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鉴别人品的时候，我们总是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衡量标准，虽然不尽科学，但不同群体的各自优劣，也足以明证各个群体之中群聚之人品位的高雅和低俗。在形形色色的群体中，有那么一群淡泊明志之人，抱着人终究不过是一抔黄土掩白骨的心态，采取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追求心灵之净美和道德之高尚，一如浮于空中的尘埃，即便十分渺小，亦不甘与泥土与凡俗之辈同流合污。由于没有追名逐利的锐意和勇谋，这种人无形之中就显得柔弱一些，但实际上，面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明争暗斗和尔虞我诈，他们却是不战而胜。世人为名利所累，困困苦苦，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他们却“不正经”地追求人生的雅兴。君不见，身健体强之人，正精神抖擞地赛一段小跑！追逐名利和淡泊名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前者或许更具成功之哲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后者更具人性之本质。淡泊之人，更能写就“异端”的传奇故事之书，心性柔和之人细细读来，必能从中开辟宁静致远的途径，曲径通幽之中，似有柔美之乐，无须热闹的伴奏，独自轻缓地流淌。大漠孤旅之人，无论是服从宿命的安排，抑或听从心灵的呼唤，总是一意孤行，在旅途的终点，一旦发现没有收获，便立即能以未曾失去的东西用以抵充，从而一如既往的满腹平和。自古英雄谁无死？即便人生注定是失败，在生命终结之时，他们依然认为，与世纷争越少，人生的惬意就越多。
与淡泊之人相比，另一种人无疑就是权贵之人。权贵之人往往都是高官厚禄，确实辉煌无限。但淡泊之人追求的是平平淡淡的人生旅途中无处不在的高贵品质，于他们而言，品质高贵之人才是真正的贵族，品质高贵之名才是真正的名声。
在淡泊之人中，有的遁于尘世之外，默默修行，有的逆行于尘世之河，击楫中流。繁华世界，茫茫人海，其间却有很多与世隔绝的隐者，所谓“大隐隐于市”。对于不必要的身外之物，他们视而不见，无意取之，总是尽力与尘世隔绝，独善其身，过着平庸而卑微的生活。飞黄腾达的权贵之人自然不甘平庸卑微，追求高官厚禄之际，贪奸之中自然就失去了人性的辉煌，告老还乡之时貌似庄严威武，实则身贬名贱，街谈巷议之中，便不足挂齿。尽管他们自认为是功成名就后的衣锦还乡，但在品行上因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终究还是遭人唾弃。
与权贵之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淡泊之人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或者《闲思偶得》（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的作者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这是一个精神矍铄、自得其乐的耄耋之人，有生之年，仅凭自己的品性就赢得无数文人雅士青睐，一生挚友无数。其心性之友善，从不与人纷争；其行为之审慎，绝不损人利己；其营生之道，胜过其入账之金。而且，此人身健气朗，活力无穷，毕生清流垂钓，乐此不疲。除此之外，他更看重修身养性，鸿儒谈笑之间，他总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品行高尚悦己者交”是他交友的基本原则，著书立说者、韬国略家者、敬神仰仙者、拘礼谨节者、种田挖地者，无论贵贱长幼，只要心和气蔼，均能赢得这位卖布出身的垂钓大师的芳心。尽管人生坎坷，愁闷连绵，但他与生俱来的风雅，恰如出泥之莲，经年不灭。文如其人，其心性之温静，足现于作品之字字句句。读其作品，不难发现，他似乎在历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方清雅的乐土。毋庸讳言，初始写作之际，他文笔欠佳，但几经修炼，文采突飞猛进，与之前已判若两人。其笔力之进步，亦如其人品之历练，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如日月当空，两相辉映。
毫无疑问，初涉垂钓之时，艾萨克·沃尔顿尚年幼无知，斯塔福郡的河边溪际，闪现的不过是个幼童学徒的身影，有幸生于此地，可谓是莫大的福分。可是，祸福两相依，艾萨克·沃尔顿出生不到三年，他的父亲杰维斯·沃尔顿（Jervis Walton）便撒手人寰。据说，他的母亲仙逝更早。艾萨克·沃尔顿父亲的生平不详，他母亲则连姓氏都无处考证。他的发妻...
