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上海监狱内外
——摘自《我的一个世纪》
一、被捕
半夜搜捕 从厦门回沪后,为了能把工厂设法恢复,家务安顿好，革命工作进行得更好些，我照常奔忙。有一天傍晚,我从群益厂回家，正和孩子们吃晚饭时，忽然外面锣鼓炮竹声大作，市民们在庆祝十九路军打胜仗。我也兴奋得放下饭碗，带着孩子们坐上两部黄包车,挂上鞭炮,一路庆贺到11点才回家。回家后，安排孩子们睡觉，正在和暨南大学的学生骆介庵谈论时事,激动兴奋的感情还未平定，突然楼下后门有人叫开门，来势汹汹。我和骆介庵知道有变，包探已经冲上三楼，直进我住的亭子间(是睡房又是书房),法国包探像根柱子一样站在门旁，两个中国包探就拿起电筒到处照射，首先照到书架，其中有一个包探哼一声说:“这些书就足够证明你是反动分子。”
“这些书市上都有出售的,为什么看看这些书就是反动?”我板起脸回答他，心里真气愤，恨不得有手枪把他们打死。
“你这女人的嘴倒蛮厉害的。”他冷笑一声说。
一刹那间，电筒照射到床下，他们像找到宝贝似的狂喜起来。是一包宣传品。我心想送来的人事先不告诉我一下，藏好它，
“哈哈!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这时候我虽然激愤得无以复加，但心里却很镇静。两个包探和那个法国人在门外不知说些什么话,随后就一个扮红脸，一个装白脸地对我进攻了，扮红脸的像条疯狗一样，厉声叫着:“把她带走!带走!”我说:“走就走。”
“你还要嘴硬?”举起手就给我两记耳光。“交出你的共产党党羽。”
“我不是共产党，哪里来的党羽?”
他转身问骆介庵:“是你拿来的吗?”
“不是。”骆介庵回答。
“你们是同伙吗?”
“不是，”
“那你知道这包宣传品是哪里来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们知道。”
“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我是暨南大学的学生,来探望她们，她们要出去放鞭炮庆祝打胜仗，我同她们一起去了，刚刚回来。”
"胡说，你们都是同党。”
这时，那装白脸的就把我拖到洗澡间，把门关上，假惺惺地说:“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个共产党员，还有皮大衣、钢琴呢。你赶快拿出二千元,我们就把这包宣传品替你烧掉。"我说:“钢琴是租来的，皮大衣就只一件还是旧的，也不值几文，我没有钱，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他又说:“你不要这样硬、你犯的案子不小，判刑不会轻的。你的处境很危险，若不肯出钱了事，进牢后那种苦头你是受不了的。”最后，他讲来讲去，把价钱降低到六百元，并说只要开张支票就行。我仍然没有答应。一则实在没钱，再则恨透了这些奴才走狗，为什么要给他们钱呢?于是，白脸火了，把我拉出洗澡间。
我临走时，去前楼看了一下正在酣睡中的孩子;我叫醒国琼，她翻身跳起擦着眼睛,抬头恐怖地看着我和包探，我把书桌抽屉内仅有的十九元交给了她做家用并且关照她去隔壁找张殊明，一道去聘请那位在法捕房里有势力、而且专为进步人士辩护的律师陈志皋做我的辩护律师。
吃了炸弹的群益纱管厂，由于重要机器都遭炸毁不能正式开工，只好做些零工来维持职工伙食和-部分薪金开支。此刻，我又即将入狱，只好留条吩咐国琼女送到五马路开设电料商店的表兄张宝记处，请他暂时代理。并让她告诉外公外婆不要担心，好好照顾妹妹。
接着，我把睡着的其余几个孩子再看了一眼，我怕自己的感情会软弱下来，陡然转身就下楼梯。骆介庵也被捕了。
红脸手持名单又去同里弄一家。这家的门锁住了。他们又打开名单，押我们上车来到另一里弄，进亭子间见沙梅伏案正在写什么，红脸包探看看名单，问沙梅:“你叫沙梅吗?”“是。”沙梅答。“你们是同伙。”就这样把我、骆介庵、沙梅同时逮捕到法租界捕房临时监狱。这是1932年3月4日的深夜(大约是这天)。
法租界巡捕房 来到捕房门前停住，分别关押。我被押在办公室。当夜我躺在沙发上。次日黄昏尚无动静，我走近窗口眺望长空，正是夕阳西斜，彩霞迷人。而自己身陷囹圄，真急死人。突然，门开了，红脸、白脸都进来了。
“坐下，我们谈谈。”红脸照例凶狠狠地威胁说:“你们都是同党，快把党羽交出来，就送你回家。”
“我不是共产党，哪里来党羽?”
