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0月1日,中秋国庆撞到了一起。这是十九年才有一次家国同庆,就在当天,《我和我的家乡》上映了。
《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去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模式,由多位导演各自拍摄短片单元,再组合成长片的形式。但与《我和我的祖国》厚重的家国基调相比,《我和我的家乡》则聚焦“扶贫”这一主题,氛围更加轻松欢乐。
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张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影片的诞生殊为不易。其从有创意到上映,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期间经历了疫情。这也是为数不多在特殊时期中完成创作、筹备、拍摄、营销、发行等一整个全链条工作的影片。
尽管困难重重,但如今,上映不到一周,票房就已经轻松超过14亿,日排片超过38%。各项数据都名列同档期第一。从各个角度来看,都称得上成功。
解题
将时钟拨回到一年前,北京文化接到了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倡议: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能不能通过一部电影,表达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怎么解这个题?”张苗想。
团队对此讨论了很久。最终沟通的结果,是以当代的城乡巨变为基础,主要着眼于东南西北中五块地域的“变化”二字。对电影来说,有变化,自然就能产生戏剧冲突。
确定了以“变化”作为主题后,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影片的类型。“电影一定需要类型准确。”张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终大家的意见不约而同都指向喜剧。“喜剧是老百姓喜欢的一种形式,就这么定下来了。”
再加上五个单元的导演普遍都缺乏的农村生活的经验,因此在创作和构思之前,必须先完成采风和素材积累的工作。
作为总导演,也是第一个单元拍摄者的宁浩选择了自家亲戚的故事作为《北京好人》的创作支点。几年前,他老家一名长辈亲戚得了甲状腺瘤,借住在家。这名长辈没有多少收入来源,想到要做手术,担心自己无法承担费用,表现得分外焦虑。
宁浩见状,就安慰道:别着急,我们帮您想办法。所谓想办法无非就是帮着借钱筹钱。但他却发现,这种提议一经发出,长辈的态度就变了:老想着在家里干点活来补偿,说话也变得客客气气,原本的长幼尊卑一下颠倒了过来,搞得双方都觉得别扭。
缓解这一尴尬的,正是社会医疗保险。直到后来,亲戚发现医保能报,并且比例还不低,双方才终于感到如释重负,回到了正常交流的状态中。
宁浩对此深感触动,在他看来,中国人是一个整体,医疗制度的保障,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乡村,也影响到了城市。不仅保障了人的生理健康,还保障了人的尊严,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正常。
“一个人生病时,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到处借钱的过程中,会失去很多东西。这种保障会让人在各个层面有安全感。”宁浩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
宁浩不觉得自己拍摄的是喜剧,也从没有故意搞笑的意图。“我一直都觉得我在写一个人物真实的状态。追求某种真实感,能触发人的会心一笑。”
他拿影片中的一幕画面举例:《北京好人》一节中,主角二人在大厅等候叫号,这时对面来了两名警察。见到警察后,吊儿郎当的主角不自觉把跷起的二郎腿放了下来。“这不是喜剧,这是真实、正常的反应,只是比较喜感。现实中每天的确也有很多喜感的事在发生。”
除了宁浩,各个单元的导演在经过采风后,也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有了表达的冲动。徐峥走访杭州乡村,“感觉到了丹麦”;邓超去了西北,发现传说中的黄土高坡找不到了,“全部变成了绿洲”。
在跟随团队取景的过程中,宁浩回忆起自己2013年年底拍摄《心花路放》的情景。当时,他带着剧组一头钻进十万大山,结果开了三天车都没能转出来。“路太难走了。”而现在再回去。那里全部联通,成了“桥都”。
“生活中的点点变化,你平时感触不深。就算知道,也没有仔细探究过,接到这个项目邀约后,所有的导演都开始扭头去看这些变化,给人触动还挺大的。”宁浩总结道。