艾萨克·沃尔顿于1618年来到伦敦，此前的生平经历我们一无所知。来到伦敦后，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五金业主名册上，但我们不能据此来推断艾萨克·沃尔顿就是五金贩子出身，因为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按更早给他写传记的作者记录，他是布贩出身。在我看来，艾萨克·沃尔顿是布贩出身应该比五金贩子出身更为确凿，就是臆断起来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能够推翻更早期的结论。1626年他与雷切尔·弗拉德登记结婚时，所写的身份信息是：“伦敦市民，五金贩子。”虽然如此，但并不能推翻他是布贩出身的结论，因为此时不如实地写自己的谋生方式，稍稍言过其实地夸大一点以显得体面是很正常的。任何与艾萨克·沃尔顿一样平和谦逊的人对这种“小饰”都是不经意的，最多只能在他夫人雷切尔·弗拉德的心目中增加那么一丁点分量而已。艾萨克·沃尔顿最早以何营生，我们没有确凿的依据，但内战爆发时，他已家境殷实，可以坐享其成了。因此，自1644年开始，他就开始做起了甩手掌柜，过起了闲雅的生活。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家庭生活并不轻松快意，最悲催的是他先后痛失七个子女，而且发妻也于1640年辞世。也就是在妻亡子故之后，他才有时间开始写作，以《人生》（The Lives）和《钓客清话》两部作品享誉全国，从而雄踞英国文坛。
成名之后，艾萨克·沃尔顿过得十分闲雅潇洒，这份闲雅和潇洒可谓登峰造极，除了最傲慢的无礼之徒，没有谁敢说自己能与之争锋。除了物质享受的潇洒之外，他把闲雅的享受发挥到了极致，因为每年春光明媚的五月，他都会去托特纳姆区的山区（Tottenham Hill）和他的忠实钓友纳特（Nat）、阿尔·罗（R.Roe）等欢聚一堂，沿着山溪清流做垂钓的远征。或者，他会去会会挚友，他温雅的举止和促膝的交谈总是让他的朋友觉得幸福无比。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夜，他就轻执笔杆，心静如水地为已故的名家作传，以飨对友人的深切追忆。在此期间，艾萨克·沃尔顿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作为个体工商协会的会长、民事诉讼陪审员、市政监督员等，身兼数职，积极为国计民生服务。虽然他的权力不是很大，但作为一个五十出头的人，能忙中不乱、闲雅有致地处理这些事务，也是足可称道并令人嫉羡的。艾萨克·沃尔顿的生活非常轻松闲适，他能游刃有余地工作休闲两不误，每天都优哉游哉地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因为他懂得生活的意义和本质，他不会愚昧到只埋头工作而把闲雅安逸弃之一边。从五十岁开始，在身心劳逸结合的最佳状态中，艾萨克·沃尔顿继续生活了四十多年，既活力十足，又心静如水，真正享受了莫大的人生乐趣。虽然年岁日增，艾萨克·沃尔顿却体不衰，心不老，耳聪目明，腿脚灵便，对生活的兴致丝毫不减，因为在年近五十岁写第一部作品时和在八十五岁高龄写《人生》时，他笔端流淌的是同等的轻松愉悦，从中我们足以看出他眼不花、脑不钝。当然，毕竟岁月不饶人，随着年岁渐长，他的体力自然而然地日渐下降，直到九十一岁的时候，一次严霜上的意外失足结束了他的一切。纵观艾萨克·沃尔顿毕生的作品，我们既找不到半点奋笔疾书的痕迹，也找不到半点取悦读者的痕迹，更找不到半点借书成名的痕迹。艾萨克·沃尔顿的笔墨是温润的，当他提笔的时候他总是随性而写，而且，他不想取悦任何人，如果有，那个人只会是他自己。
