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
【文化好东西】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生物进化论自诞生日起，便牵动了人类的敏感神经。是强者轮流坐庄，还是天赋生存平等？伴随着进化论对人类思想的巨大影响，争议亦波澜壮阔。
读铃木修次著《日本汉语与中国——汉字文化圈的近代化》一书，可知作为汉字文化圈核心的中国和日本，同时作为弱势的东方国家，受达尔文影响更大。在译介进化论时，虽然在根本上两国学界都离不开汉字与西学的对接，但主流路径依然是从日本到中国。不过，在日本创造新汉字“进化论”之后，严复再一次自造与之对应的新汉语“天演论”。无论是“进化论”，还是“天演论”，面对东方弱于西方的近代化大趋势，尤其是中国几乎一边倒接受了“优胜劣汰”的强者逻辑。
将“进化论”带到日本
1877年明治十年，美国人摩尔斯（EdwardSylvesterMorse1838-1925）受聘于日本东京大学任生物学教授。摩尔斯在美国主要从事腕足类动物研究，因日本地处太平洋岛屿，这种无脊椎贝壳类生物很多。作为科学家，他很有兴趣接受这份工作。当年6月，他从横滨进入日本。
当时西南战争正酣，但没有影响新政府关于文教的发展计划。东京大学刚刚成立，由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开设了法、文、理三部和另设校舍的医学校，生物学是理学部五科之一，摩尔斯就任生物学科动物学主任，开成学校总理加藤弘之任东京大学三部总理，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教授外山正一是摩尔斯教授的推荐人。
早前，外山正一留学美国时，接触到了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理论中的进化论，并因此机缘认识了动物学家摩尔斯。外山是日本第一个对进化论发生兴趣的人。
摩尔斯教授在东京大学每周日有一场“科外通俗演讲”，他用英语演讲“动物进化论”，预备科学生石川千代松负责笔录，与同学平沼淑郎共同翻译了这一笔录手稿，在1883年明治十六年出版，书名为《动物进化论》，生物学科植物学教授矢田部郎吉为本书做序，是日本第一部关于动物进化论的著作。
矢田部郎吉留学美国，与摩斯前后脚回到日本。他在序中说：“达尔文氏关于生物原种论，自出世以来，风靡西方，讲究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之理，欧美勿论，我邦学士中，信其论旨者也至多。”“盖达尔文氏所论，仅仅针对动植物最初简单之原形，所呈现渐次进化的过程。更何况今日人类之繁杂绝非动植物的简单状态，由于风土气候之异同、生物种类之强弱等也会随地理之变迁而改变。因此，人类之增减、邦国之兴废，甚至不同文明的上进与衰退等，尽悉关乎进化深邃之理。故而进化论其原旨至大至正，荣获了学士社会中未曾有过的尊崇，是不奇怪的。”“我的老朋友摩尔斯教授深通此学，又富于深入浅出之天资，且雄辩伟绝，声誉赫然美国学士间。因爱我邦进取之气象，不辞辽远来应聘，除教授之课，还开设讲筵娓娓道来达尔文进化论，如今公诸于世，其举必然裨益举世，为此而为序。”
看得出，矢田部欣赏并熟悉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承认达尔文进化论是关于动植物的变迁之理，但他也肯定了进化论也是人类社会兴废进退的“至大至正”之理，对当时日本知识人颇有冲击。
序中出现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等日本新汉语，似乎在明治十六年时已经约定俗成，并稳定使用。书名冠以《动物进化论》的“进化论”概念，也非常普及，甚至随着对“进化论”争论愈趋激烈，概念本身也广为人知。
其实，摩尔斯演讲的《动物进化论》问世还是迟了。主要原因是绊在“译语”上，直到摩尔斯演讲六年后，有关进化论的诸多概念在日本学界才尘埃落定。因此，至少在1883年之际，日本创造的与进化论相关的各种词汇或概念已经成熟了。
不过，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对进化论的兴趣和关心，绝对不限于生物进化或围绕达尔文做纯粹学术性的研究。他们更愿意将力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自然淘汰、适者生存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世化上。
而东大三学部总理加藤弘之，明显有意图地推进了这一趋向。他不仅聘请摩尔斯教授，而且还仿效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版了《人权新说》，甚至比摩尔斯的《动物进化论》还要早一年出版。
