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道教、景教

唐代壁画《金佛传》

那是1300多年前一个腊月的夜晚。那时，冬季的长安城，晚上通常很寒冷。这天晚上，大明宫内灯光通明，充足的炭火把大殿烘烤得暖洋洋的，以至于参加宴席的客人们脸上都微微有了汗珠。

宴席的主人是代宗皇帝，他端起酒杯，真诚地祝福席间的各位客人圣诞节快乐，并赐给他们御制名香和糕饼。

客人们自然感激涕零，下跪谢恩，山呼万岁。公元781年，这些客人的首席代表、长安景教寺院大秦寺僧首景净，在唐德宗敕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满怀感恩之心地写下：“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

这是中国史料中，最早的关于中国人过圣诞节的记录。而这一幕，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而所谓的“景教”，就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

景教是公元635年入唐的。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个从波斯远道而来的宗教十分好奇。他派丞相房玄龄到长安城外去迎接他们，还亲自听主教阿罗本讲道。之后，他表现出了对这个教派的欣赏。他允许阿罗本在皇家的藏书楼里翻译经典，还允许他进入内廷，与自己讨论教义。贞观十二年（638）七月，唐太宗亲自颁发了允许这种新来的宗教在大唐传播的诏书，诏书这样写道：“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

这16个字，体现了唐太宗对宗教的高超理解。

事实上，来到中国的“景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异端”——聂斯托里派。聂斯托里曾于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结合为一个本体的，认为应该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区分开来，基督的神性本体是依附在人性本体上的，圣母是“人母”而非“神母”。很快，聂斯托里被教廷宣判为“异端”，被剥夺了大主教职务，流放到了埃及。他的信徒们则被东罗马帝国迫害，进入波斯。在那里，他们成立了独立的教会，自东向南，将教义带到了印度和中国。

从此，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撰写的那样：“明明景教，归我大唐。”到了高宗年间，景教一度在中国发展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规模。

大概是由于客人来自波斯，在诏书中，唐太宗将阿罗本和他带来的教徒们称呼为“波斯僧”，他为阿罗本和“僧众”们建立的寺院，也被长安的居民们称呼为“波斯寺”。其实，无论是对于唐太宗，还是长安城的居民们来说，阿罗本和他的同伴，不是唯一的“波斯僧”。当年，长安城里，同样被称为“波斯僧”的，还有祆教徒和摩尼教徒。

祆教又称拜火教或火祆教，是中国古代对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士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呼。琐罗亚士德教最根本的理论基石是善恶二元论：世界存在着善与恶两大本原的对立，善本原代表着智慧、善良和创造，是光明和生命的体现；恶本原代表着愚昧、邪恶和破坏，是黑暗和死亡的体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是永恒的，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起源于“二”，最终又复归于“二”。公元4世纪初，祆教就已通过粟特商人的途径传入了中国，北周的统治者为了发展与西域诸国的关系，甚至制定了“拜胡天制”，由皇帝亲自参与祭拜活动。

唐高宗时代，摩尼教传入中国，武则天曾接见了第一批来华的摩尼教徒。摩尼教的中心思想是“二宗三际论”，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三际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初际、中际、后际。摩尼教认为光明与黑暗是世界的本原，光明王国光明、洁净、和善、快乐，是美好的所在，而黑暗王国则是邪恶的化身。

摩尼教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3世纪末年在本土被祆教打压，于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摩尼年轻时曾为基督教徒，因此，教义中有明显的基督教“末日说”影响：摩尼教认为，只要通过艰苦的“劳心救性”，人类的灵魂终将得救，回归光明王国。那些拒绝拯救的灵魂将连同地球及黑暗物质一起，在熊熊的世界末日大火中归于毁灭。

在古代宗教史研究领域中，景教、祆教、摩尼教被统称为唐代的“三夷教”。“三夷教”的寺院主要集中在长安城的西北部，靠近胡商聚集的国际商品交易市场“西市”，方便各族胡人祭祀礼拜。

“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每至岁末，西市的胡人祈福活动便成为长安城内的一景。胡人们在仪式上表演“破腹出肠”西域幻术，让大唐居民们又惊惧，又好奇。

