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张双林
近日看到一本清末的书籍，名为《老北京店铺的招幌》，收录了北京200余家有代表性的彩绘店铺招幌。细看老北京店铺的选址，体现出“商业地理学”的原理。数百年来，老北京的商业在市场运行中遵循“商业地理学”，使古都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市。
清末民初的大栅栏商业街 何大齐绘
老店铺靠近客户群
“商业地理学”出现的历史很久远，在北京至少在元代就出现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在元大都“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且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在进入城市的城门附近有大批旅馆、大车店、小客店的现象一直延续了数百年。北京的各个城门都有各自的功能，像昔日之朝阳门，不但是漕运粮道，而且是通往京东诸县的必经之路，在城门内外旅店业发达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商业地理学”使然。
适应环境经商是“商业地理学”重要内容之一，像清代的菜市口是刑场，为适应刑场环境，在附近的骡马市大街上，棺材铺、寿衣店及药铺特别多，乃至菜市口刑场搬走之后，这里周边还有五家棺材铺：鸿远、寿山、永吉、华永、源盛，至少在上世纪20年代还在营业。
民国之初，沙滩附近有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几所大学。当时的大学生大多为经济较好的家庭，他们是不会去住小旅店的，于是“学生公寓”应运而生，在这些大学附近出现许多公寓，如大东公寓、士林公寓、北大公寓、全升公寓等等，在上世纪20年代，北京城里公寓至少有126家之多。这些公寓设备比旅店好，而且还装了电话。不知在那个年代，公寓里住了多少余永泽、林道静式人物。
在现今，商业地理学更受人重视。在法院门口有许多律师事务所和打字复印店铺，因为进入法院办事的往往有聘请律师或打印文件的需求。一些小的律师事务所业务清淡，为了适者生存，他们当然会选在法院门口了，“近水楼台”可以揽到一些业务。乃至工商局（今市场监管局）门口也有律师事务所，这儿的“律师”只是代理企业登记、营业执照、商标注册等业务而不负责“打官司”。税务局门口也少不了从事“代理代办”业务的人。此类现象也反映出商业地理学的妙处。
经商做买卖都知道扎堆儿和抱团有益处。自北京成为都城之后，形成的各个市场群就证明了这一点。元代的大都以“前朝后市”奠定了北京城的规模，商人们主要聚集在钟楼下、积水潭边，以及东四、西四、西单地区。之所以选择在这几个地方，当然是地理的原因。
京杭大运河积水潭港旧址 摄影：丁丁
积水潭是漕运的终点，沿着京杭大运河运来的粮食、货物在此卸船。码头周边有不少仓库、货栈，自然也带动了商业、餐饮、旅馆业发展，商人们在这里扎根、扎堆儿是很正常的，称“斜街市”。东四一带也沾了漕运的光，江南的商户们跟随漕粮大船带来湖广杂货、江南米粮，便在齐化门（朝阳门）、文明门（崇文门）附近开设店铺，形成商业闹市，称“枢密院市”。西四一带的市场以从陆路来的货物为主，主要是牛马羊驼等牲畜和内蒙古、西北、东北等地的土特产，称“羊角市”。到了清代，这些商业中心变化不大，正如《天咫偶闻》所言：“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花市。”今天书中所罗列闹市依然存在。
交通是商业地理的重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阳门东侧的京奉火车站建成，使得素来繁华的前门一带更加热闹起来。当地理环境因交通发生变化时，商业契机也会出现，乃至比较清静的打磨厂也随之繁华起来了。
打磨厂现有东、西打磨厂，据《崇文区地名志》云：“该街形成于明朝，名打磨厂，属正东坊。因有许多打磨铜铁石器的作坊而得名。”应该说，在京奉火车站未建之前，打磨厂算不上商业街，充其量是手工作坊集中的胡同而已。有了人流密集的火车站之后，打磨厂利用临近火车站的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旅馆一条街”。1923年时的不完全的统计，打磨厂还有旅馆2家、客栈15家、客店20家，街内的铁柱宫（灵佑宫）还是“庙寓”，可供旅人住宿。街中十余个会馆也可住宿，使该街成为旅馆一条街。
西打磨厂街 摄影：赵熔
有了住店的旅客，饭馆一类的餐饮买卖也迎头赶上，当年打磨厂街上不但有福寿堂、天津饭馆、东兴居这样的大饭馆，还有以卖锅贴称著的三盛居和卖馄饨、饺子的和顺楼，至于卖小吃零食的饭摊就更多了。
