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各地，很多条街都堪称一部大书。
比如济南的馆驿街。
在济南地图上，你一定能很快找到顺河高架路。它联通南北，画出一道形态奇特的弧形，而在弧的中段，由东向西挺出如小火柴棒一样的一条街，那就是馆驿街。
馆驿街是一条温暖的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济南。济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大明湖，不是趵突泉，不是千佛山，不是泉城路，而是馆驿街。
首次来济南是在父亲的陪护下。父亲一字一顿地念：“馆—驿—街，嗯，走走看。”
是啊，“馆驿”，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走走看，看有什么名堂。这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现在想想，大约是父亲与我对古典语言共有的一种天生的敏感。“馆驿”，与刚刚脱离的“文革”及当时所处的“改革开放”初期，是多么不合拍的一个特殊名称，它带着古文明的胎记，带着汉文字的神秘感，指向古代，指向了大多数当代人看不清的远方。
“馆驿”让我想到“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门下的冯谖。孟尝君最初将他“置于馆驿”，不甚重用，后来冯谖唱《长铗歌》，吐槽自己“食无鱼，出无车”，终成孟尝君的高级食客，并成功地为孟尝君“买义”薛邑、游说梁惠王任用孟尝君为宰相。著名成语“狡兔三窟”也源于此人。典称“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馆驿”让我想到商鞅。这是一个在生命的最后“驿不得”的可怜之人。他被迫逃亡到边境时，想投宿馆驿，却被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回绝，最终被捕遭车裂而死。
“馆驿”还让我想到杜牧那首名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讽刺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动用国家驿站，千里迢迢运送荔枝到长安。那嘚嘚马蹄声，历久千年，犹自回响我耳畔。
父亲和我就在那沙沙的长铗歌声中，在那慌慌的择路声中，在那隐隐的马蹄声中，像两簇小火，一步一步照亮这根充满神秘感的火柴棒。
许多年后，当我终于在这座城市落户，而所居住的地方恰巧就在馆驿街附近时，就常常想到与父亲共在的那些宝贵时光。现在，这条路只能由我一个人去走了，火柴棒被我一次次孤独地擦亮，一次次映照出父亲那慈祥的笑容、淡淡的烟草气息与略带低沉的声音。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这条街。
这是一根燃烧了六百多年的火柴棒。它最初出现在文字中是一条大道，俗称官道。那是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移于历城，此地始设馆驿，名曰谭城驿。这是传送公文、迎送官员的馆驿，百姓称“接官亭”。
这根火柴棒正式成为一条街，当是在清代。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历城县志》将这一带称“十王殿街”。后来，在馆驿和十王殿之间形成街巷，才统称馆驿街。《续修历城县志》记载，馆驿街“北走燕冀，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
这根火柴棒的东端为英贤桥，西端，也即它的红色磷头，是红瓦坡顶的德式建筑津浦铁路宾馆。我们在说这座建筑的时候，其实应该降低了声调，因为它可是一位业已107岁的历史老人。在这一百多年的时光中，津浦铁路宾馆有很多荣耀的时刻，孙中山、胡适、泰戈尔与徐志摩均曾在此住过。
颇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胡适的济南之行。胡适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下榻于此。而正是在此宾馆中，胡适草拟了会议草案并推动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即《学制修正案》。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深刻的一次变革。它彻底放弃了沿袭自日本的旧学制，转向英美学制，将小学七年改为六年，中学四年改为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即“六三三学制”。说这是中国近代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原点，一点也不为过；说此地为中国近代中小学教育的重要见证处，一点也不会错。
胡适以及孙中山在济南时，也都曾抽时间游览了大明湖。从路线上考量，他们均可能走过馆驿街，只是未曾有确实的文字留下。一条街就是一条街，它平躺着，只供人走来走去，未必非得让人记住它，不像湖山胜景，或以水的形式低下头去一脸娇羞，或以碑、塔、寺、观的形式仰起头来一脸沧桑，让人在俯仰之间流连忘返。一条街，以正直为本分，沉默是它的声音，寂寞是它的命运。
从更大的视野上看去，这条街在现代史上，日本人的铁蹄踏过，国民党的军警皮靴响过，解放军的布鞋丈量过。720米的长度，一部大历史的容量。
而今，我上下班都要穿过英贤桥，脚触馆驿街；我的孩子也曾每日路经馆驿街。每次经过这条街，我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称它为街，实则好似省略了什么。在我眼里，它是一座以直线形式存在的高山，是一条以硬土方式存在的长河。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太多像馆驿街这样的厚重而沉默的街道。它们是一部部耐读的大书，又状如大大小小的火柴棒，默默地燃烧，侍奉着岁月，滋养着时光。它们小到无名无姓，又大到能照亮一座城市、光耀一部历史。
就让我们认真翻开这一部部大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