在浙江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孙英刚教授看来，“三夷教”留下的正式宗教文献非常少，少到“写篇博士论文都不够”。但是，“这些信仰在中国都有教堂，说明当时中国人的信仰很开放”。

唐玄宗年间，青城山有个道士叫刘知古。唐玄宗好丹药，刘知古曾给唐玄宗上书《日月玄枢论》，确定了道家的“内丹思想”。但相比他的修为，更有趣的是他的家庭：刘知古本人入道，他的兄长学儒家经典，弟弟则奉佛，出家于武担山静乱寺，法号履彻。据当时的宰相张说的记载，刘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观的静思院将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共冶一炉，被张说评论为：“三圣同在此堂，焕乎有意哉！达观之一致也。”

刘知古“一家三教”，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可以有三种信仰，这是在信仰多元的唐代才会发生的事情。儒释道能共冶一炉，不能不提到唐武德七年那场著名的“儒释道辩难”。

公元624年2月的一个清晨，唐高祖李渊携秦王李世民，亲自出席了长安国学的“释奠”大典。释奠本来是国家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参加讲论的，不仅有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等大儒，还有来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普光寺沙门道岳，清虚观道士刘进喜、李仲卿。

由于唐高祖以老子后裔自居，以道教为本宗，故辩论中的席次以道士居首，儒家居中，沙门殿后。三门的代表人物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

“释奠”之前，唐高祖发布诏书，定下了“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原则与基调，为整个大唐奠定了兼容并包的文化主旋律。由于这样的讲论时常进行，三教中人不得不兼明三教，否则无从在论战中取胜。

“三教并弘，兼容并包’”是唐代的基本文化国策。”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说，“三教互补、会通合一的意义，就在于自此之后，三教在彼此呼应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中华传统文化。”开元二十三年（735）八月初五，是唐玄宗的生日。为了庆祝生日，这一天，唐玄宗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这次讲论中，玄宗明确提出了“会三归一”的主张，宰相张九龄将之解释为“万殊一贯，三教同归”。

这一年，唐玄宗完成了“遍注三教”：御制《道德经注》，颁行天下；御注佛教的《金刚经》。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唐玄宗曾御注《孝经》颁于天下，到了天宝二年（743）五月，他再一次御注《孝经》。

《孝经》《金刚经》《道德经》是儒、释、道三教根本性的经典。唐玄宗遍注三教，表明了他对宗教的态度：尊儒、崇道、不抑佛。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国策下，唐代成为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长安成为了当时事实上的世界佛教中心，进而成为整个世界的“信仰之都”。

“那时，世界舞台的中心就在大唐，所有有抱负的人都要到大唐才能发挥他的才能，博取他的名声。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人、商旅，穿越沙漠和海峡，络绎不绝地到中国来学习，学习完之后把这些最先进的理念传入日本，传入朝鲜，传入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地方，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孙英刚这样说。

高昌景教教堂壁画

显庆元年（656）十月，皇后武则天即将临产，产前，她自觉身体不安，心里十分忐忑。信仰佛教的武则天，请大师玄奘入宫祈福。玄奘答应了，他提出，如果皇后生下男孩，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剃度出家。唐高宗许可了这个提议，十一月初五，皇子李显诞生。十二月初五，李显满月，玄奘亲自为之剃度，高宗给这个男婴赐号“佛光王”。

李显就是后来的唐中宗，一直到8世纪初，玄奘去世半个世纪后，中宗还会到大慈恩寺追念他。

李唐皇室推崇道教，唐高祖、唐太宗均主张“道先佛后”。然而，如果说道家更多参与了庙堂之上的国家礼仪，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的佛教，在唐代则完全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

“到唐代的时候，中国佛教应该说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印度佛教的主要经典向中国输入基本完成。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人对外来佛教文化的理解，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到唐代的时候，理论体系的组建，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顶峰。第三个方面，佛教的八大宗派：除了天台宗创立于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李利安这样评价佛教在唐代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在唐朝已经彻底完成了。”

“玄奘取经归国之后，世界佛教文化版图的中心已经实现了从印度向中国内地的转移。”李利安说，“在唐代，佛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民众的普遍信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长安城是一座渗透了佛教性格的城市。”孙英刚认为，和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相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长安是一座“佛光照耀下的城市”。长安有近200所寺院，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很高。

