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物》的一篇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爆全网，被骂得最厉害的美团外卖当日大跌4个点。
无情的资本家、吸人血的外卖工业、冰冷的算法大数据……消费者将所有压榨外卖员的恶势力都骂了一遍，再将共情的眼泪、慷慨的陈词悉数投掷在骑手身上，唯独漏过了自己。
滔天的愤怒后，大家又照常拿起手机，在用餐时间点开那个黄色或者蓝色的小方块刷了起来。
因为那个有如庞大又邪恶的利维坦般的系统，不是我们一个小小消费者能解决的。
“支付宝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样的话语，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说出这句话时，赞扬的是我们过着最方便、最快捷的现代生活。这是一句全然自豪的话，甚至带有“我们国家的生活比你们更舒适”的洋洋得意。
而外卖软件算法的改进正是基于此概念。
国外的外卖配送费有多高，我们就有多便宜；国外的快递有多慢、多复杂，我们就有多快、多便利。当我们沾沾自喜地享受着这种高度发达的科技带来的服务时，却装作对那些暗中的剥削毫不知情。
2019年10月10日，无锡一辆货车超载导致高架桥侧翻结果造成三死两伤的事件也有类似的回响。网友愤怒地谴责那位酿成灾祸的司机，却忽略我们对便捷物流的依赖正是使货车超载成为常态的病因。
那些疲劳驾驶、超载驾驶、亡命驾驶的货车司机身后，托过不知多少次我们网购的快递。
构建起现代高度文明的，是每个消费者伪善的外衣。
快点、再骑快一点，多点、再装多一点，他们为了比同行拿到更多一点的钱，或者仅仅只是为了赶上同行的速度，不至于被淘汰，而不得不将人类劳动极限一次又一次地拉下底线。
于是在算法工程师眼里，骑手的速度整体提升了，又有两分钟可以减掉了。
这使得劳工与资本之间形成了难以突破的结构性困境。
近日突然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词语——“内卷化”形容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一个外卖骑手的速度提高，会促使其他骑手的速度提高，当所有骑手的速度都提高了，会促使雇主调整劳动定价机制。19世纪，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压榨剩余价值”的方法之一也是如此：通过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那么这个问题该从何求解？
再回到《人物》那篇文章，它从点到面到肌理地深刻剖析了整个事件，最后留给读者的感受就是——不知道该怪谁。
劳工、消费者、投资者、平台、技术……每一个参与者都是被困在这个系统中的一员，也是构筑这个强大系统的一环，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也都有难处。
引发舆论轰动的当晚，饿了么快速作出反应：立马推出新功能，用户可以点击“我愿意多等5分钟”按键，多给骑手5分钟配送时间。
不知该说是饿了么的公关蠢得不知道正确答案，还是他们太鸡贼。对于这种把锅丢给用户的做法，无疑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反对。“你别想制造消费者和外卖员之间的对立！”是说得最多的论调；更有甚者，提出“你怎么不愿意不少挣十块钱，八块给骑手，两块给用户”的滑稽之谈。就好像没人知道，饿了么早已处于亏损状态，而如此狼性的美团，最大的梦想也不过是每单挣够一块钱。
又有人提出：“建立工会”。
即使这个办法现下具有可行性，“让工人自发联合起来”也难以做到。因为美团与饿了么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众包骑手”，即“准入门槛低，一人、一车、一APP，注册通过后就可以上岗”。这种模式下，人员流动性大，也没有固定的劳务合同，公司就隐性地阻止了骑手之间形成联系，使得员工原子化，每个个体都是孤立的。而后果就是，工人与管理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谈判，罢工即意味着失业。
当平台与工人无解，我们是否终于可以反观自身？意识到自己作为用户，被美团、饿了么宠坏后而与其形成的共谋、共生关系？我们真的没有站在外卖员的对立面吗？
“端坐家中，点几个按键，便有人送上门来”的图方便的心态，正是形成算法并推动其被资本精细化、工具化的背后逻辑。
大多数用户所表示的“我愿意多等几分钟”，依然是在支持压榨骑手的外卖工业的前提下，所以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
而类似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早有体现。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提出“道德消费”，提倡消费者在超市购买符合公平贸易原则的咖啡、茶叶和巧克力等产品。然而这又会引发另一个悖论：中产阶级通过“道德消费”这一符号标榜自身的阶级，超出实际所需的符号化消费即使是“道德”的，也不过是消费主义的又一个注脚。
然而我们能抵制外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个产业最引以为豪的便是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
那它真的无解了吗？
站在数字时代及算法商业创造出来的新纪元开端，我突然想起那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单打独斗抵制消费社会的陈映真先生，王安忆曾怀念他，“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宛如一个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