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是美国一名贫穷的单身母亲，她的贫困是继承来的，而意外*让她完全陷入了窘境——学业被迫中断，男友并不打算抚养孩子，还对她实施家暴。但她实在不愿放弃这个孩子，只得通过辛勤劳动换来微薄工资，尽力抚养她，并努力让自己站稳脚跟。
同时，兰德还要时刻遭受他人异样的眼光，忍受社会将她假定为一个无法自律、浑浑噩噩的人。在《女佣的故事》中，兰德用文字记录下她的挣扎。
《女佣的故事》
[美]斯蒂芬妮·兰德 著
孟雨慧 译
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
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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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女佣的故事》）
我的女儿是在一间收容所里学会走路的。
那是六月的一个下午，就在女儿满一周岁的前一天。我坐在收容所里那张破旧的双人沙发上，端着一台老旧的数码相机捕捉下她迈出第一步的身姿。只见米娅努力地蜷曲脚趾，尽力保持平衡。她顶着一头卷卷的头发，穿着细条纹的连体宝宝衣，棕色的眼睛里倒是充满了坚定。透过镜头，我清楚地看见她脚 踝处的褶皱，肉鼓鼓的大腿，还有那圆滚滚的肚子。她嘴里咿咿呀呀地朝我走来，光着的脚丫踩在瓷砖地面上。成年累月的污垢深深嵌进了地缝里。任凭我拼了命地刷洗，却始终刷不干净。
房屋管理局将城镇北边的一间小屋分配给了我们这种无家可归的人，人们可以在里面住 90 天，而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接下来，我们就要搬到过渡住所去了——在一栋水泥地面的破公寓楼里，权当一处临时住房。可就算再“临时”，为了女儿，我还是尽全力将这间小屋打造成了一个家。我给这张双人沙发铺上一条黄色床单，不仅是为了让惨白的四壁与灰蒙蒙的地板增加几分暖意，更是想给这段黑暗的时光平添几丝明快与欢欣。
靠前门那儿的墙面上，我挂了一本小小的日历，上面标满了与社工的预约信息，我能向他们所在的机构组织寻求帮助。我找遍了所有地方，窥探过每一间政府援助住房的窗户，站在长长的队伍里，和那些拿着乱糟糟的文件来证明自己身无分文的人排在一起。为了证明自己有多穷，要办的事情排山倒海一般向我压来。
这里不太允许我们接待访客。我们有一袋行李。米娅有一小篮玩具。架子上放了一小摞书，正好隔开了生活区和厨房。我把一张圆桌固定在了米娅的高脚椅上。还有一把椅子，我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看女儿吃饭，一边喝着咖啡来抵消腹中的饥饿。
《女佣的故事》英文版封面
我瞧着米娅迈出她人生中最初的几步，竭力忍住不去看她身后那只绿盒子。那里面存放着我与她父亲争取抚养权的法律文件。我逼迫自己将目光锁定在米娅身上，向她露出微笑，表现出一切安好的样子。假使我调转镜头，恐怕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我那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上，我仿佛是另一个人，这或许是我有生以来最消瘦的模样。我干着一份景观园丁的兼职，每个星期要花上数小时修剪灌木，清除疯长的黑莓丛，还要把多余的细小草叶一根一根地摘掉。有朋友听说我急需用钱，有时便让我去一些他们的熟人家里，给人清洁地面、打扫厕所。这些朋友并不富裕，但他们至少还有些家底，可我没有。对他们来说，丢了工作可能意味着日子会苦些，却也不至于沦落到住进收容所的境地。他们还有家人亲戚能掏钱出来救急，让他们免遭厄运。可是没有人会给我们雪中送炭。我只能和米娅相依为命。
房管所的登记表上有个问题，问到我接下来几个月的个人目标是什么。我写道，我将试着和米娅的父亲，杰米，一起努力。我想着要是我能尽力一试，我们就能渡过难关。有时我也会幻想着，要是我们组成一个真正的家庭会是什么光景——母亲，父亲，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将这些白日梦紧紧地攥在手里，就仿佛细索的另一头拴着一只巨大的气球。这只气球会带着我飞离杰米施与我的虐待，以及我独自一人成为单身母亲的苦难。只要抓牢这根细索，我就能高高地飘在空中，远离这一切。要是我能专注于这幅理想中的全家福，我就能将那些糟糕的部分当作是虚假的；仿佛这样的日子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非一种新的现实。
