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保护好文化遗产，不是把它放在库房里，闲置在人们生活之外，而是应该把它们健康地、有尊严地融入人们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丰富文化遗产的魅力，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并通过文化、教育、传播，努力不懈地为文化遗产保护建立良性循环的传承。”这是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从事多年文化遗产保护的感触和想法。
记者前几天见到单霁翔，是在光中文教馆的一个午后。这里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郊区，远离城区的车马喧嚣，宁静中带有些许禅意。或许是基于多年从业经历对行业的深刻认知，也或者是被外界称为“段子手”的自然流露，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交流中，单霁翔言语里带有浓浓的冷幽默，发人深思同时也夹杂着几分综艺感。
期间，单霁翔讲述了477张图片背后的故事和一些代表性的世界遗产整治前后的对比照片，阐释了保护世界遗产的意义及重要性，以及中国自198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以来，为申遗而投入保护文化遗产时所经历的转折、挑战和突破。
从90年代申遗热，到更注重平衡文化多样性
“文化和自然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单霁翔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签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凝聚着全球力量积极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拯救。他以世界遗产——埃及阿布辛贝神殿为例说，神殿原本因建水库而遭淹没，但在30多个国家通力合作下，将一块块的结构和石料编号，整体迁移至高出河床水位60余米的后山上重建，成为世界文物建筑保护方式的典范之一。
198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两年后，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长城、周口店、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虽然仅有6项世遗进入保护之列，但对文物保护界带来了各种层面的冲击和启发。
单霁翔分别以长城和泰山为例印证。他说，过去保护长城的做法是，每过若干年后公布一些保护的新点段，但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张长城作为一个世界遗产，必须完整保护跨越15个省市自治区的长城，保护工作量立即面临极大的冲击；泰山文化以保护古建筑、摩崖石刻及背后山体申遗，成为保护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双遗产。
经此启发，1997年，平遥和丽江古城成功进入世界遗产之后，引发一股申遗热。一时之间，70项文化遗产、上百项自然遗产等待申报。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大会明确规定无论大小国，一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面对每年申请世遗数目大幅缩减，单霁翔认为，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样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公平，但为平衡文化多样性，我们还是投了赞成票。
从2004年起，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遗址，澳门历史城区，殷墟，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元上都遗址，哈尼梯田，大运河，到当下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陆续成功申遗。单霁翔自豪地说，如今全世界只有中国每年成功申报一件世界遗产，成为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申遗案中，良渚古城“最动人”大运河“最复杂”
“每一次申遗，几乎都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单霁翔历历在目。他回忆道，五台山是先花了一年时间，拆除台怀镇几十处的小饭馆、小酒馆，将所有的商业设施退后十里地，建了服务中心后才得以成功申遗；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申报过程中拆迁了少林寺周边一些杂乱无章的武术学校；杭州市政府顶住高地价、高房价的压力，没让任何一个开发项目进入西湖区域，致力保护“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文化景观，坚定不移走向钱塘江时代，赢得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评价，全票通过西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每个申遗项目，背后都有一些曲曲折折，其中以良渚古城遗址的故事最为动人。单霁翔回溯：十几年前，良渚古城遗址上有废品回收站、乡镇企业、耸立的水塔、印刷厂等。200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三套城墙遗址，推测如果当年一万人施工的话，约需十几年建成，由此可证良渚当时已经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无论组织能力、生产力、文化传播能力均相当强大。
2016年，良渚遗址周边发现了13条水利工程的遗址，世界遗产大会审议这个项目时，评价它“改写了世界水利史”。后来，在考古学家们支持下，成为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历经十多年保护实践，良渚古城遗址恢复了山形、水系、地貌、文化、景观，2019年终于申遗成功。
“大运河申遗案最为错综复杂。”单霁翔担心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对大运河影响甚巨，主动邀请多位政协委员联署提案。在重新认识和梳理大运河历史时，他们发现元代的京杭大运河，前身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运河重点城市除了扬州还有洛阳。过往丝绸之路都说是西安到罗马，其实，无论是汉代、唐代，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从来没有分开过。受此启发，将大运河申报的起点拉到洛阳，和隋唐大运河连在一起，再把浙东运河的绍兴、宁波段也列入其中。
“申遗过程中，最艰苦的是大运河案，因为它涉及八个省、直辖市、35个地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经过反复交流、踏勘，才确定要保护大运河沿线的自然、历史、建筑、工程、运输、河道、街区、园林、宗教、商业、民居、民俗、生活、生产、艺术、城镇等16种景观。”为此，他们还制订申遗路线图、一个时间结点，并召开一系列会议，邀集水利、交通、农业、发改、财政等各单位给予支持。直到2014年，大运河申遗案才获得成功。
故宫箱柜文物清理
申遗不是最终目标，而是更艰巨保护行动的开始
故宫是中国第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单霁翔担任北京故宫院长七年多，用了五年时间走完9371间房子。用单霁翔的话说，故宫是世界最大的“四合院”，而他自己，曾是最大四合院的看门人。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更艰巨的保护行动的开始。”他带领故宫全体员工，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将几千间房子清理得干干净净，分别归档陈列被遗忘的古文物；地毯式的清除室外杂物、管线、杂草、彩刚房等建筑，以及彻底整理脏乱的西河沿、南大库和内务府三区域。两大清理行动，为故宫今日开放区域达到百分之八十打下扎实基础。
大刀阔斧清理故宫腾退的空间和系统整理古文物后，单霁翔着手规划家具、织绣等各类的主题展览，重新开放中国最古老的戏楼“畅音阁”，设立故宫文物医院，通过数字化展示和解读故宫传统文化及文物，和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合作推出《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引领人们亲近故宫、走进故宫。
单霁翔信心满满地说：“我兑现了故宫原院长张忠培‘平安的故宫、学术的故宫、完整的故宫、强大的故宫’的理念，以及他临终前喊着‘拼死了干，为故宫，值得啊！我们将一个壮美的故宫完整交给下一个六百年’的嘱托。”
从“保存文物”走向“保护文化遗产尊严”
“我认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概念不是一样的。”单霁翔认为，过去文物保护多是文化要素，现在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还要保护自然要素；过去文物保护是静态的，比如，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现在这些逐渐成为被研究、被观赏的对象，还要保护那些活态场景，包括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过去保护的多是一个点、面上的保护，比如，从一座塔、桥或者一座古建筑群，后来扩大到历史街区、历史村镇、历史名城。
单霁翔认为，过去文物保护多是物质要素，今天还要保护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不可分割、互为表里。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我们走过了一条重视物质到重视文化，再到重视精神的保护之路。
在单霁翔看来，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观念的变化：一是世代传承性，二是公众参与性。“世代传承性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直在争论，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今天我们知道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把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传承给子孙后代，子孙后代同样有权利来保护他们、享用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公众参与性则是文化遗产已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护它不再是政府的专利，也不是文物工作者的专利，它是民众都应该参与其中的一项公众事业，相关部门应该把更多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受益权交给民众，共同保护文物。”
也就是说，当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共同记忆，才能惠及更多的民众，让大家在文化传播中受到教育。这样，文化遗产保护才是真正的良性循环。“我们应该为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而不懈努力。”单霁翔说。
来源： 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