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务卿，代表作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大外交》（1994）、《论中国》（2011）等。
文源：[美]亨利·基辛格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结语：领导力的演进”（2022年）
收录：《大译编参》2022年第107期，总第252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石雅风，《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审校：柯洁楠，《大译编参》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纪宁，《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终审：王盖盖，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院长、《大译编参》编辑部总编、总策划。
编译精选
一、从贵族统治（Aristocracy）到精英统治（Meritocracy）
正文部分的六个章节分别对这六位*与当时历史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追溯与叙述。六位*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并为战后世界的新秩序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如介绍部分所述，这六位*深受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以及战后国际形势突变带来的国内外影响。他们不仅使国内经济与政治实现了变革，还对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进行了调整。同时，六人还面临着冷战的挑战，并着力化解去殖民化以及全球化的负面冲击——所有这些问题仍持续回荡于当今的世界。
从文化的意义上讲，这些*的成长时期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西方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都不可逆地从世袭贵族的领导模式转变为中产阶级精英的领导模式。因此，当他们步入政界之时，混合着贵族统治余存的精英统治范式，立刻拓宽了社会创造力的基础，并扩大了其活动范围。
今天，“任人唯贤”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在过往，即精英领导时代之前，“任人唯亲”不仅在社会中随处可见，而且其中也并无不公平的贬义色彩。恰恰相反，血缘关系正是那个时代的合法性来源。
古希腊哲学家口中的“贵族统治”本义是“由（社会中）最好的人来进行统治”。换句话说，贵族统治并不是强调“血脉”的不一致，而是承认“自然禀赋”的不平等，并认为即使在道德层面上，人类也有理由通过运用这种不平等来为“善”（public good）服务。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公民的“材质划分理论”就描绘了一种基于“社会流动性”的贵族统治秩序。
然而，在作为曾塑造了欧洲历史的一种社会制度之时，“贵族统治”一词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从前人手中继承权力与地位（为表区分，这里指的“贵族”将用“世袭贵族”一词指代）。世袭贵族的时代距当下并不遥远，对于其制度缺陷人们仍记忆犹新，但很少有人提及这种制度的优点。
一方面，世袭贵族并不会认为自身是依靠个人努力获得其社会地位的——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获得的。因此，虽然在这些世袭贵族中也有无能之人，但贵族的创造性是与其贵族义务共生的（如“多得者多劳”）。由于贵族所做之事与其所得并不匹配，因此他们中的佼佼者会感到有义务投身于公共服务（译者注：这里指public service，大概意指那些能够增进公善，public good的行为）或社会进步事业之中。
在国际关系领域，当时的各国*都出身于世袭贵族这一社会阶层，这一身份使他们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超越国界的情感联系。也正是因此，他们都对当时的合法国际秩序表示承认。虽然这种一致承认并没有消除各国间的冲突，但确实有助于限制冲突规模、促使冲突解决。主权、均势、各国国际地位平等、权力均衡，这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标志性概念都诞生并发展于贵族统治的年代。
贵族外交的祸根在于*对自身直觉的过度自信以及导致僵局的个人自尊。尽管如此，在贵族外交的谈判之中，竞争者甚至对手之间也可能会存在相互尊重（尽管并不总是得到保证），并且谈判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就算是短期问题，也不必保证一劳永逸地对其进行解决）。*可以根据各方对未来的共同构想来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被强迫避免在谈判中任何微小的让步或失败。
因此，处于理想状态的贵族统治将是极为卓越的，这可能与普遍印象有所出入。如果一个贵族阶层能够践行其克制、无私、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价值观，那么其*也大概率会选择通过社会地位与道德劝教进行统治，而非个人暴政。
宗教信仰的衰落、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政治平等运动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和地位的转变，都在不同程度上消除了世袭贵族阶层存在的社会基础。一战的爆发不仅暴露出衰落的贵族政治价值观与新兴的技术现实之间的显著错位（前者强调克制与和平进程的重要性，后者却放大了战争的破坏性），也导致了贵族外交体系的最终崩溃。民族主义的激情最终压倒了贵族协调的制度，正如丘吉尔所言，“（一战）不是政府的冲突，而是人民的冲突”。
