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念高士 | 人来人往

“一言难尽”念高士 | 人来人往

首页模拟经营过马路闲逛大亨更新时间:2024-06-05

高克毅自画像。作者供图

写这篇文章时,琢磨要用什么题目,倒是踌躇了好半天。

跟高克毅先生(笔名乔志高)相知相交数十年,由他于1972年从美国远道来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译丛”开始,到他2008年在美国冬园辞世为止,我们多年来一直往返不断。转眼间,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离开十六个年头了。十六年是段很长的日子,但也过得极快,一个当年襁褓中的幼儿,经过了十六载悠悠岁月,可以成长为二八年华的美少女,或朝气勃发的美少年;但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一旦驾鹤归去,哪怕他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业中,贡献超卓,又有多少人还会对他念念不忘呢?除了他的至交好友,除了曾经受惠于他的晚辈后学。

还清楚记得,1999年5月19日那天,在佛罗里达冬园高克毅先生的府上,我曾经访问他,下一本书叫做什么?他含笑回答说:“下一本书的题目已经想好了。叫做《一言难尽——我的双语生涯》。一方面,我的一生为双语所困,单用中文或英文都说不清,人生的事太多,千言万语,一句话也说不完。”众所周知,高先生是位幽默大师,又是位善用“双关语”的高手,他口中的“一言难尽”,含义丰富,兼有“中英双语”及“千言万语”双重意思,的确高妙无穷!

时间又过了七八年,高先生丧偶之后,生活孤寂,除了书信往返,我经常以长途电话越洋慰问,我们一聊就聊不停,什么心底话都说。高先生通常还是积极乐观的,尤其谈起文坛译坛讯息或文化界好友近闻时,更是兴致勃勃。那一回,他突然感喟说:“我这一辈子,真的是一事无成!”我听了一怔,心想为何突然从“一言难尽”变成“一事无成”了呢?“怎么会呢?你一生对中英双语及文学翻译的贡献这么大,从1973到1982年都担任‘译丛’的主编,你翻译的《大亨小传》《长夜漫漫路迢迢》《天使,望故乡》等名著,成就之高,无人可及,你是中英互译的大家,众人心目中的活百科字典,你可别瞎谦虚!”想不到的是电话另一端的桑榆老人仍然坚持己见,说自己活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做成。站在文化大山峰顶的高人,如此虚心谦冲,那我们这些仍在谷底徘徊仰望的后学,岂非更要愧煞?这就不由得使我念及好友、钢琴诗人傅聪来了。每当想起他演奏过后,在后台皱着眉、流着汗,一面抽着烟斗,一面躬身自省,严厉批评自己“不行!不行”时,那种专注,那种恳挚的神情,真叫人动容!原来,这世上真正的高人都是虚怀若谷、永不自满的,唯有那些浅薄的俗物才会庸碌自满、沾沾自喜。

高先生1972年来港中大履新,担任“翻译研究中心”的资深访问研究员,1975年就返回美国了,当然他还是尽心尽力远在大洋彼岸遥控“译丛”的编务,直至1982年。然而,翻译中心跟当年我任教的翻译系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我们日常并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接触,那短短两三年的时光, 原可以倏忽而过,互不来往的,不知怎么就变得彼此熟稔起来,高先生不但是我日后翻译生涯中的指路明灯,更是相知相惜的忘年交,打开柜子,那厚厚一大叠的信件、卡片、照片,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的2008年,横跨了足足四个十年,记录了一段译坛先驱扶掖后进的历程,也见证了一位文化前辈如何对后学循循善诱、殷殷垂教的善缘。

高克毅与金圣华(左)合影于美国冬园高府。作者供图

信件这么多,跨越的时间这么长,其中的内容洋洋洒洒,因此,我不得不借用高先生的话语“一言难尽”来详述了。

至于为什么说“念高士”呢?

说起来,最早跟高先生投缘,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一张嘴,沪语一溜口,就感到特别亲切,哪怕我们后来交谈用的都是普通话也不碍事。反正,一认是老乡就得了,这光景,就像我跟傅聪相识不久,闲聊中说起上海话把油炸花生米叫做“油氽果肉”一般,立马觉得彼此是自己人。有很多事很多话,来自儿时的系念深处,是大家的共同回忆,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也是为何现在看王家卫的《繁花》,一定要看沪语版一样。