欧洲进化论意识，早在18世纪的法国、德国、英国已经开始萌芽，而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则是1859年面世的。斯宾塞是达尔文的后学，可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在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出版之前，于1852年就发表了生物进化论，同年在另一篇论文中，他使用了survivalofthefittest一词。东京大学第一届文学部哲学生井上哲次郎翻译为“适者生存”，成为明治时期日本社会进化论的支柱性用语。1881年明治十四年，井上哲次郎主编的《哲学字汇》出版，其中survivalofthefittest被译作“适种生存”。
“新说”引爆社会进化论
摩尔斯就任东大时，外山正一、矢田布郎吉等东大的教授们并力盛唱进化论。为给社会进化论提供争论平台，他们创刊的《东洋学艺杂志》，是继《明六社杂志》之后，提供的又一个新言论的华丽阵地。
该阵地上凝聚了豪华的人气阵容，集合了东大始创时期的著名学者以及明治十年间锐意进取的日本精英。文学部长外山正一、理学部长菊池大麓、理学部教授矢田布郎吉、理学部讲师樱井锭二、大学预备科长杉浦重刚、文学士井上哲次郎，还有三部总理加藤弘之的支持。还有中村正直、有贺长雄、三宅雄二郎、井上元了、岗仓天心等，皆为本刊的重要作者。
1881年加藤弘之在《东洋学艺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人为淘汰而得人才之术》，转年第四期上，他又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论自然淘汰法以及如何将该法涉及人类》一文，文章题目，使用了“人为淘汰”和“自然淘汰”词语。1883年石川千代松翻译摩尔斯的《动物进化论》时，使用了这两个词语，显然是认同并沿袭加藤的译语。至此，“自然淘汰”与“人为淘汰”作为进化论之两翼，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带来社会观念的转型。
1882年10月，作为学政两界的领袖，加藤一鼓作气，以进化论为方法论，发表了他的《人权新说》，引起轰动。一个月内一版再版，转年第三版。
“新说”一开口就抛出了一个炸弹，论“天赋人权说”不过是“妄想”，而进化论才是唯一的真理。引起哗然后，加藤承认他否认了十年前的自我。他在1870年出版的《真政大意》以及四年后出版的《国体新论》，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并称于世，主张“全人类但凡活着的，都应该拥有享受自由·平等生活的权利”。十年后，也就是接受进化论以后，加藤再著《人权新说》，第一章便以“论所以产生天赋人权之妄想之因”为题，吸引无数眼球，也令无数眼球瞠目。
他说：“吾欲以物理学科之彼进化之主义，驳击天赋人权主义。以进化主义驳击天赋人权主义，乃是以实理驳击妄想。一击之下即可粉碎，何难之有？或许有人会说进化主义，是研究动植物生存竞争以及自然淘汰的规律，随之逐渐进化，渐进产生高等物种。”
加藤进一步阐释高等物种的由来：“大凡动植二物因体质心性之遗传和变化，产生优劣差等，子子孙孙、苗苗裔裔，永在这优劣之河里浮沉，甚至没有尽头。而由此优劣差等所产生的生存竞争，亦随之没有际涯。永远是优者独占强而劣者被压倒，因此获得优者独生存、且独传子子孙孙。这就是生存竞争所产生的自然淘汰……。此类演变称之为动植物之进化。”
什么是“人为淘汰”？他说：养花畜牧可施以人工变异，称之为经营进化。如我邦的菊花或锦鲤等，实际是由于人工稍微改造的属于新种属的物种。众所周知，其道理与自然淘汰绝对无异。故达尔文氏称之为“人为淘汰”。
因动植物遗传变化而产生了各种优劣等差，为了各保生存，必然引起竞争，优者常常获胜，劣者则败，胜者以完善独自生存为目的，独惠子孙，此乃永世不易之自然规律，为万物法中第一大规定，又可叫作“优胜劣败之规定”。
给出一个进化论的视角，加藤看到的是，“宇宙恰如一大修罗场，万物各自保己之生存，为完成己之长育，常在这一大修罗场中竞争而互决胜败，且乐此不疲，其结果则绝对符合优胜劣败之规定。”而“吾人心性以及社会之存活，也均不得不受此大法之制驭。”
因此，他宣告抛弃此前信奉的“天赋人权主义”，“余亦曾醉心于天赋人权主义，但近日开始，信奉进化主义之实理。”作为明治维新官学两界的元勋，他的声明给世人带来了巨大冲击。
他甚至继续表态，“我辈不懂天赋人权，唯知得有权利，而此得有权利，实与邦国共存亡矣。”至此，他有一种重获新生的喜悦，幸遇达尔文之进化论，他才醒悟，他进入一种“无法形容其欢喜，几至雀跃之思”的状态，这一状态似乎已经达到了后世所谓达尔文主义几如法西斯主义的高度。
据载，加藤向天赋人权说宣战，在1879年明治十二年之际已广为人知。此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读德国学者的各种主张，同时开始绞尽脑汁翻译进化论以及相关用语。
在《人权新说》里诸如“进化主义”、“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人为淘汰”等等译词，几乎都汇聚一齐了。当然“自然淘汰”和“人为淘汰”早在《东洋学艺杂志》的论文题目上就出现过，《人权新说》虽不是初见，但是“优胜劣败”，则是《人权新说》里初现。加藤在“卷首”亲笔题字：“优胜劣败，是天理矣”，表明“优胜劣败是《人权新说》的中心议题，是加藤的家徽。
