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历史名城大都（今北京）和一颗草原明珠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蓝旗），由这条路相连。 这条路尘封了八百年，当年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溪流清澈、青草茂美、骏马奔腾。如今已是沧海桑田。八百年前的辉煌，隐没在平凡的村庄和深山荒草间。
这条路是元代的辇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往复的路，在北大学者罗新笔下被重新发现和讲述，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历史学者研究中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人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历史学家罗新用艰苦的徒步行走，开始了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
那么，让我们跟着他走入其中一站——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罗新/著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1
也许是天花板上的一片白光唤醒了我，看了看才明白，这亮光来自对面楼房瓷砖墙面的反射。东边刚刚升起的太阳借助这种反射，一大早就把夏天的气氛均匀地涂抹到县城的各个角落。时间还早，而且不用收拾散在另一张床上的衣服、电脑和书，今天要继续住在沽源，背包里一大半东西可以留在房间里。拿出笔记本，追记前两天的行程。想起不知在哪本书里读到的一句话，写下来：“在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七点半下楼，靠过道兼大堂的南墙有两张桌子，算是早餐时的餐厅。我们坐下后，服务员摆上早餐：菜包子、小米粥、茶叶蛋和咸菜。
我对王抒说：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可我们吃的还是各地的主流早餐。他笑笑，大概不明白我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早晨的阳光穿过大门和玻璃窗，刺眼地闪耀在人造大理石地板上。大堂接待兼早餐服务员是两个年轻的本地女性，一个冷冰冰的，另一个笑容可掬很爱说话。爱说话的姑娘给我们倒了茶水，返回柜台后面，靠柜台站着，看我们吃饭。
“你们自己没有车，那是坐啥车来沽源的？”
“走来的。”
“开玩笑呢吧？那得走多久呀。”
“不久，十天。”
“不信，骗人呢。”
王抒说已经和梳妆楼管理处联系好，他们八点多在管理处大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耽搁，八点在宾馆前拦了一辆出租车，和司机说好先把我们送去梳妆楼，在那里等着，再送我们去五花草甸。梳妆楼在县城以东七公里外的南沟村，闪电河河谷的西岸。我们8点20分到达梳妆楼大门外，管理处的主任等几人很快也到了。他们很热情地带我们进门，到管理处办公室小坐，简单介绍了情况，然后我们自己去参观。
2
梳妆楼是一座全砖横券无梁结构的建筑，形似一个方块，上端一个穹隆顶，与宋元时期中原传统建筑风格明显有别。在清代志书中，这个建筑被称为“萧后梳妆楼”，传为辽圣宗之母萧太后住夏梳妆之处。很早就有学者指出楼上的穹隆顶应该是元代的“圆顶殿”，判断是元朝宫殿一类建筑。这种地表高规格建筑的存在，在相当长时间内让一部分学者怀疑这里就是元代著名的察罕脑儿行宫。1999年秋，河北省考古所对砖楼周围进行清理，没有发现围墙一类建筑，却发现了十多座墓葬。冬天气温转低后，考古人员专注于楼内探测，意外地发掘出地表大石板下的墓葬，发现了三具木棺，其中两具是见于元明文献的树棺。
叶子奇《草木子》、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和《元史·祭祀志》都提到作为蒙古人传统葬俗的树棺葬。就是把一截整木一剖为二，在其中掏出人体大小的空间以放置死者，再合起来外加金属套圈，成为一具棺材。这是蒙古旧俗，成吉思汗等蒙元大汗应该都是按这种方式下葬的，只不过与普通蒙古人比起来，他们要用珍贵的香楠木，而且用黄金套箍固定木棺。前面说到的三种文献提到树棺葬，主要是着眼于皇家葬俗。比如《草木子》提到把遗体安置到树棺里，两半树木扣合起来，加黄金圈固定锁紧，送到漠北“园寝之地”予以深埋，土坑回填之后让马群踩踏，所谓“万马蹴平”，春季青草复生，“漫同平坡”，再无埋葬痕迹。相较于中原传统大事陵寝而易代之后不免毁发的历史教训，蒙古人这种神秘的深埋潜葬似乎自有优长，至少，“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
