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大厦的秘密精英建造者与堂皇的门面们
“圆桌”秘密精英网络核心构建人之一是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也是罗兹财富及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第一代核心信托人、英国驻南非殖民地总督、“自由石匠会”（共济会）高级成员、伦敦股份银行董事 （米德兰银行前身，今日香港汇丰银行的一部分）。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英美资助俄国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军队绞*布尔什维克，米尔纳勋爵及其“圆桌”网络-共济会的同伴们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米尔纳勋爵被赋予重任，担任罗兹财富的主要信托人，可谓当之无愧，这不仅因为罗兹本人为大英帝国忠心耿耿效力的狂热也同样在米尔纳勋爵身上辉映着，而且这两人也在另一点上惊人的相似：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米尔纳勋爵曾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一个大英帝国的 “民族主义者”：
“我的爱国主义没有地理界限，只有种族的界限......我是一个大不列颠种族的爱国主义者......大不列颠种族走到哪里，大不列颠国家就必须到哪里。”
米尔纳勋爵引以为豪的自述，毫不隐瞒地揭示了大英帝国／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精英们代代被熏陶、普遍携带的一种思维理念。他的这些话也该为许多中国人解释一个让他们倍感迷惑不解的现代国际现象 ：有关“五眼”（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什么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核心家族成员国在关键时刻总是那么步调一致、密切配合协调，如同一个国家。答案就在米尔纳勋爵的这段话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同宗同祖的民族，无论表面上如何不同，也无论这些国家的普通国民如何认知，统治这些国家的权力精英们从未将彼此分开过，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属于同一个大不列颠种族，同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同一个终极梦想。
1900年1月9日，美国历史学家及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Jeremiah Beveridge）针对美军血洗菲律宾发表了一场著名国会演说。在演说中，他以同样的情结，把美国人视作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千年优越文明”历史的一部分，拥有对“野蛮”的、不能被视为“人”同等看待的菲律宾等亚洲人民进行统治的权利，并强调，自由、民主、自治等这些权利并不能适用到那些不能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等同的“野蛮人”身上。
澳大利亚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帝国在亚太地区的一只延伸臂膀，不仅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为拒绝“种族平等”条款大打出手，几乎歇斯底里，也在二战爆发后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种族身份在国家战略中的关键角色。如1941年-1945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约翰·科廷就如此宣告到：“这个国家将永远是“为了在南部海洋建立一个不列颠种族的前哨”而抵达这里的不列颠人的子孙后代的家园。
深刻领悟约翰·科廷这段话，对理解当今世界秩序、世界风云舞台幕后的现实世界至关重要。
罗兹于1902年去世。在他名下组建的半秘密精英组织网络的骨干部分被正式转入米尔纳勋爵等世袭权贵精英的监管下，天衣无缝地融入已存在了数个世纪的老牌精英一体化势力网络（如共济会）内。遵循罗兹希望构建“秘密社会”的遗嘱及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大道无形、心与迹异则胜”的“国术”，一切也都被巧妙地遮掩在在世界上已声名显赫的金融家族等“钱袋”门面的名下。
从此，通过势力强大的政治、军事、情报及海外隐蔽作战网络，配备国际金融家、工商实业家的便利门面和财力，“圆桌”网络的这些年轻有为、富有帝国理想的未来帝国建造者们也被精心地置于政府各个战略部门、金融界、工商实业界、学术教育、媒体、科技等领域的要职，以便于增强他们在各自所在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力。
用于资助这个半秘密精英网络的，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这些财富不仅来自罗兹信托（Rhodes Trust）本身，也来自那些与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利益唇齿相依的国际金融巨头及富有的工商大鳄们、显贵家族、名门富豪。这些国际金融及工商巨头门面的家族利益深深依赖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强权，它们的存续与财富的不断增值与这个无形帝国相依相随。
通过依托并与老牌的精英势力网络融合，至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精心设计、最终引爆的第二年，“圆桌”网络就已将自己的隐匿触角延伸到所有七个主要的英语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
在巴黎凡尔赛和会期间，自1919年5月30日起的多日内，英美代表团中的秘密精英网络成员在巴黎“宏伟酒店”（Hotel Majestic）多次会面。这里是英国代表团的下榻处。他们讨论的主题，是要建立一个横跨全球的成员组织网络，主要任务是对各自政府制订国际事务的政策及战略进行应有的“顾问、咨询与导向”，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要操纵并控制各国的外交政策及社会发展。