艾萨克·沃尔顿自从做了甩手掌柜之后的六七年间，似乎频繁地更换住所，他有时住在他的出生地，有时住在伦敦，但更多的是住在一些英国知名牧师的家里面。据说，那些牧师对他的到来个个都是喜出望外。实际上，艾萨克·沃尔顿的挚友中，多数都是神职人员，如果我们能理解他是如何和形形色色的人物“物以类聚”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与人交往中，在品性和兴致上谁越和艾萨克·沃尔顿相近，他就越能和谁心心相印。有史料记载，“著名学者兼政客亨利·沃顿、世界著名幽默大师查尔斯·科顿、著名历史学家福勒、时称将永载史册现在基本上被后人淡忘的黑尔斯、仁慈而学富五车的博士哈蒙德、英国首位艺术大师多恩、真正意义上的逻辑专家和英国基督教的布道者奇林沃思、主教莫雷、主教金、主教沃德、主教桑德森、主教莫顿、主教肯恩、大主教厄舍、大主教谢尔登等，都是艾萨克·沃尔顿的金兰兄弟。”
在艾萨克·沃尔顿的众多“兄弟”中，艺术大师多恩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因为他自始至终所起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才使得艾萨克·沃尔顿能和更多的高朋相识相交。最初与多恩相识时，艾萨克·沃尔顿住在韦斯特的圣·邓斯坦教区，他以教区牧师的身份与多恩结识，他们似乎“一见钟情”，不久就变得形影不离，在随后长达20年的交往中，这种亲密友情从未出现过丝毫裂痕。在通往圣职的道路上，多恩花了多年的心血却总不得志，而当他最终如愿以偿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饱经风霜之人，这些风霜把他打磨得十分淡泊，但他这种淡泊绝不是豁达坚韧中的平静，而是谦逊低调，甚至是略带畏缩的清心寡欲。他晚年的精神生活简朴得近于苦行，他很懊悔年少之时的轻狂，为此他写了几首诗，诗中借一个少年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心底的感慨：“乳臭未干便放肆狂妄之人，涉世未深必将踏进自己的葬身之地。”看得出，多恩虽曾年轻气盛，但终究还是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血性，轻狂之态也就日渐消失。最终，他和年轻的时候判若两人，变得正直而坦荡，仁慈而虔诚。多恩在他晚年布道的教义和其他作品中，对德行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完全不同于他年轻时体现出来的懒散和放纵。尽管多恩总是借写诗来修炼心性，但他也采用另一个更为纯净的方式，那就是经常聆听能够令人冥想的音乐。这就是多恩，在历经多年的坎坷和延误之后，终于进入神职行列，1623年，他被正式任命为韦斯特圣·邓斯坦教区的神父。多恩毕生都在坚持不懈地写诗，以诗批判年少轻狂和放荡不羁，晚年的时候依然强烈地想拯救世人的灵魂，他甚至说希望自己能够以身殉职，或者干脆直接死在布道讲坛上。这样的多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吸引艾萨克·沃尔顿？博览群书、阅历丰富、涉足政坛、游历过诸多国家、精通多国语言的艾萨克·沃尔顿又是怎样欣赏沉稳大气、谦逊内敛、才情横溢的多恩？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艾萨克·沃尔顿与多恩的情同手足使得他与多恩的挚友慢慢地也熟识起来，其中就有亨利·沃顿。亨利·沃顿毕业于牛津大学，受俸于詹姆士一世，以国家使节的身份游历过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诸多国家。六十岁的时候，他做了伊顿公学院的院长，熟悉他的人说：“他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使他不必再刻意对教义作丝毫的冥思以反省自己的行径。”此外，亨利·沃顿在绘画、雕刻和建筑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被世人传为最德才兼备之人。在他的诸多造诣当中，垂钓的艺术也是不容忽视的，至少，在《钓客清话》中，艾萨克·沃尔顿不厌其烦地提到了他。
