们谋取财富的野心不谋而合，乌尔班二世鼓吹的“遍地流乳与蜜的东方土地”更是让他们垂涎不已，于是在次年，西欧各国的封建骑士组建了数万人的军队向东进发，是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教皇乌尔班二世

平心而论，十字军东征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并不单纯——一方面与参战者的身份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基督教的世俗化密不可分。对大多数参战者而言，他们参战的原因大多是听信教会宣传，希望通过这次冒险获得上帝的恩典，得以赎清自己在世上的罪行、实现死后飞升；但限于身份和阶级的不同，每个群体的参战者都打着自己的算盘：在封臣制下没能捞到多少封地和财富的骑士阶层等封建主希望在东方谋取财富和土地、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意图武力传教、商业者们则意欲在战争中攫取更多商业特权；站在另一个层面，宗教狂热使得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督教意识和“骑士精神”受到更多刺激而愈发强烈，又反向推动了十字军东征活动的展开。

从1096年到1291年的近2个世纪中，以骑士为代表的西欧封建主们一共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东征。前三次东征期间涌现出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即“圣路易”、“完美怪物”，1214-1270）、神罗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即“红胡子”，1122-1190）、英国国王理查一世（Richard I，即“狮心王”，1157-1199）等著名军事人物，姑且不论他们参与东征的动机是否单纯，但“驱逐异教徒、维护基督教权威”这一点多少都有所体现；到了1202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原本的初衷完全被扭曲，军队不行吊民伐罪之事，反而攻击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大加掠夺——这实际上撕下了天主教会鼓吹救赎的虚伪面纱，将十字军东征的侵略扩张本质暴露无遗；在海外侵略的过程中，骑士阶层作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获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从而在这一时期将声势扩大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