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纫兰比丈夫李大钊大了六岁，频繁的生育也加速了她的衰老，所以，搬到北京前苏联大使馆避难这年，她虽刚刚40岁，看起来却像比丈夫老了十多岁。
也因此，很多初次来李大钊家做客的友人总误以为：赵纫兰是李大钊家的老妈子。每每这时候，李大钊总会大方地把妻子拉过来郑重地介绍道：“这是我的夫人”。
赵纫兰和李大钊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幼年时，他们便是邻居、玩伴。李大钊十岁那年，赵纫兰便与他结成了姻缘。
这段姻缘，转眼便已经持续二三十年了。几十年里，他们二人几乎从没红过脸。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矛盾，只是，他们的矛盾从来只集中在革命问题上而已。
赵纫兰在意识到丈夫所从事革命工作的危险性后，曾委婉劝说丈夫注意安全。几年前，他们的小女儿李钟华夭折后不久，李大钊恰好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此时，已经极度害怕失去至亲的赵纫兰“对丈夫的担忧”到达了极致。
丈夫脱险后，赵纫兰特地托人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信里，她用近乎哀求的口吻求他说：“你可以请同学白坚武出面，取消对你的通缉令，提心吊胆的日子真的太难过了。”
李大钊当然不会同意妻子的请求，他属牛，从小就是认准了不回头的性格。既然选择革命，他又怎会肯轻易妥协呢？
回信中，李大钊详细讲了自己不能这样做的道理，他还告诉妻子，“自己连死都不怕，又何以会畏惧‘被通缉’呢”！他还在信里捎来了一首哀悼爱女钟华的长诗。
收到信后，赵纫兰差点哭了出来，这封信让她对丈夫的了解又深了一层，自然，它也加深了她对丈夫的担忧。
这次通信后不久，便有了文开头所说的“搬到北京前苏联大使馆避难”的种种。当时他们之所以住进前苏联大使馆，正是为了躲避前文提到的“北洋政府的通缉”。
1926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进京，他进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开*戒。在他的迅速动作下，《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等都被处决。
因为风声越来越紧，不少革命同志纷纷撤离北京，当时他们离京后的去向通常是南下广州或者北上去苏联深造。
此时，作为共产党早期*的李大钊也早已处于一级戒备中。李大钊的身边朋友也已经感觉到他此时的危险，有人猜测：张作霖的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他。
因为当时负责领导北方革命工作的李大钊，领导群众进行了很多爱国斗争，他早已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可即便知道危险已经临近，李大钊依旧不肯离开，他只在自己成为头号通缉目标后，被迫转入了地下，即藏到前苏联大使馆秘密领导革命活动。
苏联大使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地方享有治外法权，张作霖等军阀想在这里抓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根据李大钊的了解，这个地方是不允许中国武装入内的。所以，李大钊认为：即便他的行踪被发现，他暂时也是安全的。
为了让妻子放心，搬进这个住所时，他反复和妻子强调：“这里是安全的，他们（军阀）不知道我在这儿，即便知道，也不敢来这里拿人！”赵纫兰听了才略微放下心来。
在苏联大使馆附近住下后，李大钊一直通过各种关系和北方各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指导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
早已成为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贤内助的赵纫兰，十分清楚眼下形势的严峻，所以，邵飘萍、林白水等相继被*后，她一直揪着心。
一次与丈夫聊天时，她终于忍不住试探性地劝丈夫离京，李大钊听了后却说：
“我不是常对你说嘛，我是不能离开北京的！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来承担?”