日本新汉语“进化论”，是evolutiontheory的译语，一般认为始于加藤弘之。但在《人权新说》中，我们看到的是“进化主义”，而不是“进化论”，也以加藤为中心的达尔文主义流行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他的“进化主义”简称为“进化论”了。《人权新说》出版的第二年，摩尔斯的讲义就被翻译为《动物进化论》，将“进化论”直接用于书名。
加藤弘之从“天赋人权说”的拥趸者转换成达尔文主义的狂热信徒，他语出惊人，感染了一批人聚集在他的身边。当他把达尔文主义译作“进化主义”之后，那些包围他的信徒们，为方便起见，简称为“进化论”也不奇怪。“进化论”就这样如浮云般在日本社会流传起来。其实，在西方的新事物进入日本以后，有很多新名词广为流行，但其出身来路并不清晰，“进化论”就是一例吧。
进化论用语在争论中流行
加藤弘之在明治初年的六七年间，与福泽谕吉并肩，热烈鼓吹天赋人权。因此，当他皈依进化主义之后，以他当时的影响和身份，仅这一转变，就足以构成一大新闻事件，但他认为这还不够，他还要现身说法，通过演讲批判天赋人权说。
1879年明治十二年11月，他在东京爱宕下青松寺开讲筵，第二年又在东京两国中村楼演讲，都是背叛“天赋人权”，改宗“进化主义”的宣言。
1881年明治十四年，他又抑制不住对他早期思想的厌弃，向内务省递交了申请，自愿绝版此前仿效天赋人权说写作的《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两部著作，同年得到内务省的批准。由内务省发出通知文件如下：
“今，东京府士族加藤弘之所著《真政大意》并《国体新论》两书，因了解了所著述的思想主张为谬见，因恐误人子弟而申请绝版。自今禁卖两书，须知其旨，互相转达。”
《人权新说》一面世，如点燃了一挂爆竹，引爆了言论界前所未有的活泼盛况，各种观点噼噼啪啪出笼，对峙与争论，打开了整个社会的视野。诸如：批判加藤弘之的自由民权运动领袖植木枝盛发表为《天赋人权辩》；马场辰猪再论《天赋人权论》；外山正一则在《东洋学艺杂志》上发文，“质疑人权新说之著者并贺新闻记者的无知”，从斯宾塞思考流的方式出发，痛批加藤的《人权新说》论。
加藤在下一期《东洋学艺杂志》立刻回复，“复驳外山大先生的驳论”，反驳外山的“反驳”。外山再寄稿下月号，题为“再次质问人权新说著者并为斯宾塞氏平冤”，进行更猛烈的反击。
本一轮争论，对日本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场个人意识觉醒的冲击波。可惜，与本文考察当下“进化论”的译语无关，只好忽略明治十年前后兴起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轨迹。不过，主张进化论者，以为通过争论就可以使“进化论”深入并洗白人心，从而升级为大众拥趸的明星，但那也是一厢情愿的皮相之见。
在反驳加藤的阵营里，没有比矢野文雄更具有典型性了。他在《人权新说驳论》中仅以三章，与《人权新说》三章一一对应批驳。加藤“论天赋人权之妄想所出”，矢野则以“论有无人权之天赋”批之；加藤“论权利之始生及其进步”，矢野则以“论权理之始生及其进步之样态”怼之；加藤“论要谋划权利之进步的主意”，矢野则以“论谋划权理之进步的主张”驳之。
看来，在矢野与加藤之间，横亘着从自然生物到人类社会的蛮荒地带，加藤试图诱惑我们在他的野蛮阴影里休息，矢野则要将人权之光投进那片阴影。所以他带有疾呼之腔说：“以著译家而成名的加藤弘之，彼之社会达尔文主义，无非是从强弱优劣之自然现象中所产生的万物消长存没之常态出发，推理人类也难免此常态，故结论人类亦不可能有自由、平等、均一之常理。所论目的：“人不可急于追求权理。”
矢野还在《邮电报知新闻》连载十篇驳论有关进化论的术语，他使用了“达尔文主义”、“万物进化之常理”，还引用了加藤使用的“进步”一词，但将加藤的“权利”换作“权理”，这一过程，推动了“进化论”的普及并作为独立用语鲜明起来。
矢野并不孤独，《东京横滨每日新闻》连发九篇社论评人权新说。社论指出，“若据加藤氏所论，人类只有淘汰唯一之作用，不外优胜劣败。而此作用，原本仅限于动植物之间进行的。那么人类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这一动植物的生物状态吗？”
英语evolution翻译的“进化”之语，以及与之相伴生的“进步”，甚至具有evolutiontheory属性的“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优胜劣败”等词汇，加藤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使用它们，尚不明晰，但它们几乎都是加藤在论证天赋人权的荒谬过程中出现的，是加藤从古汉语里掏出来的词汇，是他绞尽脑汁在汉字里思想出来的词汇，是明确无误的。
因此，据石川千代松说，他在翻译《动物进化论》时，有关进化论的用语，全部使用加藤创造的日本新汉语，至此以后，进化论用语在日本成熟着陆。在1883年明治十六年前后，日本社会关于进化论的译词，几乎在公共认可中聚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