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非凡，他与时代同行

新华社上海1月2日电（记者马邦杰 朱翃）2008年伦敦的一个夏日，走进F1掌门伯尼·埃克莱斯顿的办公室之前，上海久事赛事公司总经理姜澜调整了一下呼吸，做好了舌剑唇枪激烈交锋的准备。对于结果，他说“自己完全没有把握”。

当姜澜提出商谈F1上海站举办权费用问题时，满头银发的埃克莱斯顿只说了两句话：“要谈这个问题的话，你先回去看一下合同。”随即拂袖而去。一场意料中的激烈谈判，猝然冷场。

就任上海久事赛事公司总经理不久的姜澜，首次和埃克莱斯顿的谈判，就这样无功而返。

埃克莱斯顿当时被公认为F1的国王，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对姜澜来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却又不得不啃。“如果当时不能说动他给我们F1上海站减少举办权费用的开支，我无法保证这个赛事的持续健康经营。”姜澜说。

其后，姜澜通过各种方式与埃克莱斯顿接触，锲而不舍。

次年四月份，上海F1中国大奖赛现场，在指挥塔内，当姜澜再次提到这个话题时，埃克莱斯顿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姜澜说：“那一幕我终生难忘。老头从桌子对面走过来拥抱我，对我说：‘你说服了我，我会给你一个方案。你一定会愉快地接受。’”

随后不久，姜澜从埃克莱斯顿那里得到消息：对方同意降低F1上海站一半的举办费。至于具体数字，姜澜说：“这个是商业秘密，不能对外公布。”

埃克莱斯顿原则分明，在重大合同问题上没有过让步的先例，但此次竟然被一个中国人说服，吐出了一大笔钱。姜澜把此归功于“议价能力”。

支撑这种能力的，是他圆融豁达、积极进取的个性，对国际体育赛事商业逻辑的深入钻研，一个非凡时代赐予他的各种机会的锤炼，以及一个作为强大后盾的国家。

姜澜1978年开始工作，2018年退休，有幸亲历了“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的伟大改革开放历程。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清晰印记。他与这个非凡的时代同步成长，由一名普通企业员工修炼成上海滩众人敬仰的体育产业权威。

“感谢伟大的时代，让我一生既不平静，也不平淡。”他说。

改革开放之前，姜澜周围的生活，在他脑海里刻下深刻记忆的是两个镜头：每次从家附近的包子铺门口经过时，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小笼包香味，就禁不住咽口水；以及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连夜为他缝制一双新鞋。有时深夜醒来，发现妈妈依然在灯下赶工缝鞋。

1978年，姜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企业，得益于书香门第的熏陶，很快就因才华出众而被调入宣传部门工作。4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聘去了位于上海北京路东2号的上海广播电台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转型。

“当时两千四百多人应聘，又是笔试又是面试，前后考了一个星期，最后只有不到二十人留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他说。考试虽难，却难不住腹笥颇丰的他。就这样，中国新闻界多了一名优秀记者。

1985年，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但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城市的上海，诸多基础设施依然陈旧不堪，一些基本资源匮乏。姜澜清楚地记得，当时每年夏天市里面都要召开一个计划用水动员大会。而所谓的计划用水，实际上就是限制用水，工矿企业要择时停止用水，以确保老百姓在用水高峰免受断水之苦。

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姜澜根据一封群众来信提供的线索，敏感地捕捉到水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浪费的可能。他在凌晨爬上了单位附近一栋大楼的顶部，发现那里的水箱正在哗哗泄水。他用当时仅有的唯一工具录音机录下了“就像瀑布一样”的泄水声，播发了一条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那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1986年，姜澜从上海去武汉出差，人生第一次乘坐飞机。对于过去连坐小汽车都被视为奢侈梦想的人们来说，“坐飞机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也正是这一次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旅程，让姜澜意识到自己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很多正在成为现实。

“感觉以前遥不可及的东西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他说。

改革春风吹拂，百业待举，人才大有用武之地。姜澜步入职业生涯的快车道，先后担任过上海电视台副台长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等职务。

那是他意气风发、满腔热血打拼江山的年代。时代给了姜澜等无数人施展个人才智的机会，他们也为时代进步做出了贡献，包括家庭的付出和牺牲。“早起晚归，一直忙忙碌碌的，突然有一天发现女儿长大了。自己一直找不到时间陪伴她成长。现在想想，很是愧疚。”他说。

2004年，姜澜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转型，调任上海巴士实业集团当副总经理，专门负责集团旗下网球大师杯等赛事的运营管理，成为中国第一批体育产业的管理者。

自此，体育闯进了他的人生。这是一个他比较陌生的领域。

生活迫使他尽快对体育的内涵熟悉起来。首先，他个人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体育对于生活的重要性。2005年，他去医院体检，发现常年高负荷运转的身体已经报警。“医生告诉我处于糖尿病的边缘，再不注意身体要出问题了。”他说。从那年开始，他变成了一个健身爱好者，每周都要挤出时间去健身房锻炼。

其次，进入体育圈以后，他认识到：体育是产业，里面有复杂的学问。站在上海体育大舞台上，他参与的是国际体育产业，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育场，更是新的战场。

2007年，上海久事赛事公司成立之后，姜澜担任党委*和总经理，接手上海F1等大赛的运营，也接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研究了我们和F1运营公司签署的合同，发现如此之高的版权费用可能成为赛事无法承受之重，从而导致赛事很难实现持续经营。”他说。