米娅在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双新鞋做礼物。为此我攒了一个月的钱。这双棕色的小鞋子上绣着粉色和蓝色的小鸟。我就像一位寻常母亲一样给杰米发出了一封聚会邀请，仿佛我俩就是一对寻常的离异夫妻，一同养育着孩子。我们来到汤森港（我们在华盛顿州生活的城市）的切兹莫卡公园，在一处可以俯瞰大海、绿草青青的小山坡上摆了野餐来庆祝女儿的生日。人们带着毯子，笑呵呵地坐在上面。我带了柠檬水和麦芬，都是我用那个月剩下的食品救济券换来的。我的爸爸和爷爷坐了两小时的车从城市的另一头来参加这次聚会。弟弟和几位朋友也来了。还有人带了把吉他。我请朋友给米娅、杰米和我拍照。我们三个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实在是太难得了。我希望能给米娅留下些值得回顾的美好记忆。可在照片里，杰米的脸上却挂着冷漠与愤怒。
我妈妈和她的丈夫威廉从伦敦一路飞了过来。也可能是从法国，反正就是从他们当时住的地方赶过来。米娅生日过后那天，他们还来了我们的住处一趟——打破了收容所“禁止访客”的规矩——为了帮我搬去过渡公寓。看到他们的打扮，我不禁摇了摇头——威廉穿着黑色的紧身牛仔裤、黑色的毛衣和黑色的靴子 ；母亲穿着一条黑白条纹的连衣裙，屁股包得紧紧的，下面穿了一条黑色打底裤，脚蹬一双低帮匡威鞋。瞧他们的打扮，更像是要去喝一杯意式咖啡的样子，根本不像是来搬家的。由于我之前从未向任何人展示过自己的住所，在这两个操着英式口音、欧洲人打扮的人闯进这间小屋后，我家被衬得越发邋遢了。
威廉见我们搬家时只装了一个行李袋，似乎很惊讶。他把袋子拎到屋外，妈妈尾随在后。我转过身去看了瓷砖地最后一眼，恍惚中似乎又看见了坐在双人沙发上看书的自己、在篮子中翻找玩具的米娅，还有她坐在双人床内置抽屉上的模样。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能离开这里了。这短暂的一刻让我审视了自己是如何从困境中挺过来的。我再一次苦乐参半地向我们苦难的起始点道了个别。
新入住的公寓楼名为西北航道过渡家庭住房工程。其中有一半居民和我一样，是从收容所搬来的，而另一半是刚出监狱的人。这里的条件确实要比收容所更进一步，但也失去了小屋附带的私密性。在这里，在这幢楼里，我觉得自己的真实面貌统统暴露在了所有人面前，包括我自己面前。
妈妈和威廉跟在我的身后，等着我迈向新家的房门。我使劲转动钥匙，又把箱子放下来，为了使出更多力气开锁。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屋子。“也好，至少这个锁挺牢的。”威廉打趣说。
我们走过窄小的玄关。前门正对着卫生间，我刚好注意到里面的浴缸，我和米娅可以坐在里面一起洗澡。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泡澡的奢侈了。两间卧室在右侧，都有一扇窗户对着道路。厨房很小，冰箱门打开后还会擦到对面的碗柜。我走在铺着大块白色瓷砖的厨房地面上，这和我们先前收容所的地面很像。接着，我又打开了一扇可以通向天台的门，宽度刚好能让我坐在门前伸展双腿。
朱莉，帮助我的社工，在两个星期前就领着我简单地参观过这个地方。上一户在这间公寓里住了 24 个月，这是许可范围内最长的居住时间。“你是个幸运儿，这里刚好空出来。”她说道，“你待的收容所也刚好到期了。”
和朱莉第一次见面时，我坐在她对面，支支吾吾地回答这些问题：我的计划是什么，我要如何为我的孩子提供住所，我取得财政稳定的途径有哪些，我能从事什么职业。朱莉似乎能理解我的慌乱无措，给了我一些如何生活下去的建议。搬入保障性住房似乎是我唯一的选择了。麻烦之处就在于如何找到一间空房。家暴与性侵保护中心的律师会为无处容身的受害者们保留一处庇护所，而幸运的是，房管局提供给我一处私人空间以及稳定下来的门路。
在第一次会面时，朱莉将这张足有四页纸的简章仔细审读了一遍，我只有同意了上面的规定，才能入住他们的住所。