1653年，《钓客清话》正式出版，不久查尔斯·科顿便成了艾萨克·沃尔顿的朋友。在他们的相识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垂钓的爱好是两人友谊之链的第一个环扣。不经意间读到《钓客清话》之后，酷爱垂钓的查尔斯·科顿就迫不及待地想结识该书的作者。当时，出生于1630年的查尔斯·科顿还是个青年，他刚刚在大学里循规蹈矩地完成了学业，显然没有拿到正式学位。对于查尔斯·科顿这个人，我们没有详尽的确凿信息。有人说“他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研修颇深”，而事实上，他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几乎只知道点皮毛，从他后来所写的作品因错漏百出而闹出笑话就足以窥见一斑。值得肯定的是，当时的查尔斯·科顿对法语倒是掌握得比较到位，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法国著名作家蒙田的不朽之作《随笔集》的译者，这部著名的译作是大可称道的。还有人说查尔斯·科顿精通意大利语，这是可信的，因为他自己的诗集当中至少引用过十四行诗意大利体创始人彼得拉尔卡的一首诗作。在金钱方面，查尔斯·科顿是典型的随遇而安型，这似乎是他的家庭给他造成的特质，因为他的父亲也曾富甲一方，但过度奢侈的生活使其很快耗尽了所有家财，日日缠身的是无尽的经济官司和债务纠纷。于是，我们最初见到的查尔斯·科顿就是一个自称前途光明但其实前途并无半点光亮的不名一文的二十六岁的小伙子。生活的窘迫使得查尔斯·科顿过早地步入了婚姻，而这场婚姻却又十足的门不当户不对，因为他娶的是骑士托马斯·哈钦森的女儿伊莎贝拉。不过他的草率行事也刚好歪打正着，因为1658年他的岳父去世了，给他留下了布拉德福德市最为奢豪的房产。房子的旁边就是德芙河，当年的德芙河对于钓客来说是十分诱人的。也就是在德芙河上，查尔斯·科顿沉溺于他最喜欢的垂钓，从而练就了高超的蝇钓技巧，于是后来就续写了《钓客清话》的第二部分。
1663年，查尔斯·科顿翻译出版了法国普罗旺斯市议会主席麦克斯的作品《禁欲主义伦理学》，第二年，或许是为了给《禁欲主义伦理学》做出更多的注解，他又翻译出版了《维吉尔曲解》。对于《维吉尔曲解》，我尚无闲暇细读，因此不敢妄自评论。但我可以向读者提供大多数人读后的共同感觉，也可以提供两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据说，此书牵强附会，插科打诨，以低级艳俗取胜，哲理性明显不够。此书最早由约翰·萨克林先生翻译引进，到目前已经至少出现了十四个版本。约翰·萨克林先生还先后创作出版或者翻译出版过其他一些以博读者一笑的作品，首当其冲的是《爱尔兰之旅》，写的是他自己以船长身份被派往爱尔兰时一路上发生的各种笑料。艾萨克·沃尔顿和查尔斯·科顿是何年相识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在1676年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既相互亲昵又相互敬爱地以父子相称是很确切的事实，在他们长达二十年的深情厚谊中，1676年必定是其中的年份之一。
