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上海市长陈毅
1949年初夏，上海刚解放。上海人民沉浸在庆祝胜利的欢乐之中，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残喘之余，企图颠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暗*华东局和上海党政军各界知名人士。此事惊动了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经过不便于公开过程和手段的周密侦破，终于使敌特暗*代号为“萤火虫计划”的行动破灭，究竟怎样使之破灭的，还得从头说起。
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城市都解放了，人民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真正扬眉吐气了。当时我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一名侦察员。因为刚解放，各地社情都比较复杂，我被部里派遣到东北协助除奸，那年我才33岁。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速回”的电报，凭着职业的敏感，我想一定是部里有特殊任务，马上搭一辆东北军队的大卡车，赶到沈阳，再由沈阳派车，把我送往部里。车子很快到达了目的地，部里当时在一座兵营里办公，外面看起来很普通，但大门里两边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戒备森严，一看就知道这里是军事禁地。在部里同志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一间地下室，我才知道当时这里时常还有敌机轰炸。两位熟悉的上级领导早已等候在此，一见到我便迎上来，向我下达了赶赴上海协助上海市公安部门粉碎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布置的“萤火虫行动”计划的命令。领导又告诉我：“这次任务特殊，责任重大，你要有一定的准备，遇事要沉着冷静。在延安时期你就与敌特常打交道，有丰富的反特经验，所以临时把你从东北调回来，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完成好这次任务。你这次到上海的身分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特派员，要与市公安部门多联系，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一起参与破案，保证上海市党政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安全。”
到了上海，已是晚上9点多钟。第一次到大上海，繁华街市，灯红酒绿，五光十色，扑朔迷离，让人眼花缭乱。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XXX路3号。那是一座带有欧式风格的别墅，尽管地处闹市区不远，却很安静。已是半夜，门口还有几辆人力车。一看车夫便知是负责警戒的人员。，
对上了暗号，让进房间，早有上海的几位同行在那里等待。他们先介绍了自己的身分和上海市的有关情况，提醒我在这里要多加小心，还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问候。
第二天，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召开了市党政军和公安局有关领导的会议，听取了案情汇报。“萤火虫计划”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集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布置的一项以暗*华东局和上海党政军各界知名人士的行动计划，其中主要暗*对象是陈毅、荣毅仁。
陈毅，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大概因为荣毅仁是上海资本家支持中共的代表人物，所以也将他确定为谋*对象。上海还提供了其他4名被列为暗*对象的情况。我反复作了分析，这些人有的过去做公开的工作，有的做秘密工作。毛人凤必须要派熟悉上海情况的人行动。依照过去的经验，我对如何破案大概有了个底。
听完了汇报，我在会上作了个发言，对这一案件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加强内卫，绝对保证党政军主要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安全。二是以公安局掌握的日伪档案为线索，进行一次明查暗访，对记录在档的特工材料重新整理，做到胸中有数。三是发动群众，全面撒网，举报可疑的人员。
这项工作展开之初，基本上没什么头绪，连我也很急。但急也没用，只有依靠群众深挖细找。几天时间，上海的网全面撒开。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一个衣着破烂，头戴旧凉帽的青年男子来到市公安局报案，主动交代他的罪行：“我叫方建平，祖籍是浙江镇海，今年28岁，1944年加入……”说着，这人挽起左臂衣袖，露出了曾因为争风吃醋而被日本特务砍伤的疤痕，流着眼泪请求政府宽大处理，又检举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情况。