“他俩个呢?”
“他二人也不是共产党。”
“那你们为什么要搞这些宣传品?”
“为了爱国。”
“胡说，你不好好说清楚，是不行的。你们这些反动分子，不打不招。”提起手来正想打我时白脸拦住,红脸气冲冲地走了。白脸假慈悲地说:“我看你这种样子，也不像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们一起搞反动活动同样有罪，明白吗?”我看你还是拿出一点钱了事回家，家有老少，何必吃苦?”
“真的没有钱。”
“把你关在办公室，你该明白些，你再不同意,法国包探和刚才那个人都是很厉害的,”“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钱，是没有的。”白脸包探冷笑地说:“不要凶，你上有双亲，下有四孩，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想想，还来得及。”
三天后，白脸包探又来了，问我:“怎么办?想通了吗?”我不吭声。他们没有敲到这笔竹杠，他也火了，嘱咐看守人:“把她送到监狱去。”(这是巡捕房的看守所)
那时候，当局内部正是一团混乱，磨擦得厉害,对待政治犯在表面上放宽尺度，不随便横施暴戾。大概是这些原因，没有给我上刑,但也受尽了恶言漫骂和侮辱。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随时都感到生命危在旦夕似的。
以后，继续又逮捕人进来。除政治犯、大盗和*人犯，不关进我这间牢房外，妓女、吸吗啡、鸦片的、小偷、赌棍等什么人都有。经常是七八人一起挤在约两个单人床面积的木台上，连身都翻不过米。三四条有虱子的被，共同搭着盖用。奇怪，我当时并不感觉痒得难过。俗云:“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真是不错。两星期洗一次澡，大家都在一口大水缸里混洗一阵。
色黄里带黑，身穿黑制服,头戴钢盆帽子，黑色皮鞋,肩挎长枪，每日半夜两点左右他上班巡逻。当他来回巡逻的时候，每到我们铁栅栏门前,他总是偷偷地细声劝我进餐,劝我盖被，并鼓励我设法脱险。他说:“太太，你怎么不吃饭?不盖被?你在这里挨饿受冻有什么用处?既然进来了，就得自己保重。洋铁罐里的一点点菜和黑米饭，虽然难吃总比挨饿好。蓝布被盖虽然有虱子又臭又脏，总比挨冻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安南巡捕，中国话说得好，我听了这些话很是感动，特别是最后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日后我饭量逐渐增加了。
我慢慢觉察到那位安南巡捕确实是个善良的人，我就隔着铁栅栏门开始和他对话，并请求他做我和家人的交通员。他答应了。每次我都是用他给我的报纸边边或者黄草纸写好条子，由他偷偷地送给国琼女。
律师的敲诈 有一次，安南巡捕给我一张小条，并且告诉我:“你的大女儿(国琼)被陈志皋律师和提你的两个包探包围在陈律师的办公室。陈的家人也在旁，说你的案情严重，要你大女(国琼)拿出三千元才肯把你营救出来。如果现在手头没有钱，可以打电报给父亲或者南洋华侨，或者南京政府里的要人戴季陶，又说戴季陶是你大女儿的干爸爸，不然，说你可能被枪毙。”他又接着告诉我:“你的女儿年纪虽小，却很聪明能干。她回答他们说母亲自从和父亲分开后，就和这些人不来往了，对于母亲这案子他们这些人不会同情的，我也不愿意去求他们。母亲如果被枪毙了，我就带三个妹妹去跳黄浦江!钱，说什么也没有!”
我听完安南巡捕的话，便拆开看他偷偷送来的小条子。这纸条是国琼女写给我的，信内这样说:“亲爱的妈妈，您好,我们都想念您，望您保重身体。陈志皋律师找我到他写字间去谈话，他和两个包探逼我一定要拿出三千元，我拒绝了。结果我在无可奈何中，答应付六百元诉讼费，签了字。他说要我们把这笔钱完全付清才能开庭，我已经设法付了他二百元，其余的钱没有办法，怎么办?”