1646年，年过五十三的艾萨克·沃尔顿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艾萨克·沃尔顿为人宽厚稳重，丧妻之后难免依然受人青睐，再次结婚是不足为奇的。令我们好奇的是，他居然自称再婚的原因是出于和伊丽莎白女王一样莫大的好奇，而他所谓的伊丽莎白女王的莫大好奇，是指她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处于窘态的场景百看不厌，好奇心一直不减当年。其实，真爱降临在《钓客清话》作者艾萨克·沃尔顿的身上和降临在任何其他人的身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不经意间的偶然。《人生》中有段话或许有着很好的暗示，如果碰巧是我无心言中的话，我们还真的应该向艾萨克·沃尔顿致歉。他在写多恩的传记时写道：“那段时间，他不经意间——我不敢说他是欣喜若狂地——喜欢上了某户人家的一个温雅的小姑娘，小姑娘对他也并不反感，后来，那份喜欢演变成了真爱。”别忘了，艾萨克·沃尔顿所写的“那段时间”的多恩是晚年的多恩，是身为圣保罗大教堂院长的多恩，当然也就是当年身为韦斯特圣·邓斯坦教区神父的多恩。而且，此事让年轻的查尔斯·科顿很困惑，要是让他来写这段趣事的话，他绝对是以另一种口吻来写。
艾萨克·沃尔顿的第一部作品是《约翰·多恩传》，在导言中他提到了上述的趣事。1631年多恩离世后，有人筹备收集出版他的布道辞，原定由亨利·沃顿先生负责写一篇多恩的生平简介以飨读者，但亨利·沃顿先生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在他离世之前，艾萨克·沃尔顿一直在帮他收集多恩的相关资料，艾萨克·沃尔顿认为，多恩的布道辞集若不体现他的生活就有失偏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觉得“应该让世人读到作者最真实的生活，应该让世人读出他那毫无雕琢的笔触就是随手应心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他自己的生活”。于是，艾萨克·沃尔顿着手撰写《约翰·多恩传》，书成之后于1640年付梓出版。1651年，他写的《亨利·沃顿传》也随后出版。艾萨克·沃尔顿曾说：“写过这两本传记之后，20年内我再也不想写谁的传记了，既不要给人家添乱，也不要给自己添乱。因为实践之后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写传记。”1650年，写完《亨利·沃顿传》后，艾萨克·沃尔顿搬到了伦敦东北市郊的克勒肯维尔，在那里生活了6年，一直住到1661年。
这几年正是内战爆发的混乱时期，艾萨克·沃尔顿在战火纷飞中艰难度日，熬过克伦威尔的极权统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查理二世道德败坏，生活淫乱，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取悦当时在伍斯特战败的查尔斯王子，揭露查理二世不务正业、生活糜烂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查尔斯王子在丢失王子之位的同时，丢失了一枚名为“小乔治”的印鉴。“小乔治”是英国最高统帅的标志，战乱最初是由陆军上校布拉盖保管的，布拉盖后来把它交给了一个叫巴罗的人，再后来，巴罗把它交给了艾萨克·沃尔顿。艾萨克·沃尔顿冒着天大的风险，周密部署，几经转手，最终让“小乔治”安全地回到了查尔斯王子的手中。身为保皇派的艾萨克·沃尔顿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他的秘诀就是暗中和狱中的另外两名保皇派联手合作，个中风险的巨大是难以想象的，但他居然成功了。这充分说明，艾萨克·沃尔顿很有政客的头脑。同时也充分说明，他沉着冷静、有勇有谋、韬略高明。