据新华社2004年的一篇报道，当年出版的英国《F1商业》杂志刊文透露，上海购买举办权费用每年高达3000万美元。欧美地区各个F1分站赛的举办权费用都只在1000万美元左右，有的分站甚至不需要购买举办权，如摩纳哥站和意大利蒙扎站。

《F1商业》的资深记者马克·卡特勒当时对新华社记者说，如果与其他分站相比，上海购买举办权的费用明显过高，“与欧洲各站比赛相比，上海几乎付出了三倍的费用购买举办权，有点不可思议”。

姜澜不愿臧否前人签署的合同。他觉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人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前人所做的工作是从零到一，把赛事带到了上海。而他需要破解下一个时代命题：实现赛事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他要做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和国际体育组织讨价还价，重新谈判合同。

“对这个我心里完全没底，因为咱们这里以前没人做过这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我必须尝试。那是我承担的历史使命。”他说。

于是，他私下开始大量研究国际赛事版权和合同，了解国际通行的行规模式。然后，就开始了和埃克莱斯顿的交锋。

“伯尼（埃克莱斯顿）其实是个很随和的老头，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苛刻。和他打交道，不需要那些繁文缛节，他一直和我说‘Everything, let me know’所有事，告诉我。他很想和我们一道办好上海站的F1比赛。”

伦敦吃了“闭门羹”后，姜澜记不清楚又和埃克莱斯顿交涉了多少次。他只记得自己的交涉原则很明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自己的困难，让对方知道彼此利益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一直向伯尼灌输一个道理，如果我们上海站比赛办砸了，对F1的形象、对它在全球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广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样，他就必须要认真考虑如何帮助我们走出困境了。”

与此同时，姜澜不失时机地向埃克莱斯顿展示他们如何在中国切实推广F1文化和赛车运动的努力。比如，当埃克莱斯顿去上海F1赛场水景广场查看相关活动时，姜澜巧妙地告诉他，上海在合同外投入很大，真正为推广这项运动付出努力。埃克莱斯顿听罢频频点头。

埃克莱斯顿就这样被姜澜说服了，同意修改合同。通过此举，姜澜的不懈努力预计为久事赛事公司每年省下大约一亿元人民币。

一个曾经的普通企业员工，在改革开放大江大河里努力拼搏，丰富自己的人生际遇，成长为中国体育产业的精英。回首往事，姜澜不胜感慨，说：“时代给了我机会，我抓住了机会。”

2019年，F1历史上具有里程碑重大意义的第1000站比赛已确定将在上海举行。这是对上海站组织能力、对中国地位的认可。

时移世易，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的提升，也让姜澜他们在国际谈判桌上有了更多的硬气和底气。

后来，上海在引进世界汽车耐力锦标赛时，姜澜团队在与握有版权的法国方面交涉时，坚持自己提出的合作模式，绝不让步。足足对峙了三年，最后对方让步，同意按照姜澜他们提出的方案，从而让赛事落户他们期盼已久的上海。

“我们很多国际赛事难以为继，在合作模式这条起跑线上就输掉了。所以，我们在引进国际赛事时，首先要认真考虑清楚合作模式。”他说。

姜澜是个不甘苟且、不甘平庸的人，做每件事都要寻求一个积极的意义。改革开放的宽容环境，为他的这种人生态度闪光发亮创造了条件。

“久事赛事”公司负责的一些上海大型赛事活动，不少以前都靠政府财政支持。姜澜认为，应该利用政府支持的有利条件，为赛事创造自我造血生存的功能，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因此，他力主赛事的商业化运作，让市场担任主角，让社会方方面面能积极参与到赛事中来。

在他这一理念的主导下，久事赛事公司从2010年开始扭亏为盈，至今持续盈利。作为中国体育产业的先行者，姜澜给中国体育留下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探讨和思考。

姜澜的职业生涯晚期赶上了中国体育产业的爆发。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四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数据最有说服力。根据人民网数据，过去四十年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城镇人均猪肉消费量从每月2.3斤增至3.4斤，禽类消费量从0.17斤增至1.62斤，鲜蛋消费量从0.62斤增至1.72斤；农村人均猪肉消费量从每月0.9斤增至3.3斤，禽类消费量从0.05斤增至1.32斤，鲜蛋消费量从0.13斤增至1.45斤。

数据显示中国人变富了，热量摄入增加，因而他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体育成为一些人的生活必需内容。

但有一个现象也不能忽视，与这些数据同步增长的，还有肥胖率、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率等。13年前，如果姜澜没有走进健身房开始健身，他现在恐怕是个糖尿病患者。

中国多一个体育健身爱好者，或许就会少一个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姜澜认为，体育是个舶来品，国人的体育意识还需要一个觉醒的过程。体育介入普通百姓的生活，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2015年，他参与发起了“蒸蒸日上迎新跑”，定在每年元旦在上海F1赛道举行，至今已经举办五年，目的在于推动全民健身，培养大众体育意识。今年，这个跑步活动设置“亲子跑”项目，三百多个家庭带着孩子在新年第一天参加了跑步活动。培养体育意识，最好是从娃娃抓起。

退休之后，姜澜再次迎来人生的转型。对中国体育产业现状洞若观火的他，计划做两件大事：培养更多专业产业人才，唤醒大众体育意识。

这，或许比和埃克莱斯顿谈判要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