大约是1973年吧!突然收到美国新闻处李如桐先生的来函,邀约我翻译美国女作家麦克勒丝(即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1974年初,我就趁第一次公休长假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之便,在温哥华从冬寒到春暖,花了几个月时间,完成了译文初稿,返回香港。交稿之前,为了翻译书名煞费苦心而不得要领,只好去求助译界高手乔志高了。难得的是,他不但为我通读全稿,更替我想出了恰当的译名《小酒馆的悲歌》,并且不厌其烦地向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学解释原委。原来,Café一字,不适宜直译为“咖啡馆”,因为这个名词,涵义甚广,而在原著中所指的是一家位于穷乡僻壤的小酒馆。于是,这本影响深远的名著,就以《小酒馆的悲歌》为名,于1975年在香港出版,成为该书最早面世的中文译本(李文俊翻译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出版于1979年)。

《小酒馆的悲歌》,是我漫长翻译生涯的发轫之作,由于高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令我这第一步跨得稳当踏实,以后一步一脚印,再难的前路,也不怕举步逐渐行了。此外,《小酒馆的悲歌》一书,也是在冥冥之中,促成我和林青霞从遥不相及的圈子骤然相遇,而发展成为无话不谈知心好友的契机。

回顾高先生的一生,虽然不少人因为他的姓氏,因为傅雷的名著,而戏称他为“翻译界高老头”,然而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他对此称号,可拒不接受。其实,多年来高先生不但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良多,经他穿针引线而促成的文化盛事更不知凡几,例如抗战时期为协助赛珍珠推广中国戏剧到百老汇而翻译了老舍的《桃李春风》;介绍张爱玲跟夏志清相识;为白先勇翻译《台北人》担任导航手等,因此,高克毅不但“志高”气昂,更堪称“文化高士”而无愧。

高克毅先生1972年来中文大学创办《译丛》(Renditions),1975年就回美国去了。然而他身在彼岸,心系东方,对于香港的文化事业,尤其是翻译界的一些学术活动,十分关怀。那几年, 我不自量力,答应了替香港翻译学会主编《英语新辞辞汇》,正为此重任而忙得焦头烂额,高先生是美语专家,新词高手,不断隔空遥距给我鼓励,希望我不要气馁。

1979年底,我趁着中文大学的公休假,远赴法国巴黎去进修,刚到时,人生地不熟,在救世军宿舍“妇女宫”(根据高先生幽默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悠思遐想的一个住址!”)耗了好几个月,到1980年初,才有机会搬到大学城,开始熟悉环境,在索邦上课,正式进入专心学习的状态。那年2月,收到高先生的来信说:“夏志清告诉我六月间巴黎开现代中国文学的会,他要去宣读论文。不知你参加否?”(1980-2-9)那是我第一次得知有这个会议,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应邀出席的缘分呢!到了3月底,高先生再次来信,信中除了告诉我,他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推荐《英语新辞辞汇》的文章外,更热切地表示,“过两天我有事去纽约,已约好夏志清,当告诉他有人在巴黎等着会见他。我多么希望我也能来!倒不是为了什么文学会议,而是要由你向导去逛逛Jeu de paume和Orangerie的美术馆,多么开心!”(1980-3-23)说起来,高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乐于提拔后进的长者,就像好友宋淇不吝为他人做嫁衣裳一般,经他俩穿针引线促成的文化活动和士人往返,难以计数。

同年5月,高先生欣然来函:“志清也怂恿我六月去巴黎,他可以有‘congenial company’。” 接着又说,“我的朋友,也是《译丛》的投稿人Paul Bady, 不等我问,就来信说已替我安排好,请我下榻他的学校的Annex (46 rue d’Ulm),这样子实在使我心动,很想来!”(1980-5-13)他跟着俏皮地问我,这下事情当真了,我可有后悔答应替他们当向导呢?5月19日,他寄来《中国时报》的简报,上面刊登了我在巴黎撰写的一篇文章《沙特之死在巴黎》,他在报首注明说,“今天才看到的”。又过了一个多星期,高先生来信表示,那一阵子突然事情很多,要忙儿子Jeffrey的婚礼,又要去Florida接收一个刚盖好的Condo,弄得应接不暇,不知道巴黎之行会否泡汤?“这样就使我有点踌躇,想来想去,到底今天去将机票弄好。现在我的行程延长,要先从佛州飞纽约,然后转巴黎”(1980-5-28)尽管如此,他仍然兴致勃勃,并细心周到地嘱咐我,他抵达时,千万别到机场去接机,他自己会坐机场巴士到市区的。正当万事俱全、一切就绪的时候,突发情况,起初兴冲冲筹划的大计,临阵变卦,来不了了!原来,高先生伉俪为了去佛州接收Condo,开了一千多英里车,经过两夜奔波,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却发现新屋“家徒四壁,百事待举,而且南方人懒洋洋的, 我们四处奔跑摸索……面对这种现实,梅卿不愿我跑开,我当然也不能丢下她一人应付这里的局面”(1980-6-8),于是,他只好爽约了。为了这趟备受自责的“黄牛事件”, 高先生一再解释,先于6月7日发电报通知; 再在6月8日用长长的中文信陈述:“至于我为什么这样上上下下、出尔反尔,也是一言难尽”;接着又在6月19日的英文信里再三致歉。很难想象,一个翻译界的前辈,可以对年轻后辈如此盛意拳拳、谦逊有礼的。甚至连高太太梅卿也在一旁担心,怕我收不到电报,白跑一趟机场去接机。其实,高先生当年之所以那么介意自己去不成巴黎开会,主因是他原先想趁机介绍学术界殿堂级人物夏志清给我认识,既然去不了,他只有着急地在信里提议:“我明天要打电话给夏志清,告诉他我不能去了……他6/13来巴黎开会时你自我介绍好了。他也是宋淇的好友。”(1980-6-8)另外, 他还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说,参加会议的还有老友徐訏、旧交许芥昱等人,似乎恨不得在学术途径上给我提灯引路,指点迷津。