由于欧洲*既未能阻止一战的爆发，也没能妥善地处理一战的残局。各国脆弱的国内政治以及不合理的1918和解方案最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对本国人民进行的全方位政治动员标志着中产阶级崛起最初，同时也是最为惨痛的后果。但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这一社会转型却显示出其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良好相性——一个由自信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产阶级在各国掌握着主要的政治和文化权力，并有能力培养负责、有创造性的*。
精英统治和民主化，这两种相互关联的社会力量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并将这种途径加以制度化。西方自19世纪中叶开始实行的精英统治原则与制度也为中产阶级人才创造了进入政界的新机会。此外，特许经营权的扩张也推动了社会和政治重心向中产阶级的转移。
前文所研究的六位*中，没有一位出身于上流社会，这也意味着他们都不具备一个注定未来将声名显赫的人生起点。
但正是他们的出身使他们能够挑战“局内人（insider）”与“局外人（outsider）”这种传统的政治划分。他们远离权力中心的出身和经历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视野，使他们能够超越传统的政治智慧，辨明国家真正的利益所在。
贵族制度时代对军事胜利的需求促进了精英制度的发展，而精英制度的不断完善则使像这六位*一样出身的人也能获得发挥自身才能的机会。此外，工业革命也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正是这些成体系的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为六位*培养历史感、锻炼处理问题的能力提供了契机。
重视成就、超越出身，精英革命几乎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撒切尔所言，“除非包括特权、允许异类，否则机会毫无意义”。高等教育与政府公职开始向女性、少数族裔、非精英背景的人士开放，社会也受益于由此带来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发展。
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使这六位*能够将贵族品质与精英野心相结合。
六位*从小就形成了坚定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如爱国主义）。与之前的贵族*不同，这六位*都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心中最崇高的抱负是通过领导这个国家而为同胞服务，并向其他国家彰显本国的伟大传统。
除了李光耀以外，其余五位*所具备的共同因素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虽然李曾承认受儒家思想影响很重，但毕竟不是宗教）。尽管他们的信仰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其中一些共同的观念有助于服务他们的世俗目标，如自制、反思、面向未来等，这些宗教习惯有助于树立并锻炼个人的自制力以及对长远目标的关注，这也是政治家的两种基本属性。
二、残酷的真相
这六位*的精英统治有何共性？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六位*都以直率著称，并且常对一些残酷的真相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都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感知力，并对未来有着宏大的构想；都大胆而果敢，即使在国内外环境都于己不利的情况下，也会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当机立断的决策；都明白独处的重要性，他们从静思与反省之中受益，越是在进行重大决策之前就越是如此。
除此之外，六位*之间还存在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争议。他们希望民众沿着他们领导的道路前进，却又不期望民众的理解——对于这些寻求社会转变的*来说，争议是变革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无论在他们执政之时还是离任以后，总会有人批评这些*，或是反对他们的政策。可以说，这种阻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创造历史的代价。
三、摇摇欲坠的精英统治
有迹象表明，至少在西方，培育六位*的社会环境正在退化。公民爱国主义似乎被基于身份的派系主义和相互竞争的世界主义所围困。当领导层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被敌意和猜疑所定义时，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问题。
西方的教育体系仍然擅长培养活动家与技术人员，但对于政治家的教育则显得愈发力不从心。技术人员的教育往往是预科式、定量化的；活动家的教育则是高度专业化与政治化的——这些都没有给历史或哲学的教育留下太多的空间。
政治理论家莱文（Yuval Levin）对当今摇摇欲坠的精英政治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认为“（优秀的考试成绩以及出色的履历让当今的精英）相信他们已经能够通过权利而非特权，来掌握权力”。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精英行为领域：“美国人愈发怀疑精英统治的合法性。这种怀疑与其说是因为成为精英的门槛太高，不如说是因为精英阶层似乎可以为所欲为”，“换句话说，问题不是进入的标准，而正是进入时缺乏标准。正因精英没有贵族式的认同，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遵循哪些约束。”