赵纫兰听完丈夫的话后只呆呆地坐着，作为妻子，她当然懂他，可她毕竟是女人，她太担心他的安全了。
赵纫兰与李大钊
而通过丈夫的这席话，赵纫兰也终于懂了：对丈夫而言，在形势最严峻、最危险的时候离开北京，是逃避的行为。与此同时，眼下北京的工作，只有他可以做。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让他不得不坚持留在北京。
从这以后，赵纫兰便再也没有劝说丈夫离京了，但她对丈夫安全的担心，却与日俱增。
一日，赵纫兰正在床上缝衣服时，丈夫有些疲倦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他把一样东西放到了她对面的桌子上。赵纫兰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当即便惊呆了：她看到桌上摆了一把手枪。
看到枪后，她立即从床上起来走到了桌子前，她发现这把手枪很特别：它看起来像一个盒子，若不是枪口非常明显，她几乎都不确定这就是一把枪。
望着这把枪的赵纫兰并不敢伸手去摸，她只盯着枪问丈夫道：“从哪儿弄来的？”
李大钊转过身，他看着妻子的一脸诧异嘿嘿笑着道：“托人买的，我们正在练习打枪，以后可以对付那些坏东西！”
赵纫兰听完后吓了一跳，她心道：“都已经这样危险了吗？要自己时刻带着枪走了？”想到这儿，赵纫兰忙关切地问丈夫道：“这玩意好学吗？”李大钊听完看了看妻子很认真地道：“好学！”赵纫兰听了却依旧看了看枪，她怀疑这东西对丈夫来说有些不好学，毕竟，丈夫是从文的，可枪杆子却从来是武人的物件。
知道丈夫有枪的那晚，赵纫兰很晚才睡着。她自己也奇怪，丈夫有枪了是好事，为何自己反而更加担心他的安全了呢！
之后，为了应付可能的危险，李大钊开始频繁练习射击，他当时的练习场地，就是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空地。而经常陪他练习的，则是他的学生、革命同志范鸿劼。
正是在与范鸿劼练习射击时，两人竟确定了一件事情：院中扫地的人，实际是个坐探。这些，赵纫兰当然并不知情。
也因为不知情，她差点上了坐探的当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日，李大钊和赵纫兰在家里正说话时，这个坐探竟然径直往他的住所走。坐探刚踏进他们的住所外面，敏感的赵纫兰急忙迎上去拦住了这个不速之客道：“你是……”
坐探一边打量着外屋，一边故作亲热地说：“我是大使馆做饭的，我留心了，李先生好多天都没有吃上肉了，给苏联同志一说，他们就派我给您家送点肉来。”说着，他便把手里的猪肉给赵纫兰看了看。
赵纫兰毕竟不知道这人的真实身份，因为住进大使馆后买副食品困难，她感觉丈夫已经因为吃不到肉明显瘦了。于是，她高兴地说：“谢谢您啦！要多少钱！”
“不要钱，不要钱……”坐探说完后，便一边放猪肉一边探头看内室的情况。坐探的一举一动都被李大钊看在了眼里，确定他是在查看他家内室情况后，他立即从里屋走出厉声道：
“把肉带走，我们不缺少你的肉吃！”
坐探听到这儿，立马意识到李大钊话里有话，他明白：李大钊已经识破了他的身份，此时的他脸上写满了慌张。赵纫兰不知内情，于是有点不悦地对丈夫道：“星华她爹，人家好心好意给我们送肉呢！”
李大钊听到这儿额头上的青筋都凸起了，他在强忍自己的怒火，毕竟，这个探子已经把他好几个同志送进监狱了。
李大钊素来敬重妻子，所以，他当时一直忍着没发火。送肉的探子见状也借机道：“对!对.……李先生不要误会，我可是一片好心啊！”说完后，探子转身狼狈地逃走了。
探子走后，李大钊看着他的背影愤怒地大吼道：“好心？让狼叼去了！……”
赵纫兰看到丈夫如此愤怒当即便惊呆了，与他结婚二十多年来，她还头一次见他生这么大的气且呵斥她。以她对丈夫的了解，若不是天大的事，他定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反应。赵纫兰又担心又惊愕地问道：“你，你这是怎么了……”
坐探走远后，李大钊才对妻子说了实话：“这个人不是来苏联使馆做饭的，他是张作霖派进来的坐探。”听到这儿，赵纫兰惊得“啊”了一声，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半晌后，她才问道：“这是真的？”
“真的！世根同志被捕，就是他告的密！”李大钊认真看向妻子道，此时一直在屋里查看动静的李大钊大女儿李星华也跑了出来，她气鼓鼓地拿起探子送来的猪肉走到门口，然后用力往院中一扔道：“拿去喂狼吧！”