结果,那场“抗日战争中国文学国际会议” 于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巴黎如期召开,由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主办,获邀发表论文的都是学术界文艺界一时俊杰,包括孔罗荪、马烽、刘白羽、艾青、高行健、徐訏、夏瑞安、许介昱、夏志清等,以及许多法国知名的汉学家,那为时三天的会议,真可说是群贤毕至,盛况空前,我应邀与会参加,抱着学习的态度,去聆听高见。

夏志清发表的论文是:“Tuan-mu Hung-liang’s The Korchin Banner Plains :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记得他是在第一天第一个时段中发言的,时隔多年,对于他当时演讲的内容,我早已印象模糊,至今历久难忘的却是他发言时的动作举止、音容笑貌。第一次打个照面,发现这位名气响当当的学术界闻人,竟然身量不高、看起来也并不特别出众,倒是一开口,那带着沪语腔调的发言,令人感到特别亲切。其实,那时候的夏志清已经五十九岁,年近花甲了,可是左看右看都不像个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反倒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顽童,说起话来像连珠炮,语速快、反应快、脑筋快,的的确确是个毫无拘束的性情中人。爱笑时就放声大笑,双眼发光;爱夸时就自吹自擂, 口不择言;难怪学术界很多人说他好玩,白先勇赞他是“真人”,孙康宜称他为“快人”了!记得那次在会议中,他还跟不少与会人士就演讲内容辩驳,说得兴起时,直夸自己聪明、自己伟大呢!

1980年6月,“抗日战争中国文学国际会议“与会者在巴黎合影,前排左二为金圣华。作者供图

会开完了,虽然高克毅没有来,我仍然担任向导,带着与会的三位学者夏志清、夏瑞安和香港来的梁佳萝去游历夜巴黎。记得我们并没有特定的路线或节目,只是随意在街上闲逛着,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三位来客之中,夏志清年纪最长,但是兴致最高,看到什么都要问,一面走一面研究路上的各种招牌、告示。突然,他在斜坡边看到了一个法文字:“Funiculaire”, 忙不迭问道,“这是什么?” “缆索铁道。”我回答。他听了没啥反应,自顾自接着说,“啊哟!这个字怎么看起来这么sexy呀!”饭后,一行人继续在街上游荡,也许是喝了点酒的缘故,夏志清走到一条后巷,看到一个垃圾桶,无端端大力踢了一脚,把它给踹翻了,“没关系!要是人家看见了,我们就说自己是韩国人!”他边说边得意地咧着嘴笑。可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他怎么看都不像高头大马的韩国人,怎么没说自己是“日本人”呢?

那年七月中,我已经考完笔试,暂时回到香港,忙于准备研究资料,并决定次年再前往巴黎撰写博士论文。高先生连续来了两封信,说收不到我的音讯,怕我还在怪他失约,要跟他“绝交”了。另外,他又特别提到:“家中积存一批来不及转Boca(按:指佛州的地址)的信函,其中有Stephen(按:即宋淇)的信多封,又有夏志清的长信。我已跟他通过话,他对你备极称赞,自不待言。他说跟你和Gaylord Leung(按:即梁佳萝)同餐两次。”(1980-7-16)八月中,他在来信中又说:“请原谅,莫怪我倚老卖老,称你为‘新秀’。这个措辞很不当,因你的成就已多过我许多, 但是我眼中你总是新的,秀的。”(1980-6-20)这番话, 仍不失他一贯的幽默语调,但事实上,他对于后学的提携、关怀与鼓励,却也溢于言表。

在重温旧函的时刻,只觉得高先生依然在世,因为他信中的一言一语,透过久远泛黄的纸笺, 仍不断散发出阵阵暖意和脉脉温情。

金圣华

责编 邢人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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