19世纪的贵族深知民众对于贵族有着很高的期望，20世纪的精英们追求公共服务的价值观，而如今的精英虚论自由与个人权利，对于社会义务则绝口不谈。更为严峻的是，这些精英并非个人素质的特例，而是社会体制的产物。这意味着曾培养出几代*的社会环境正在面临挑战。
四、深层次的文字与视觉文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意识的一个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如此普遍以至于鲜有人注意到。新科技的出现改变了人类体验世界、获取信息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批判性地投入阅读一本严肃书籍已经成为一种反主流文化的行为。如果要对此打一个比方的话，那就像是在印刷时代早期坚持背诵史诗一样。
虽然必须承认，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无疑是现代科技的一大奇迹，但也须密切注意新技术带来的建设性思维习惯与腐蚀性思维习惯之间的平衡。正如历史上人类从口头文化转向书面文化那样，在当代从印刷文化转向视觉文化同样有利有弊。
人类在以图像为主的年代失去了什么？对这一问题最为专业的总结应是“深度读写能力”。作家加芬克尔（Adam Garfinkle）将“深度读写能力”定义为“（投入）一篇文章的外延，比如预测情节的发展方向，或揣摩作者的意义”。虽然文中并未提及，但这六位*无一不具备这种能力。
对于政治来说，深度读写能力可以锻炼韦伯所谓的“分寸感（proportion）”，或“在面对现实冲击之时保持内心平静和沉着的能力”。频繁的阅读可以帮助领导者抵御外界刺激，培养分寸感。当深度阅读与反思和记忆训练相结合时，还可以在脑海中建立一个详细而有致的知识库，以供领导者进行类比推理。更深层的是，书籍中叙述了一种合理的、遵循时间与逻辑顺序的现实——一种可以通过反思与计划加以掌控、至少是管理的现实。此外，对于领导力而言，阅读可以创造一个“代际对话”的机会，鼓励有远见的思考。最后，阅读是灵感的源泉。书中记载了具有勇气的领导者的事迹供人参考，也记述了过于激进的领导者的教训使人反思。
然而，早在进入21世纪之前，印刷业就已失去了以往的主导地位。李光耀在2000年的采访中有关美国总统电视选举的部分就曾暗示新闻媒体可以通过电视对候选人进行包装，使之表现出与其本质截然不同的性格。
随着当代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从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过渡仍在持续。这种转型从四个方面进一步限制了领导者发挥自身能力：即时性、频繁性、两极性、一致性。
尽管互联网使新闻和数据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获得，但这种过剩的信息并没有让个人变得更加博学（更不必说让人变得更聪明）。随着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人们也逐渐失去了记住信息的动力。虽然忘记某个事实可能无关紧要，但不能系统性地将信息内化则会导致感知与分析能力的下降。事实很少是不言自明的，文字的意义和解释取决于其语境与共鸣。因此，如果希望将信息转化为自身的智慧，那么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加广泛的历史和经验背景中。
图像传达信息的强度比文字要更强，这是不争的事实。电视和社交媒体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图像，挟持公众舆论以影响领导层决策。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政治走向民粹主义，这导致民众甚至无法分辨电视中话语的真实性，更不要提对分析能力要求更高的印刷品了。
搭建互联网的人认为这将成为一种联通世界的巧妙手段。但实际上，互联网还产生了一种将人类划分为各个交战部落的新模式。两极性与一致性互为表里、相互强化；一个人被分流进一个小组，然后一个小组控制一个人的思想。无怪乎当代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仅被分为两类：追随者与影响者，领导者完全不知所踪。
领导的结果是什么？在当今世界，李光耀对于视觉媒体持悲观态度，“从（视觉媒体）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怀疑丘吉尔、罗斯福或戴高乐这种人还能否出现”。当然，这不是说通信技术的变化将使鼓舞人心的领导者与对世界秩序的深度思考成为不可能，但在这样一个电视与互联网为主导的时代，有思想的*必须与潮流作斗争。
五、核心价值
今天，“美德（merit）”一词通常被理解为先天智力加上后天努力，但这种理解是十分粗浅的。杰斐逊曾在论述“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这一概念时提出了一个与之不同、却更可持续的解释：德才兼备。对于一个政治精英来说，要想社会提供有意义的公共服务，素质教育与品格塑造都必不可少。
正如前文所述，影响力深远的*都受益于其少时严格的人文素质教育，这种教育始于学校，并通过阅读与交流贯穿一个人的一生。而现今，在第一步就遇到了问题：很少有大学直接或间接地向学生提供有关治国之道的教育，技术知识的学习阻碍了人文素养的积累。因此，要重振精英统治，其中一点就是要将人文教育提至其应有的位置——哲学、政治、人文地理、现代语言、历史、经济思想、文学，甚至上古史（译者注：classical antiquity，在西方指公元前6世纪以前，即古希腊以前的历史）等。
而既然个人品格也同样重要，那么对精英统治的深层讨论也要论及“美德（virtue）”这一概念。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 Q. Wilson）将美德定义为“做出适度行动的习惯；更具体地说，应适时克制自己的冲动，适当考虑他人的权利，合理考虑行动的长期后果”。优良的品格虽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是胜利的坚实基础。书中的这六位*也都有令人称道的品格，他们展现出的领导力和他们所获得的成就一样为世人所公认。
六、领导力与世界秩序