赵纫兰此时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见妻子被吓坏了，李大钊忙走过来挽着她的手缓慢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待妻子坐在床上恢复了平静后，他才用低沉的声音对她道：“去拿洋火（火柴）来！”
赵纫兰默默把洋火取来递给了丈夫，然后，她便只呆立一旁看着丈夫拉开抽屉，并细心整理文件。丈夫把文件抱到火炉边她才意识到：他是要把这些机密文件销毁。
赵纫兰看着忽大忽小的火苗，心里扑腾腾地跳得厉害，她心里暗暗道：“这大使馆已经不安全了。”想到这儿，她默默看了一眼正在烧文件的丈夫。半晌后，她终于忍不住担心地问：
“他们真的会冲进苏联大使馆抓人、抄东西啊！”
此时，李大钊已经把该处理的文件都处理完了。为了安慰妻子，那天他说出了一句宽慰她的话，他说：“一般不会的。”
赵纫兰听到丈夫这话后，才略微松了一口气。可李大钊却在自己的话音落后，觉得还是应该告诉妻子实情，他此时已经确定：他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但只要还没到那一天，他便得坚守住，对，他不能逃，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领导者必须有的态度。
李大钊心想着：“革命总归要有牺牲，其他同志可以牺牲，我为什么不可以！”
但在妻子面前，他不能提“牺牲”这个词，妻子本来就对他的革命事业忧心不已，若此时自己再提“牺牲”，那她怕是会经常睡不着了。
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妻子必须有所准备，这样才能以防万一。于是，他想了想后补充到：
“他们一般不会到大使馆抓人，但咱们乐亭家乡有句俗话，叫‘狗急跳墙’，凡事还是要提防万一。”
赵纫兰听到这儿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定了定神后，她自言自语道：“咳！可别来跳墙的狗哇……”
左一为赵纫兰
赵纫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在不久之后发生了：狗真的要跳墙了。
张作霖在收到密探的消息后，决定想方设法对李大钊下手。可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要怎样才能进大使馆抓人呢？答案是：找对中国革命党和苏联有敌意的各国公使帮忙。
1927年4月4日，已经掌握李大钊动向的张作霖派人秘访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他对抓捕李大钊事宜点头后，各国公使也点头同意抓人了。之后，工部局通知了各巡捕房：
“有中国军警入界，不得阻拦！”
有了洋人开具的“通关文牒”，张作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下手了。
4月5日晚，赵纫兰刚刚躺下不久，李大钊的学生范鸿劼就闯进了他们家。一进门他便一脸慌张地将李大钊拉到了一边。赵纫兰意识到：定是出事了。可是李大钊因为不想让妻子担心，在察觉到事态严重后，他赶忙和范鸿劼悄悄躲到了一边说话。
赵纫兰知道，丈夫是不肯她听到相关，她便只好继续躺下了。
那晚，范鸿劼对李大钊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必须离开北京躲一躲了！”范鸿劼如此着急地来通知李大钊逃走，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杨度派长子传来的消息：“窃恐守常（李大钊）危矣……”
李大钊听到这话后，第一时间想到的竟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眼下手头自己正在做的革命部署，他知道：这个节骨眼上，自己不能离开。于是，他抱着侥幸问：“你认为这消息有多大的可靠性？”
范鸿劼听到这儿也直说“拿不准”，李大钊见状便站起身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半晌后，他终于开口了：“我们只能把立足点放在‘信’上，才能免遭不测。”
此时的范鸿劼算是听明白了，他的老师李大钊是觉得：一旦消息不准确，只是张作霖放出的烟雾弹，可自己却离京了，那手头的革命事宜定会因他离开而办不成，那样一来，革命工作岂不是损失惨重！
