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许多传统工人被机器取代，大量失业，高失业率诱发高犯罪率，穷人常因窃盗等小事被关进监狱，结果监狱人满为患。怎么办呢？当时欧洲启蒙思想蓬勃发展，人道主义逐渐盛行，对犯人处于重刑面临很大压力。为此，英国政府宁可将中轻罪犯人流放，也不愿对犯人处于重刑。
最早，北美是英国流放罪犯的主要地方，许多英国罪犯被送往美洲垦荒。当时，美洲人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深恶痛绝，但是没办法，英国是宗主国，它说了算。1776年，美国获得了独立，不再接受来自英国的罪犯。英国人没办法，只好在泰晤士河上弄了一批废船，用来关押罪犯。时间一长，罪犯越来越多，逐渐人满为患，据说最多时有十万之众，社会日益感到不安。再后来，英国没有办法，就决定将犯人流放到澳大利亚。
从英国到澳大利亚，遥遥万里。英国政府为了方便省事，便把运送这些犯人的工作“外包”给私人商船，由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从英国往澳大利亚大规模运送犯人的工作。刚开始，英国政府在船只离岸前，按上船的犯人人数支付船主运送费用，船长则负责途中犯人的日常生活，负责把犯人安全地运送到澳大利亚。
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由一些破旧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也没有多少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致使船仓拥挤不堪，空气浑浊。私人船主在船只离岸前就按人数拿到了钱，对这些犯人能否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大利亚并不上心。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追逐暴利，千方百计虐待犯人，甚至故意断水断食。
几年后，英国政府惊讶地发现，运往澳大利亚的犯人在船上的平均死亡率高达12%，其中有一艘船运送424个犯人，中途死亡158个，死亡率高达37%！鉴于犯人的高死亡率，英国政府决定向每艘运送船只派一个政府官员，以监督船长的运送行为，并给随行官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手枪。同时，还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甚至还给每艘船只配备了医生。
上述措施实施的初期，船主的虐待行为受到了遏制，政府官员的监督好像有效。但是，事情很快就发生变化了。长时间远洋航行的险恶环境和金钱诱惑，诱使船长铤而走险。他们用金钱贿赂随行官员，并将不愿同流合污的官员进行迫害、甚至扔到大海里。据说，当时有不少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不明不白地死亡。面对险恶的环境和极具诱惑的金钱，随行官员大多选择了同流合污。于是，监督开始失效，船长的虐待行为越发变本加厉……面对新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新办法。他们把那些私人船主集中起来进行培训，教育他们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要他们珍惜人的生命，认识运送犯人的重要意义（即运送犯人去澳大利亚，是为了开发澳大利亚，是英国移民政策的长远大计）。但是，情况仍然没有好转，犯人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后来，英国政府发现了运送犯人的制度弊端，并想到了巧妙的解决办法。他们不再派随行监督官员，不再配医配药，也不在船只离岸前支付运费，而是按照犯人到达澳大利亚的人数和体质，支付船长的运送费用。这样一来，那些私人船主为了能够拿到足额的运费，必须在途中细心照料每个犯人，不让犯人体重少于出发前。若是死了一个犯人，或者犯人的体重减轻，英国政府都会少支付一些运费。
据说，有些船主还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尽可能地让每个犯人都能健康地到达澳大利亚。有资料说，自从实行“到岸计数付费”的办法以后，犯人的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的船只甚至创造了零死亡记录。
故事启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企业中，类似的情形和做法也很常见。
在这个案例中，英国政府类似企业中的老板，是雇主；船主类似职员、雇员，形成雇用关系。在这个雇用合作中，先后我们看到了四种制度安排：
第一种制度安排：简单雇用关系。雇主找来了雇员，向其简单委派了工作任务，但是对工作要求和目标并没有详细明确，只明确要负责把犯人运送去澳大利亚，但其它具体要求不明确，而且薪酬支付和工作结果只是简单挂钩，即按上船人数计算，跟其它工作结果指标没有挂钩（真有点接近预付款的方式）。其结果是：船主为了牟取更多利益，不顾犯人的死活。每船运送人数过多，生存环境恶劣，加之船主克扣犯人的食物，使得很多犯人在中途就死去。更残忍的是，有的船主一出海就把犯人活活扔进海里。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导致，船主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由普通商人变成了坏人。
第二种制度安排：制定工作标准 执行监督。为了遏制船主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不良行为，英国政府制定了明确的工作要求，即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甚至还给每艘船只配备了一个医生，同时还增加监督职能，向每艘运送船只委派了监督员，并配置了先进的监督工具——当时最先进的手枪。这种制度安排起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效果还比较明显，但是，随着船主对这种制度的熟悉，船主很快找到了相应的对策，即对监督官员威逼利诱，最终导致监督官员被收买，官商勾结，合谋图财害命，英国政府运送犯人的花销增加了不少，但不仅没能遏制主船主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不良行为，而且还导致不少普通官员变成了腐败官员。——真是费力费钱，还不落好啊！企业在管理员工时，类似这种做法的企业或者案例比比皆是，企业花了很多的管理成本和管理费用，但是管理效果却不太理想，甚至很不理想。
第三种制度安排：道德教育，文化引导。在“工作标准 执行监督”的制度不够理想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增加了对船主的道德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义，希望通过培训和文化教育来引导船主改变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不良做法。但最终结果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这种做法在企业界随处可见，也是很多老板非常推崇的一种方法，这些企业往往都热衷于企业文化建设、热衷于对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和培训，《把信送给加西亚》、《没有任何借口》等书在我国之所以能如此受老板们的推崇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
第四种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将船长的利益与“犯人安全到达”的政府需要相结合，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即按照犯人到达澳大利亚的人数和体质，支付船长的运送费用，将“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船长，变成了好人——制度学意义上的好人。这些船主在途中细心照料每个犯人，有些船主还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尽可能地让每个犯人都能健康地到达澳大利亚。而且英国政府不用委派监督员了，也不用再配医配药了，不在船只离岸前支付运费，费用支付时间延后了，运送犯人的成本和费用也下降了——真是省钱又省心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四种制度安排是一种既简单又好用的制度，是企业应该努力追求和鼓励的，虽然采取这种做法的企业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未来会越来越多。很多企业希望能有即简单又管用的制度，但是它们却不知道是什么制度，正在苦苦求索。
关于人性善恶，我国很早的古代哲人就在辩论了，比如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几千年过去了，至今无一定论。在管理学里关于人性的讨论也很多，出现了X理论、Y理论、超Y理论、Z理论等，最后发现人性善恶很难说清楚，唯一靠谱的还是“制度”。好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好制度能够自行“区别真伪”，自行提供让人们诚实守信的引导与激励。
对于好制度，即使有胆大包天之徒创红线，办坏事，但也毕竟是少数，不能成为气候。可是坏制度，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是最可怕的。企业在制定、加强和完善各项制度时，应当着力于增强制度的约束力，以期实现或者接近依靠制度使“好人不会变坏”、“坏人干不成坏事”的目标。