我看完信条，大吃一惊，原来陈志皋这个人披着进步的外衣，以所谓“左倾”的面貌出现，真不知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欺骗?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看问题要怎样从现象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什么是阶级观点;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这是一次深刻的政治课。
难友义助百元有天下午，在照例打开铁栅栏门放我们出去洗脸的片刻间，说也奇怪，我一点也不害羞地、开门见山地问那些脸面生疏的人说:“你们哪一位有钱借给我，我的律师陈志皋公费不付清不肯出庭，他是捕房里吃得开的人，他不出庭开庭就会老是延期……”我话未说完，有位姓石的四川人马上慷慨答道:“我有!我有一百元邮局汇票，藏在裤带里没有被抄出，拿去吧!”他说完，毫不犹豫地就把汇票递给我了。于是，我写了一封简单的信给陈志皋，内容是:公费六百元并不少,目前，我家四方设法才凑到二百元，现再附上汇票一百元，余数一俟释放就付清。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来日方长，请你帮助……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他不要再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开庭。这信和一百元汇票是请安南巡捕转交给国琼的。一方面，又嘱国琼女和友人另外聘请律师吴经熊。那时候，吴正在南京为孙科起草“宪法”不能来沪，他代请了俞承修(据说曾任过上海法院院长)，这位俞律师很出力。
石某在这样情况下，慷慨解囊将仅有的一百元帮助一个陌生人，虽然他是同情同样遭遇的落难人，但世上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何况，冒着风险助人更是凤毛麟角，这是证明一个人的品质和为人之道优劣的分水线。石某的强烈的同情心，令人十分感动!惜因当时在仓促之间，我无法问清楚他的名字和住处。无法报答，非常遗憾!祝愿他还健康地活在人间!有天午夜，安南巡捕偷偷地告诉我:“我从内线打听到，你大概要被判五年，那你家里老人、孩子怎么办?听说孩子的父亲要把她们抓回四川了。我看你还是设法脱险吧!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我考虑两天后，觉得硬拼对革命、对孩子前途都有损无益，还不如设法脱险为上策。决定听从安南巡捕的建议，设法活动，贿赂内线。安南巡捕就很热心地介绍了姓刘的大块头(名字忘了)，一个在捕房内很活跃的人。通过他把上自法租界捕房有权势的律师费席珍,下至各层比较重要的人，都贿赂到了，总数约二千八百元，费席珍是五百元，讲好出狱付款。刘作担保人。在这些人看来，由于我的社会关系，只要我愿意开口，这点款子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刘才愿意作欠款的保证人。
薛华立路监狱 正在这时，捕房当局忽然把我押解到旧法租界薛华立路大监狱去了。那位安南巡捕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到现在还铭刻在心。不知他后来有无因为我许给的贿赂落了空而受到捕房的处分。这位异国朋友，不知现在何处?当时的安南就是越南。越南在当时被法国侵略,沦为殖民地，估计这位安南巡捕是进步分子。
到了薛华立路大监狱(现名建国中路，监狱改名上海第二看守所)，这里房间小得仅够两人住，吃睡都在地下，大小便都在这房间里。监狱长是女的，长相不难看，但是一副凶相。据说对政治犯是客气的。这里管束得更加严厉，从早到晚，鸦雀无声，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听到几声“克喔咯啷”。守狱人照例是把铁栅栏锁打开,于是大家出来坐在门前水泥地的过道上吃饭，一排人中有人吃不完的，大家不怕凉不怕脏，争着把剩饭剩菜拿过来，用布片包好饿时再吃。我也拿过两次，活像一群哑巴叫花子。这里处境比捕房还要艰苦，在捕房里有时还可以隔着铁栅栏门高声说话和另外栅栏的人通气，还可以通过安南巡捕知道一些里外的消息。此地则稍有触犯一点规章就要挨打受骂。不是贿赂了吗?为什么反而进了正式监狱。不懂!估计受贿的人有意这样做，免得让人家疑心。当时，我深深体会到:捕房就像一座人间魔窟，牢狱则活像一座人间地狱。