困难
作为总导演,宁浩的职责主要在参与前期的策划工作,讨论影片基调,修缮剧本等。考虑到参与项目的导演都是非常成熟的电影工作者,他本以为到了拍摄阶段,自己就能轻松不少。只需要等到拍摄素材全部汇总后的剪辑阶段,再做一些沟通工作即可。
但没想到,拍摄过程中,遇到了疫情的反复。
《北京好人》是6月10日正式开机的。开机两天后,北京新发地疫情暴发。看到相关新闻后,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拿不准是应该继续,还是应该停机。但最终,宁浩和葛优还是按时出现在了拍摄现场,大家才终于定了心。
不过,《北京好人》中的医院内景是肯定拍不成了。医院疫情防控级别高,进去拍摄绝无可能。于是宁浩只好决定临时搭建起来一个医院内景。“原定的景都只好在棚里弄,美术组压力非常大。”宁浩说。
内景取不了,想着至少能在医院门口取个外景,但发现这一点也办不到。“剧组那么多人,不能上医院门口晃悠。”别无他法,宁浩只好让美术组在玻璃上贴了个字条,上书“北方和携医院”,就充作医院了。
受到疫情影响,剧中一些角色也需要临时更换。有演员滞留外地,无法回京。宁浩拍电影历来注重每个演员的功能性,不愿随便换个人重念一遍台词,因此又需要回过头来对剧本进行修改。
因为进入剧组需要核酸检测证明,群众演员也不好找。宁浩只好拼命打电话刷脸,才凑齐群戏所需的人员数量。剧组加班加点,磕磕绊绊,终于按时完成了拍摄任务。
其他各组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徐峥跑到南方,结果碰到了洪水。按以往的处理方式,剧组碰到天气问题,要么先搁置不拍,要么更换拍摄地点。但《我和我的家乡》时间紧,任务重,各个单元也严格按照地点划分,不能轻易更改。于是,团队只好调整剧本,将大量日戏改成雨戏。
所幸,这些困难一个个都被克服了。
上映前,对于影片能取得怎样的结果,团队有些忐忑。主题上,这部影片可谓前所未见——张苗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中国商业电影发展二十来年,至少在票房表现上,中国电影市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特别成功的着眼乡村生活的商业片。
形式上,也与一般商业片规律不符。《我和我的家乡》采用的是五个单元分段的形式。对此,张苗坦承,纵观电影史,这种由多个故事组成的“集锦作品”,票房上罕见佳绩。尽管去年《我和我的祖国》交了31.70亿票房的答卷,但这种成功能否复制,仍然有待观望。
此外,今年市场大盘表现也不佳。影片映前,即国庆节前两日,票房总量加起来只有去年的一半。种种不利因素,都给影片的成功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给《我和我的家乡》保驾护航,“我们用上了所有能触及到的发行、推广资源。”张苗说。
形散神不散
所幸,票房表现没有让众人失望,假期第三天一大早,《我和我的家乡》单日票房便逆袭了当日排片第一的《姜子牙》。
在张苗看来,中国人具备阅读散文的美学基础。虽然影片故事分为五个单元,但只要影片做到“形散神不散”,提供一个整体的观影感受,让观众感受到一条完整的情感弧光,电影就依然能够成功。而《我和我的家乡》做到了这一点,五个故事看似分割,但具备情感的连续逻辑。
“从宁浩冷静的开始,到陈思诚的热烈展开,再到徐峥第一次巨大的情感力量,再到邓超、俞白眉的延续,再由闫非、彭大魔收尾,把温暖的感动逐渐做到极致。”张苗说。
宁浩则认为,中国历来有“散点透视”的美学绘画基础,明清小说也多以章回体为主。到了当代,中国观众也一直保留全家一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习惯。因此对于这种“集锦电影”,民众接受度相对国外一直较高。
但他也坦承,倘若电影采取这种单元形式,想要成功,就必须要搭配相应的资源。在人员安排、演员阵容,乃至后期宣发上,都必须是优中选优,采取顶级配置。
“电影是个有一百多年历史成熟的工业格式,诞生之初,谁也没有规定它的形式,不管现在认同的三幕式,还是别的结构,但都是100多分钟的平面之旅。在新的市场和媒体环境的下,面对不同的短格式冲击的情况下,电影也要做出改变的尝试,让这个百年历史的艺术在新的时代中有它更多的方向。这次《我和我的家乡》应该算是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张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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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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