在此期间，艾萨克·沃尔顿乱中取静、忙里偷闲，开始写作《钓客清话》，并于1653年出版发行。明显，乱世当中纷争不断，面对纷争人们该何去何从？书中给出了作者的道德取向。令人惊奇的是，此段时间，艾萨克·沃尔顿居然写出了《钓客清话》《约翰·多恩传》《亨利·沃顿传》《罗伯特·胡克传》《赫伯特传》和《桑德森传》。我们之所以惊奇，是因为前几年是冷酷无情的清教徒统治时期，后几年是支持查理二世复辟的文学泛滥时期。个中原因，并非艾萨克·沃尔顿与世隔绝未受战乱的影响，而是一直以来他都保持着闲暇之时思考人生的习惯，在《钓客清话》中他写道：“遐思可以使人保持内心的宁静，内心若宁静，福报便随之而来。”《钓客清话》一出版，便在艾萨克·沃尔顿的书迷中风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罪恶的战乱时期，没有球场等娱乐场所可去，上层社会的绅士就都回归到垂钓活动当中打发闲暇时光。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钓客清话》在1655年再版的时候，新增了三分之一的内容，艾萨克·沃尔顿显然对此书进行了改写。《钓客清话》于1653年首次出版发行之后，在艾萨克·沃尔顿的有生之年不断再版，分别是1655年版、1661年版、1668年版和1676年版。其中最后一版增加了第二部分，是由查尔斯·科顿续写的，增补了如何在清水河中钓鳟鱼和茴鱼，为《钓客清话》锦上添花。
《罗伯特·胡克传》出版于1652年，写此书时艾萨克·沃尔顿有可能从他妻子雷切尔·弗拉德的叔叔乔治·克莱姆那里获取了一些与胡克相关的资料。乔治·克莱姆是一位著名散文家的挚友，他们是教会派的忠实拥护者。1670年，多恩、沃顿、胡克的传记被结集出版，此次出版新增了《赫伯特传》。艾萨克·沃尔顿所有传记作品中，最后一部是写主教桑德森的《桑德森传》，出版于1678年。艾萨克·沃尔顿一生笔耕不辍，在他离世之年还写了最后一部作品。他的第二任妻子于1662年去世，此后他再未娶。据祖奇博士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艾萨克·沃尔顿和他女儿一直轮流住在温彻斯特主教摩尔利博士和索尔兹伯里主教沃德博士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房子里。1683年，艾萨克·沃尔顿在温彻斯特他女婿霍金斯博士的家中安然离世，并安葬于那里的大教堂墓地。
艾萨克·沃尔顿的作品是有魅力的，他笔调轻盈，想象力丰富，语言严谨中穿插着诙谐幽默，读起来令人轻松愉悦，具有独特的个人文风特质。他这种独特的、令人轻松愉悦的风格似乎是信手拈来，自成一体，不同于诗人的风格。诗也是令人轻松愉悦的，但诗通常需要伴上端庄的音乐才能让人进入意境。“玄妙大师”约翰逊博士的诗就很令人费解，他写得再多，也没有谁会对哪章哪节产生兴趣。艾萨克·沃尔顿的作品让人产生的轻松愉悦与查尔斯·兰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等作家的作品相似，但他更主要的特质是，字里行间无不透露了作者特立独行的个性品质、极具个性的业余爱好、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于公于私的独到见解和略显端倪的人生经历。这样一来，艾萨克·沃尔顿无形之中就因他的作品而受到读者的无限敬仰。在体现作者惯性思维和性格品质方面，《钓客清话》是极具代表性的。事实上，正如艾萨克·沃尔顿自己说的那样，《钓客清话》就是他个人心性的真实写照。
有那么一批作家，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品读他们的作品，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这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写《奥德赛》的荷马，写戏剧的莎士比亚，写散文的史蒂文森。虽然《钓客清话》也对我们造成影响，也让我们无比钦佩，但并不能全方位地吸引我们，因为读它的时候，在心境和环境上都是有特定要求的。我曾经在离海不远的一条大河边试着读《钓客清话》，感觉书中的一些理念不够磅礴大气。我也曾在赫布里底群岛那些光秃秃的岛礁上试着读《钓客清话》，感觉书中的环境和身边的环境很是格格不入，书中的意境和现实的意境似乎有很大的距离。我听说即便是在特威德河上游的山溪边阅读《钓客清话》，也有类似的不协调感。我想，只有在内陆深处山林簇拥的山谷里，在阳光明媚草木青翠之时，在静默无语的清流边，坐在风姿绰约的柳树下，细细地品读《钓客清话》，才是心旷神怡的。