房客须谨记 ：此地仅为一处临时收容所
不是你的家
会不定期要求随机尿检
本收容所禁止访客
无例外情况
朱莉重申，他们会来抽查，确认最基本的家务是否完成，比如清洗碗碟、清理流理台上的食物、保证地面清洁之类的要求。我再次确认了同意这些条款，包括接受随机尿检、入室抽查以及十点钟以后的宵禁；访客非经同意不得过夜，停留天数不得超过三天；一切收入情况的变化必须及时上报；上交的月度清单需详细附上钱款入账、支出的途径以及原因。
朱莉的态度一直很亲切，说话的时候也是笑眯眯的。我欣慰地发现，她的脸不像其他政府办公室里的社工那样，拉长着，总是很不耐烦的样子。她把我当成一个人那样对待。说话时，她会把那缕棕红色的短发别到耳后。可我的思绪却在她说我是 个“幸运儿”的时候猛地一震。我可没觉得自己幸运。确切来说，我确实是心怀感恩。可要说我“幸运”，绝不是。我要搬去的这个地方，那里的规则条条指向“我可能是个肮脏堕落到把自己的生活搅得一团乱、需要强制宵禁和验尿来管制的嗑药鬼”。
身无分文，穷困潦倒，这一切看上去如同一场缓刑——因缺少活路而获罪。
作者斯蒂芬妮 • 兰德（Stephanie Land）
威廉、妈妈和我不紧不慢地把东西从我借来的小皮卡上搬 到通向二楼住所的楼梯口。在搬进收容所小屋前，父亲替我弄到了一间存储仓，现在我们把里面的东西都取出来了。妈妈和威廉穿得太讲究了，于是我给了他们两件 T 恤，可他们没要。从我记事起，妈妈一直都是胖胖的模样，只有和爸爸闹离婚那会儿她才瘦下来。她把减肥成功归功于阿特金斯食谱。可后来爸爸才发现，她突然兴冲冲地跑去健身房并非是为了塑身，而是有了外遇。她生出了一种新的渴望，迫切地想要逃离妻子、母亲身份带来的桎梏。妈妈的转变是一次宣告、一次觉醒，她发觉为了家庭已经牺牲掉了自己一直以来想要的生活。在我眼中，她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那年春天，弟弟泰勒从高中毕业，而父母离婚了。妈妈搬去了一间公寓。那年感恩节，妈妈瘦了很多，还留长了头发。我们一起走进一间酒吧，我看见她亲吻了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人，接着就消失在了卡座里。我觉得尴尬，可之后这种感觉又转变成一种无从悲伤的失落。我想要妈妈回来。
爸爸也在一段时间后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离婚后，他和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在一起了，她还带着三个儿子。那个女人不喜欢我出现在周围。“自己照顾自己吧。”有一天在他们家附近的丹尼斯餐厅吃完早饭后，爸爸这样对我说。
我的父母都往前看，不顾我的感受，把我孤零零地扔下。我发誓绝不会和他们一样，离开米娅，疏远米娅。
我望着如今的妈妈，她嫁给了一个只比我大七岁的英国男人。她的身材像吹胀的气球，胖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感觉她自己都被这副沉重的身体所累。当她站在我身边强操着一口英音说话时，我禁不住地盯着她看。她搬去欧洲已经有七年了，可我见她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搬书搬到一半，她提议要是能来个汉堡就好了。“再来瓶啤酒。”我俩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时，她又补充道。快到中午了，不过她仍在休假状态，这就意味着喝酒的时间要提前了。她建议我们去塞壬——市中心一家有露天座位的酒吧。我的嘴里顿时涌上口水。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在外面吃饭了。
“搬完家我得去工作了，不过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儿去吃饭。”我说。我在朋友的幼儿园里得到一份工作，每周去清洁一次，可以赚 45 美元。我还得把皮卡还了，再把米娅从杰米家接回来。