寺院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会的公共空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城市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私人空间；一部分是官方机构，官府。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佛教进来之后，按佛教的定义，众生平等，所以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进到这个空间去，所以就有了公共空间，改变了城市结构，也改变了城市的生活面貌。”孙英刚说。

寺院林立的长安，仅佛教宗派就多达10个。唐高宗时期，印度高僧阿地瞿多到慧日寺的浮图院建立“陀罗尼普集会坛”，很多皇室成员、王公贵族都前往参加。这表明，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密教”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基础。武则天本人，也曾为十一面观音造像、供奉。

《中国密教史》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教授认为，唐代中期是汉传密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根据黄心川先生在《中国密教史》中所指出的，汉地密教传播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杂密经咒传播时期；纯密或有组织的经典传播时期；印度坦多罗密教或晚期密教输入时期。

唐代开元年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后，直接翻译、弘传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中心的印度金刚乘体系的密教，这些密教称之为纯密。

作为金刚智的弟子，不空曾翻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积极地宣扬、发挥密法的护国功能。唐玄宗在天宝五年（746），不空为唐玄宗祈雨成功，得赐紫衣；“安史之乱”中，安禄山攻入长安后，不空留在长安，和出逃的唐肃宗保持秘密联络，同时为唐肃宗积极修法，祈请肃宗还都。肃宗还都后，不空备受皇室礼遇。

吕建福认为，由于一方面适应了唐帝国中兴君主玄宗等人复兴皇室权力的需要，另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正在融合的趋势，汉传密教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一个以修持密法为主的中国佛教新宗派：唐密。

842～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发起了大规模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之后，唐密渐衰，反而由日本僧人空海在日本发扬光大，成为今日的“东密”。而一度在大唐得以弘传的景教、祆教、摩尼教等诸多“波斯胡教”，也在这场法难中一并凋零了。

从目前已知的史料来看，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但也和“佛道之争”脱不开关系。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道士赵归真利用武宗向道，曾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

事实上，唐文宗时，寺院的经济势力已经成为让皇室头疼的事。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则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到了会昌五年（845），共废寺4600余所，僧尼还俗26万多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税收进入“安史之乱”后国家最盛时期。

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

在吕建福看来，“会昌灭佛”代表了封建帝王对宗教的态度边界：“‘三教合一’虽然是唐代的‘基本国策’，但事实上，各方之间形成的默契是，各家各派各有分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是儒家思想。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只能在你的宗教领域里发挥你的作用，不能干预政治。一旦‘越界’，就要加以限制甚至禁毁。”

在孙英刚看来，“会昌灭佛”标志着唐帝国从开放进取的世界主义转向了保守的古典主义。中国主动掉头，回到了纯粹的古典时代。

“‘会昌灭佛’是中国自己放弃了对世界佛教的领导权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这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是日本的文化自主性加强；另外一方面，在西边的话，伊斯兰教大举进入中亚，中亚的佛教国家得不到大唐的支持，很快逐渐衰落了。伊斯兰教一直东进到中国的陕西、宁夏、甘肃。而‘会昌灭佛’之后，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和思想氛围都发生了变化，弥漫着一种排外的保守主义思想情绪。”孙英刚这样评价。

“会昌灭佛”的另外一个后果，是直接导致我国在唐以前的木构古建筑荡然无存，只有南禅寺大殿（782年）逃过一劫。佛光寺（857年）等建于“会昌灭佛”之后，而同一时期的日本，该时期的木构建筑大约有十几处左右，如法隆寺（670年）、唐招提寺（760年）、正仓院。在梁思成发现佛光寺之前，日本人曾宣称中国没有唐代及其以前的木构古建筑，必须到奈良去看。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的黄金年代，唐代文明是世界主义的文明，它是一种包容、开放、多元主义，胸怀非常宽广的一个文化。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世界性帝国。”孙英刚这样说。

在孙英刚眼中，唐代的宗教多元政策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无论什么样的外来宗教，在唐代都可以和平共处，从未发生任何宗教战争，这在西方宗教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