自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即时通讯技术的发展与科技革命二者共同作用，为*面临的两个问题注入了新的意义，也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愈发急迫——什么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各国和平共处还需要什么？
在历史上，这两个问题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回答。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帝国，但这些帝国建立世界秩序的努力都受到了地理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仅能建立地区性秩序，即便是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也概莫能外。
16世纪以来，科技、医学理论的进步以及经济、政治组织的扩张赋予了西方向世界各地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17世纪中叶，以主权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发展起来，并在殖民时代结束后通行于全球各地。
三个世纪前，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写道：人类注定要实现普世和平，要么是通过人类的智识，要么是通过毁灭性的战争。康德所述的前景有些过于绝对了，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和平-毁灭”二者非此即彼的问题。起码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人类一直生活在相对安全与有限的国际制度之间。
这种危险平衡的灾难性后果史无前例，因为人类已经发明出了能够毁灭人类文明的技术。“MAD战略（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一别名将这一大战略的特征用双关的手法讽刺地表现了出来。核战略的提出不像是为了预防战争，更像是为了夺得传统意义上的胜利。并且核战略表面上也不是为了投入冲突（常被认为是自取灭亡的行为），而是为了威慑。在苏联成功掌握核武器技术后，部署核武器的风险就难以估量了，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与其作用走向脱节。
70多年来，尽管其他先进武器的威力、复杂性与准确度都在提高，但仍没有国家真正将核武器投入实战，就算是在与无核国家发生战争时也是如此——苏联和美国都接受了与无核国家间战争的失败，而不是使用核武器逆转战局。核战略的困境从未消失。但随着核力量的两极结构逐渐固定，其他国家逐渐转向其他先进武器的研发，并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高科技武器。
网络武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武器化加剧了当下的危机。与核武器不同，这两种武器无处不在、成本较低、效果显著。网络武器可以在取得重大战果的同时掩盖攻击的发起方；人工智能则能够消除战争对于军事操作人员的需求。二者的使用门槛之低与破坏力之大将导致*难以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判定，并导致冲突向核战争的方向一再升级。此外，在外交领域还没有出现与这些武器相配套的战术战略，军控理论的发展也在武器技术的革新面前相形见绌。
在科技革命与政治变革的时代，历史的车轮仍毫不停息地向前转动。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国际政治迎来了大国竞争的回归。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与战略能力将使美国首次面对一个资源可与自身相媲美的地缘政治对手，并与之进行竞争——美中两国对这一挑战都十分陌生。
美中两国的安全需要似乎都顺理成章，并得到了本国舆论的支持。但安全问题并不是全部，对于世界的未来而言，关键问题在于这两个“庞然大物”能否学会将战略竞争与和平共存的观念与实践结合起来。
俄罗斯的各种经济禀赋都明显弱于中国，其无险可守的广袤领土要求俄罗斯根据自身的地理和历史特性作出决策。俄乌战争只不过是俄罗斯这种安全忧虑的集中体现。乌克兰关键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其加入北约将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西方传统的地缘战略缓冲区，俄欧的对峙前线将前移至仅距莫斯科300英里的地方；而俄罗斯在乌克兰西线建立安全防线的尝试又会威胁波兰与匈牙利——于己不利的情况是双方都难以接受的，而双方战略对话的失败或未充分展开最终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
从长期来看，美、中、俄的大三角关系终将恢复。尽管俄罗斯在诸多因素下将受到进一步削弱，但其保留的网络技术与核武器技术能力使其仍有能力执行“MAD战略”。在美中关系中，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国家理念能否学会和平共处，以及寻得共处之道。对俄罗斯来说，问题则在于其能否将其对自身的看法与邻国的自决与安全相协调（通过合乎国际法的手段，而非直接统治）。
在武器技术已经发展到足以摧毁人类自身之时，大国竞争的“最终解决方案”已经不复存在了。从一场不受约束的技术竞赛，到以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为理由相互进行攻讦，这有可能形成类似于一战之前的那种猜疑链，而其后果则是在当今时代无法承受的。
因此，各方当下有义务重新审视自身国际行为的首要原则，并将其与“共存”的可能前景联系起来。尤其是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更需要在国内国际领域对科技发展产生的影响与如何限制高科技的军用化进行讨论，这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战略上都十分必要。与核时代的军控对话一样，对新型科技影响的高层探索也有助于双方反思各自的战略构想，并促进相互的战略军控。