某天，突然来张传票，通知开庭日期。我从牢狱走到法庭，看到我那好久不见的父亲和孩子们都站在法庭门口。当时，还有中国公学学生刘良，还有小张先生和其他友人，青年们也都愁容满面地站在那里等候开庭。被一层惨淡阴云笼罩着的大女国琼偷偷地找了个机会和我讲了几句话，然后望着我不敢再作声。我因怕感情突破理智的防线而丧失意志的尊严，立即转回到“一切听便”的境界。所以，在这样惨淡情景下，我倒沉着镇定了。
我见有关此案者共有五六人，他们站成一排。
贿赂、释放 我知道陈志皋是不会为我出力的，而俞律师是中途搭手的，怕他得到的材料不全，所以一开庭，我就滔滔不绝地替自己讲了一番,也是有意地把材料暗示给俞承修律师，让他好辩护。果然，俞律师根据我的讲话，他为我辩护得非常好。原告包探因为没有敲到竹杠，在庭上对我的句句话都顶得很厉害，还胡说八道。捕房律师费席珍则没有开口，我也就胸中有数了。不一会儿，法官宣布退庭。
退庭时，我朝着站在旁听众人间的父亲、国琼女，举手飞吻，旁听席上顿时所有听众激动得几乎哗然。事后，友人告诉我，当时国琼一进开庭的候审室，就往椅上一躺仰头久久不语。啊!十六七岁的姑娘…
过了好几天，最后判决我是“政治嫌疑犯”，取保释放。我就这样度过了从监狱到释放的四个多月不算短的黑夜。当时为我担保的是一位福建人石霜湖医师。对石先生的胆大义助，一直铭记在心。
谁料，这件事后给我带来了一连串的苦难。尤其是双亲，为我长期失业，一家人生活无着而忧愁成疾，先后逝世。
那时国民政府内部互相倾轧，十九路军仍在闸北抗口，尚未撤出昆山。蒋介石和十九路军磨擦;宁方与粤方磨擦;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冯玉祥等闹得一团糟。南京政府群龙无首，蒋将各部院暂移西安，召开国难会议(其实是变相逃难)。蒋一方面用军队压制十九路军，一方面利用汪与政学系拉拢桂系对抗广东派，同时利用汪与政学系亲日的关系对日投降。上海警备司令戴戟是十九路军方面的人，公安局长是孙科方面的人，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故无心去管防共的事情了。南京政府所有一二等头子都忙于鬼打架的事，弄得下面专责防共的小头目也无心“搞专业”了。对法捕房及法院办理政治犯的事，更不加以注意了。所以，法捕房人员才能随便受贿草草了事。否则，即使不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也得吃上好几年官司。这是当时朋友们的分析推测。
二、赴杭州避风
带三孩躲杭州出狱后才知道，国民党会同法租界捕房事先早有布置，趁庆祝十九路军打胜仗的机会，来一次总搜查。分头派人拿了名单去各里弄抓人，据说连抓几天。由于当时我所允给法捕房的二千多元贿赂不过是张嘴上空头豆票。哪里来这笔钱呢?所以不敢回家，就在浙江大戏院对面小惠中旅馆楼下，开了一个小房间，换下一身虱子衣履，请石霜湖医师给我医治在狱中得的风湿疾病。并向国琼女向及家中一切和群益工厂情况。国琼女告知:“妈妈人狱后不久，家就搬到福履理路(现名建国西路)资敬坊一号。因为那时再在花园坊住下去，对家人安全都极不利。妈妈委托张宝记舅舅代为结束群益工厂。他闻妈妈犯案严重，要枪决的。他就想把工厂改为其他行业，但工人们坚决不同意，反而要他把被炸的机器和余货快点出售.先营救董先生出狱后再说，工人们并说:她家里老小的生活也该接济。但是一直不见动静。家里六口人的伙食无处可求，又无值钱的东西押卖，外公、外婆和妹妹们老哭。不过妈妈不要担心，总不会饿死的。我要分出些时间，当家庭钢琴教师。”说着，母亲进来了,“阿媛啊，让你吃了苦，那包宣传品为什么要放到你有两老四个孩子的家里来呢?”她老人家喘口气，又说:“要是你不出来，我们老小六人怎么办?”“妈妈!不要这样说，我不是出来了吗?让你老人家着急。”
我想躲避一下受贿的人，气还未喘定，当晚8时左右，四川人张进之来告知:据他朋友赵伯中的父亲(法捕房的检察长)说，又有什么案子牵涉到我了，又说孩子的父亲将派人来沪接他们回四川了,叫我赶快躲开。我在层层黑云的重压下,当晚 11点钟左右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把国琇、国瑛、国璋三个孩子从务本小学校睡梦中硬请假接回来,立刻就搭火车去杭州.住在西湖凤林寺旁的“陶社”隐蔽。这是1932年夏天的事。
这张照片是在上海解放后，与国瑛女在杭州合影，现在是杭州饭店的基地，一部分便是“陶社”原址。