毕竟打磨厂曾有不少打磨铜铁石器的加工作坊，在成为商业街时，各家作坊就改为商品经营铺户，如板箱铺有6家，风箱铺5家，料器铺4家。料器是玻璃制品，以制作小型佛像及玻璃供果为主，一些从内蒙古地区来的旅客很喜欢这些料器，而且这条街还有4家专卖哈达的店铺，哈达是藏传佛教信徒的所爱，他们在这一条街上就可以买全。此外，因内蒙古地区风沙较大，为满足旅客的需求，在打磨厂街上卖防风眼镜的店铺就有3家，其中三山斋的水晶眼镜享誉全国。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打磨厂街上居然有售卖军刀的店铺14家，卖马尾的店铺有10家。军刀、马尾都是特殊商品，店铺开在打磨厂内显然是为了外地来京的人，因为本地人不会买把军刀挎着玩，马尾也不是本地人的生活用品。马尾最大的用途是做蝇甩子，可用来轰蚊蝇。旧戏里的太监往往手中拿着甩来甩去。当然，马尾也可以制作胡琴的弓。
在正阳门东车站建成通车后，打磨厂还成为了文化街市，那时称为“书画扇子街”。街上曾有买卖书画扇子的店铺近10家，如三义斋、富润斋、义和斋、玉华斋等等。同时街上还有书铺，如宝文堂、普善书局等七八家，在当年很出名。它们不仅经营古版书籍，而且还自设作坊木刻印刷少儿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不少书铺夏天还卖折扇，冬天卖年画。每到腊月总有大批外地商贩下火车后到这里批些年画回乡贩卖。北京不产年画，他们只是代销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和湖北枣阳的年画，这儿离火车站近，更利于大宗货物运输。在这条街上，还曾有笔墨店12家、墨盒店8家，超过琉璃厂。
打磨厂书画扇子街在1958年后停业或改行，因为当时按行业并店，大都迁走。乃至街上曾有的4家刻字店也消失了。与京奉火车站（东客站）相对应的是西客站，此站因客流量小，周边的街巷虽也繁荣了一段时间，但不如东客站，很早以前连车站建筑都不存在了。
以打磨厂的兴衰变化可以看到商业地理学的作用。火车站运营停止后，打磨厂少了客流量，最终成为了一条普通小街。作家肖复兴曾在打磨厂居住多年，对打磨厂有难忘的记忆，他在《蓝调城南》中专门写了打磨厂，并充满淡淡的哀情。
打磨厂所留的历史印记不多了，眼下三山斋眼镜店和山西临汾会馆尚有遗迹可寻，更让我们忘不了当年的打磨厂。
商业影响街巷名称
老北京的前门外，是各行业扎堆儿的地方，如“廊房”一带即是如此。廊房始于明代，按《人海记》所称“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当时有四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分别称为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四条。
廊房四条即大栅栏街，它的商业规模已众所周知，无须多言。廊房头条曾是“金融街”，是银号、银庄所在地，并延伸到今天的珠宝市街。据1919年统计，银号在廊房头条就有6家，钱庄也有6家。民国之后，大多银号、钱庄迁往珠宝市、打磨厂，但还留下了同康银号。同时有灯画店10家，文化色彩极浓。廊房头条最出名的是曾经的“京师第一楼”和劝业场。廊房二条有“玉器大街”之称，在1919年时，尚有玉器店21家；在1923年时，廊房二条有15家古玩店，它们都有玉器买卖，“玉器大街”之称并非虚传。
围绕前门大街这块风水宝地，两旁的街巷及放射出的一些胡同，都曾是商业街，众多的商户云集于此扎堆儿抱团做生意，而且许多街巷以商品为名，让人一目了然知道里面是卖什么的。珠宝市，确实与珠宝有关。在1923年时，珠宝市街上有金银首饰店、珠宝玉石店、银楼多家，街中的钱市胡同在清代是旧京最重要的金融交易市场。粮食店街曾为粮食市场。铺陈市很有趣，胡同原称穷汉市，穷汉大都衣衫破烂，少不了缝缝补补，各种破布铺陈就有了用场，民国后又改名为铺陈市了。
前门大街东侧的肉市是猪肉经营的市场，尤其此地还是全聚德诞生地。鲜鱼口因“从早到晚有活鱼为市，因此得名”。鲜鱼口后来成为鞋帽一条街，有9家鞋店、7家帽店，在清末民初更多，而且著名的“黑猴”商标就出现于此街。
北京曾有两处果子市，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前门外，前者以批发为主，后者以零售为主。前门外的果子市曾有果子店之称，1965年将瓜子店胡同并入称果子市胡同。1923年时有52家，再早曾有60余家“干鲜果行”——水果店。昔日，果行分红果、黑枣、柿子、鸭梨、西瓜等专行，专卖大陆货。卖南方水果的店称鲜果店，在前门外大街路东至少有8家，它们虽也抱团，但与果子市的干鲜果行没有冲突，各干各的。像瓜子店、布巷子等都是商品集散地，布巷子在1919年统计时，有布行50家。布巷子以批发、零售布匹为主，与“八大祥”没有交集。