那一天，妈妈还清理了几个她自己的大箱子——她存在朋友车库里的一些老照片和小玩意儿。她把这些东西作为礼物， 统统带去了我的新家。我带着满腔怀念毅然收下了，把它们当作我们先前在一起生活的见证。每一张毕业照、每一张万圣节照片，她全都留着。有我第一次钓到鱼的照片，还有学校音乐剧会演后我捧着花束的模样。妈妈在台下的观众席里给我打气，笑眯眯地举着照相机。现在，在这间公寓里，她只是把我看作屋里的另一个成年人，一个和她一样的人。而我站在那里，感 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我需要家人。我需要他们在我面前点头、微笑，鼓励我，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
趁着威廉到楼上上厕所时，我靠近母亲席地而坐。“嗨！” 我说。
“怎么了？”她问道，仿佛我准备向她讨什么东西一般。我总觉得她生怕我会问她要钱，但我可从来没向她要过。她和威廉在欧洲过着简朴的生活，把威廉在伦敦的公寓房租出去了，两人住在距离法国波尔多不远的一栋小房子里，他们正准备把它改成一个家庭旅馆。
“我在想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待一会儿？”我问道，“就我俩。”
“斯蒂芬妮，可我觉得这么做不太合适。”
“为什么？”我挺直了背问道。
“我是说，要是你想和我待在一起，那你必须得让威廉也在场。”她回道。
说到这儿，威廉朝我们走过来。他正拿着一块手绢使劲地擤鼻涕。她握住他的手，看向我，挑起眉，摆出一副她为自己能划分好界限而感到骄傲的样子。
我不喜欢威廉并非什么秘密。几年前去法国看他们时，我和威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致使妈妈难过得躲进了车里大哭。这次探访，我希望能够重新修复与母亲破裂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想找个人帮助我照顾米娅，我也渴望有一个妈妈，一个我能信任的人，这个人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我——哪怕我现在生活在收容所里。如果我有一个能让我与她倾诉一番的妈妈，或许她能跟我聊聊我的遭遇，或是让我好受一些，开解我，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失败者。在如此迫切的心情下，奋力赢取母亲的关注何其艰难。所以威廉每说一个笑话，我都会哈哈大笑。在他打趣美国人的语法时，我也笑。我也没有对母亲拗出来的口音或是她高人一等的样子发表什么意见。她现在这副样子，就仿佛外婆没有用罐装水果和人造奶油拌过沙拉似的。
妈妈和爸爸是在斯卡吉特县两个不同地方长大的。西雅图往北走一小时就能到达这个以郁金香花田闻名的地方。他们两家都经历了几代人的贫困。爸爸家扎根在克利尔湖山区的深处，据说他的远亲至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在酿造私酒。妈妈生活在山谷里，那里的农民以种植豆子和菠菜为生。
外婆和外公结婚快四十年了。我对他们最早的记忆就是树林旁小溪边的那辆拖车，他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家。父母白天去工作时，我就和他们待在一块儿。外公会用神奇牌切片面包夹上蛋黄酱和黄油做成三明治给我们当午饭。他们没有多少钱，可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永远都是一副慈爱关怀的模样。外婆会在炉灶上搅动金宝牌的罐头番茄汤，手里还会拿一罐汽水，支着一条腿站着，另一条则高高地折起来，大腿绷得紧紧的，活像只火烈鸟。不远处的烟灰缸里总会有一支燃着的香烟。
后来他们搬去了邻近阿纳科特斯城区的一间屋子，那个住处已经多年无人问津，破败得几乎不适合人居住。外公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要跑各式各样的样板房。有时会带着玩具冲进家门送给我。有些是他觅来的，有些则是他从保龄球馆的抓娃娃机里赢来的。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如果没有住在他们家，我还会给外婆打电话。我总是给他们打电话。在那一盒子照片里，还有好几张我四五岁时站在厨房里拿着一只巨大的黄色听筒打电话的模样。