他们的讨论结果：诞生了一个“公开”而又“隐匿”的组织网络，说它“公开”，因为今天它的确是个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机构，说它“隐匿”，是因为它有内外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具，而且十分精于“隐身术”，如同变色龙，在各个国家挂着完全不同的牌号，并自此至今一直在世界舞台幕后推动着风云的变幻起伏。
“圆桌”精英们创建的这个国际组织网络，在它的母国英国建立的基地是位于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最初被称为“国际事务研究所”（IIA），安家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十号的查塔姆楼（Chatham House），这里曾是英国贵族世家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宅地，查塔姆伯爵曾数次担任英国首相。1926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成为该组织的掌门人，国际事务研究所（IIA）也被授予“皇家”地位，改名为如今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有个“昵称”，叫“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它有一项特殊的“缄默”规定，被许多西方精英组织仿效，这项规定叫“查塔姆社守则”（‘RIIA Protocol’ ’‘Chatham House Rule’）。
这个守则意味着所有成员必须严格遵守“缄默”，对内可自由讨论相关议题，但不能对外如实告诉公众。“查塔姆社守则”成为诸多其它西方精英社团、会所的仿效摹本，如彼得伯尔格“俱乐部” （Bilderberg Group）也有一个相似的保密守则，参与人员可自由畅谈，但不能对外公开。
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与会人员也决定建立一个美国“姊妹”分支组织。为了避免公众看清二者之间的纽带，制造两个彼此“独立”的“民间组织”假象，美国分支在后来被取名为“外交关系协会”（又译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 外交理事会， CFR），于1921年正式在纽约的哈罗德·普拉特楼（Harold Pratt House） 公开挂牌，作为一个“民间智囊” 组织正式公开露面，由声名显赫的大财阀门面们负责提供资金后盾，包括摩根、约翰·洛克菲勒、伯纳德·巴鲁克、奥托·卡恩(Otto Kahn) 、雅各布·谢弗 ( Jacob Schiff )、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等人，并由“圆桌”-共济会网络在美国的重量级人物爱德华· 蒙代尔·豪斯上校（Edward Mandel House） 及其同伴们掌管。
我们会看到，这个豪斯上校在1912的美国总统大选及1913年的美联储创立的幕后都扮演了至关重要而隐匿的角色，并成为总统威尔逊身边形影不离的顾问，被视为总统宝座后的影子权力人物，这个影子也在策划美国介入一战的关键事件背后晃动着。
依托并借力于“共济会”等老牌兄弟网络，“外交关系协会”（CFR）随即迅速将无形的权力蜘蛛网撒向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无底洞式的财富也源源不断地经由那些国际金融、工商财团、媒体的便利门面，以慷慨的“捐献”、“资助”等方式中转流入。
除了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及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外，一个专门应对远东事务的附属组织也被创建，并同样以不同名字命名： 太平洋关系学会（又译：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太平洋国际学会，IPR）；法国的分支机构成为“外交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在德国，其名字又成为“外交政策研究所”（Institu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
如此，在一系列国家，“圆桌”秘密精英势力网络不断变换名号与面孔，隐而不显地编织着一张权力延伸蜘蛛网。不仅如此，这些名字听起来仿佛与普通的学术研究机构或智库没有什么区别。“心与迹异则胜”，这显然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一门炉火纯青的国术。
不过，学者也确实是这些组织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建造大军的中坚力量。在每一个国家，“圆桌”网络分支在建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抢占对教育、媒体与出版社等舆论话语权的控制。如在英国，最先被渗透并掌控的包括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等一系列精英大学，以及各个有影响力的媒体、刊物出版社等等。
最初，这些网络以英、美为核心，不久又通过不同的牌号向其它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悄无声息地扩张、继而在全球范围内延伸自己的触角。
在许多方面，美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等生，不仅大规模使用学术教育等多种传统途径，也娴熟地广泛使用军情机构、海外颠覆战网络、各式各样的“公益”基金会、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一体化无形战网络，使传统的“渗透操纵”模式如虎添翼。在这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 、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等等，都成为极为成功的典范。
二战后，历经短短半个世纪，基督教西方大一统联盟就成功瓦解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国家，在这场无形大战中，精英培植与渗透操纵战略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样的模式也被大规模而系统地用在中国。