当代世界的一大讽刺之处在于科技革命——这一现代世界的荣耀，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类对其进行思考的进度已经远不及科技更新的速度。此外，科技革命也正在对人类的意识和对现实本质的认知产生冲击：启蒙运动中科学家通过重复实验与逻辑推理探求结果；现在网络工程师通过算法提供的结果来反推过程。对所有这些新领域的探索都需要领导者坚定不移的努力，从而缩小科技、政治、历史和哲学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
尽管这些挑战是这一代人的挑战，但书中的这六位*所面临的挑战与当代的挑战一样复杂。因此，评判*的标准也没有发生改变：以个人的远见卓识与无私奉献来完成对现状的超越。
当然，当代大国的*没有必要立即就以上的挑战制定详尽的规划。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辨明“必须避免”与“不能容忍”的事情。明智的领导者必须在挑战升级为危机之前抢占先机。
道德的匮乏与战略远见的缺失将使这个时代变得无所适从。前途尚不明晰，道路仍多坎坷——所有这些都呼唤创造力与毅力并存的领导者，将社会引至未知、但更加光明的目的地。
七、领导力的未来
阿登纳曾在其去世前留下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现在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是否存在可以实施长期政策的*吗？当下仍存在真正的领导力吗？
这个问题在阿登纳之前就已有人问过，并且已经得到了解答：当阿登纳在1967年提出这个问题时，本书后面的三位主角尚不为人知；而当尼克松开启与中国的对话时，也没有人能预料到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将领导力的缺失归因于一个社会因长期和平而产生的倦怠。当社会享有和平时期的福祉并沉迷于缓慢的腐朽之时，人们更有可能无法辨别某人是否真正拥有领导力。但随着和平的消散，人们才会醒悟，转而求助于那些在和平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人。
韦伯是这样定义变革型领导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的：“‘以政治为业’的人应当确信，即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他仍会说‘等着瞧吧！’”
尽管在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书中的这六位*都有着相似的特质：理解社会所处环境的能力、管理现状以及规划未来战略的能力、推动社会向着更远大目标前进的能力、以及随时准备改正问题的心态。无论在何种逆境之中，他们都不会放弃对于未来的信念。这个道理直至今日也仍然适用：任何社会都无法在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念，或是对自身产生了系统性的疑虑之时保持伟大。因此，首先就是要将关注范围从个人扩大到整个社会，并激发起对于牺牲和公共服务精神的社会热情。
伟大的领导力源于客观存在与能动性的碰撞，源于天赋与努力的融合。除此之外，个人能够加以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加深对历史的理解、锻炼战略、磨练品格。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曾说过“我们无法选择环境，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环境”。领导者的作用就是帮助其社会作出“应对环境的选择”，并激励其民众将其付诸实践。
译者评述
在经典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华尔兹分析了引发国家间战争的三种意象：人性、政府体制、国际结构。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者，华尔兹的论述自然集中于国际结构这一层次，但在其以前的现实主义学者却都倾向于关注“人”与“国家”这两个层次。
也许政治家身份的光芒过于璀璨，基辛格“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的身份时常被人所遗忘。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基辛格被划入与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并列的十大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大特征就是对于伟大历史人物的着重关注（可能与唯物史观所批判的“英雄史观”有些相近），基辛格则更是个中翘楚，“由于基辛格对于人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人的直觉和人的能力的认识，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他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他强调，个人作用下的权力政治具有浓厚的个人和英雄创造国际关系的特点。”“他所写的著作常常包括三方面内容：历史、现实主义权力理论和历史人物分析”。
在他的博士论文（后扩编为《重建的世界》一书）中，基辛格就毫不掩饰自身对于欧洲古典外交家以及中世纪式的贵族外交的向往与推崇（这点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也有所表现）。
于他而言，在大国之中辗转腾挪的梅特涅与目标坚定的卡斯尔雷就是对于“外交家”一词的最好诠释：两人不仅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而四处奔波，还为构建一个能够包容欧洲所有大国的国际体系而不懈努力。而对于半个世纪后构建起精妙欧洲联盟体系的俾斯麦，基辛格同样不吝赞美。