蒙古人消除埋葬踪迹的习俗似乎并不是孤立的。近千年前，就是十六国北魏时期，同样属于蒙古语族（Mongolic）的鲜卑和柔然，表现出和蒙古人一样的葬俗传统。北魏孝文帝激烈变革之前，拓跋鲜卑的历任皇帝（可汗）及宗室贵臣，都葬在一个神秘的、被称为“金陵”的地方。考古学家费尽心力，也没有找到金陵的所在。与此相应，二十多年来国际上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致力于寻找成吉思汗陵，至今毫无成果可言。这种“找不到”也许比“找到了”更有一种学术思考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有一种先入之见，即倾向于相信游牧首领们一定会把他们掠夺的财宝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呢？
1999年冬梳妆楼内元代墓葬发掘的第一个成果，就是明确了所谓梳妆楼的性质，原来这是一座墓上的享堂（祖堂，安置祖之像牌以祭享之，曰享堂）。因为知道了元墓的树棺葬形式，一些人开始这样解释“梳妆楼”一名的来历：本来叫树棺葬，后来音讹成了梳妆楼。其实国内有梳妆楼之类名称的地方还不少，比如河北的邯郸、北京的延庆，难道它们都是从树棺葬讹变过来的吗？
3
周先生引《明史·王英传》的一段记载，指出这一地区的元代碑铭可能是遭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有计划的、系统的破坏。据《王英传》，永乐二十年（1422）王英随永乐帝北征，回来时经过李陵城（即我们两天后要去拜访的李陵台）。永乐帝听说城内有石碑，命王英去调查。王英在城内北门找到一块已大半埋在土中的石碑，费劲挖出，才看清楚是元朝李陵台驿站的驿令谢某人的德政碑，碑阴刻着立碑人姓名，其中有达鲁花赤等蒙古名字。听了王英的报告，永乐帝说，碑上有蒙古名，将来蒙古人会据此来争，说这是蒙古人的地盘，会成为地盘纠纷的由头。于是命令王英“再往，击碎之，沉诸河”。不仅要把碑石打碎，还要把打碎的石块沉进滦河，是彻底销毁。按照永乐帝的意思，为了不给蒙古人将来谈判时留下佐证，必须销毁这一地区写有蒙古人名字的所有碑刻。
在那样一个唯力是视的强权外交时代，历史仍然是领土主张的主要理由，对历史的争夺和双方军队在战场的厮*同样重要。与战场取胜只靠实力不同，争夺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制造自己想要的历史，同时排除（即遗忘）自己不想要的历史。历史是建立在史料之上的一种复杂构造。制造也好，排除也好，都要把功夫花在史料上，即制造于己有利的史料（以形成新的历史），同时销毁于己不利的史料（以遗忘旧的历史）。永乐帝毁坏有蒙古名字的碑刻，可谓深得其中三昧。北边的李陵台尚且如此，南边的梳妆楼更不能免；碑阴有达鲁花赤之名尚且不容，碑阳正文的阔里吉思当然是愈发地必须灭迹。
我们在楼内参观墓葬之后，出来看楼西空地上摆放的文物。有些是本地出土或征集的，有些是从远处搬来的。比如罩在玻璃箱下的两根已生锈的大铁柱，两端阔大，看不出是什么器物，据说是从察罕脑儿元代行宫遗址搬来的。地上还堆了两件石刻，看得出是从某个近代基督教徒墓园搬来的，都刻有文字。竖排的铭文是“去罪免地狱”，横排的铭文是“息止安所”。一个周身有两排小孔的石碓引起我的兴趣，想象中，一群人拉扯着穿过这些小孔的绳子，在歌声和吆喝声中齐齐整整地用力，把这个石碓高高扬起，沉沉落下，砸在修建中的土墙上。
周围墓地早已回填，种上了苜蓿等植物。苜蓿的紫花和黄花在阳光下有炫目的光彩，嗡嗡响的蜜蜂正在花间忙碌。沿着搭好的木板人行道，走到楼北的高地，向东看，巨大的闪电河湿地草甸平铺眼前。闪电河，其实是从“上都河”音讹而来。
上都河是滦河在正蓝旗境内一段的别称，沽源境内的上游讹成了闪电河。闪电河湿地公园总面积超过四千公顷，以河道两侧平展无垠的退化湿地草滩为主，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繁殖地。可惜现在看不到什么鸟，大概都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过夏呢。
管理处与梳妆楼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花园，靠西南的一片金黄色的花格外抢眼。不需要走得太近，就知道是金莲花。这还是我们此行第一次见到金莲。仔细看，每一朵盛开的金莲花都有一种奋力托举的气势，环绕花蕊的十几根针状花瓣笔直上扬，好像在齐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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