到杭州后，接到国琼女和友人们的信说:“我们走后，法捕房来家里勒索钱的人有好几个。姓刘的大怒，说他上当了。陈志皋律师则逼着大女交出租来的一架钢琴，抵作余欠的三百元诉讼费，幸亏国琼女的一位青年朋友谢涛(他的哥哥军界有些势力)挡住了。家里被闹得一塌糊涂。因此，又偷偷地搬到辣裴德路(现名复兴西路)桃源村了。好久以后，友人(姓名想不起了)又来信告诉我:法捕房费席珍说，关于他的五百元，叫我不必再放在心上。据我推测，这个人很聪明，我想他觉得我既已出狱，钱又逼不出，落得送个人情。
在陶社给孩子们补课西湖“陶社”是纪念辛亥革命烈士陶焕卿(又名陶成章)的纪念馆。他是辛亥革命光复会的*之一，当时与黄兴齐名，威望颇高，秋瑾、徐锡麟都归他领导。民国元年，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害。传说因与陈英士有关系，陈请蒋介石派人将陶暗*的。
我们去住的时候,“陶社”已经破落不堪，无人过问，那里环境很幽静,可惜房子却像破庙。可是，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世外桃源”了。
从我被上海法捕房关押、人狱至避难杭州陶社，共一年半时间。这时期，双亲在内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费用，全靠十六七岁的国琼女在上海教钢琴维持。她按月汇到陶社三十元。在旧社会里有句俗话: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当时若无国琼女的辛勤劳动维持，真是不堪设想。国琼女除在经济上维持了家庭的生活外，还照顾了三个小妹妹，老友白薇曾对大明儿说:“国琼是你们家的功臣。”我在此向国琼女敬礼!
上海狱中敬儿
晴天霹雳霍雷声，双老幼童饥寒深。
琼儿十六母囹圄，挺身卖艺助亲人。(卖艺系教钢琴)
一九三二年秋初
我们在那里的生活非常简单，伙食只要能饱腹便行。我每天除洗衣、烧饭，做些日常生活琐事外，就是给孩子们补习小学课程和阅读书报。同时自己医治在监狱里得的风湿症。还经常带孩子们到凤林寺湖边乘凉闲坐。有时候孩子们在湖边看见卖香瓜的，回头看我想买个吃，我装不知道，有时看孩子实在可怜，偶尔买几个。她们破鞋烂衫，简直像无家可归的一群小流浪者。我们虽然如此生活，却未感到有什么不愉快。因为出狱后,对革命认识更提高了一步，并想到世界上不如我们的人，不知有多少，革命不成功，穷人就无出头日子。孩子们这时倒很高兴，因为过去我天天忙于在外奔波，她们都住校(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住校，本来不合规定，是我向校方竭力请求才特许的),平时母女除周末外,见面时不多。现在天天教她们念书，教她们唱歌，和她们生活在一起，孩子们感到能和妈妈朝夕相处，很是幸福。像这样的生活，后来因我又忙于事务，再无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就这样在陶社躲避了一年多，才又悄悄地回到上海。
返沪后知当时骆介庵也获释放，沙梅被判五年。沙梅在狱中时，我曾拜托许柯同志送去音乐书籍，拜托俞承修大律师设法疏通。最后大概是他自己极力活动之故，减刑三年多释放了。后来，沙梅对我说:“敌人在别人处抄得了名单，造成了一一被捕的。”
我和沙梅经过这件案子成为难友，更加深了一层关系。沙梅一直是不顾寒暑努力于音乐、戏曲方面的创作。他并主张音乐大众化，令人敬佩。沙梅的成功与他的夫人季峰同志温顺、贤能的协助是分不开的，家务子女的抚养教育等一副重担多半都是夫人独担。现在亲爱的沙梅同志已于1993年6月30日在沪病故，噩耗传来后我全家哀痛不已!
三、火车开了，急哑琼女
从杭州回沪后，住辣裴德路桃源村，还不敢公开露面，仍然躲风度日，很长时间生活无着。记得当国琇、国瑛小学毕业时，学校规定要有件班服，我筹划几天，最后还是又拿国琼女的大提琴去押当的钱来给她们各做一件白府绸滚绿色边的班服。因赶做衣服，国琼女代我以家长身份去参加毕业典礼，成了最后到的一个人。孩子回来告诉我:“妈妈，衣服老不送来，把我们急死了。”国琼女说:“她俩急急忙忙穿上班服就上台唱歌了，我看到很高兴。”
为了生活前途，我开始暗中整理群益工厂。可是家务又多，简直忙不过来。孩子们的管教成了问题，不得已除国琼女留在上海继续在音专读书外，其余三个孩子只好忍心送去苏州景海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寄读.记得当国琼女送她三个妹妹到车站时，火车刚刚开走国琼女一着急，嗓子立刻哑不成声，因为她知道这笔路费是七拼八凑得来的。可怜的琼儿，因贫穷而使她幼嫩的心里经常受到伤痛!