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到这本书的六位*身上。虽然基辛格在叙述之时为每一位*的政治战略都拟定了不同的标题，用以概括他们各自的政治生涯，但这六位*其实拥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质。在此提炼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两点呈现在下文之中。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无论这六位*的掌权途径为何，他们与现当代的民选*差异颇多，却近似于维也纳时代各大国君主与外交家两种身份的结合。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特质（或称“卡里斯马”特质）；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六位*都是改革、重塑甚至创立本国政治体制的重要人物，并长期掌控国家政权（也许尼克松和萨达特相比其他四位在这方面并未表现得过于明显）。
阿登纳是德国基民盟的早期成员之一，并带领基民盟拿下了联邦德国成立后的前四届大选，任德国总理长达14年（1949~1963）。在其任内，对于国内政治，阿登纳主导了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并奠定了基民盟在德国政界的主导地位（直至今日，基民盟也是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对于外交领域，阿登纳选择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牢固绑定的策略也被其后继者践行至今，成为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戴高乐在法国沦陷时自命为“自由法国”的*，对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的建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戴高乐前后共任法国最高*17年之久（自由法国与临时政府时期1940~1946、第五共和国时期1958~1969），开创了第五共和国独特的“半总统制”政治体制。在外交领域，戴高乐结束了第四共和国对“法兰西帝国”不合时代的错误仿效，解决了法国主要的殖民地危机，并致力于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以及欧洲国家（可能除英国以外）的团结，探寻出一条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可行道路。
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1年（1959~1990，并在辞职后继续担任21年内阁资政），对新加坡的国家、社会、民族形成都有着巨大的贡献。李光耀使新加坡成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支点国家，并在冷战时代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为新加坡谋得了大致和平的内外环境。
撒切尔带领英国保守党接连赢得三次大选，任英国首相一职11年半（1979~1990），并在任内主导了英国国内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其对英国经济的改革与同时期里根对美国的经济改革并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成果，帮助两国走出了石油危机引发的“滞涨危机”，重新实现了经济增长。在对外政策上，撒切尔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用不同的手段分别处理了与中国和阿根廷的殖民遗留问题（虽然两国对于马岛/福克兰群岛的归属问题仍未达成一致，对于马岛战争是否是新时代的殖民战争也各执一词。由于观点尚不统一，此处不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基本实现了英国国际角色的平稳转型。
在美国成熟的政治体制之下，尼克松既难以谋求像其他几位*那样长期执政，也无法在国内政治改革上做到“言出法随”（事实上，尼克松在国内政治中的作为与其他美国总统相差无几，在解决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上都没能取得太过突出的成就）。因此，与其说尼克松体现的是“政治家特质”，不如说“外交家特质”更为确切。当然，这也得益于美国政治体制留给总统在外交领域基本不受限制的广泛权力，而两次“尼克松冲击波”正是尼克松对于这种权力的精彩运用。
萨达特尽管早在“七月革命”前就已经是纳赛尔“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人物了，但纳赛尔对于现代埃及的重要意义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因此直到埃以和解时，萨达特自身的政治家特质才开始显露出来。并且，萨达特也为自身脱离“纳赛尔道路”付出了代价，在总统位置上被埃及军队当众刺*（1970~1981）。
第二点，这六位*都是基辛格（也就是本书作者）同时代的*，并且双方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都进行过沟通与接触。这个共同点可以说是这本书最终成形的重要“场外因素”了。基辛格以一个“局内人”（insider）的视角，为读者展现出了六位*在他眼中的政治家形象，以及他对于这些*所做决策的个人观点，并通过他的主观认知对其成就进行评价、分析、解读。这使这本书中六位*的“人物传记”迥异于现今风靡各国的“名人自传”，少了些自怜自艾、自吹自擂，多了些有价值的叙述、评判与讨论。
或许，这六篇“本纪”也是基辛格作为一名传统学者的某种体现吧。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并以自己的思路尝试对其进行回答——为什么是这些人？
首先，书中并未选择中、苏的*进行分析，这可能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考量而做出的决定。因为在战后时代，中苏两国的重要性可以说丝毫不亚于书中的这些国家。在排除掉这一因素以后，那么或许阿登纳、戴高乐与李光耀是最不令人意外的三位了。作为世界大国德国、法国与关键地区国家新加坡曾经的*，可以说三国战后现代政治史上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家更能够作为这三个国家的代表。这三位*的成就不仅得到了各自国内民众的肯定，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一致认可。