后来，外婆患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经年累月，这毛病让她几乎不可能和我们正常对话。她开始有了妄想症。上一次我和米娅去看她时，我给她带了一盒墨菲老爹家的比萨，那还是我用食品救济券换的。在我们做客的大部分时间里，画着浓重的黑色眼线、涂着荧光粉唇膏的外婆一直站在外面抽烟。我们不得不等到外公到家后才吃饭。外公到了家以后，外婆说她根本就不饿，还指责外公搞外遇，甚至说他在和我调情。
无论如何，阿纳科特斯保管了我的童年回忆。尽管与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少，我总会跟米娅说起欺骗海峡下的鲍曼湾——一道分隔了菲达尔戈岛和惠德比岛的海湾。我幼年时，爸爸曾带我去那里远足过。华盛顿州里的这个长着高耸入云的冬青树和浆果鹃树的小地方，却成了唯一一个能给我带来家的感觉的地方。我探索过那里的每一个角落，知晓每一条路径，以及洋流的细微变化。我还曾经将自己的名字缩写刻在一棵浆果鹃树橙红色的树干上，现在我依然能一眼找出它的位置。每次回阿纳科特斯看望家人时，我都会去欺骗海峡大桥下的沙滩上走走，沿着罗萨里奥路，经过悬崖上的大房子，一路走回家。
我想念我的家人。不管妈妈在欧洲的哪个地方，每星期还是会给外婆打电话。这令我欣慰，仿佛我还没有完全失去母亲，至少她依然给被她抛在身后的人留了些念想。
斯蒂芬妮 • 兰德（Stephanie Land） 和她的孩子
在塞壬餐厅，午餐的账单送来时，妈妈又叫了杯啤酒。我看了眼时间，在接回米娅之前，我至少要给自己留上两个小时去幼儿园打扫。我看着妈妈和威廉嘻嘻哈哈地闲聊着他们法国邻居的琐事，十五分钟后，终于跟他们说我该走了。
“哦，”威廉挑起眉毛说道，“你是想要我帮你叫下服务员给你埋单吗？”
我望着他。“不是。”我说道。我们凝视着彼此，僵持不下。“我没有钱埋单。”
我理应请他们吃顿午饭的。他们来看我，还帮我搬家，可是他们毕竟是我的家长。我真想提醒提醒他，他刚刚还帮着我从一间收容所里搬出来，可是我没接话。我一脸恳求地望向妈妈。“那啤酒就用我的信用卡付吧。”她提议道。
“我账户里只有 10 块钱。”我说。我的声音越发哽咽了。“那你连你自己吃的汉堡都付不起了呢。”威廉脱口而出。他说的没错。我的汉堡要 10.59 美元。我点了一样只比我银行账户里的钱少 28 美分的食物。我的内心涌动着羞耻。那一天我终于从收容所搬出来了，可那份喜悦顿时荡然无存。我连一个该死的汉堡都吃不起。
我的目光从母亲转向了威廉，接着借口说要用下洗手间。我不是去小便。我只想哭。
镜子中的我骨瘦如柴，穿着件童装 T 恤和一条紧身牛仔裤， 我还把裤管卷上去了，这样就看不出来它其实短了一截。镜子中是这样一个女人——她超负荷地工作着，但没人知道她其实身无分文，连一个该死的汉堡都吃不起。我经常压力大得吃不下饭，每次只是看着米娅一勺一勺地把食物送进自己的嘴里，她每吞下一口，我都要为她庆幸。我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其他地方则瘦得凹陷下去。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间厕所里大哭一场。
很多年前，想到自己的生活时，从来没想过贫困会和我的生活沾边儿。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而现在，经历了生子和离婚，我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甚至不知道要如何走出困境。
回到座位后，威廉依然坐在那里，他的鼻孔张大着，活像只玩具喷火龙。妈妈靠着他，朝他耳语着，他不同意地摇摇头。
“我能付 10 美元。”我坐下来说道。“好吧。”妈妈说。
我无法接受她居然答应了我的提议。距离我拿到薪水还有好多天。我从包里摸出钱包，掏出卡，把她的钱也算上了。在账单上签完名后，我把卡一把塞进后袋，敷衍地抱了抱她，作为告别，准备走出餐厅。在隔着桌子几步路的地方，我听见威廉说：“真好，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高尚的举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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