如果说艾萨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囊括了所有的科学垂钓技法，那是不恰当的。在垂钓技法方面，查尔斯·科顿就比他略胜一筹。就像艾萨克·沃尔顿自己在初版的扉页上所说的那样，“这本书不值得最擅长垂钓的钓客品读”。在垂钓技巧的构建方面，在诱饵和飞蝇的解说方面，在垂钓历史的论述方面，《钓客清话》的叙述都是不精准的，我有点奇怪作者为什么能那样轻易地相信自己的判断。尽管如此，在谋篇布局方面，在文采方面，在哲理方面，《钓客清话》都是相当精彩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钓客清话》可以让每一位有文学鉴赏力的人获得轻松愉快的阅读快感。当然，不管怎么说，《钓客清话》都值得每一位钓客翻阅一遍，如果一个钓客没有读过此书，那么在我看来，他就是个生而无灵魂之人。
学会淡泊。艾萨克·沃尔顿像是给《钓客清话》安装了排气管一样，全书反复强调这个几个字，似乎写书的一切宗旨就在于此。在他自己的人生当中，他追求淡泊宁静，追求温润雅致，而且，他做到了。他为人友善，对上帝虔诚，对人诚恳，作为他心性写照的《钓客清话》对他个人的这种精神有着充分的体现，在他撰写的人物传记中，更是随处可见。艾萨克·沃尔顿在给他所敬仰的人物写传记的时候，对于不便年轻人学习、效仿的层面，他采取了相当谨慎的笔法，这点是非常值得肯定和推崇的。比如写“色鬼”多恩与他的小情人偷情的时候，具体细节他避而不谈。正是这种审慎的笔法，使得他写的传记作为传记就显得不够真实和完整，而作为歌功颂德的颂文，倒是十分完美。艾萨克·沃尔顿对他挚友的人品极力偏袒，传记的字里行间充斥着溢美之词，虽然他也知道他所写的人物也有人性的弱点，却饱含宽容，刻意曲中取直，这于所写人物的子孙后代而言，自然是风光无限的。与艾萨克·沃尔顿写传记时采用的严谨风格不同，《钓客清话》出现了幽默诙谐的笔调，这种幽默诙谐是率真善意、无伤大雅的，读起来令人忍俊不禁、轻松开怀，这种调侃是百读不厌的。不难看出，吉卜赛人和乞丐的情节都取自莎士比亚的喜剧，但在艾萨克·沃尔顿的笔下却显得更加生活化，情景都很栩栩如生，偶尔出现的人物对话中的语言、角色都非常到位。借用恩姆·谢勒的话来说，艾萨克·沃尔顿的幽默“不是把个人的个性和人类的共性割裂开来，而是爽朗地把个人的愚缺和群体的愚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艾萨克·沃尔顿跟我一样，也很喜欢诗歌、民谣和小调，他曾说：“当今社会，诗歌创作者鱼龙混杂。长体诗竟然独占鳌头日趋流行，其实经典的古体诗才是真正的好诗。”《钓客清话》的亮点之一，就是在散漫的对话中插入了许多写垂钓的诗歌，这些诗歌的旋律不落俗套，首首都不同凡响。
艾萨克·沃尔顿采用对话体写《钓客清话》，虽然难免要过多地顾及他要表达的内容，但对话还是非常自然流畅。只是有些地方句子和话语太长，有时偶尔会略微失去分寸。有时又有点过于满足于自己的思如泉涌，为了一气呵成和一吐为快，明知走偏了也不掉头往回走。虽然如此，但每一层次都归结得很圆满，这点让人非常满意。在遣词造句和段落安排上，他会时不时地给人以惊喜。不管是谈论鱼还是谈论钓鱼，总是不失时机地添上一点思想道德方面的教导，或者展示一下河边溪头的秀丽景色。艾萨克·沃尔顿平生嗜书如命，一直乐此不疲地博览群书，语言能力自然博采众长。费纳托尔曾说：“他的言谈简直像音乐一样行云流水，无形之中总能摄人心魄。”对此，我表示万分赞同。
查尔斯·希尔·迪克
1895年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科文塞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