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波黑战争、阿以争端这类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些冲突的起因主要是领土争端，事实上，在这个争端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冲突根源。
就波黑问题而言，就恰恰是历史上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冲突的一个焦点地区。
宗教信仰的不同，文明体系的差异，导致了相融过程中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更好的理解文明发展的进程，才得以探讨人类进步过程中的文明发展，借此深度理解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以“挑战和应战”来概括整个人类历史之演变，哲学家黑格尔则将人类文明和历史演变看作人类精神发展史。可见弄懂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对于了解现代社会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十多年来，作为专注研究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赵林教授几乎每一年都会给本科生讲授“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化概论”这两门课。
在这个传授的过程中，无论是赵林教授还是他的学生，都会被课堂上提到的希腊文化的和谐之美、罗马文化的凝重之力、基督教文化的灵肉分裂深深的吸引。当讲到哲学上的一些空灵幽邃的精神境界时，又会不由自主地陶醉其中，感动得不能自己。
经过多年的哲学研究，他深刻意识到中国人虽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较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要更透彻些，但在方法论上却依旧落后。
就比如我国近代的文学家章太炎、陈寅格这样的皓首穷经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那样学贯中西的学术泰斗。但倘若拿他们来与黑格尔、马克思相比，则不免失之小小气，显得功底有余而思辨不足。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近代以来的“泛西方化”潮流有关。而“泛西方化”的由来则要追溯到人类文明历史的碰撞与交融。
要知道，在最近的数百年间，当中国的学者们钻进“学问”的象牙塔中研精究微时，西方的学者们却在建构思想“体系”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所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学者们纷纷从西方已有的各种理论体系中去寻找历史哲学的基点。这样的做法很显然会给学术圈带来一股全新的气氛，但也会使得中国史学界陷入理论的混乱。
为了探讨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分野的这一问题，试图从不同的文化模式去解释中国和西方的种种历史现象。赵林教授着眼世界各大文明体系和形态嬗变的宏观角度去研究，出版了《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
全书共分成六个部分，从“文明”的产生背景到工业时代的浪潮，赵林通过对各个阶段的文明解读加以事例的分析，力图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刻理解到——我国现代化道路只有以中国文化特色的方式进行，“全盘西化”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
所以，懂得通过自我批判的方式，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重建精神砥柱，以此作为嫁接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本根，才是中国文化在21世纪振兴的根本。
我们知道，在旧石器时期，人类的主要生活手段是对植物果实的采集和对动物的狩猎。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农耕活动的形成，使得一部分的人走向了定居的生活。
狩猎和以农耕作为当时两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从而也导致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垒、冲突和融合。
在很大程度上讲，我们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文化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因为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所以其人的性格也显得文静柔弱一些；与游牧民族相反，粗陋、简洁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他们性格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暴力。
可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每每游牧民族侵略，农耕民族都可以以柔克刚，巧妙化解。但这个侵略和制服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将蛮荒纳入了文明的范围之内。
其中最为关键的入侵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和对匈牙利、维也纳的数番猛烈攻击，其结果造成了璀璨的希腊文化向西欧流归，从而促进了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
到了15、16世纪之后，零星分散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对实力雄厚的农耕世界构成威胁，它已经不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存在了。
于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矛盾就开始让位给了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泛西方化”浪潮。至此，世界的历史才真正拉开了序幕。
15、16世纪是欧洲的舞台，工业时代开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体化过程。
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远超过以往一切历史时代的总和。无论是在物质成就或者精神成就，都成为了近代西方社会的模范和范本。
工业时代的伟大变革，也使得西方基督教社会从一个不够完善的文明体系迅速转变为一个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独领时代风*的文明体系，取得了有别于其他文明体系的绝对优势，从而也为之后的全球“泛西方化”埋下了扎实的基础。
这个不可抗拒的“泛西方化”潮流一方面在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基础上把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使得人类历史第一次真正地超出了国别史和区域史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使得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北宫工业化和殖民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
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更是成为了“泛西方化”的催化剂。
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来推行帝国主义，试图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巨额利润的时候，这个暴力的过程被迫让非西方世界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被迫接受西方化。这种强势更替的结果，带来的却是后来更大的文明冲突和文化进步的阻碍。
如果说近代化是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传播和扩散的历时性过程，那么现代化则是一个各国家、各地区立足于自己文化土壤共同发展的共时性过程。
当“泛西方化”终于结束之后，非西方国家终于有机会立足世界开始新的文明进化，他们终于可以摆脱西方化的阴影，重新梳理自己的文化形象。
但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
近年来，中国民间和官方弘扬民族文化呼声迭起，伊斯兰教世界伊斯兰的复兴，印度传统宗教信仰的情感高涨，东欧诸国的民族矛盾激化等等，都表示了非西方国家对找寻自己传统根基，重新建立新的精神支撑点之迫切。
赵林教授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决心从源头出发，为国人或者其他还活在迷茫中四处找寻根基的国家，试图指明一条全新的方向——只有在激进和保守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更新中传承，在传承中更新，才能在全球性的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中建构成一个新的文化精神变革。
要知道，单纯的传统文化复兴并不能成为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出路，时下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复兴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现象。
21世纪，人类社会的文明精神必将会出现一个多元化的格局，但矫枉过正的反拨并不能成为寻求符合自己民族文化特点的正确方法，新时代的文明追求的是现代化，而不是“非西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