另一方面，李大钊还觉得，若真是张作霖使诈，那他们因此离开有保护屏障的大使馆，不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了？
商议半天后，李大钊决定：“先连夜将一批革命同志转移出使馆，以听听风声。”
当晚，范鸿劼便迅速执行了转移任务，转移途中一切安全。于是，范鸿劼忙在转移完同志后，重回大使馆要求李大钊也立即转移，他紧张地道：“你必须在天亮之前迅速撤离大使馆。”
李大钊听了后却摇头道：“中国有句俗话，叫老将催后阵，作为共产党人，我一直信奉‘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我这个老将啊，要你们都安全了，最后才撤离！”
范鸿劼听到这儿急得直跳脚，他大声道：“可你，你不是一般的老将啊！”李大钊听到这儿，终于说出了他不肯撤离的真正原因，他叹道：
“北方正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我不忍心舍下同志们离去；同时，我还担心因为我的离去，北方的党组织将会蒙受损失……”
到此时，范鸿劼才算明白：无论他怎么说，他也不会肯撤离的。即便撤离，他也一定会是最后一个。见无法说服他，范鸿劼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就在范鸿劼劝李大钊撤离的当晚，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就组建了抓捕李大钊的行动队，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他们为了防止革命党人焚烧文件，甚至还特意安排了消防队。
当晚，赵纫兰很晚才睡着，她隐隐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让她意外的是，第二天一切如常。
当天，即四月六日正是清明节，天气极好。所以一起床，李星华便和妹妹嚷嚷着要出去玩儿。因为天气已经暖和了，她们还特地换上了新夹衣。
女儿们换上新衣走到赵纫兰面前后，她的心情也瞬间好了起来，她想：“昨晚或许没发生什么，是自己想多了呢！”这样自我安慰了以后，她脸上的神情也变得欢快起来，她温柔地对孩子们说：“谁想跟我去兵营散散步？”星华的妹妹听到这儿，立马激动地鼓起掌来了。
当天，还没吃早餐的母女两人兴致勃勃地前往兵营散步了。目送她们走远后，李大钊便回到里间屋伏案写字了。而没有同去散步的李星华则窝在长木椅上看报。
当日八点，李星华一段新闻都还未及看完，便听到了一声“啪”的尖锐枪响，紧接着，她便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纷乱喊叫，接着，许多人从矮墙跳入了他们的院子里。
正在兵营散步的赵纫兰也听到了枪声，那一刻，她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她的本能反应竟不是逃跑，而是拉着女儿飞快朝家里走去。
赵纫兰赶回家里时，她心爱的丈夫李大钊已经被敌人带走了。
听了当时在现场的女儿李星华的回忆后，赵纫兰才知道了她走后发生的一切——
那日，跳进他们家院子里的，是四处逃窜的青年们，青年们跳进院子后，李大钊第一时间打开抽屉拿起了那把自卫小手枪。他还镇定地安慰女儿道：“星儿，不要怕，跟我到外面看看吧！”
李大钊刚走到外边，便被一群穿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和黑制服的警察围住了。李星华在回忆起那惊魂一刻时曾说：
“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这次逮捕，他们还带来了暗探和先前被抓的革命同志王世根，因为他不肯指认李大钊，他们还残忍地*害了他。
李大钊被捕后，李星华、赵纫兰等家眷也相继被捕，他们当时被关在女拘留所里。那段日子是赵纫兰一生最难熬的时光，她每天都在担心丈夫的安危。即便啃窝窝头时，她也忍不住地直掉眼泪，她想着：“不知他被关起来后，吃不吃得惯这窝窝头。”
李大钊、赵纫兰他们被捕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捕十多天后的一个中午，赵纫兰他们被警察传唤。