景海是教会学校，那时候的学校无论民办、国立，多以营利为目的，一团糟。教会学校学风和生活习惯都比较好，教学比较认真，管教比较严格，清洁卫生也较讲究，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四、对女儿教育点滴
孩子们进了教会学校条件比较好，但又怕孩子们做礼拜信仰宗教，受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除读书和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外，思想方面由我自己紧紧掌握。我一直把她们当成洁白可爱的“风筝”，自己是放“风筝”的人。因此，我经常买些合乎她们的程度的进步文艺作品给她们阅读,不允许她们看那些黄色书籍。每逢周末、假期、节日便给她们讲解真、善、美的道理，并叮嘱必须事事留心，以及懂得日常生活。有劳动观念、学做家务，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还使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叮嘱她们，要努力读书学会本事，能有·技之长才能在经济上独立，在社会上取得妇女地位，才不被人欺负。常以鸦片战争以来，国家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百姓叫苦叫难的种种例子给她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有次我举例说:你们知道外滩公园大门上挂牌，牌上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吗?这时孩子们齐声喊“打倒帝国主义!”培养她们有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有次我特意让国瑛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她回来说:“当她到达南京时下关城门已关紧，她在城门脚睡着了，天亮才进城的。”那时她才十二三岁，我听后很心疼她!
为使她们建立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世界观,让她们多接近进步人士。
记得在1931年7月间。有次鲁迅先生在上海环龙路(现南昌路)一幢小洋房的二楼暑期学校演讲，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这篇文章先登《文艺新闻》，后载《二心集》)，我带四个女孩同去听讲，明知她们都听不懂，目的是让她们在这进步思想的气氛中接受些熏染。记得当时孩子们抢在最前第一排长椅座坐下，脚都不沾地。
转瞬间，鲁迅先生进来，鲁迅先生有黑胡子、瘦瘦的,穿件灰色中式长袍，在台上站着含笑地说:“这样小的孩子(当时除国琼在念中学外，其余都在念小学)也能听得懂吗?”孩子们听着乖乖地赶快退到最后一排座位。回来的路上，不懂的地方就向我问七问八。
有次,友人送来两张苏联电影票,是有名的《伏尔加河船夫曲。我特意带国琼女同去四川路电影院看了。当见船夫们骨瘦如柴、破衣烂衫,大家驼着背,弯着腰,低着头,肩负手拉一根大粗绳,拖着大船沿着河边,迈着沉重的步子,口里不停地哼着;哎哟! 哎哟!大家一起用力拉哟!用力拉哟!我俩热泪盈眶。回家后，心情难以平静,久久不安,--贫富如此悬殊!
我怕孩子们不成器，对她们的教育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
有时我指导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内方外圆,即是内在要光明正直;处事宜感情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妥善方法处理，不要主观，切忌任性……。否则，效果差，甚至失败。并注意急事缓办，缓事急办，意在急事三思而行免错，缓事往往易忘，故宜急办。我又告诫她们说,古云:“我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人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俗云千里送鹅毛，礼轻人义重，虽点水之恩，亦切莫忘记。
上海是光怪陆离，万恶丛生，冒险家乐园的社会,我经常战战兢兢，生怕“风筝”断线。有时即使出门一两天，在火车上也要写一二封信，在信中教导她们。往往在半夜里睡醒，忽然想到什么，也要起床写信指点开导。
上海是人鬼社会，自有锦江后，我必须和社会人士交往。凡属进步人士欢迎来家，余皆约在锦江会晤，以免孩子们沾染社会恶习。
我亦常常对她们说:“你们之中若有一个不听我的教导,走上不正确的道路，我绝不会饶恕。”我管教她们是既严又慈。
总之，我对她们的教育，就像关心她们的健康一样，只要认为可以增加她们身上抵抗毒素的，就尽量地塞进她们的脑子里，只要认为可以添补营养的，就尽量地填饱她们的肚腹!我就这样对女儿们时时刻刻地关心爱护，多年如一日。在生活小节上，绝对让她们自由发展。至于有关原则性的问题，我无论如何也不放松，总是细心严格地加以教导。常有人问我，“你喜欢哪个女儿?”我回答:“谁有困难，就同情谁，帮助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