其次，撒切尔出现在此也不难理解。尽管在众多现当代英国*中，丘吉尔的无上地位难以撼动（当然，这里的无上不包括女王），但其功绩与成就却主要是在二战之中带领英国走向胜利，而带着这种期待反观丘吉尔的第二任期（1951~1955），其政治成就便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因此，战后英国的*之中撒切尔的地位也算得上独一无二。（此外，丘吉尔第二任期在任之时基辛格还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人接触的机会较少可能也促使了基辛格未在书中选择丘吉尔进行分析）。
最后，就是前面提到过“稍有不同”的两位*——尼克松与萨达特。这里我稍微颠倒一下书中的顺序，先对萨达特进行分析，将尼克松放在最后。
对于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埃及，尽管萨达特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大概没有人能够否定纳赛尔的独特地位。因此，对于书中选择萨达特而非纳赛尔，个人是有些难以理解的（同样，随后的分析仅是个人的理解与猜测）。
对于基辛格来说，民族主义并非可以解决一切的“灵丹妙药”，而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并且，熟稔19世纪国际关系史的读者一定不会忽视，正是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垮了18世纪的贵族外交传统，并且拿破仑通过战争将其散播于欧洲各地，将重建的维也纳体系再次摧毁，并最终成为了19~20世纪各国冲突与战争的直接原因。
因此，尽管纳赛尔对于现代埃及的独立与建国至关重要，但在基辛格眼中，纳赛尔可能不过是诸多民族国家在解放或独立的道路上所必然会出现的一位民族主义*罢了。
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身，“纳赛尔型*”（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并没有展现出一名政治家应有的灵活与理性，相反，这些*往往在外交决策上会受到民意的影响、甚至支配（纳赛尔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发动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及在这次战争中的惨败可能就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相较之下，萨达特并未受到当时风靡于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发觉了其中缺乏具体目标与实质战略的本质，将“阿拉伯的埃及”逐渐变为“埃及的埃及”，追求实现埃及的国家利益而非缥缈的民族利益。萨达特可以在具有对以色列的优势之时抓住机会发动突击，并发动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对西方国家获得优势；也可以在苏联在对埃支持问题上表露踌躇之际向美国靠近，并于以色列达成“离经叛道”式的和解。萨达特在其任中所表现出得灵活、理性，甚至狡猾、“反常”，这些都是近代欧洲外交家所必备的品质。
在某种程度上，萨达特与塔列朗十分相似，双方都不是各自时代、各自国家的代表人物（萨达特之于纳赛尔，塔列朗之于拿破仑），但都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通过自身精巧的外交手腕化解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
而尼克松，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位总统了（尼克松既身处美国历史上得票率最高的总统之列，也是美国史上首位因政治丑闻而主动辞职的总统）。而且从基辛格自身的角度来说，作为尼克松在外交领域的“黄金搭档”，确实也有对其进行分析的客观条件。但抛开这些外部因素不谈，尼克松个人的领导特质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虽然基辛格本人对于维也纳时代的外交家十分推崇，但纵观19世纪的欧洲外交史，很难找到一组与“基辛格-尼克松”这一搭档类似的外交组合（或许从效果上看，“亚历山大二世-梅特涅”这一组合与其更为接近，但二人的国家利益，尤其在东方问题上，却是完全相反的）。
尼克松最为中国民众所熟知的一项成就就是在他领导下主导的“中美破冰”，而这仅仅是其中一次“尼克松冲击波”；退出越南战争与废除美元的金本位制度才是对西方国家造成实质影响更大的两次决策。
从书中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尼克松这一章基本没有论及他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所获得的成就，而主要聚焦于其政府的外交战略。事实上，相较于其他五位*，尼克松在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上的成果显得有些稀松平常（当然这也和美国的国内问题并没有其他国家严重，以及美国的政治体制相对成熟稳定有关）。
但有趣的是，正因如此，尼克松（与基辛格这对组合）在某种意义上与18、19世纪的政治家有着更为相似的成就与命运：在外交领域运筹帷幄、呼风唤雨，对于国内事务则焦头烂额、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梅特涅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的被迫退位，也预示了基辛格（及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在2020年被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裁撤的最终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