得到这个线索，大家起初并没在意。但有一位长期从事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感到此人很面熟。他一翻档案，便大吃一惊。其实此人并非方建平，尤其是他左臂的伤疤与我公安局缴获的日伪档案所记载的事实完全一致。他的真名叫刘锦田。
*和荣毅仁（右）
我公安局对他进行了再次提审，一开始便严肃地说：“刘锦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彻底交代才是你的出路。”接着给他戴上了手铐。
案子到此时便有了头绪。我们参加破案人员开会进行了分析。那就是刘锦田为何这时来投案。其实，他是完全可以隐藏起来的。而且他交代的一些人，都是没什么价值的特务。至少可以断定，这其中一是有鬼，二是可以搞到“大鱼”。上海方面马上组织人对刘锦田进行了深入审讯。果然不出所料。刘锦田只好低着脑袋，招供了同伙顾学明。根据他交代的线索，没过几天，伪装成渔民的顾学明也被捕获。
刘锦田、顾学明交代说：“1949年的夏天，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见了特务封企曾和我们两人，向我们布置了暗*华东局和上海党政军知名人士的行动计划，这一暗*行动代号为‘萤火虫计划’。并任命封企曾为保密局苏浙特别情报站站长，负责这一行动计划的实施，发给我们枪20支，渔船两艘，电台2部。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被捕获了。”
“刘锦田，老实交代自首的目的！”公安人员进一步审问。
公安人员两道目光直逼刘锦田，他如实地交代了他的罪行：“自从毛人凤给我们布置了暗*计划后，封企曾先给他在上海的同学、曾被迫参加过军统外围组织的谢某寄出一封信，了解上海方面有关的情况，同时进行认真准备，等待上海的回音，以便伺机行动。见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获解放，最近又相继解放了舟山群岛和嵊泗列岛，切断了南逃台湾的退路，心如火燎，日思夜盼谢某的回信。可他哪里知道，谢某收到封企曾的来信后，心惊胆颤。他们曾是同窗学友，谢某深知封企曾暴跳如雷的脾气和*人不眨眼的残暴性格。封在信中要谢某一方面要迅速向他汇报上海各界动态，另一方面要策应国军反攻，报效党国。但是，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颁布的命令使谢某产生了希望，他不想再为军统做事。这次收到封企曾的来信，他很为难，如果不为封提供上海方面的情况，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在极度的矛盾中，只好跳入日晖港自尽了。封企曾久等不到谢某的回信，见其他人行动情况的消息又很少，他便命令我前往上海，向上海市公安局做假自首，想得到一点有关情报。”
对于刘锦田，上海方面没有放松。鉴于敌人已把他作为一块无用的“石头”，投石问路，我们就采用政策攻心。果然，他又交代了军统的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位于上海南市的中华路，对外称协昌商行。协昌商行的老板叫李锦春，50岁有余，是一名老牌军统特务，他是根据国民党军统局潜伏计划留在上海的，以开商行做掩护，秘密进行特务活动。国民党保密局太仓支队队长顾学明就落脚在他家中。李锦春待人极为热情，商行附近的人们都称他为“善人李老板”，他卖出的东西常常高于买者应买的数量，这一切都是为了掩护其真实的身分。
根据刘、顾的交代，一场破获潜伏特务组织的战斗开始了。封企曾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无形的法网正撒向他们。为了尽快破获这股潜伏的特务，公安人员进行严密侦察。据知情人士报告，封企曾已到上海，隐匿在松江农村。我们立即赶赴松江，分区分块进行清查追捕。谁知这个老奸巨猾的封企曾，见势不妙，早已偷偷溜进了上海市区。
一天晚上，市公安局值班室突然接到一个密报，在协昌商行附近发现一名中年妇女行迹可疑。我公安人员立即驱车前往隐蔽跟踪，借着灯光，只见一个背着一箱冰棒的中年妇女，叫卖着在商行附近徘徊，过了一会，她见协昌商行的信报箱已挂上一把全新的黄铜锁，感到情况有变化，顿时显得有些紧张，赶紧转身离开。来到城隍庙附近一块约定的墙边，看到一张漫画，图案是暴雨下驱赶着羊群，她立刻感到情况不妙，知道有危险。她趁行人不注意，撕下了报警的漫画，快速地回到家中，简单地化了装，向协昌商行赶去，当即被我公安人员抓获。经过查问，查明她叫胡秀叶，是国民党军统秘密交通员，1949年初，按照保密局的秘密布置，胡秀叶将要长期潜伏下来。为了隐瞒身分，她嫁给了一位人力车夫，更换了姓名。封企曾到沪后，她和封勾搭上了，成了封企曾的情妇。在我公安人员的审问下，她被迫交代了封企曾现隐居在杨浦等情况。
我没参加围捕，后来，听上海方面的同志讲，围捕也是十分惊险的。
1950年2月6日，陈毅市长视察被轰炸的杨树浦发电厂，为了尽快捕获这个潜伏特务头子，公安人员连续出击，迅速赶赴杨浦。便衣侦察员巡逻到杨树浦自来水厂附近，忽然见一辆黄鱼车急速驶来，骑车的是个中年男子，上身穿纱短袖衫，头戴旧凉帽，鼻梁上架着大黑墨镜。他神态慌张，不时地看着手表。由于他躲闪拐弯的汽车，刹车太猛，墨镜掉在地上，我公安人员一眼就认出这是封企曾，迅速追上去将他包围。封企曾见势不妙，企图拔枪顽抗，但已来不及了，我公安人员将他当场抓获。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通过审问封企曾，又抓获了一批国民党军统特务。一个由国民党军统局精心策划的“萤火虫计划”彻底破灭了，保证了上海市党政军各界领导的生命安全。
——摘编自《知情者说：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