被带到法庭上后，赵纫兰终于看到了自己最惦记的丈夫，他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他的头发看起来乱蓬蓬的，星华撕心裂肺喊了一声“爹”后，赵纫兰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李大钊见状也忍不住回头看了妻子、孩子一眼，但他马上转过头做出了一副镇定的样子。赵纫兰不知道：敌人想用这种方式瓦解他的意志，从而逼迫他投降。赵纫兰不知道的这种种，李大钊却洞若观火。
所以，那天庭审时，李大钊努力少看妻子孩子，他努力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多年后，对父亲的革命信念有了深刻认识的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审讯当日的父亲，她说：
“他的心似乎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而是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显然，敌人苦心策划的亲人法庭审判并没能让李大钊屈服。庭审结束后，赵纫兰等便被带回了女拘留所，走时，她并不知道：这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多年后，赵纫兰也明白了：当日，丈夫并非对自己和孩子无情，他的镇定和冷漠，全因为他那伟大革命信念的支撑。
行到此，敌人用尽了法子却也没有拿到李大钊的任何供词。这种种，无疑让当局愤怒不已。
之后，李大钊在狱中所写的《狱中自述》，对有关共产党的事避而不谈，而只谈国民党的事。他这样做，自然是为了保护地下党。这之后，当局彻底被激怒，他们对他采取了更加野蛮的酷刑：竹签扎手指。可即便如此，他也依旧不肯低头。
4月28日那天，李大钊、范鸿劼等二十位革命同志被处以了绞刑。
行刑时，因见李大钊太过从容，怒了的当局决定折磨他。为了折磨李大钊，行刑宪兵、警察两次在他快被绞死的时候，将他放下来。
根据史料记载，李大钊第一次被从绞索架上放下来后，从昏迷中苏醒的他竟自己努力站起登上长凳赴死。关于这段的史料记载如下：
“被从绞索架放下后，过了一会儿，李大钊慢慢地苏醒过来，伸出右手揉了揉被绞索勒痛的颈项，双手按地，又吃力地站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同难的战友们后，又再次登上长凳，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吃力地踢倒了脚下的长凳，很快又失去了知觉……”
而第二次被从绞刑架上放下来后，从昏迷中醒来的李大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他微笑地望了望同难战友后，依旧试图往绞刑架上爬……
直到第三次被刽子手套上绞索后，年38岁的李大钊壮烈牺牲。
这一切发生时，赵纫兰和孩子们皆不知情。
李大钊牺牲那天的黄昏，警察通知赵纫兰等收拾行李出拘留所。回去时，赵纫兰一直惦记着丈夫。
那日到家时，天已经全黑了，当晚，赵纫兰和孩子们在担忧中迷迷糊糊睡下了。29日，即李大钊牺牲后的第二天，赵纫兰和孩子们才从报纸上得到了“李大钊已牺牲”的消息。
看到“李大钊等人昨已执行绞刑”那一刻，赵纫兰的脑子里只剩下了“嗡”声，因伤心过度，她昏过去了三次。
第三次从昏迷中醒来时，头痛欲裂的她低声问女儿星华道：“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星华从地上捡起报纸咬牙勉强看了一遍后，哽咽着道：“妈，昨天是4月28。”赵纫兰听了后鼻子又是一酸，她微微点头后，便不再说话了。
李大钊遇害的报道
丈夫牺牲后，赵纫兰多次受到敌人的迫害。因长期处于被监视中，她不得已带着孩子们几次搬家，最终，在丈夫生前好友的帮助下，她带着子女离开北京回乡度日。
因为悲伤过度，赵纫兰的身体一天天地变坏了。1933年，自知时日无多且一直惦记丈夫未下葬的赵纫兰，决心为丈夫举行公葬。
之后，在李大钊生前好友亲属、爱国志士等的帮助下，筹得善款的赵纫兰，终于将丈夫的遗体风光地大葬在了香山万安公墓。
丈夫葬礼过后仅仅一月，赵纫兰便因病辞世了，离世时，她留下的唯一遗嘱是：与丈夫李大钊合葬。
当年五月，赵纫兰如愿与丈夫合葬，从此，世间终于没有任何，可以将他们分开。
李大钊与赵纫兰合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