有些特殊商品店也喜欢扎堆儿，卖估衣的无论是摆摊还是开店都集中在东四附近和东珠市口，尤以东珠市口东半壁街最多，有资料显示，在上世纪20年代，估衣店东四有26家，东珠市口有105家左右，各家规模都不小，不但是城市贫民买衣物的地方，后来一些洋人也涉足，他们中有些人将估衣视为“古玩”。卖估衣的深知“商业地理学”之妙，他们不会在大栅栏和王府井开店，这里来来往往闲逛的人，不会买估衣的。沙锅可以熬药和煮食物，老北京的沙锅店有9家，都集中在广内善果寺（今善果胡同），不知何故。清代虽有善果古刹，但寺庙附近都是坟场。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牺牲后曾在这里停过灵。现今善果寺已无遗迹可寻，庙址一部分成为宣武艺园。
因经营内容不同，开店地点也有所不同，在清代做蒙古生意的会选在“内馆”、“外馆”周边，内、外馆又称为达子馆。《清稗类钞》中有“京师御河西岸之南有达子馆，盖蒙古人年例入都所居，携土货于此，贸迁焉”。“达子馆”又称哈尔哈馆，是清理藩院接待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地方。《东交民巷》一书云：“乾隆年间，因安定门外建有接待蒙古、西藏等地少数民族来京官员的‘外馆’（在今天外馆斜街），位于东交民巷的达子馆被称作‘里馆’。”据记载，每年蒙古王公进京时，都会带来大量土产，他们“列于广场，而求售焉”。他们的交易方式是以“易货”为主。因“内馆”在今天的正义路，地方不大，故又改在东西黄寺附近建了新的达子馆：外馆。据《朝阳地名志》记载：“当时外馆占地48亩，因为当时蒙古王公贵族众多，故设大小宅院48所。一些随员及商人则用骡、马、骆驼载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搭帐篷在此与内地商人运来的丝绸、布匹、金银首饰等物进行易货交易。”
清末，在“外馆”附近开了许多店铺，它们不止于以货换货，而认真做起了买卖。据1919年统计，在外馆斜街周边有149家这样的店铺。这些店铺主要扎堆儿于外馆及黄寺两处。这里来往的蒙古人居多，他们在返回故乡时都会带回内地的商品。无形中，外馆斜街一度成为很繁华热闹的街市。外馆的店铺由“外馆杂货行商会”管理，虽称为杂货，但不会卖油盐酱醋，主要经营料器、佛教用品、针、刀剪及一些纺织品等口外不产的东西。民国之后没有蒙古王公进京朝拜的制度了，外馆杂货行也不存在易货贸易了。
扎堆经营并非“冤家”
猪行、羊行在旧京是个大行业。猪行最早集中在前门外珠市口（猪市口），后来迁至东四、西四地区。猪行包括猪的宰*、加工和批发、零售。1919年的《京师总商会众号一览表》，为我们提供了猪行的一些资料，从这一览表中可以看出这个行业依靠地理环境扎堆儿抱团的信息。猪行当年由猪行商会和猪肉食品同业公会共同管理。猪行商会的店铺当时有54家，分布在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及附近的豆腐巷、多福巷、蔡家大院、狗尾巴胡同等胡同内；属猪肉食品同业公会的店铺有52家。在西四地区的猪行商会的店铺至少有8家，属猪肉食品同业公会的店铺有25家，这些店铺分布在西四马市大街、小糖房胡同等地。
1923年的《北京实用指南》一书对猪行有了细化统计，分为猪店、猪肉汤锅、猪肉杠、酱肉铺、炉肉铺几种。老北京称卖猪肉的店铺为猪肉杠。从书中也可以得知猪行分布在东四地区最多，如猪店有36家，猪汤锅28家，猪肉杠有13家，酱肉铺有5家，炉肉铺2家。
经营猪行的以山东掖县（今莱州）为主，因他们扎堆儿抱团，外省籍的人很难加入。他们之所以选择东四为核心地区，也是地理环境使然。那些年生猪多来自京东各县，猪贩在朝阳门小猪店（今小庄）停留打尖，并在关城门前从朝阳门进城，猪赶到猪市大街各个猪店，夜里宰*，早晨就可以到了猪肉杠，市民天天都可买到新鲜猪肉。
羊行，在北京分为羊店、羊肉铺几种，羊店都集中在德胜门外马甸。在上世纪20年代，马甸曾有11家羊店。羊店主要是宰*羊、批发羊肉，至于零售店称为羊肉床子。在马甸羊店存在的年月，京城内有大小羊肉床子95家，羊肉铺13家，有5家开在城南草市。
羊肉床子除卖羊肉外，也卖牛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朝廷不允许宰*耕牛，并禁食牛肉，故而牛肉业发展较晚，所以没有单独的牛肉铺。值得注意的是，在1949年之前，日本人及韩国人也在京开了牛肉店，其中“木村”、“西本”等店专卖精牛肉，专供西餐厅。在一般情况下，牛、羊肉店是在一起，宰*、加工也在一起。
加工牛羊肉的称“牛锅房”。据《北京经济史料》记载，在上世纪30年代“‘牛锅房’大都集中在崇文门外东半壁街和牛街、老君地一带”。从业者曾成立牛行公会，将“城南游艺园”改为屠宰场。场前的街道一度成“牛血路”，现为“留学路”。
无论哪种行业，能扎堆儿抱团在有利的地理环境下经营，冲淡了“同行是冤家”的旧俗，且因为集中在一起可以“货比货”，避免恶性竞争，对顾客而言是有益处的。《旧时北平》云：“油盐店、猪肉铺、米、煤行总是聚到一块儿，分布得那么均匀，仿佛是经官府统制着开设的。无论住在哪一个角落里，置买‘开门七件事’，都不使人感到什么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