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耕耘
“《龙头凤尾》主要写上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按道理应该往下写,五十至七十年代是第二部曲,七十至九十年代是第三部曲”。马家辉要写“香港三部曲”,看来是小说断代史计划。他曾略带调侃说三部曲容易成经典,写五部会“超经典”。我喜欢并不客气的大实话,想再补一句:多年以后,作品还会溢出文学史,成为香港生活风俗史的留声写照。第二部《鸳鸯六七四》,续写了陆南才身边人物,大有故事群岛,人物岛链的风貌。
命理与义理,信也不信
《鸳鸯六七四》的小说机体,像被两股真气盘结,成了一副基因螺旋模样。这两股气,是决定论和选择论,前者是小说弥漫的运命观,后者是人物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马家辉用混沌的谶纬叙事,为人物事件的偶然,赋予棋局般的运筹结构。小说以新兴社堂口龙头哨牙炳隐退江湖,连翻三次“鸳鸯六七四”烂牌后,神秘失踪入题。一个人怎么把烂牌打好,如何在逆境里发笑,成了故事主题。
但如果烂牌真能变好牌,就成了廉价的成功学。马家辉当然不这么写。悲剧性其实全在幻觉,作家先给人物跳脱命运的假象,最后却一个个都拍死在案。就像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在准备“学为好人”时,被抓入狱。烂牌就是烂牌,你只能换心态,但烂在手上,却逃不掉的。哨牙炳年幼时为母亲偷情放哨,换零用钱。在放哨时睡着,母亲被父亲捉奸,反而怒打父亲后出走。阿炳被训斥:无能且不负责任。作家以荒诞悖谬的小事开端,却构成小说铺展的根脉。整个江湖,都建立在相同逻辑之上。
江湖不管做事善恶,却在意行事方法是否道义。哨牙炳日后管账运货,管理妓寨,对陆南才、陆北风两任龙头,忠心不二。究其本质,*全是黄赌毒,从根底上看,小说对江湖多有反讽,命理对人的连续嘲弄,即是明证。陆南才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反而死于美国炸弹。高明雷一心扩张地盘,结果被结义弟兄摆了两刀。而哨牙炳,一个软弱怯懦,但求安稳的二把手,偏偏熬成龙头,反差形成了荒诞。
也许,马家辉与金庸有种相似,都有从侠到“反侠”,从江湖到“非江湖”的反思。走马灯、过云雨式的道义,只是门脸说辞。这些帮会大佬,在乱世涡旋里,左右投靠。所谓龙头,不过如四处钻营的泥鳅。堂主与警官结义,无非相互利用,沆瀣一气。警局帮会,都拜关二爷,又像隐喻:黑白两道有共同信仰,有“合作基础”。没有大义,只有私利。
乱世倾城,江湖载不下情爱
即使写江湖故事,马家辉也没忘情爱的日与夜。你会感应小说与《倾城之恋》的默会,若合一契。也许,只有一个城市的倾颓,才能成全一对乱世男女的安稳渴望。可巧的是,作家接续的正是香港沦陷的时空,哨牙炳也和范柳原一样风流浪荡。只不过,汕头九妹阿冰不是白流苏。她是悍妇治烂仔,一物降一物。正如《水浒传》的招安收编,《鸳鸯六七四》里,阿冰用陪伴和责任,把哨牙炳圈住了。但偌大的江湖,竟装不下小小情爱。阿冰这位奇女子,接了父亲屠狗家业,成日在狗血腥臭中,被男人嘲弄取笑。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她的强悍独立,过目难忘。
她期待得遇良人,但小说却微妙写情爱“不得”。作家捕获的多是情爱的替代品、相似物,如情义、温情、惜爱、爱慕或追随。阿冰和哨牙炳,谓之鸳鸯同命。情感发于惺惺相惜,形影相吊,地狱作陪的温暖承诺。这是两人都不曾有的“奢侈品”。哨牙炳跳车捡手帕,为救阿冰落海,阿冰跳海相救,都是过命恩情。欠与还,是这段姻缘的夯土根基,唯独少了性的吸引。阿冰照着文武庙相士解签的说辞而活,就像《红楼梦》按判词和十二支曲,给定了人生一样。
阿冰仰慕硬汉英雄,偏偏丈夫胆怯软缩。这不合之合,如鸳鸯雌雄美丑,不论外人舌根说道,全是自我选择,要学哪吒肉身还父,能忍才可圆满。马家辉拿捏男女情感的瞬时性,从欲到情,从情到恨,中间又生出无数抛锚、脱轨与出神。责任和欢愉,情与性,总难调和,索性不如自欺。
男女情爱,本与江湖同构,全是水的哲学。所以“浪漫”二字,都是流动形貌。江湖男女,多是唇齿口舌关系:对应包容、硬刚与搅拌几种功能,小说人物大可归于其中。马家辉写江湖处,亦在论阴阳,虽有暴力暗黑,也是人生悟道。
生蛮快活,野性的感官生存
罗兰·巴特曾用“文之悦”,形容可读性的快感。《鸳鸯六七四》如此,它有文本的野性。像永不驯顺的身体,青筋暴起,那亢奋生蛮,是鲜有的。马家辉并不操心方言写作对读者造成“路障”,相反大量粤语用字,俗语粗语,时刻都在指认生活现场——底层丛林,从来不会温吞,更不需要“净水机式”的过滤性文字。作家定要扒给你看看,人生底盘的结石与水锈。
马家辉的深刻,在于他总能在最巧的力点与裂缝,插上一根撬棒。这缝隙,是艺术伦理与现实伦理的分裂处。如契诃夫所说,一个作家在写小偷时没必要强调偷窃不对。《鸳鸯六七四》再现并想象罪恶,也没让现实伦理僭越艺术伦理,并不落道德训诫的窠臼。他在展示陈列、却不隐恶,就像维吉尔在导引但丁游历地狱。在贪欲反噬中,只剩盲目的生存意志,就像跳不过去的“卡带”,鬼畜般上演你死我活。
生死之外,只有感官,不论价值,只图快活。马家辉写出彻骨的悲哀,哨牙炳好色,本质是寻找失败的代偿,对于他,各色女人是敌手,需身体征服;又是“母亲们”,可泣可诉,温存慰藉。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写出乱世里两个大字——快活。马家辉承继了古典通俗小说的衣钵,活脱脱一个话本时代走出的说书人。但他又灌注强烈的身体意识,不认礼俗的叛逆,原始荒蛮的生机。既然有作家能从思辨、理性中找寻世界的秩序,就会有作家从*、混乱失序里,翻弄被历史裹挟的悲慨,不能自已的苍凉。马家辉与其偶像张爱玲一样,懂得那底色,就是江湖——它不明不白,没有纯粹彻底,总搞不清爽。这大概是小说里高级的循环论:事件互为因果,人物两厢亏欠,以逆天改命开场,以愿赌服输终局。(俞耕耘)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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