学术文化精英、王室贵族世家子弟这些西方社会的传统精英阶层与新兴的律师、金融权势结成婚姻伙伴关系，这个安排“互利互惠”，非常顺理成章。一方面，学术文化精英、王室贵族这些传统的世袭精英可以提供社会、政府内最高层的关系网、特权地位、以及外交舞台的光耀；另一方面，律师及银行家则会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
在这个错综复杂、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中，学者、记者编辑、贵族世家子弟、金融家、律师、公司董事、企业高管、大学校长、电影明星、体育明星、教授、科学家......等社会名流们，也都乐于成为实际上的国家安全、间谍网络的准工作人员，心甘情愿地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工具，为其外交政策、军事战略、全球征服战服务，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精英地位、以及伴随着这种地位而来的各种特权、名誉、声望等利益，都与这帝国本身的利益唇齿相依、休戚相关。
一个多世纪以来流行于世的许多“阴谋论”，主题之一就是说金融大鳄们在幕后操纵世界，这类 “阴谋论”说对了一半，但忽视了另一大半。这些“阴谋论”中频繁提出摩根、罗斯柴尔德等金融家族。表面上看仿佛确实如此。但这些事实被刻意释放出来，让“金融阴谋论”、“犹太阴谋论”漫天飞舞，不过是巧妙屏蔽了这个污浊水塘里更深的藤蔓。实际上，这些金融白手套发家致富的每一步，几乎无不依赖这些幕后支撑与关系网。而英国之所以崛起为“日不落帝国”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正在于它拥有一门超群的国技：精于隐秘行事、“心与迹异”、暗箱操作，这门技艺几乎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第二天性，其帝国精英们从一开始至今，就一直煞费苦心地设立层层屏障、投放五光十色的烟幕弹、传播真假虚实难辨的信息。声名显赫的金融家族与财团就是再好不过的障眼屏障了。
但，“钱袋”们终究不过是个工具，他们为主人的利益服务，深深依赖背后的主人发财。罗斯柴尔德、摩根、洛克菲勒、某“股神”、某“投资天才”...... 在被刻意引导的诸多流行“阴谋论”中，这些频繁出现的名字无一不是如此。只要用心审视他们的发迹轨迹及其身后那些盘根错节的财富与权力金字塔藤蔓，就会看清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相信这类群体是主宰世界的“主人”，就如同相信几个精明的小商贩不仅摆平了所有的城管，也主宰了社会的军警法及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战略命脉。
“钱袋”们的优先考虑永远是金钱，他们因此也只能被用作工具。就如熟知精英权力世界的亚当·斯密在撰写他的《国富论》时指出的：这个群体“既不是、也永远不应成为人类的统治者。”
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很能说明问题：恰好在“圆桌” 网络一个世纪前启动这个渗透战略开始，以英国、美国为中心，各式名目的 “非政府组织”、“公益基金会”、“慈善机构”、“民间智囊”等等，就如同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囊”、“慈善机构” ，绝大多数都与政府与军情网络维系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纽带，来自它们的慷慨“捐款”、“赞助”也源源不断地流入教育、媒体、学术研究、科研等公共领域。
这个隐匿的秘密精英网络及其兄弟同伴们究竟有多大的无形势力与影响力，仅需审视一下美国决策的幕后运转机制，就可领悟其中的冰山一角。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公演舞台幕后，是其无所不在的触角，其成员占据着美国政界、军界、司法、国家安全与情报、海外隐蔽作战网络、学术界、媒体、科研、工商金融、娱乐、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的要职，台前彼此独立，甚至相互争吵，幕后则协调一致。
这就如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盛行的老牌秘密权力网络共济会。长期以来，在这些国家的军界、警界、司法界、情报界、高端金融界等社会核心领域，非成员是难以晋升到顶层的。二战后，横跨整个西方，传统的老牌精英势力一体化网络与后起之秀都得到进一步整合、利益趋同，“圆桌” 网络的各个分支也加入了其它兄弟网络。二战后至今，正是这些超越国家的秘密精英势力一体化网络成为无形的凝聚剂，使得西方能够在幕后联手一致对外，随意宰割其他民族，操纵诸多主权国家的命运。
实际上，正是这个秘密精英网络的幕后权术确保了美国1912年大选中威尔逊的胜利，并继而使用一些声名显赫的国际银行家出头露面，确保了美联储次年得以诞生。这两大事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英美最擅长的帝国权术，并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秘密精英权势网络的无上操纵力，它巧妙地隐匿在国际“私人金融”的烟幕屏障后，无声无息，无处不在，却又不为公众所熟知。
从此，世界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崩盘、经济危机、战争冲突。在美联储这个特殊的金融战机器运转下，一个又一个国家被抛入经济灾难，无以计数的无辜者经历了家破人亡的苦痛。然而，在大批御用“经济学家”、“专家权威”的笔下，这一切都成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危机周期”，俨然一个永恒的经济发展规律，并在经济学课堂上被鹦鹉学舌地传播下去。
鲜有人告诉公众，这些经济危机、战争冲突的真正玄机在于西方强权崛起致富之路上屡试不爽的一个魔法偏方：“灾难制造＋危机管理”。在它们设计的丛林法则下，几乎每一次“危机”都是一场大鱼吞小鱼的盛宴，每一次灾难都是弱势者的血泪、权贵者的欢乐。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们则把这个魔鬼吸血游戏玩得精致透顶。
在下一节，让我们从一场"民主选举"与一个 "中央银行" 的创建去见识一下盎格鲁-撒克逊炉火纯青的帝国权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